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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频频曝光于媒体的种种“红楼秀”——从刘心武的红楼揭秘，到重拍《红楼梦》电视剧的纷争，再到红楼选秀的火爆，此中的热烈与喧哗，正仿佛于当下全球日益变暖的气候，屡创新高，却与红学研究本身的相对沉寂形成鲜明对比与强烈反差。我们应该为所当为，适时发出自己洪亮的声音，提出红学新批评，推动红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并为导正《红楼梦》的传播与普及提供厚实的学术支持。 所谓“红学新批评”，并非简单借用西方新批评派理论展开红学研究之意，而是标示着一种重在文本研究的新的学术宗旨、追求与取向，概而言之，即是三“还”、三“重”、三“新”的贯通、推进与超越。 三“还”——意指“还”红楼于作者、“还”红楼于文本、“还”红楼于读者的相互贯通 18世纪后半叶《红楼梦》的横空出世，立即引发了巨大的文学冲击波，同时也留下了诸多的学术悬案和谜团。以胡适《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新红学的重要贡献，即在于首次通过学术考证，确认了曹雪芹的著作权，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自传说”。就上文所言三“还”而论，此即“还”《红楼梦》于作者。此后，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等集成之作，皆承其脉而扬其波，有人统以“曹学”、“外学”称之。然而，无论是基于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之说，还是参照西方批评家有关“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四个世界的划分，严谨的作者研究向来都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实有裨于文本研究而不是相反，可见新红学之“还”《红楼梦》于作者以及此后的作者研究，自有其独特的历史意义与学术价值。 “还”《红楼梦》于文本之主旨，即将红学研究重心回归于《红楼梦》文学世界本身的研究。历史地看，红学界有关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渐兴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然，并不是说在此之前没有文本研究，但在20世纪上、中、下叶分别以考据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之红学研究占主流地位的背景下，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压抑而处于边缘状态，所以在90年代之后，才有回归文本研究矫枉之声的兴起。回归文本研究，大致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一是从非文本的外部研究回归于文本的内部研究；二是从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割裂状态回归于一百二十回本的整体研究；三是从对文本研究的笼统定性回归于对文本内在结构的系统研究。所以，“还”《红楼梦》于文本，正与回归文本研究之论相通相承，是对长期以来红学研究重心的根本调整。 同样，对于《红楼梦》读者接受研究的关注也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这是对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接受美学与读者反应理论输入我国的滞后反应，至今尚未结出丰硕的果实。德国著名文学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aang Iser）认为，“文学作品只有通过读者与文本的结合才能实现，读者积极参与文本意义的产生，读者是文学作品的共同创作者——只是他创作的那部分没有写出，隐含在文本之内。每一个读者都填补作品中未写出的部分，都以自己的方式填补文本的空白或不确定的地方。通过阅读，读者找出作品未明确表达的部分；而读者所发现的，则是作品文本的意图。”由此可见，“还”于文本与“还”于读者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彼此同时失落之现状，即意味着同步并兴之重要。相比之下，“还”于读者的缺失更为严重，应更予重视。 从文学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过程来看，文学可以说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交流，而交流的中介即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在文本中同时存在“隐含的作者”与“隐含的读者”，因而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三“还”的宗旨与意义即在于：一是首先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二是实现三者之间的相互贯通；三是追求彼此各自研究的创新。 三“重”——意指重估红学历史、重释红楼意义、重建文本世界的依次推进 自从《红楼梦》于18世纪中叶问世以来，这部旷世奇书以及成为显学的《红楼梦》研究，便一同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精神财富：一方面是《红楼梦》的广为流行及其盛久不衰的独特魅力刺激了红学的兴起和发展，并造就了红学作为显学之盛世；另一方面则是《红楼梦》研究的日益深入，不断丰富了《红楼梦》的精神内涵以及世人对它的认识，彼此相互推波助澜，在两个半世纪的历史进程中演绎得如此轰轰烈烈，不能不说是一个文化奇迹。在此，《红楼梦》研究与红学史研究作为红学的两翼，彼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红楼梦》研究的所有成果是红学史研究得以成立与展开的基础，而红学史研究则具有反思过去、启示未来的功能与意义，可以为《红楼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历史是一种财富，一种智慧，一种启示，未来红学研究的突破方向，应首先从重估与反思红学历史开始。如果把与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的评点视为起点的话，那么红学发展至今已有200余年的历史，但其逐步演变成为显学并向现代学术转型，则在进入20世纪之后。期间，因考据学、社会学、文化学的研究分别在20世纪上、中、下叶居于主流地位而成果最著，此中得乎？失乎？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其对《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弱化与损害却是不言而喻的。 站在今天的学术制高点上，尤其需要对20世纪初现代红学的产生以及新红学的形成作一番新的审视，当我们在充分肯定胡适与俞平伯的历史地位的同时，实不该忽略王国维的先锋作用。与此同时，在胡、俞之间，彼此的研究路向也有一个由同而异的变化。概而言之，由王、胡、俞三人分别开启了三大学脉：一是以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为代表的跨文化背景下的哲学研究；二是以胡适发表于1921年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考据学研究；三是以俞平伯发表于1922年的《红楼梦辩》为代表的从考据学转向文学本身的研究。饶有趣味的是，尽管后来胡适屡遭批判，但其考证之学则在红学研究中延绵不绝，成果丰硕，而由王、俞开创的两大学脉却衰而不振，缺乏强有力的嗣响，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红学研究的重大缺憾。在此，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俞平伯于1980年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国际红学研讨会所作书面发言： “《红楼梦》可从历史、政治、社会各个角度来看，但它本身属于文艺的范畴，毕竟是小说；论它的思想性，又有关哲学。这应是主要的，而过去似乎说得较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有创造性，但也有唯心的偏向，又有时间上的局限。至若评价文学方面的巨著，似迄今未见。《红楼梦》行世以来，说者纷纷，称为‘红学’，而其核心仍缺乏明辨，亦未得到正确的评价。今后似应多从文、哲两方加以探讨。” 俞平伯作为新红学的代表人物，在其晚年特别强调红学于文、哲两方面研究的缺失以及今后的重点突破方向，且将哲学研究追溯至王国维，实乃有感而发，此亦间接印证了由王国维及俞平伯所开启的两大学脉的断裂与式微。 重估红学历史之得失，目的是为《红楼梦》的意义重释确立一个新的学术起点，而我们所倡导的“红学新批评”，首先是要在学脉上与20世纪的新红学尤其是与由王国维、俞平伯开创的文、哲两大学脉相衔接，然后由断而续，由微而宏，由分而合。具体而言，一方面是上承俞平伯《红楼梦辨》之学脉，在推进《红楼梦》的文学本身研究中重新确立文本研究的轴心地位；另一方面是上承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之学脉，在强化《红楼梦》哲学阐释与研究中使红学不断走向深入。两者之间，既需要各自独立的学术创新，同时又需要两者互动之中的整体的学术创新。鉴于《红楼梦》本身所臻的形而下的生动性与形而上的深刻性的完美统一的鲜明特征，我们相信，离开文本的哲学阐释，就会成为缺失文学性的空泛阐释；而离开哲学的文本阐释，更会成为缺失超越性的平庸阐释。只有两者的合而为一，才能契合《红楼梦》的本质特点，彼此的关系可以扼要归纳为：回归文本而又超越文本。所谓“超越”，即是具有哲学思辨的深度超越。 三“重”中的最后一“重”是文本重构，即经过意义重释而重构一个新的文本世界。由于意义重释的无限性与个体性，经过不断重构的文本世界既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也不能期望会达成一致的共识，但我们仍有充分的理由从丹纳《艺术哲学》关于不同个体解读者的片面性与不同时代解读者的变异性，可以通过不同个体解读者与不同时代解读者的总和得以纠正、得以补偿的论述中深受启示与鼓舞；而且，根据接受美学的理论，在文本中即隐含着读者，读者与作者都是文本的创作者，读者可以不断填补原有文本的空白，发现文本的潜在意义。由于读者与作者的共同作用，才使文本的意义不断有新的开拓，新的发现，然后不断重建为新的文本世界。学者的使命与责任，就是如何更好地将作者原有的文本世界与读者重建的新的文本世界贯通起来，并为其提供学理上的论证与支撑。 三“新”——意指红学界新生代、新探索、新建树的代际超越 就当今红学界的研究队伍的代际关系而言，大体可以分为四代人：第一代就学于民国时代，年龄都在七八十岁之间及以上，是目前红学界辈分最高的一代，曾长期主持红学界的主流学术研究，功力深厚，成果卓著。第二代就学于“文革”之前，年龄多在五六十岁之间，功力尚厚，成果较丰，但因受“文革”动乱与闭关锁国政策影响，又夹在老一辈与新生代之间，在总体成就上大有所限。第三代就学于“文革”之后，年龄多在三四十岁之间，在学术根底上有先天不足，无法与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相比，但受改革开放时代之惠，视野开阔，思维活跃，在学术敏锐性与创新性方面有其独特优势。第四代为目前就学于各大学的硕博士，年龄多在30岁以下，其受教育程度以及学术环境、资源与训练等方面显然都要优于第三代，但在学术积累上尚须时日，可以说是正在成长之中的一代。 由以上四代划分观之，我们这里所说的“新生代”有广狭之分：狭义的“新生代”仅指第三代，是当今红学研究的主体力量；广义的“新生代”也包括第四代在内，而且，从代际兴替而言，在不久的将来，第四代就会取代第三代成长为新的学术主体力量。 当然，代际兴替本是一种自然规律，而代际属性也仅是一个主体条件。对于“新生代”——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的“新生代”而言，最为关键的是其学术竞争力与贡献率，这是衡定新生代红学成就与地位的根本标尺。面对200多年来红学的风雨沧桑、成就与教训，红学界新生代应该首先通过历史总结与反思，从中吸取有益的借鉴与启示，然后通过不断的新探索，而作出自己独特的新建树。关于红学新探索，不外乎以下两种取向：一是另辟新径；二是旧题新解。前者可谓“雪中送炭”，后者则是“锦上添花”。但在通常的情况下，两者往往相互交织，难分彼此。试举一例，曹家自曹雪芹祖父曹寅于康熙年间就任江宁织造后，即迁居南京，而曹雪芹本人则在金陵度过一段童年时代后离开南京迁居北京。以此对照《红楼梦》，除了《金陵十二钗》为《红楼梦》另行命名外，全书还共有42处出现金陵、南京等。分而观之，这些皆已通过一些学者的文献梳理与考证而加以确认，并无特别的创新之处，且彼此之间似无明显的内在逻辑关联。但合而观之，由作者童年的金陵经历推绎红楼文本，又由红楼文本审视“隐含作者”，可以从中发现有一个始终贯通于《红楼梦》文本与作者之间并被不断幻化、圣化、诗化的“金陵情结”。若进而对其内在意涵包括创作心理、叙事模式、文化意义等进行一番系统的辨释，便可为读者重建一个新的《红楼梦》的文本世界，并使读者对《红楼梦》文本世界的内在意涵别有一番新的体悟与理解。可以说，其中同时包含了“旧题新解”与“另辟新径”两个方面，只有彼此的融会贯通，方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量变而质变，翻开一个新的天地。 学术发展是一个不断累积、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过程，红学新探索——无论是“雪中送炭”还是“锦上添花”，衡量其价值高下的标准，即在于是否有学术创新，这种学术创新不是表现在某一个体的某一论著，或某一论题的某一观点之中，而是累积为新生代群体性的系列成果，集成于新生代群体性的学术建树，并以此划出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红学新时代。 总之，代际兴替就如同一场“学术接力”赛，新生代的属性只是一种身份确认的主体条件，就相当于领到了可以进入赛场竞赛的入场券，最为关键的是在赛场上的具体表现——能否以更佳成绩超越前人，从而在群体意义上最终实现代际之间的超越？ 原载：《文艺报》2008年3月29日 原载：《文艺报》2008年3月29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