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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春名列“金陵十二钗”第三，可见她在《红楼梦》中地位之重要。但曹雪芹落墨却不多，似乎只描写了她一生中的“两个镜头”，亦即“榴花开处照宫闱”与“虎兔相逢大梦归”。这是由于当时文字狱盛行，此书“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只略用一笔带出”，所以不能不更惜墨如金。如果说，曹雪芹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等形象的刻划是着意于显现其思想性格的纵剖面，那么，他对元春这一形象的刻划则是着意于显现其思想性格的横断面。再以一、二太监插穿于全书情节，元春的形象、宫廷的风云变幻、元春的升沉与贾府的荣枯之间的关系，也就在书中状若神龙现鳞于云海、仙鹤传声于九皋，从而也就寄寓了曹雪芹的匠心。明了这一点，会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元春的思想性格及其在书中的作用。 (一) 别林斯基曾说：“在伟大的作家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曹雪芹正是如此。《红楼梦》中对元春的描写虽则落墨不多，但由于成功地勾勒出其思想性格的横断面，所以这一形象也就跃然纸上，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给人以深刻难忘的印象。 元春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才华平平。 《红楼梦》里的女子大多是有才华的。黛玉、宝钗、湘云、妙玉是不必说，王熙凤没有读过书，可《芦雪庵即景联句》起句“一夜北风紧”，这起得多好!难怪众人评论说：“这句虽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法，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与后人。”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谅这位凤藻宫尚书的“才”当更高。归省时，她题了一绝后，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谁知这竟是实话，不是谦虚。她所写的《题大观园》，并不比李纨的《文采风流》、迎春的《旷性怡情》、惜春的《文章造化》显得高明，当然更不能与黛玉的《世外仙源》和《杏帘在望》、宝钗的《凝晖钟瑞》相比。脂批也：“诗却平平，盖彼不长于此也，故只如此。” 不长于吟咏，或许长于撰文吧!她也确曾说过： “异日少暇，必补撰《大观园记》，并《省亲颂》等文，，可回宫后差小太监送出来的，却既不是《大观园记》，又不是《省亲颂》，乃是一首七言绝句——灯谜诗。且这首“七言绝句，并无甚新奇”，宝钗等人“一见就猜着了”。这与宝琴的灯谜诗《怀古绝旬十首》相比，实在是天上地下。 足见，元春虽则“才选凤藻宫”，然而论“才”，应该说她是平平。 问题来了，冷子兴说元春是“因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的。以“贤孝才德”选入宫作女史的仕宦名家之女，又不是元春一人。这在书里交代得清清楚楚：“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妃嫔也罢，女史也罢，宫女也罢，在宫内虽则名称不同，职别不同，地位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亦即都是供皇帝淫乐的工具。她们为了发展，也是为了生存，往往出于邀取皇帝的“恩宠”而彼此间相互倾轧。元春由宫廷女史， “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归省回宫次日，就能“见驾谢恩”，且使“龙颜甚悦”，这说明她的命运与一般女史和妃嫔不同，她是个邀得皇帝“宠幸”的人物。既然她的“才”是如此平平，那么，她何以会“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呢?难道是由于她的貌美吗?恐怕也不是。书中从未提及她有沉鱼落雁之容。元春之所以能获得皇帝的“恩宠”，其秘密显然是反映在加封的“贤德妃”这一封号上。 “贤德”二字，在《红楼梦》里是个似褒实贬的字眼，一般是用来说封建淑女。标目中特意冠一“贤”字作称谓，则用在不显山不露水却极善迎合统治者心意的女子身上。“贤袭人娇嗔箴宝玉”、“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便是明证；均含讽刺意味。从这个意义上说，倒不妨称“贤德妃”、“贤宝钗”、“贤袭人”为“红楼三贤”。问题是明显的，假若元春象迎春那样，“戳一针也不知嗳哟一声”，即便其品格堪当封建淑女的楷模，恐怕也不会获得皇帝的“宠幸”。设想她“回奏归省之事”时脸上还残存着归省时的泪痕，恐怕是不能使“龙颜甚悦，又发内帑彩缎金银等物，以赐贾政”。 可见，所谓“贾元春才选凤藻宫”，“才”乃是对她的美誉浮词，她被晋封的真正原因是凭她的“贤德”：“朝乾夕惕，忠于厥职”，这是贾政的誓言，恐怕也是元春在充当女史期间的表现。做到这八字，自然会获得皇帝的赏识。贾政以此而被皇帝认为有“真才”，点为学差；元春以此而被皇帝认为有“真才”，“晋封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这倒堪称是“雏凤清于老凤声”! 元春给我们的第二个印象是戒惧审慎。 元春游园来到大观园正殿，见“琳宫绰约，桂殿巍峨。石牌坊上明显‘天仙宝境’四字”，便“忙命换‘省亲别墅’四字”。要注意的是，上一回描写要为这正殿拟题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贾政道：“此处书以何文?”众人道：“必是‘蓬莱仙境’方妙。”贾政摇头不语。“蓬莱仙境”与“天仙宝境”，二者意思相仿。贾政与元春一个摇头不语，一个忙命更换，父女俩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旧时往往以仙境比宫室。所以元春“忙命换”，唯恐招灾于万一，莫若题“省亲别墅”来得平稳。贾政也想到这点，故对题“蓬莱仙境”摇头不语；又怕对贵妃娘娘不恭，故暂且采用宝玉改题的“天仙宝镜”，真是迂腐可笑。脂砚斋对“贾妃忙命换‘省亲别墅’四字”有批云：“妙，是特留此四字与彼自命”，堪说是道出了作者的匠心。 元春游园后提笔为“几处最喜者赐名”。其中，“杏帘在望”赐名曰“浣葛山庄”，随后又改为“稻香村”。元春给“杏帘在望”赐名日“浣葛山庄”，显然是直接从宝玉题的一副对联想出：“新涨绿添浣葛处，好云香护采芹人。”“浣葛”，典出《诗经·周南·葛覃》：“薄浣我衣”。旧说此诗是颂“后妃之德”。宝玉“采诗颂圣”，乃由于大观园“虽云省亲驻跸别墅，亦当入于应制之例”。“后妃之德”，当然是封建“妇德”的楷模。因此，元春就赐名此地为“浣葛山庄”。问题是，又为什么要改名为“稻香村”。明面上是由于黛玉代宝 玉拟的《杏帘在望》有联云：“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实际上不一定是如此，恐怕还在《诗经·周南·葛覃》旧说是称颂“后妃之德。”“后妃”是古代对“天子之妻”的称谓。宝玉作为臣民“采诗颂圣”，可以在对联中用“浣葛”一典。元春作为皇帝的妾，在自己省亲驻跸别墅里，用以给一座人工造成的山庄赐名，虽无不可，然终觉不妥，还是以防僭越之嫌为上，故遂改为“稻香村”，取“五谷丰登民安乐”之意。这与换“天仙宝镜”为“省亲别墅”是一个心理。 元春不是太戒惧审慎了吗?是。但，这岂不又正好反映了她在宫中是如何地“朝乾夕惕，忠于厥职”? 元春给我们的第三个印象是平和老练。 照封建伦理纲常的规定，君臣父子之义的理论，就臣与子的义务来说，就是“忠”与“孝”两个字。理学认为：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忠”与“孝”两个字，简直成了先天地而生并且亘古不变的“定理”。甚至认为：君要臣死，不死不忠，君对臣有绝对权威；父要子亡，不亡不孝，子对父需绝对服从。这样，父子关系如与君臣关系纠缠在一起，矛盾也就来了，对“国礼”与“家礼”很不好处理。元春归省，便遇到这一尖锐而复杂的问题。她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显得是既平和又老练。 比如，元春作为晚辈，理应向贾母等下跪，行“家礼”；而作为贵妃，贾母等理应向她下跪，行“国礼”。元春是怎么解决这一矛盾的呢?贾母等该行“国礼”时，她总是命昭容传谕日：“免”。对薛姨妈等也是如此。难怪脂砚斋们要说：“谦之如此，真是世界好人物。” 又如，按“家礼”，大观园里题何匾额拟甚对联，应该由贾政等定；按“国礼”，则“应该请贵妃赐题”。贾政知元春与宝玉，“其名分虽系姊弟，其情状有如母子”，便先“用了宝玉所题之联额”，目的是“使贾妃见之，知系其爱弟所为，亦或不负其素日切望之意。”然后再启奏元春，对园中亭台轩馆以“赐名为幸”。显然，不赐名，有损“国礼”；全换掉，又有伤“家礼”，因为额对已经贾政初定，元春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的呢?她一面对她所寓目的亭台轩馆一一赐名，一面“又命旧有匾联俱不必摘去”。这样，既能使自己的爱弟得承欢于老父，又能使老父以园中有贵妃赐名之对额而感到门第生辉。 再如，贾政至帘外问安时，卑称自己是出身于“草莽寒门”，殊不知这也等于降低了元春的出身门第；又卑称自己合家老小是“鸠群鸦属”，殊不知这又等于在说元春是鸠生鸦养。照“家礼”，子女无说父母不是的道理；照“国礼”，元春可以训斥贾政的说话不三不四。顺带提一句，平素贾政对宝玉动辄“断喝一声”，是何等有父亲的威严；而今在自己的女儿面前，却自卑自污若此，则又可见他信守的封建“孝道”是何等虚伪与不值钱。那么，元春又是怎样对待贾政这种自卑自污的呢?真可谓知其父者莫如其女。元春充分了解乃父的心迹，所以便接过乃父“惟朝乾夕惕，忠于厥职”云云的话题，嘱之“只以国事为重，暇时保养，切勿记念”。 凡此，元春均做到既不失其贵妃身分，又体现出其应尽的封建“孝道”；既使亲人们感到她有贵妃的尊严，又使亲人们感到她平易可亲，做得是那么自然，说得又那么得体。 元春给我们的第四个印象是心性凄寂。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为了满足其荒淫无耻的私欲，年年都要从民间强制征选美女以供其蹂躏。这些少女，一进宫门就永远被幽闭深官，既不能和家人团聚，更没有爱情和家庭生活，只好零落年深残此身，甚至一生遂向空房宿。唐代诗人顾况《宫词》云： “长乐宫连上苑春，玉楼金殿艳歌新。君门一入无由出，唯有宫莺得见人。”便真实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到了清代，除了从民间强制征选美女外，还以堂皇的名目征选世宦名家之女去供帝王糟踏。薛蟠入京的目的，就明言是“送妹待选”，但到京后便不再提。实际上，要是宝钗果真送选入宫，其命运是定然还不如当个“宝二奶奶”之类来得美妙。这有元春的眼泪可以作证。 元春归省时，“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会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元春的贵妃身分使她在骨肉至．亲面前也只能如此“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实际上她内心的凄苦要远比说出来的多得多。“不得见人的去处”，这与“君门一入无由出，唯有宫莺得见人”是同一个意思。不同的仅是：一是诗人说宫女的遭际，一是贵为皇妃的自白。 实质上，元春的“晋封为凤藻宫尚书”，也并不是个美妙的“晋封”。女尚书之号，古已有之，是宫官名称。唐袭前制，清代已废。自居易替宫女诉说“怨旷”之情的名作《上阳白发人》有句云：“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红楼梦》里写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这尚书一号显然是暗取典于此。皇帝给“红颜暗老”的宫女们赐号“尚书”，实际上是用空名欺骗以示安慰。因此，元春邀得帝王“宠幸”的标志是在“贤德妃”这一加封上。 然而，这一加封，也就必然会使元春招来莺忌燕妒。试看这位贤德妃归省时“隔帘含泪谓其父曰：‘田舍之家，虽齑盐布帛，终能聚天伦之乐；今虽富贵已极，骨肉各方，然终无意趣!’”难道“田舍之家”的嫁娶，父女就不是“骨肉各方”吗?这里，难以掩饰的有她内心深处的幽闭怨旷之苦!元春的这种痛苦，对于历代的宫女和妃嫔来说，均具有普遍性。元春的有“怨旷”之情，又使她有别于那“青春丧偶，且居处于膏粱锦绣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般”的李纨的形象。 不过，元春羡慕“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绝非仅仅是出于“怨旷”，还有其更深刻的政治上的原因。如果说，探春的羡慕“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是有感于贾府骨肉之间的鸡争鸭夺，那么，元春的羡慕“田舍之家”的“天伦之乐”，更主要的是在于有怵于宫廷深处的血雨腥风。何以见得?这从曲子《恨无常》和对她的《判词》里可以获得印证。 《判词》前二句云：“二十年来辨是非，榴花开处照宫闱。”结合《恨无常》曲名及曲中“望家乡，路远山高”一语看，“二十年来辨是非”与“望家乡，路远山高”互为呼应。显然是取典于唐代张祜的《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何满子》，唐教坊歌曲名，曲名得自歌者何满子。何满子，唐玄宗时歌者，临刑唱哀歌以赎死，竟不得免。须知这《判词》和《恨无常》是写元春一生命运的!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是虎穴般的宫庭生活使元春感到自己也是福祸无常，荣辱难定；从而识辨出哪里存在着天伦之乐，哪里是不得见人的去处；进而加剧了她的幽闭怨旷之苦，形成了她的忧郁凄寂的心性。而她的这种对宫庭生活和自己命运的认识，又使她有别于那一见“穿黄袍的”，便不禁涎水津津的薛宝钗的形象。 元春给我们的第五个印象是政治头脑灵敏，对贾府家世利益的维护十分自觉。 元春入宫前，与宝玉“同随祖母，刻未暂离”。宝玉未入学堂之先，元春手引口传教其读书识字。真是名虽姊弟，情同母子。元春“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母说：‘千万好生扶养，不严不能成器，过严恐生不虞，且致父母之忧。’眷念切爱之心，刻未能忘。”她期望宝玉“成器”，是自然的。她关心宝玉的婚姻，也是自然的。 归省那日，她见宝钗和黛玉“真是姣花软玉一般”，其题咏又非“姊妹可同列者”，心中自是不无所思。但合意谁，未露于色。回官时赐给宝钗和黛玉的礼物也无厚薄，均是“新书一部，宝砚一方，新样格式金银锞二对。”可端午节的赏礼就不同了。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都是“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而“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 宝钗与宝玉不是亲姊弟，是表亲。因此，元春赏给宝钗的节日礼物独与宝玉的一样，这在封建社会是个不寻常的做法，超越了礼物本身厚薄上的意义，会引人寻思。难怪宝玉要纳闷了：“这是怎么个原故?怎么林姑娘的倒不同我的一样，倒是宝姐姐的同我一样!别是传错了罢?” “怎么个原故?”宝钗是心领神会的。所以，她虽则从来不爱花儿粉儿，甚至把十二支式样新巧的宫花都送给别人去戴，却在炎热的夏天羞答答地把红麝串笼在自己的左腕上出入人前，以与她颈上佩戴的金锁相映相辉。 “别是传错了罢?”袭人说得好：“昨儿拿出来，都是一分一分的写着签子，怎么就错了!” 元春的这种做法，会不会是由于在归省时得悉了贾母和王夫人的意图?不会。她与贾母和王夫人叙“天伦之乐”时，宝玉虽因是“无职外男，不敢擅入”，是后进去的。而当元春忽然问起“宝玉为何不进见”时，宝钗和黛玉却早就在场；即使贾母和王夫人有此意图当时也不宜说，并且也没有那个时间说这些。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薛宝钗羞笼红麝串。”茜香罗与红麝串暗伏着两对婚姻。茜香罗缠到袭人腰间，赠者是无意。红麝串笼到宝钗腕上，赐者是有心。这回目，对得是多么工整! 可见，元春赐予宝玉的节日礼物独与宝钗的相同，是基于她认为与薛府结成新的联姻符合贾府的家世利益；而由于宝玉的婚姻理应由父母作主，且黛玉又是贾母的面上人，元春出于“孝道”，所以她不便于传谕而只宜于作某种示意。这反映了她政治头脑的灵敏与识见，也反映了她鉴别人物的眼力和标准。由此，也可知她期望宝玉的“成器”，就是期望宝玉能成为于国于家有望的“栋梁之材”。 元春死后，曾以自己的死为鉴给贾政托梦：“儿命已入黄泉，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亦即要贾政从速留好后路，辞官退居。应该说：这是一种政治上的“退守思想”。 元春给贾政的这种托梦与秦可卿死后给王熙凤的托梦在书中是遥相呼应的。秦氏魂托凤姐：“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杞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这也是一种政治上的“退守思想”。 元春给贾政的这种托梦当然反映了宫廷内部政治风云的突变，也是她历来对贾府之“兴衰兆”看法发展的必然。她自入宫后时时带信与父母要其对宝玉“千万好生抚养”，显然并非仅仅是出于手足之情，恐怕也由于她已看到贾府诸子孙中唯宝玉“略可望成”。她早在归省时，就很担心贾府的政治命运。换“天仙宝镜”为“省亲别墅”，便是明证。她看了“园内外光景”，一再“叹息奢华过费”；临别又“再四叮咛”：“倘明岁天恩仍许归省，万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也正反映了她已认识到贾府出的多，进的少，若不注意省俭，必致后手不接。后来的探春理家以“兴利节用为纲”裁革家政，其侧重点就是在“节用”上，目的便是想改变贾府入不敷出的局面。这种经济上的“压缩政策”，与元春的思想是一脉相通的。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秦可卿的托梦，探春的理家设想，元春的托梦，三者是属于地主阶级内部同一思潮。其特点均是想以眼下的退守以期求得将来的东山再起。所以，元春的托梦，这仍然是一种自觉的对贾府家世利益的维护。但，这是徒劳的，是幻想。其所以是徒劳，是幻想，这不仅由于贾府的统治者总是“身后有余忘缩手”，更为主要的还在于它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后继无人。 综上所述，《红楼梦》中对元春形象的描写，是截取其思想性格的横断面。这当然不象截取纵剖面来得清晰，但犹如观察木材的年轮可以看出其生长情况一样，元春的思想性格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还是清楚的。她虽日“贤孝才德”俱备，“才”却平平，这是由于地主阶级对女子的要求不强调于此。她政治头脑灵敏、处理问题平和老练，这是由于她当女史期间的锻 炼，她戒惧审慎、心性凄寂，这是由于宫廷内部政治风云和幽闭生活的影响。明知自己是丝笼里的小雀，时时有被虐杀的危险，面对提笼者却又得欢快跳跃，嘤嘤鸣啼，甚至还希望笼丝能坚实些：这就是她的悲剧之所在。 (二) 元春在“金陵十二钗”中虽则出场最少，但在书中的作用却十分重要。《红楼梦》里对皇权的态度，主要是环绕着对这一形象的描写来显示的。这，也就是元春的形象在书中的特殊意义。 第一，《红楼梦》从总体上否定了元春的生活道路和政治态度。而这种否定包含着曹雪芹对皇权的十分不敬。 元春由公侯小姐而宫廷女史，而凤藻宫尚书，直至贤德妃。堪说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到达了封建地主阶级妇女所能达到的最尊贵的地位。这是一条曾为封建主义的维护者薛宝钗一度神往而终不可企及的生活道路。但作者却居然把她归入太虚幻境中的“薄命司”；在《判词》中把她与皇帝的关系比喻为兔子与猛虎的关系；在《恨无常》里对她的“芳魂销耗”一咏三叹，写得十分凄惋。这种对元春生活道路的否定，明显地反映了作者鄙夷皇权的态度。 元春是贾府家世利益的维护者，这集中地表现在上面所说的她对“金玉良缘”的示意上。然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贾府是最讲究“孝道”的，长辈对于晚辈，父亲对于子女有绝对权威。况且，照封建礼法规定，婚姻问题理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此，贾宝玉的婚姻应由贾母或贾政夫妇说了算。元春作为贾母的孙女、贾政夫妇的女儿，没有表态的资格。可是，元春却不仅有权表态，甚全有权包办，示意还只是一种谦逊的做法。她凭的是什么呢?凭的是贵妃身分，凭的是皇权。族权在皇权面前，又成了小巫见大巫。而按照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写法。元春对“金玉良缘”的示意在原著的佚稿部分必然会有呼应，必然会成为“金玉良缘”变为现实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书中对“金玉良缘”的否定，也就明显地包含了作者对皇权的挑战。 第二，《红楼梦》环绕着对元春归省的描写，几乎所有有关情节无一不包含着对皇权的讥弹。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预兆着“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贾珍想让秦可卿的丧礼上风光些，要给贾蓉“捐个前程”。正好“大明宫掌宫内相”戴权亲来上祭，贾珍便趁便说出自己的想法，结果化了一千二百两银子，给贾蓉捐了这个五品官。戴权不把这一“美缺”捐给永兴节度使的儿子，捐给贾蓉，并与贾 珍说亲道热，显然并不是由于贾珍的面子比永兴节度使大，而是由于元春在宫中露出了将被晋封的征兆。我们知道，卖官鬻 爵是始于秦汉，清初后盛行，官职变成了商品。结果产生大量 腐败昏瞔的官吏与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戴权一句话便与贾珍 拍板成交，照《红楼梦》人物命名的艺术特点，戴权者“带权”也。随身“带”的是什么“权”?皇权。 元春晋封凤藻官尚书，加封贤德妃那天，贾府正在给贾政 做生日。突然六宫都太监夏守忠乘马而至，“满面笑容”，召贾政 立刻入朝，“在临敬殿陛见”。弄得“贾母等合家人等心中皆惶惶不定，不住的使人飞马来往报信。”皇帝召见臣子本是正常现象，又明谕是“在临敬殿陛见”，且夏太监宣旨时又是“满面笑容”，可贾府却仍“不知是何兆头”，合家惶恐到这 种程度。这正反映出当时最高统治阶层内部政治风云的瞬息万变，即便象贾府这样的世代公侯之家也存在着转眼之间巢倾卵破的可能。真可谓“伴君如伴虎”。 贾府得悉元春封为贤德妃，并即将归省，真是人人洋洋喜 气盈腮，个个言笑鼎沸不绝，莫不欣然踊跃。令人深思的，是作者插入两个情节。一是写宝玉对元春的晋封与加封，“视有 如无，毫不曾介意”，却成日在为秦钟和智能的情事牵肠挂肚，愁闷难解。二是写赵嬷嬷触景生情，与王熙凤扯起“当年 太祖皇帝仿舜巡”，把接驾说成是买“虚热闹”；言江南甄家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这两个情节是相互关联的，它说明皇家的婚事远不如尼姑的情事令人值得一提；南巡也罢，归省也罢，“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买的却是“虚热闹”。《红楼梦》中这种“借省亲事写南巡”，不禁使我们想起清初思想家唐甄在他的《潜书．室语》里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猛烈抨击：“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 元春归省，一进大观园，只见“柳杏诸树虽无花叶，然皆用通草绸绫纸绢依势作成，粘于枝上”。这种穷极奢华，堪说是暴殄天物的典型。难怪连元春也在舆内“默默叹息奢华过费”。难道这仅仅是贾府的罪过?否。因为太上皇、皇太后、皇帝均有谕旨：“凡有重字别院之家，可以驻跸关防之处，不妨启请内廷鸾舆入其私第，庶可略尽骨肉私情、天伦中之至性。”所以贾府才兴建了这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也不敢不穷极奢华，以免有负于“天恩”。贾府如此，周贵人的父亲、吴贵妃的父亲，又何尝不是如此。实际上所谓“皇恩重元妃省父母”，也是个名副其实的“虚热闹”。贾府不惜耗巨资造了座“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这是何等隆重!园中“处处灯光相映，时时细乐声喧”，这是何等欢腾!元妃“何处更衣，何处燕坐，何处受礼，何处开宴，何处退息”，皆先经太监审定，这又是何等威严!可谁知迎来的却是个“心事满腹道不得，佯装欢笑掩啼痕”的贤德妃。真如己卯、庚辰本第十七、十八回回前诗所云：“豪华虽足羡，离别却难堪。博得虚名在，谁人识苦甘?”元春如此，周贵人与吴贵妃莫不如此。这也就是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所斥责的“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所以，《清稗类钞》有段话还是有见地的：“《红楼梦》可谓之政治小说，于其叙元妃归省也，则日：‘当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绝不及皇家一语，而隐然有一专制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读之而自喻，此其关系于政治上者也。”须知，此时的元春是正当承恩受宠之时；然则，“专制之威”之酷，又可想而知矣。 可是，贾琏之流却在歌颂“天子圣明”，说什么“如今当今贴体万人之心，世上至大莫如‘孝’字，想来父母儿女之性，皆是一理，不是贵贱上分别的。”说什么“当今自为日夜侍奉太上皇、皇太后，尚不能略尽孝意，因见官里嫔妃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抛离父母音容，岂有不想之理?”所以决定让她们可以回家省亲。其结论是：这真是“至孝纯仁，体天格物”。论者也往往以此作根据，认为曹雪芹是歌颂皇权的。既然如此，也就有必要让我们再看一看元春归省时的几个情节。元宵那天，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迎接的本是自己的孙女儿，但是，一见“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就得“连忙路旁跪下”。元春至贾母正室，这本是孙女儿走入祖母的屋子，她“欲行家礼”，但是，贾母领合族女眷，“俱跪止不迭"。试问：“骨肉私情”又体现在何处?贾政不能一见自己的女儿，元春不能一见自己的父亲，一个只能至帘外问安，一个必须垂帘行参。宝玉与元春虽则情同母子，却无谕不敢擅入去见自己的姊姊，只好在外面等候召见。试问：“天伦之乐”又表现在哪里?究竟是什么东西使他们人伦颠倒、相见时也难叙天论之乐?皇权。从而也就写出“君君臣臣”是一种多么不近“情理”的制度。 此次归省，元春鉴于“皇家规范”，只呆了大半个晚上。余下的是一座树有“省亲别墅”四字牌坊的大观园。而这元妃所题的四个字，当然也就成了皇权在贾府的象征。“史太君两宴大观园”，被王熙凤灌了酒的刘姥姥走至这座牌坊下，“觉得腹内一阵乱响，忙的拉着一个小丫头，要了两张纸就解衣。”这真是对皇权的莫大亵渎!诚然，刘姥姥是醉了。然而，作者却没有醉。 第三，《红楼梦》又通过元春这一形象，把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盛衰与朝廷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唐突了朝廷，也加深了此书的政治主题。 贾府是京都八公之一，是开国勋臣，元春封为贤德妃，又使它成为皇亲国戚，给它带来“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增加了个政治靠山。贾府的统治者们所以要用那些钱去买“虚热闹”，目的无非是为了借助皇权抬高自己的社会声望，以维护和扩大家世利益。“贾政自元妃归省之后，居官更加勤慎，以期仰答皇恩。皇上见他人品端方，风声清肃，虽非科第出身，却是书香世代，因特将他点了学差，也无非是选拔真才之意。”贾政有什么“真才”呢?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这位腹中空空的“老学士”捻断胡髭，半旬诗也作不出来。“姽婳词”是他征集的，却连一篇短短的序也要别人代笔。皇帝“特将他点了学差”，要宠信他、褒奖他，总得找个借口罢了。贾政与皇帝的这种关系，元春显然是起着纽带作用。 元春的晋封与加封，在政治上固然使贾府的门第生辉，但在经济上也造成了贾府的一蹶不振。贾珍说荣国府： “这几年添了许多花钱的事，一定不可免是要花的，却又不添些银子产业”。贾蓉说荣国府：“这二年那一年不多赔出几千银子来!头一年省亲连盖花园子，你算算那一注共花了多少就知道了。再两年再一回省亲，只怕就精穷了。”幸亏是“黄鹤一去不复返”，元春没有能再归省。然而，单就应付“外祟”，也应付不起。所谓“外祟”，就是太监们经常来敲竹杠。一次，贾琏刚和鸳鸯商议好“借当”，人回“夏太府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贾琏听了，忙皱眉道：“又是什么话，一年他们也搬够了。”“昨儿周太监来，张口一千两。我略应慢了些，他就不自在。将来得罪人之处不少。”诚然，“娘娘和万岁爷岂不赏的。”然而，“按时到节不过是些彩缎古董玩意儿。纵赏银子，不过一百两金子，才值了一千两银子”。这方面，贾府也是“出的多，进的少”。 贾府为什么要应付这批“外祟”呢?因为元春作为贾府在最高统治集团中的政治靠山，不但那些“国舅老爷”们倚仗她的地位可以横行不法，就是那些京官朝臣、地方督抚们也都以“圣眷尚好”与否决定自己与贾府的亲疏。因此，元春的荣辱与贾氏家族的兴衰是息息相关的。又由于宫廷内部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夏守忠之流的掌宫太监们都是些与皇帝直接通气、“引风吹火”的人物，这就决定了贾府手头再拮据些也不敢不满 足这些“外祟”们的要求。明了这种关系，也就不难看出：曹雪芹写夏太监之流频频派人到贾府去敲竹杠，实际上是在暗示元春在宫内的地位日趋不稳，也在暗示贾府的日后被抄乃是由于它卷入了宫廷内部政治斗争的漩涡。 皇帝是皇权的比身、封建政权的全权代表。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是封建政权的基本力量。《红楼梦》中对元春形象的描写，虽用墨不多，却巧妙地把四大家族与封建皇权捆到一起予以批判，这就从政治上击中了封建制度的要害。而曹雪芹在书中既没有把皇帝写成昏君，也没有把贾政写成奸臣，就在予他要抨击的并非某几个误国害民的人物，而是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本身，这正是他的思想和写法高出于前人的地方。 (三) 弄清了元春的思想性格及其在《红楼梦》中的作用，随之而来应该研究的问题是：原著佚稿部分是如何描写元春结局的?高鹗等人对元春形象的描写是否符合曹雪芹的原意? 元春的《判词》后二句，即“三春怎及初春景，虎兔相逢大梦归”，是写元春的结局。话说得是既明确，又含蓄。“大梦归”，指死，这是明确的一面。死于“虎兔相逢”，这又是含蓄的一面。 “虎兔相逢”，指什么?续书以如下的交代作了照应：“稍刻，小太监传谕出来，说：‘贾娘娘薨逝。’是年甲寅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元妃薨日，是十二月十九日，已交卯年寅月，存年四十三岁。”寅年属虎，卯年属兔。也就是说，续书是把“虎兔相逢”坐实为“卯年寅月”。 元春是怎么死的?续书写道：“元春自选了凤藻宫后，圣眷隆重，身体发福，未免举动费力。每日起居劳乏，时发痰疾。因前侍宴回宫，偶沾寒气，勾起旧病。不料此回甚属利害，竟至痰气壅塞，四肢厥冷。一面奏明，即召太医调治。岂知汤药不进，连用通关之剂，并不见效。”也就是说，元春是“忽得暴病”身死。 元春“忽得暴病”，贾府是否知道?是知道的。这，续书交代得很清楚：“贾母王夫人遵旨进宫，见元妃痰塞口涎，不能言语。见了贾母，只有悲泣之状，却没眼泪。贾母进前请安，奏些宽慰的话。少时贾政等职名递进，宫嫔传奏，元妃目不能顾，渐渐脸色改变。”也就是说，元春死前贾母等曾进宫探病。 元春一是死于“卯年寅月”，二是死于“痰气壅塞”，三是死前贾母等曾“进宫请安”：这就是续书中所描写的元春的结局，也是高鹗等人对“虎兔相逢大梦归”所作的解释。这样，也就相应地决定了续书对贾府与王室的关系等等的描写。 照续书描写，贾府的被查抄和革去世职与元春的死是毫无关系。皇帝其所以下旨查抄贾府，全然由于一是贾赦“交通外官，依势凌弱，辜负朕恩，有忝祖德”；二是贾珍“引诱世家子弟赌博”和“强占良民之妻为妾，因其不从，凌逼致死”。亦即全然是由于贾赦和贾珍等人违犯了国法王条。 照续书描写，贾府被查抄时曾获得西平王和北静王的多方保护下，才使得锦衣府堂官赵全一伙没有能“施威”，贾府才“不致荼毒”，未“很吃大亏”。 照续书描写，皇帝对贾府更是“万般轸恤”。贾政外放江西粮道被参，皇帝下旨说：“失察属员，重征粮米，苛虐百姓，本应革职，姑念初膺外任，不谙吏治，被属员蒙蔽，着降三级，加恩仍以工部员外上行走，并令即日回京。”贾赦、贾珍触犯了国法王条，贾府罪当查抄与革去世职，皇帝明知“贾赦贾政并未分家”，却对贾政“甚是悯恤，并念及贵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着加恩仍在工部员外上行走。所封家产，惟将贾赦的入官，余俱给还，并传旨令尽心供职。”随后又降旨：“将荣国公世职着贾政承袭。”贾赦和贾珍也因“究属功臣后裔”而获得从宽处理，一个“发往台站效力赎罪”，一个“派往海疆效力赎罪”。待贾赦和贾珍知罪悔改后，皇帝又将他们的“罪名免了”，并让贾珍“仍袭了宁国三等世职”；而“所抄家产，全行赏还”。还有，“史太君寿终归地府”，皇帝“念及世代功勋，又系元妃祖母，赏银一千两，谕礼部主祭。”“中乡魁宝玉却尘缘”，皇帝问知他是“元妃兄弟”，便降旨“着五营各衙门用心寻访”；问知他已遁入空门，又加恩“赏了一个‘文妙真人’的道号”。凡此，真所谓“圣恩隆重”。 由此可见，在续书中，无论是元春的死，还是贾府的被抄，都与王室内部的政治风云毫无关系；而且王室内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政治风云。皇帝，是圣君。郡王，是贤王。贾赦和贾珍触犯了国法王条，“本来事情原不小，蒙主上天恩，两位王爷的恩典，万般轸恤”，贾府终得以“延世泽”。这样好的封建王朝，岂不该“国祚永隆”! 着锦衣军查抄贾府的是皇帝，让贾府“延世泽”的也是皇帝。续书这样写，是否意在揭露王朝与贾府的既争斗又勾结呢?显然不是。皇帝着锦衣军查抄贾府，乃是由于这位“万岁爷最圣明最仁慈的，独听了一个‘贪’字，或因遭塌了百姓，或因恃势欺良，是极生气的，所以旨意便叫拿问。”皇帝又让贾府“延世泽”，乃是由于这位万岁爷念及“世代功勋”和“贵妃溘逝未久”，也由于贾政“居官尚属勤慎”，贾赦、贾珍能知罪悔改，革面洗心。这样圣明的皇帝，岂不该“三呼万岁”! 然而，续书中这种对“虎兔相逢大梦归”的呼应，这种对贾府与王室关系的描写，这种对待封建皇权的态度，与曹雪芹的原意是不相符的。这只要结合曲子《恨无常》的思想，结合前八十回里的伏线，结合脂砚斋们的批语，略加考证，便一目了然。 曲名《恨无常》，兼有死生不测、祸福难定双重含意。“喜荣华正好，恨无常又到。眼睁睁，把万事全抛。”说明元春的死是突然夭亡。“放向爹娘梦里相寻告：儿命已入黄泉”，着一“已”字，分明是说元春给贾政托梦时贾政根本不知道元春已死，其情状当如秦可卿给王熙凤托梦时王熙凤根本不知道秦可卿已死。“荡悠悠，芳魂销耗。”“天伦呵，须要退步抽身早!”说的是元春的鬼魂犹忧伤焦虑，以至要贾政及早急流勇退以避祸灾，这就可见她的死是死于王室内部的政治风云突变。 元春归省时点了四出戏：“第一出，《豪宴》；第二出，《乞巧》；第三出，《仙缘》；第四出，《离魂》。”脂批云：“所点之戏剧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又云：《豪宴》“伏贾家之败”；《乞巧》 “伏元妃之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离魂》“伏黛玉死”。《乞巧》是清代传奇《长生殿》中的一出。用杨玉环之死来喻“元妃之死”，而杨玉环之死是死于马嵬坡被迫自缢，这就可知元春的结局并不美妙，是十分悲惨的。而她的这种结局既然“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之一，当然也就必然会出现“芳魂销耗”与托梦贾政等情节。假若果真如续书所写元春于寿终内寝时“谥曰贤淑贵妃”，恐怕她也就不会“荡悠悠，芳魂销耗”，而要含笑于九泉了。假若果真如续书所写元春虽死而“圣眷尚好”，那么，她的去“向爹娘梦里相寻告”，也就成为名副其实的“杞人忧天”了。这恐怕也就是好在书中搬神弄鬼的高鹗们，却只字不写元春托梦于贾政的原因之所在吧! 再拿一首“诗谶”来说：“能使妖魔胆尽摧，身如束帛气如雷。一声震得人方恐，回首相看已化灰。”脂批云：“此元春之谜，才得侥幸，奈寿不长，深可悲哉。”曲子《恨无常》写元春以自己的身死为鉴，要贾政迅即急流勇退。《判词》写元春的“榴花开处照宫闱”，系暗取典于《北齐书·魏收传》：北齐高廷宗皇帝与李妃到李宅摆宴，妃母献石榴一对，取榴开百子之意以祝贺。凡此，都是把元春的荣辱与贾府的盛衰结合在一起写的。这首“诗谶”，当然也是如此。况且，凡是大观园里的人物，他们的命运无不决定于贾府的“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这一历史命运。元春作为贾府的政治代表和靠山，当然更是如此。因此，“诗谶”里所说的“人方恐”、“已化灰”云云，恐怕就不仅是说元春的“生死有命”，也不仅是说元春的荣辱难定，还喻指着贾府的盛衰变化。元春的加封贤德妃，给贾府带来了“烈火烹油”之盛；元春的惨遭不测，又给贾府带来了灭顶之灾：这也符合《红楼梦》艺术描写上的辩证法。再说，假若元春果真是由于“圣眷隆重，身体发福”，只因“偶沾风寒”而遂成不起，享年四十三岁，死后又加谥，并且福荫贾府得“沐皇恩”，我想，脂砚斋们也不会发出如此深沉的慨叹。 还是以“虎兔相逢大梦归”来说吧!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关键性的隐语呢?不外乎四种解释。一是皇帝与元春在生肖上一个属虎，一个属兔，照迷信说法，虎与兔是相克，主元春夭亡。二是元春死在寅年与卯年之交，如续书所说。三是元春生活于宫中，如兔生活于虎穴，惊怵忧郁以至于夭折。四是元春平素生活于宫中，犹如兔之生活于虎穴；死于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寅年与卯年之交。第一种解释，显然是缺乏根据，也不符合曹雪芹的思想；前八十回中既没有提及皇帝属虎，也没有提及元春属兔，何况曹雪芹通过妙玉等形象对封建迷信思想又是持批判态度。第二种解释，包含着合理因素，但对这部声称“朝代年纪，失落无考”的巨著来说，曹雪芹决不会仅仅从年月上着眼去坐实，而这种坐实也无任何意义和必要。第三种解释，符合元春归省时的心境，合理因素是更多些；但元春果真是如此而死，她的死与贾府的被查抄也就显不出必然的联系。第四种是我们的解释。我们认为作这么解释，符合元春归省时的心境，符合曲子《恨无常》等的暗示，符合《红楼梦》的主题思想，也符合清代康、雍二朝之交的政治风云。康、雍二朝之交王室内部的最大政治风云，是雍正与诸王子的争夺皇位。雍正一上台，就大开杀戒，穷治政敌，曹家便是在这个重大政治事件中遭查抄的。历史又告诉我们：康熙死于(1722)壬寅年，雍正元年是(1723)癸卯年。这与“虎兔相逢大梦归”正相符合。难道仅是一种巧合?恐怕不是。文艺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作家所擅长的是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而《红楼梦》又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因此，曹雪芹情不自禁地对康熙末年这一王室内部的政治风云作艺术上的反映，也就事在必然。而事实上也正如脂批中所一再指出的，《红楼梦》中确实有秉笔直书的地方。本文一开头，我们就指出：书中对元春形象的描写，是集中在两个镜头上，一是写她的“榴花开处照宫闱”，一是写她的“虎兔相逢大梦归”。因此，如果说，前者又是借元春省亲事写康熙南巡，那么，后者当是借元春天亡事写雍正夺位。所以，元春的死，可能不是善终。又所根据底本属早期脂本的“己卯本”和“梦稿本”中“虎兔相逢”均作“虎兕相逢”，“兔”与“兕”不可能是声近而误，也不大会是形近而误，倒有可能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底本，则“虎兕相逢大梦归”也是暗示元春是死于两派政治势力的恶斗，是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只是“虎兕相逢”不及“虎兔相逢”含蓄与含义丰富。 续书中只写到北静王等对贾府的恩典，一字不提其他郡王对贾府的暗算，这亦恐非曹雪芹的原意。前八十回中固然写到北静王对宝玉的垂青，但也写到忠顺王对宝玉的侧目。说这是间接地反映了王室的内部矛盾，恐怕不是种臆测吧。既然如此，在王室内部的两派政治势力的最后决战时刻，每位郡王就都不能不被卷入。而照脂批，贾宝玉的被关入“狱神庙”，便是北静王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无力保护贾府的明证。 续书中对元春的结局与贾府和宫廷的关系的描写，篡改了曹雪芹的意图，这不是偶然的。因为续书的作者们在续写时有个纲，这个纲，用甄士隐“详说太虚情”时的话来说，就是：“福善祸淫，古今定理。现今荣宁两府，善者修缘，恶者悔祸，将来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也是自然的道理。”所以要想方设法让贾府“沐皇恩”、“延世泽”。而续书的作者们的这个纲与曹雪芹的总的创作意图是相反的。曹雪芹的总的创作意图，是要写贾府的“运终数尽，不可挽回”， “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芒芒大地真干净!”所以也就必然要“唐突朝廷”，出现弘旰之辈所不敢一看的“碍语”。 不言而喻，我们指出续书所写与曹雪芹原意上的这种种不符，意在研究曹雪芹对皇权的态度，意在说明不能简单地以后四十回的情节去论证曹雪芹的思想。这绝不意味着是说续书所写与曹雪芹的原意毫无合拍的地方。比如，“省宫闱贾元妃染恙”，写内监出来说：“贾府省亲的太太奶奶们，着令入宫探问；爷们，俱着令内宫门外请安，不得入见。”并写元妃含泪对贾母道：“父女弟兄，反不如小家子得以常常亲近!”又如，“因讹成实元妃薨逝”，写元春病危，贾政等亲丁男人仍只许在宫门外递个职名请安；贾母等诰命夫人虽能遵旨进宫，但因皇帝“恐派各妃看视，椒房姻戚未便久羁”，亦不得不退至外宫伺候。后一情节，因原著佚稿中写元春死时贾府根本不知道，当然不会出现；前一情节，与归省时的情节有些雷同，在原著佚稿中也不大可能有。然而，仅就写元春的幽闭怨旷之苦这一意义上说，与曹雪芹的思想显然是相通的。这，就应该肯定。但是，紧接着也应该指出：假若离开王室内部的政治风云而孤立地去描写一个妃子的幽闭怨旷之苦，就其思想性质上说，也就把元春这一艺术形象所包含的社会内容，降低到顾况的《宫词》和自居易的《上阳白发人》的水平。 一九八○年二月五日 原载：《红楼十二论》（1982） 原载：《红楼十二论》（198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