|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它丰富多彩的内容，深邃博大的思想，以及卓越的艺术成就等等，影响了后来许许多多的作家，巴金则是其中成绩突出的一位。巴金在创作《激流三部曲》时，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场景描写等方面，都对《红楼梦》进行了借鉴，不少研究者都指出了《家》与《红楼梦》的相似之处。吴定宇先生总结说：“巴金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实质上是《红楼梦》怎样为后来的家庭题材创作起典范作用，以及现代作家又如何从古典文学遗产中吸取营养、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以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的问题。”①但“巴金是一个作家,而不是一个皓首穷经的红学家”②，他不像红学家那样对《红楼梦》进行一字一句的考证，而是以一个作家的方式对《红楼梦》的艺术精神作了继承和发展，在《家》中，则主要表现在对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高氏三兄弟与宝玉形象的关系上。 在阅读中，读者很容易将《家》和《红楼梦》这两部小说联系起来，里面的场景、人物，也可以一一对照。高家俨然就是一个荣国府，由高老太爷可以想到贾母，由鸣凤可以想到鸳鸯，由梅可以想到黛玉，由珏可以想到宝钗，等等。但巴金不是一味的模仿继承，更多的用时代的旋律，让《红楼梦》有了新时期的韵味。 有研究者这样说过：“贾宝玉一角在《家》中则分化成了觉新与觉慧兄弟二人，他们分别在爱情婚姻与异端精神方面与宝玉类似。”③笔者认为在《家》中，高氏三兄弟分别表现出了宝玉不同的三重性格：觉新体现了传统与顺从，觉民体现了矛盾，觉慧则体现了激进和叛逆。 一 三重性格的体现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很多人的眼睛里是一个叛逆者，是对封建礼教的叛逆，但这只看到了其中之一面。贾宝玉身上体现得更多的是对传统的顺从，父母之言、家庭之利对宝玉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巴金先生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家》中以觉新的形象来具体表现。巴金在《家》中介绍觉新时这样写道：“他的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便是他的父母也在暗中庆幸有了这样一个‘宁馨儿’。”听说自己的婚事被决定后，“他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他只是点头，表示愿意顺从父亲的话。可是后来他回到自己的房里，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的幻梦而哭。”后来与珏成亲时，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他满意了，在短时期内他享受了他以前不曾料想得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内他忘记了过去的美妙幻想，忘记了另一个女郎，忘记了他的前程。”这些，都与宝玉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宝玉生得“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鼻如悬胆，睛若秋波”，自小就被贾母珍爱。宝玉与觉新一样，在家是备受宠爱，却不能随自己的心意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觉新打算毕业后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深造，甚至留学，却由父母做主，放弃了学业。宝玉则反之，他不愿考取功名，却不得不在家庭的压力下去参加科举考试，承担了复兴家业的重任。为了实现“四大家族”的联姻，宝玉只能在家人的安排下与宝钗完婚。结婚时宝玉虽是浑浑噩噩，心中所想的只是黛玉，但知道所娶的是宝钗后，也只能是叹息而已，且婚后“见宝钗举动温柔，也就渐渐的将爱慕黛玉的心肠略移在宝钗身上。”觉新与珏的婚姻，正是宝玉与宝钗婚姻的影子。这些都说明，宝玉与觉新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宝玉对于觉新的形象塑造有着较大的影响。二人的性格都有怯懦软弱的一面，在婚姻上，他们都爱慕一个女子，却因为家庭的原因，不得不娶了另一个女子；他们都没有自己主宰自己婚姻的权利，都无力去抗争，最后只能接受家庭的安排。巴金在觉新这一形象中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继承，而觉新更为显得懦弱。作为一个受到新时代思想影响的青年，觉新读过《新青年》，能够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变化，但他选择了顺从。 如果说觉新并未觉悟新生的话，觉民的抗婚行动则已经有了由“民”自主的觉悟。在《红楼梦》中，贾宝玉是封建贵族家庭中带有一点叛逆倾向和进步因素的一分子，但他并不反对这个封建家庭。觉民也有一些叛逆，有一些进步，他的叛逆虽然远不如觉慧激进，但他敢于追求自己的爱情，爱上了具有叛逆精神的女子；在受到家庭干预时，他敢于抗婚。比之宝玉，觉民的叛逆更进步一些。 与两个哥哥相比，觉慧将宝玉的叛逆性格演绎得更彻底。宝玉的叛逆被视为“迂阔怪诞”、“混世魔王”，正如同觉慧被祖父称为“脾气古怪”、“胡闹”。他们两人都追求个性解放。宝玉公开指出老师宣传的性理之说不受人喜爱，斥责科举制度培养的是“国贼禄蠹”，他“重自我，轻外物”。在《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中，他对晴雯说：“这些东西，原不过是借人所用，你爱这样，我爱那样，各自性情不同；比如那扇子，原是搧的，你要撕着玩，也可以使得，只是不可以生气时拿他出气；就如杯盘，原是盛东西的，你喜欢听那一声响，就故意砸了，也可以使得，只别在生气时拿他出气。”在宝玉看来，扇子、杯盘不过是寻常之物，他看重的更是人的本身。觉慧也很注重人性，注重人的身体，这些可由高家烧龙灯的事件看出。正如他对琴所说：“你以为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面吗？你以为出了钱就可以把别人的身体用花炮乱烧吗？这样看来，你的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嘞！”这说明觉慧在人性化方面比觉民更进了一步。宝玉和觉慧最直接的追求人性自由体现在二人都毅然出走，他们的出走，是给予封建家庭，乃至封建制度的决然反击。正如吴定宇先生所说：“在贾府，叛逆者贾宝玉被封建家长视为‘不肖的孽障’、‘混事魔王’，宝玉没有成为这个显赫家族的继承人，用出家表示对封建家庭和礼教的反抗。在高家，觉慧与长辈格格不入，亦被看作是‘叛徒’，他和《春》中淑英的毅然出走，给他们的叛逆性格着上光彩的一笔。”④ 二 继承发展的时代精神 时代精神，一般所指的是在特定的时代需要的精神。《家》完成的时代，正是“五四”时期，这个时代具有更强烈的反封建性，更多的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精神。而在《家》中，这种精神就体现得非常充分。 前面说到，巴金的成就，更多地在于他对宝玉这一形象的发展，他将宝玉这一形象融入了高氏兄弟三人身上。宝玉身上有诸多性格特征，而巴金把这些性格特征分别给予了觉新、觉民和觉慧三人，使他们的形象更为鲜明和独特。 宝玉的顺从、忍耐，更多地体现在觉新身上。在抄检大观园时，宝玉不能像探春一样反抗；在贾赦迫害鸳鸯时，他不说一句批评和反对的话，只有“心中着实替鸳鸯不快，只默默的歪在床上”这种不反抗的精神让觉新发挥到了极致。但觉新虽是一个懦夫，却是一个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悲剧命运的人。在这一点上，他的顺从和忍耐又多少融入了一些“五四”的时代特征。他阅读《新青年》，在“五四”的新思潮影响下，他能清楚认识到封建家庭必然崩溃的命运。他是旧家庭的产物，又是“长房长孙”，他的生活离不开这个旧家庭，他所能做的只是一味的回答“是”，为了维持这个溃烂的家庭，他不得不做这个家庭的帮凶，但他痛苦，矛盾，因为善良、怯懦而不得不顾全大局。觉新这个形象是很多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化身，他的矛盾使得这一人物性格更多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如果说觉新、觉民、觉慧是宝玉形象的三个台阶的话，觉民则较为“中庸”。他有一定的觉悟，为自己的婚姻敢于勇敢抗争。他稳健，对人温和。他不像觉慧一样有锐利的棱角，也不似觉新如棉花毫无刚性。他更像一块鹅卵石，能恭顺地回答被觉慧称为刽子手的冯乐山的话，亦能在婚事上追求自由，他能喊出“死囚牢就是我底家庭，刽子手就是我底家族……请你们绝了妄想罢，我底条件不接受，我是决不会回来的”这样坚决的宣言。正因为他这种性格，才使他不会像觉慧一样被软禁于家中，也不会走上如觉新一样顺从的道路。他把爱情看得很重。他的这一形象，是宝玉所不具备的。在宝玉眼中，爱情也很重要，晴雯死、迎春嫁他是难过的，但都不及听说黛玉回扬州使他伤心，但宝玉只能凭借他人的宠爱来争取自己的爱情。在婚姻上，他只能被动地接受，没有主动地争取，因此，在婚姻上，他失败了。觉民则因为自己的坚持而成功，最后赢得了胜利。 觉民的形象，亦来源于当时的时代。在“五四”时期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对巴金影响最大的是无政府主义。巴金将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有选择地赋予了觉民。觉民追求民主，追求平等，追求自由，在当时的中国，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知识分子很多，但是他们通常具有狭隘性，片面地理解民主自由，片面地追求民主。因此，觉民形象的塑造，在当时也具有较大的典型意义。 宝玉的激进、叛逆，主要体现在觉慧身上。贾宝玉的叛逆，在于他不愿意走仕途，他追求的是身边的女子都能永远看着他，守着他。而觉慧则承担了时代的责任。他被高老太爷软禁于家中不是因为他玩乐，而是因为他参加学生运动。对晴雯的死，宝玉自欺欺人地相信她做了芙蓉花神，为她作《芙蓉女儿诔》，而觉慧则因为“有进步思想的年轻人的献身热诚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尊心”打算放弃鸣凤。但是鸣凤的死擦亮了觉慧的眼睛，他为自己没有救出鸣凤而自责，“因为我是杀死她的凶手，不，不单是我，我们这个家庭，这个社会都是凶手！” “我恨我自己。”这种恨，使他与过去的他分离，在他与他的家庭中间划上了更深的裂痕。如果说宝玉的出家只是一种消极的避世，那么觉慧的出走，则是积极地融入到新的世界。 觉慧形象的创造，根源还是在于“时代”。他是在“五四”的时代大潮中吸取了更多新的思想，在新思想的影响下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并最终勇敢地冲破家庭的牢笼，投入到创造新的社会中去。他是旧家庭的“叛徒”，这个“叛徒”，正是“五四”时期觉醒青年的典型形象。巴金先生对这 个“叛徒”充满了挚爱，给他身上赋予了更多时代的精神，那就是勇敢地走出去，追求真正的民主、平等和自由。 吴定宇先生说：“如果说贾宝玉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资本主义处于萌芽时期的典型形象，那么高觉慧就是‘五四’时代觉醒青年的典型。”⑤曹雪芹生活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他本身也经历了由一个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陷落到“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的困境。他精心塑造的宝玉这个典型，也寄托了自己的思想追求。但是他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作为出路，只能朦朦胧胧追求个性解放却不能更进一步，正如宝玉一样。儒家的伦理思想扎根在宝玉的文化心理深层，他认为“父亲、伯叔、兄弟之伦，因是圣人遗训，不敢违逆”。宝玉“虽厌恶‘四书’为代表的儒学，却找不到新的文化思想来取代它，左冲右突，仍陷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圈子中，只能从儒家跳到佛家，在《南华经》、《参同契》、《元命苞》、《五灯会元》等佛经道藏中寻找精神上的解脱”⑥。巴金却不一样，他能广泛的接触到各种思潮，接受了不少新的思想。巴金在吸取了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所认识到的各种新思想。“五四”的时代精神影响着巴金，使他的反封建精神较之曹雪芹更为彻底。宝玉找不到一种新的思想，而在《家》中，巴金把“五四”的新风吹进了高家大院，让高家的“宝玉”们在新的思潮影响下由于不同的性格而有了不同的道路。 巴金曾说：“我写觉新、觉民、觉慧三兄弟，代表三种不同的性格，由这不同的性格而得到不同的结局。”⑦这些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结局，正是对宝玉形象的延展，这种延展在新的时代赋予了“宝玉”更多的精神内涵，也将宝玉的形象在“五四”背景下扩展了开来。 注释： ①②④⑤⑥吴定宇：《巴金与《红楼梦》，《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③⑦阎浩岗：《具有“红楼”血缘的两部中国现代小说》，《红楼梦学刊》2002年第1期。 原载：《当代文坛》 2007年第3期 原载：《当代文坛》 2007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