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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记 11月7日，应’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的邀请，抵杭州后，与冯其庸、蔡义江、杜春耕诸同志同车赶赴京华，一路谈论的问题自然离不开“红学”研究的现状，不免有些感慨。夜抵京华山度假村，由于来自污浊空气的北京，又为这深山湖畔的清新氛围所陶醉，一时难以入睡，忆及白昼所议，就信笔写下了一些看法，不料次日即被杜春耕同志拿去印发，既已公开，索性把它整理充实一下，讲得周全一些，发表出来，也算是一家之见。 以中青年红学研究者命名的学术研讨会，这是第二次了。学刊和最初的联合举办单位，可能是出于对现状的不满足，或者是每次红学研讨会上熟面孔太多，而且其中有不少已是有专著问世的学者教授了。他们研究《红楼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为人们所熟知；如无新材料或新文物的发现，会议上的研讨，就容易形成各抒己见，或互不相干，或偏执一词……让人不满足。况且会议名额有限，中青年学者能与会的更是少数……。 总之，年轻的力量都希望给红学研究创出新路，希望红坛上能有点新的声音。学无止境，学术研究和科学发明一样，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发展。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是“百家并鸣”的战国时代。而争论不断，则正是近百年来《红楼梦》研究之所以形成为“红学”的最大推动力。 本次学术研讨会《通知》上的主题是“面向21世纪，红楼梦研究文献、文本、文化的融通和创新”，包孕很丰富。这是一种整合研究的想法，是要在红学“门槛”上有所突破。自然不能说过去的红学没有整合的研究，我看近年来陆续问世的张锦池的四部古典名著的《考论》，就是想走整合一体的研究路子。而《红楼梦》在它流传二百多年来之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研究”兴趣，当然首先是“文本”，即作为小说的《红楼梦》的深入人心的思想艺术魅力。所谓“开谈不讲《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 由小说而及作家，这是很自然的事。但比较起其他几部古典小说，《红楼梦》又确有它特殊之处： 其一，为未完成的杰作； 其二，为卷首有作者自云、假语村言之类，故施“障眼法”，扑朔迷离，隐约透露了一些作者与“真事隐去”的关系； 其三，各种手抄本的发现，都附有以“脂砚斋”、“畸笏叟”等人署名的“回前总批”、“眉批”、“夹批”、“双行批”、“回末总评”的大量评语，而且各本又均有异同。 其四，二百多年来广泛流传于读者中间的是题名为《红楼梦》的百二十回，而不同回目的《石头记》的发现，却始终没有超过八十回的版本，于是，又出现了后四十回续书的问题。 这一切，构成了百年红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也产生了“索隐”、“考证”、“新证”、“探源”、“新考”一系列“红学”，或者应当说是“曹学”的力作，它们对《红楼梦》的作者乃曹雪芹，以及曹雪芹的家世考证，都作出了贡献。不过，我总觉得，从索隐红学，到后来的有些红学考证，文献的研究不大顾及文本——即作为小说的创作实际，艺术的概括和规律，而却往往把艺术形象作为事实考证的对象，有时还把作者经历中的素材依据，直接等同于艺术描写的真实，尽管口头上不说，实际上还是把小说《红楼梦》为作曹雪芹或他叔叔的“自传”。其实，创作来源于生活，小说主人公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或来自他周边的生活依据，这是文学中的普遍现象，并非只是曹雪芹的“独创”。譬如鲁迅《呐喊》《彷徨》中不少人物和故事，素材都来自他故乡和北京的周边生活，而且有不少是发生在鲁迅的个人经历里。周作人的《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也曾作过“脂评”一样的“注解”，却很少听说那位读者把魏连殳(《孤独者》)或方玄绰(《端午节》)，径直和鲁迅划等号；鲁迅也说过：“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而他也实在正在给别人捣米。”但谁也不会认为，这个原型的“阿桂”，具有不朽典型阿Q的深广社会意义和思想意义。而在《红楼梦》中“脂砚斋”评语提供的某些生活素材，却往往成为考据家所认定的小说描写的某位真人经历的“事实”，我总觉得这样的“文献”研究，不大有益于对“文本”的理解。 我很赞成把“文献”和“文本”融通起来进行研究，以求得面向21世纪，红学发展有所创新，但希望这种研究能有益于解开《红楼梦》思想艺术魅力之谜，而不是拘囿于“自传说”的事实考证或猜谜之中，像俞平伯先生说的那样：“越研究越糊涂”。按照我的理解，艺术是创造，再没有比说一部伟大的作品写的都是可考证的“事实”，更贬低这部作品和这位作家的了，《红楼梦》和曹雪芹却一直在这种运命中受熬煎! 这样一部巨著，情节如此错综，真可以说，大事件中穿插着小事件，小故事中又潜伏着大变故，草蛇灰线，伏脉千里，首尾相应，筋络连贯，其中又活跃着几百个(至少有几十个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此丰富多彩，又如此完美统一地造成了一个特定的艺术境界，说这是曹雪芹写的自传，那是不可能在文学史上找到艺术实证的。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这句话是艺术创作的真理。非说小说中的主人公写的就是曹雪芹或他的叔叔，这都有背于艺术创造之道。所以，鲁迅不无幽默地说：即使曹雪芹整个都进入了《红楼梦》，“现在我们所觉得的却只是贾宝玉，只有特种学者胡适之先生之流，这才把曹雪芹念念不忘的记在心里。“因为曹雪芹就是整个都进了小说，也只是创造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的素材，或者再加上学者考证出来的曹雪芹叔叔的某些生活事迹被概括在贾宝玉的形象性格里，也同样只有着素材的意义。在评价小说时，并没有多少道理把它们分离出来视为“模特儿”的“自传”。何况庚辰本《石头记》第十九回的“脂评”中就讲过：“按此书中写一宝玉，其宝玉之为人，是我辈于书中见面而知有此人，实未目曾亲睹者。”又说：“合目思之，却如真见一宝玉，真闻此言者，移之第二人万不可，亦不成文字矣。”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分析，而不是艺术猜谜，并且以这“一芹一脂”的亲密关系，都睹面不识，何来“自传”? 只要写的是小说，就必然要有虚构，不管作者从自身经历中采用了多少素材，它也是融合在虚构的艺术之中，而“自传”则决不允许虚构。如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所共知，小说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多取材于作者自身的经历，但奥斯特洛夫斯基从不承认小说是他的自叙和自传。他曾严正地回答读者：“我这部长篇首先是一部艺术作品，在这个长篇里我使用了虚构的权利。作为这部长篇的基础的，有不少是实际材料。但却不能把这部作品称为文献，这是小说，不是传记。譬如，这不是共青团员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传记。” 曹家虽也是清王朝创建时期的世家，可以说从努尔哈赤在辽沈打天下时，就已“从龙伴驾”，成了皇家包衣，隶属正白旗，职在内务府，并且与直系皇族有着极密切的关系。一般的说法，曹寅之母系康熙乳母，曹寅还曾作过康熙的侍读，从曹寅及其子侄曹颐、曹頫继任织造的奏折与批语中，也可看出皇帝对曹家的“施恩”。所以，无论红学论坛上祖籍之争怎样持久和热烈，“千山曹寅”的白纸黑字，却是难以更改的。不过，尽管曹家这个“百年望族”，曾经有过怎样的“风月繁华之盛”，他家也只是个“包衣”，是内务府放出去的官儿，曹寅官职最高，也不过二品虚衔。与开国元勋的国公爷远不在一个阶梯上。曹家被抄家的财产、房屋、地亩、人口，也都留有文献记载。有人说，这是曹雪芹“亲睹亲闻”的夸张和放大。但夸张和放大，不就是虚构么?有些先生很不赞成用小说学来研究《红楼梦》，也不承认小说学研究是“红学”的范畴，但《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小说，而且是中国古典小说向近现代文学过渡的经典作品，是把小说艺术美学发挥到极致的文学典范。 当然，不赞成《红楼梦》的“自传说”并不等于否认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没有对自身家世遭际的概括，没有“半生亲睹亲闻”的各种人物也包括他自己的“影子”，而且应当承认，曹雪芹确是大量使用了自身经历的实际材料。所谓“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所谓“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敦敏)；所谓“扬州归梦不己觉”，“废馆颓楼梦归家”(敦诚)；都说明，即使在曹雪芹挚友的心目中，也深切地感受到，曹雪芹的身世经历给他的生活与心灵留下了多么大的创痛。而敦诚的《四松堂集》、敦敏的《懋斋诗钞》、张宜泉的《春柳堂诗稿》、永忠的《延芬室稿》、明义的《绿烟琐窗集》的发现，无疑都是了解曹雪芹精神风貌及其身世的珍贵文献，也为曹雪芹的《红楼梦》著作权提供了同代人的确证。所以，不同意“自传说”，并不是排斥文献研究、文献考证，正因为有关曹雪芹和《红楼梦》的文献遗存并不太多，因而，每一发现，不管真假，总要引起一番轰动，一番讨论。这反映了人们渴望更多地了解曹雪芹这个人，包括他的身世经历，渴望更多地了解《红楼梦》素材之源，生活之源，以解开它的天才的艺术创造之谜。 然而有关曹雪芹《红楼梦》著作权的争论，近二十年来又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再起。人们当然期望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文献的证据，但也希望能在文献与文本相融通的研究中，从艺术的规律性现象中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而不是从“脂评”的片言只语中进行推测，或是并无实际根据地斥“脂评”为伪造，或是把小说的真正的假语村言变成实证的考据。“甲戌本”第一回眉批分明有两处明确讲到作者即曹雪芹。 一、“若云雪芹披阅增删，然后开卷至此这一篇楔子又系谁撰，足见作者之笔，狡猾之甚。后文如此处者不少。这正是作者用画家烟云模糊处，观者万不可被作者瞒蔽了去，方是巨眼。” 二、“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泪，哭成此书。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 其实，“观者”如果真正走进《红楼梦》的艺术世界，用不着“巨眼”，也是不会被作者那些“假语村言”“瞒蔽了去”的。何况曹雪芹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清朝贵族的爱新觉罗·永忠、富察、明义、墨香(爱新觉罗·额尔赫宜)等，都接触过《红楼梦》手抄本。永忠的《延芬室稿》辑有《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墨香则显然也是一位手抄本收藏者；明义的《绿烟琐窗集》则收有《题<红楼梦>》二十首，题诗前还记有这样一段说明：“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抄本焉。”对于曹雪芹《红楼梦》的著作权，这些该是文献方面最有力的旁证了。尽管在身世经历文物遗存上，曹雪芹不如蒲松龄老人那样幸运，那样家世资料齐全，谱系清晰，而且故居保存完好，子孙绵延不绝。但在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中，曹雪芹比之其他三位：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家世文献，确证还是最多的。截止到目前，否定论者虽然不断地使“红学”大大热闹了几番，却缺乏有说服力的实据。这未免使人替曹雪芹抱屈。“千古文章未尽才”，象这样一位旷世的天才，为创作《红楼梦》，呕心沥血，所谓“字字看来都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所谓“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他英年早逝，“泪尽夭亡”，终于没有完成这部伟大的杰作，已经留下了无尽的缺憾!如果没有新的发现，没有充分的确切的证据，进入21世纪这样的争论是否应当少一点。 至于文献，文本与文化的融通和创新，那在“红学”研究中，该是更深层的内蕴和境界了。毫无疑问，《红楼梦》是中华历史文化立体结晶的精品。它和《三国》、《水浒》既不同类型，又不同题材，它更富于文化的内蕴。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曾经说，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话虽很简洁，意思却很明确。他是把《红楼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最高代表来评价的。有人说，他把《红楼梦》抬得太高。我想，多数研究《红楼梦》的人，根据自己的体会，大概不会有这种意见。因为《红楼梦》确有深广的历史文化蕴含有待于深入开掘和再认识。 自然，我也不赞成抽象化地把《红楼梦》富有时代意义的美的创造，都说成是“古已有之”。譬如贾宝玉思想性格的富于人道主义的叛逆精神，显然是18世纪社会关系中孕育出来的新的思想萌芽，这却不是什么“陶潜、许由时代”的人们所能具有的。用句时髦的话说，此类文本的“积淀”，如果能结合文献的融通，更深入文化内蕴中去探求和剖析，一定会有更多的创新的收获。 我坚信这样的艺术真理：天才的艺术创造，是不可重覆的。《红楼梦》虽有过作者自云“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修改过程，却决不是可以任人拼装的。也不必担心，21世纪的人们会由于这些争论的存在，而把伟大的曹雪芹从《红楼梦》的作者署名上拿掉。 因心有所感，就不揣冒昧地说了几句世纪末想说的话，算是对这次研讨会和面向21世纪红学的几句寄语吧!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改于北京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