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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风云变幻的二十世纪上半纪，中国历史上的1921年，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一个令历史永远无法忘怀的年份。只不过由于身份职业的不同，治史者们的着眼点也略有区别而已：治政治史者往往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治文学史者每每乐道“文学研究会”及“创造社”的成立；而红学家们却总是对胡适以及“新红学”的功过争论不已。 胡适，这个具有特定含义的名字，在近80年间的时光流逝过程中，总是随着时代政治风云的起伏变幻而遭受着人们形形色色的是非评判。然而，无论是某一个学人自以为客观公允的评说，还是政治家们发动举国之众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似乎都难以动摇胡适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是真金，遇烈火焚烧而身价益显。笼罩在胡适身上的“当今孔子”的圣洁的光环，在光被了二十世纪近80个年头以后，必将在新的世纪继续产生其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出现在红学界的“回归文本”的殷切呼唤乃至“摆脱新红学羁绊”的愤激之言，①既表达了人们急于打开红学研究新局面的美好愿望，也表明了胡适所开创的“新红学派”的巨大影响力。 自1917年1月1日《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后，胡适的名字，便已深深地铸刻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虽屡经风雨侵蚀而永不磨灭。1921年，《红楼梦考证》一文的横空出世，仅就个体生命而言，则是胡适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辉煌。但其深远意义，却已大大超出了个体人生的狭小天地，而成为治红学史、哲学史乃至文化史者均无法回避的永久性话题。 这虽是一个被人说烂了的话题，但却总给人以常说常新的感觉。在此笔者不揣简陋，仅就“新红学”的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一文，谈一点儿粗浅的看法。 一 1840年，英国人的洋枪洋炮无情地敲开了中国紧紧关闭数千年的国门，同时也彻底敲醒了清王朝泱泱大国的“夜郎梦”。从自傲的峰巅跌入自卑深渊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之后，终于自觉地掀起了一场又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面对强大的西方文明，有识之士在号召国人努力学习以图“以夷治夷”的同时，也不得不对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进行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反思。 出于一种强烈的自卑心理，一些偏激之士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流风所及，有人甚至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② 当时正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时代的感召下，也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一些问题。 悟性极高的胡适，终于发现了语言的“死”、“活”问题。他认为。“中国的文言文是‘半死的语言’”，而“语体(白话)是‘活的语言’”。③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便从此种因并结下了胚胎。 有几个友情甚笃但在观点上却截然相反的论敌，直接成为胡适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强大反作用力。正是因为与好友任叔永、梅光迪等人你来我往的针锋相对的论战，才将历来处事温和的胡适“逼上梁山”，使他能够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并最终提出了“对中国语文作废除死的古典语文、改取活的语体文”这一激进的改革方案。 经过数次针锋相对的论辩之后，1916年2、3月间，胡适“对中国文学的问题发生了智慧上的变迁”，“终于得出一个概括的观念：原来一整部中国文学史，便是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一个文学或语言上的工具去替代另一个工具。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个文学上的语言工具变迁史”。与此同时，胡适又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一部中国文学史也就是一部活文学逐渐代替死文学的历史。”“一种文学的活力如何，要看这一文学能否充分利用活的工具去代替已死或垂死的工具。当一个工具活力逐渐消失或逐渐僵化了，就要换一个工具了。在这种嬗递的过程之中去接受一个活的工具，这就叫做‘文学革命’。”④ 今日看来，胡适的这一论断，不仅相当偏激，而且也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在当时特定的情势下，却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巨大作用。⑤ 人们往往将胡适等人发起的那一场“文学革命运动”称作“新文化运动”，但胡适却喜欢称它是“文艺复兴运动”。这并不是因为胡适故意“洋化”或美化自己，意欲和发生在欧洲的那场“文艺复兴运动”相提并论。正因为他是这场运动的发难者，因而也更为准确地把握住了这场运动的实质：文言和白话，本来就是中国文学的两大主流，又何尝有什么“新”、“旧”之分? 实际上，胡适只是用一种颇具活力的传统文学形式排斥另一种已然老化的传统文学形式而已。他所提出的言、文一致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与黄遵宪所倡导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无可否认，中国文学之复苏，实得力于白话戏曲和白话小说之兴起”，⑥这是胡适“文学革命”的理论基础，也是他的“文学改良”方案的原动力。胡适的“文艺复兴”，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他要用宋、元以来迅速崛起的白话文学，去占领中国的文学、教育等各个领域。 时至今日，许多治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者似乎都存在着一个误区。他们往往用极少数所谓正统文人对小说的评判，以偏概全地来替代国人的观点，从而得出中国文人历来鄙视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的结论。然而，纵观中国的文学发展史，我们却发现事实绝非如此。自宋元以来，话本、杂剧、传奇戏及白话小说迅速发展，不仅数量相当可观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而且深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任何文艺形式，其地位之高低并非依赖于某些文人或者统治者的提倡，而是看其实际的发展状况。受到人民大众欢迎的东西，自有其崇高的社会地位和巨大价值! 更何况，在中国历史上，极力推崇小说并将之提升到“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子坐”地位的，胡适也不是第一人。自李卓吾、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王希廉到晚清的梁启超，都莫不如此。相比而言，金圣叹在小说评点和“推崇”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似乎比胡适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历史总给人留下许多遗憾和值得深思的问题。对白话文学的推崇和宣传同样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李卓吾、金圣叹，其下场却与胡适截然不同。“英雄造时势”，时势也造英雄!倘若他们与胡适易时而处，又会怎样?⑦ 总而言之，在当时的中国，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学革命”的时机都已成熟，犹如已熟之瓜，蒂落只是早晚之事。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但饶使如此，历来谨慎小心的胡适，却仍然以“温和而谦虚”的态度，写成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以“八条很温和的建议”，小心翼翼地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 对于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所发起的那场“文学革命运动”，我们不妨打一个不太确切的比喻来略述之：亟盼文字、语言改革乃至文化改革的人们，恰如缺水之人守着几口即将干涸的水井，或愁眉泪眼，或抢地呼天，却没有人意识到滚滚而至的江水就在眼前，究其原因，是因为一道山梁挡住了江水也挡住了人们的视线。胡适发现了江水并想将山梁炸开，却又害怕江水淹没了水井因而招致人们的谴责，为保险起见，他便试探性地从遥远的美国给陈独秀寄来一个花炮，并示意地点火之后扔到山梁上。得到启发的“老革命党人”陈独秀不但兴奋地点燃了这个花炮，并且“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拖二十四生的大炮”，对准阻挡江水的山梁以及守护山梁的“十八妖魔”狂轰滥炸起来。与此同时，另一位北京大学的教授钱玄同，又以更为激进的态度，挥动各种武器加入了战团。他在陈独秀提出以“十八妖魔”作为革命对象的同时，又杜撰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这两个名词，集中力量重点打击胡适、陈独秀的三个清代老同乡。随着一批批激进勇士的纷纷加入，“文学革命”遂成烈火燎原之势。 1917年9月，自美国归来的“文学革命先锋”胡适来到了北京大学。但当他所点燃的“文学革命”的烈火正在熊熊燃烧之时，他却一头钻进了故纸堆中，开始了“整理国故”的系统工程。对此，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难以理解，而在后来一次又一次的“批胡”运动中，人们也往往以此作为谴责胡适的口实，认为他“在‘五四’前后搞‘新’文学、‘新’思想、‘新’文化……最多不过六七年，他就不再‘新’了。相反的，他却钻进‘旧’书堆里去，大搞其国‘故’来”。⑧殊不知，胡适的“整理国故”，正是他所倡导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他的“文学革命”理论，本来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他的“文学革命”的原动力，就来源于宋元明清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白话文学；他的“整理国故”，主要便是整理中国的白话文学。他要利用这个取之不尽的“大蓄水池”，为“文艺复兴运动”这条“奔流的大河”提供用之不竭的水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的“整理国故”，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其唯一的也是最终的目的，便是要推动自己所倡导的“文艺复兴运动”继续深入并向前发展。对此，胡适自己也坦然承认：“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部门……所以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初期，便不厌其详的指出这些小说的文学价值。但是只称赞它们的优点，不但不是给予这些名著[应得]的光荣的唯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没有效应的方式。[要给予它们在中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我们还应该采取更有实效的方式才对。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乎科学的批判与研究，[也就是寓推崇于研究之中。]”⑨ 基于这样一种目的，自1920年开始，胡适与颇有远见的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原放合作，开始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系统整理”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系统工程”，他们立下了三条在中国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整理原则：“一、本文中一定要用标点符号；二、正文一定要分节分段；三、[正文之前]一定要有一篇对该书历史的导言。”⑩前二项工作由亚东图书馆来做，后一项任务则由胡适具体负责。正因这一非同寻常的举动，才为《红楼梦考证》的问世创造了必然的客观条件。 二 毫无疑问，此时索隐派红学的甚嚣尘上，尤其是学界泰斗蔡元培的加盟其中，客观上也为胡适下决心撰写《红楼梦考证》一文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斩不断忆梦情结的曹雪芹，费尽十年辛苦，以一把辛酸的泪水，哭成一部“将真事隐去”的千古奇书。他的本意，原是要人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以便“省些寿命筋力”。岂料此书一出，便即风靡天下。一些痴迷的“把玩”者们，竟然费尽“寿命筋力”去索解小说背后所“隐去”的“真事”。结果乱纷纷你猜我索，竟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红学“索隐派”。什么“张侯家事说”、“和坤家事说”、“傅恒家事说”、“明珠家事说”等等，不一而足。有清以来直至乾隆年间曾经较有影响的贵族之家，几乎都被好事者们从《红楼梦》的“背后”拉了出来。 自乾隆年间《红楼梦》问世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封建统治的严酷，人们索隐的对象还大都局限在公侯将相身上。但到鸦片战争以后，软弱无能的清王朝已成“死而不僵”的“百足之虫”，“虽然外面的架子尚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在专制者统治力减弱的情况下，人们索隐的目光，方才投向了皇宫。据现有资料可知，第一个将《红楼梦》与清王朝历史相联系的人，是《棲霞阁野乘》的作者孙静庵。他在该书中说，“吾疑此书所隐，必系国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纪载私家故实。”其中“林、薛二人之争宝玉，当是康熙末允禩诸人夺嫡事。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著者固明言为一块顽石矣、”不特如此，“盖顺、康两朝八十年历史皆在其中。” 孙氏虽然仍恭称清朝为“国朝”，但他敢于大胆地将清朝史事与小说联系起来作为谈资，表明清王朝的统治至此已成强弩之末。1911年的辛亥革命，彻底摧垮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传播清宫的野史轶闻，成为20世纪初期的时代风尚。在这风云变幻的特定时代，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以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三部自成体系的索隐派红学专著相继问世，将索隐派红学推向了高潮。 如果说，上举三部有影响的红学索隐派著作的相继问世，在客观上对于《红楼梦》的普及曾经起过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它们的另一功绩，便是直接引发了胡适研究《红楼梦》的极大兴趣。在此我们不妨打个不太恰切的比喻：大倡“整理国故”的胡适好比是一只正在搜寻猎物的雄狮，王梦阮、蔡元培等人的著作便是一群小鹿。这些猎物的相继出现，更加诱发了雄狮的攻击欲望。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若非索隐派在社会上造成的巨大影响，胡适也许不会对《红楼梦》的研究倾注那么多的精力。 有了上述几大客观条件，胡适便利用北京国立学校“索薪罢课”的充裕时间，撰写了“新红学派”的奠基之作——《红楼梦考证》(初稿)，对盛极一时的索隐派红学著作，予以迎头痛击。 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是中国红学史上第一部自成体系的索隐派红学专著。1914年，该书卷前的《<红楼梦>索隐提要》，曾在《中华小说界》第1年的6、7两期连载。1916年9月，又由上海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因索隐文字与《红楼梦》小说原文一同出版，因而全书共分20卷，分订10册。书前另有彩色《清世祖五台山入定真相》1幅，以及署名“悟真道人”(实即作者化名)所作《序》、《例言》、《<红楼梦>索隐》等。其分回分段之索隐，则采取了传统的评点形式，夹写在120回有关段落的正文之下。该书所赖以立论的全部基础，是清末民初流行于民间的两大传说；一是所谓清初四大疑案之一的“顺治出家”的传说；二是秦淮名妓董小宛入宫为妃并改姓董鄂氏的传说。下面的引文，便是《红楼梦索隐》一书的主要观点： 盖尝闻之京师故老云，是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子也。相传世祖临宇十八年，实未崩殂。因所眷恋董鄂妃卒，悼伤过甚，遁迹五台不返。当时讳言其事，故为发丧…… 至于董妃，实以汉人冒满姓……因汉人无入选之例，故伪称内大臣鄂硕女，姓董鄂氏。若妃之为满人也者，实则人皆知为秦淮名妓董小琬也。小琬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爱重。适大兵南下，辟疆举室避兵于浙之盐官。小琬艳名夙炽，为豫王所闻，意在必得，辟疆几濒于危。小琬知不免，乃以计全辟疆使归，身随王北行。后经世祖纳之宫中，宠之专房，废后立后时，意在本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贱，持不可，诸王亦尼之，遂不得为后。封贵妃，颁恩赦，旷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此《红楼梦》一书所由作也。 一个多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动人的故事随附着动人的小说，其大行于天下自是必然之事。只可惜这个子虚乌有的“爱情故事”，根本就经不住历史史料的检验。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首先利用孟森的《董小宛考》一文，彻底摧垮了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的立论基础：“孟先生在这篇《董小宛考》里证明董小宛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故清世祖生时，小宛已十五岁了；顺治元年，世祖方七岁，小宛已二十一岁了；顺治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而清世祖那时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小宛比清世祖年长一倍，断无入宫邀宠之理。” 既然历史上并无董小宛与顺治皇帝的爱情故事，那么王梦阮、沈瓶庵赖以立论的基础也就彻底崩塌了。至于清世祖是否出家去了五台山，因无现成的史料，胡适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查阅这些史料，因而他也就弃而不顾了。不过，纯粹引用别人的文章，似乎还缺乏应有的份量。于是胡适便又在引用《董小宛考》一文的基础上，选择了“孟先生都不及指摘出来”的《红楼梦索隐》中的一些“绝无道理的附会”，与史料相印证，进行了必要辩驳： (一)第十六回明说二三十年前“太祖皇帝”南巡时的几次接驾：赵嬷嬤年长，故“亲眼看见”。我们如何能指定前者为康熙时的南巡而后者为乾隆时的南巡呢?(二)康熙帝二次南巡在二十八年(西历一六八九)，到四十二年曹寅才做两淮巡盐御史。《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驻跸曹寅盐院署，是错的。(三)《索隐》说康熙帝二次南巡时，“曹雪芹以童年召对”；又说雪芹成书在嘉庆时。嘉庆元年(西历一七九六)，上距康熙二十八年，已隔百零七年了。曹雪芹成书时，他可不是一百二三十岁了吗?(四)《索隐》说《红楼梦》成书在乾嘉时代，又说是在嘉庆时所作：这一说最谬。《红楼梦》在乾隆时已风行，有当时版本可证(详考见后文)。况且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曾提起曹雪芹的《红楼梦》；袁枚死于嘉庆二年，诗话之作更早的多，如何能提到嘉庆时所作的《红楼梦》呢? 在利用孟森和自己的研究成果彻底摧垮了《红楼梦索隐》的谬说之后，胡适又将批判的矛头对准了自己的上司——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 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初版于1917年。在这部最有代表性的索隐派红学专著中，蔡元培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的观点：“《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实际上，早在无名氏的《乘光舍笔记》中，就已提出“《红楼梦》为政治小说”的观点。蔡元培由此受到启发，在继承并发挥了清人陈康祺、徐柳泉等人的“宝钗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等说法的同时，又舍弃了他们的“明珠家事说”，并将《红楼梦》的寓意扩大为康熙朝的政治小说。 然而，衡量一部著作，问题并不仅仅看它提出一种什么样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要看其中有无确凿可靠的证据支撑其观点，以及能否利用史料对自己的观点进行科学的论证，亦即胡适所谓的“有证据的探讨”。平心而论，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在“引书之多和用心之勤方面”，在红学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其最大的弊病，便是在具体的论证时仍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牵强附会的泥沼。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适在对《石头记索隐》进行批驳时，并没有象反驳《红楼梦索隐》那样从立论基础上予以推破，而是更加注重从论证方法上人手。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蔡先生这么多的心力都是白白的浪费了”，“他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假使做《红楼梦》的人当日真个用王熙凤来影余国柱，真个想着‘王即柱字偏旁之省，國字俗写作国，故熙凤之夫曰琏，言二王字相连也，’——假使他真如此想，他岂不成了一个大笨伯了吗?”“假使《红楼梦》真是一串这么样的笨谜，那就真不值得猜了!” 在早期红学索隐派诸说中，“明珠家事说”不仅出现最早影响最大，而且持续的时间也是最长的。至清末民初索隐派红学达到极盛时期，此说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在《红楼梦考证》中，胡适对刚刚出版的《红楼梦释真》未予理睬(也许他当时没有看到这部著作)，却将“明珠家事说”列为索隐诸说中的第三派而予以痛击：“(一)纳兰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西历一六五四)，死于康熙二十四年(一六八五)，年三十一岁。他死时，他的父亲明珠正在极盛的时代(大学士加太子太傅，不久又晋太子太师)，我们如何可说那眼见贾府兴亡的宝玉是指他呢?(二)俞樾引乾隆五十一年上谕说成德中举人时止十五岁，其实连那上谕都是错的。成德生于顺治十一年；康熙壬子，他中举人时，年十八；明年癸丑，他中进士，年十九。徐谦学做的《墓志铭》与韩菼做的《神道碑》，都如此说。”“无论如何，我们不可用宝玉中举的年岁来附会成德。若宝玉中举的年岁可以附会成德，我们也可以用成德中进士和殿试的年岁来证明宝玉不是成德了！”“(三)至于钱先生说的纳兰成德的夫人即是黛玉，似乎更不能成立。成德原配卢氏，为两广总督兴祖之女，续配官氏，生二子一女。卢氏早死，故《饮水词》中有几首悼亡的词。钱先生引他的悼亡词来附会黛玉，其实这种悼亡的诗词，在中国旧文学里，何止几千首?况且大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若几首悼亡词可以附会林黛玉，林黛玉真要成‘人尽可夫’了!(四)至于徐柳泉说的大观园里十二金钗都是纳兰成德所奉为上客的一班名士，这种附会法与《石头记索隐》的方法有同样的危险。即如徐柳泉说妙玉影姜宸英，那么，黛玉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晴雯何以不可附会姜宸英?又如他说宝钗影高士奇，那么，袭人也可以影高士奇了，凤姐更可以影高士奇了……” 最后，胡适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举这些例的用意是要说明这种附会完全是主观的，任意的，最靠不住的，最无益的。”并引用钱静方的话说：“要之，《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 三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主要目的不仅在于推破索隐派红学的种种谬说，更重要的是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方法，将《红楼梦》的研究引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因此，只“破”不立，自然达不到预期的目的。孟森的《董小宛考》以及他在后来撰写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两文，都曾以翔实可靠的史料，严谨而又科学的论证方式，彻底摧垮了《红楼梦索隐》赖以立论的基础，然而，在中国红学史上，孟森却没有创立一个新的红学流派。虽然这两篇文章都是针对《红楼梦索隐》一书，而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只是在孟森攻破王、沈的“清世祖与董鄂妃故事说”的基础上，又轻描淡写地驳斥了两说而已。因此，要彻底摧垮牵强附会的红学索隐派，就必须在“破旧”的前提下，再创立一种令人信服的“新”学说，才能使非科学的索隐派红学著作销声匿迹。《红楼梦考证》一文问世后，虽然仍有几部索隐派红学著作相继问世，但其一蹶不振的局面，便可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在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欲立一种新说，又是何等的困难!完成于1921年3月27日的《红楼梦考证》初稿，可以说是只“破”未“立”，即“立”亦基石不牢。因此，自1921年4月初开始，胡适便在顾颉刚的无私帮助下，开始了艰苦的查找资料的工作，并最终利用所找到的史料，于1921年11月2日，写成了《红楼梦考证》的改定稿，从而为“新红学派”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胡适与顾颉刚寻找史料并讨论《红楼梦》问题的通信，已全部收入《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一书中。时至今日，我们重读这些通信，不仅能够充分地感受到他们当日搜求时的艰辛和收获后的喜悦，而且还可体悟到他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科学精神。 《红楼梦》的“著者”究竟是谁?胡适从该书开卷第一回中“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钗》……”一段话，推测《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然后又从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找到了一条有关曹雪芹的资料，再通过对这条“最早”的“关于《红楼梦》的材料”的分析，便得出了如下三条结论： (一)我们因此知道乾隆时的文人承认《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 (二)此条说曹雪芹是曹楝亭的儿子。(又《随园诗话》卷十六也说“雪芹者，曹练亭织造之嗣君也”。) (三)此条说大观园即是后来的随园。 袁枚说曹雪芹是曹寅的儿子，“只跟着证据走”的胡适在《红楼梦考证》初稿中本来也相信了这话。但当他从杨钟羲的《雪桥诗话续集》中查到“雪芹为楝亭通政孙”这条重要的资料后，旋即推翻了原来的看法，并重新得出了另外三条结论： (一)曹雪芹名霑； (二)曹雪芹不是曹寅的儿子，而是他的孙子； (三)清宗室敦诚的诗文集内必有关于曹雪芹的材料。 胡适下此断语，看似贸然，实际上对此问题他与顾颉刚是经过了一番讨论的。在1921年5月20日的日记中，他就曾经举出一条理由：“上回我已觉得曹雪芹的世次发生了问题(日记页二二以下)，故说曹寅五十四岁时尚无儿子。我因此断定雪芹生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以后，但我那时说‘假定袁枚说雪芹是曹寅的儿子的话是不错的’。现在我这点怀疑果然证实了!” 顾颉刚收到胡适的信和日记后，在26日的回信中首先就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疑虑：“接二十日来信，读到《雪桥诗话》一则，快极，但‘楝亭通政孙’一语是杨钟羲的记载；不知他是否根据于《四松堂集》?还是就他的记忆而言?这是一件主要问题，如杨君尚在，顶好去问他一问……” 在5月30日的信中，胡适又开门见山地谈了这个问题：“《雪桥诗话》‘通政孙’一句的来源，我七月间到上海时，当亲自设法一问。杨君似有《四松堂集》及《懋斋诗钞》。”后来，胡适又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强调说：“我今年夏间到上海，写信去问杨钟羲先生，他回信说，曾有《四松堂集》，但辛亥乱后遗失了。”对于杨钟羲在辛亥乱后遗失了《四松堂集》之说，胡适深表怀疑。他在1922年4月19日的日记中，对此还耿耿于怀：“杨钟羲说他辛亥乱后失了此书刻本，似系托词。”不过，当时他虽然没有见到《四松堂集》，但却核实了杨钟羲“雪芹为楝亭通政孙”一语源本《四松堂集》的推断。因此，他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中便毅然决然地推翻了袁枚的说法，并一再强调说：“杨先生编有《八旗文经》六十卷，又著有《雪桥诗话》三编，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杨先生既然根据《四松堂集》说曹雪芹是曹寅之孙，这话自然万无可疑。因为敦诚兄弟都是雪芹的好朋友，他们的证见自然是可信的。” 顾颉刚早在1921年6月30日的回信中，就指出了袁枚《随园诗话》的三大谬误：“《随园诗话》里，说雪芹是曹寅之子，是一误。说雪芹‘距今已百余岁矣’，是二误。《随园记》说随氏为康熙时织造，是三误。”第一“误”等于没说，第二、第三两条却抓住了袁枚的要害。这两条证据充分地证明，袁枚不但不认识曹雪芹、曹寅，甚至连他们的底细都不清楚! 在《随园诗话》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袁枚所谓“明我斋”者，即清都统傅清之子明义，姓富察氏，号我斋，著有《绿烟琐窗集》，其中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主要吟咏《红楼梦》的具体情节和人物，乃目前所知最早的咏红诗。但凡读过《红楼梦》的人便不难看出，“病容憔悴”一诗，乃是吟咏林黛玉；“威仪棣棣”一诗则是吟咏薛宝钗。今查明义《绿烟琐窗集》，此二诗正是二十首咏红诗中的第十四、十五两首，不过与袁枚在《随园诗话》中所引在文字上略有出入而已。岂料袁枚却信口开河，妄言“红楼中某校书尤艳”，将小说人物林黛玉、薛宝钗当成了青楼中的妓女!这不仅表明袁枚根本就没有读过《红楼梦》，⑪而且也证明《随园诗话》中这条材料的不可信性。 令人遗憾的是，当时胡适与顾颉刚等人虽然没有发现明义的《绿烟琐窗集》，但只要与《红楼梦》中的情节或人物略加对比，袁枚《随园诗话》的这一谬误便不难发现。岂料他们却对此熟视无睹! 不过，这只是考证过程中的一个小小的疏漏。通过他们对曹雪芹究竟是曹寅之子还是曹寅之孙的论辩取舍，我们还是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治学态度和敏锐眼光。相比而言，袁枚虽与曹雪芹是同时代人，但他既不熟悉曹家又没读过《红楼梦》，其《随园诗话》中则更是谬误多多。而杨钟羲虽是民国年间人，但他既“是一个最熟悉八旗文献掌故的人”，其资料又直接来自曹雪芹好友敦诚的诗集，究竟哪个更为可靠?答案当然是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撰写过程中，对于其他问题的考证，诸如家世、版本、续书等方面，胡适与顾颉刚也莫不如此。 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的第二部分，胡适就开门见山地指出： 我现在要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其实做《红楼梦》的考证，尽可以不用那种附会的法子。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者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这一番话，既是《红楼梦考证》一文立论的基础，也是“新红学派”的纲领性宣言，更为该派中的一些主要干将划定了一个终身为之奋斗的“正当范围”。⑫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也正是紧紧围绕着“著者”与“本子”这两个问题而展开的。 由于曹寅与曹雪芹的特殊关系，又由于曹寅是曹家历史上最为“显赫”的一个人，资料较多，所以胡适在查考了《昭代名人尺牍》、《扬州画舫录》、《丙辰札记》、《陈鹏年传》、《江南通志》等有关史料后，首先得出了有关曹寅的四点结论：“(一)曹寅是八旗的世家，几代都在江南做官。他的父亲曹玺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曹寅自己做了四年的苏州织造，做了二十一年的江宁织造，同时又兼做了四次的两淮巡盐御史。他死后，他的儿子曹颙接着做了三年的江宁织造，他的儿子曹頫接下去做了十三年的江宁织造。他家祖孙三代四人总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这个织造真成了他家的“世职”了。(二)当康熙帝南巡时，他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差。(三)曹寅会写字，会做诗，有诗词集行世……他家中藏书极多，精本有三千二百八十七种之多，可见他的家庭富有文学美术的环境。(四)他生于顺治十五年，死于康熙五十一年(一六五八——一七一二)。” 对于曹寅的考证，实际上属于曹雪芹家世考证的一部分，而非有人所讽刺的“红外线”。家庭环境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相对于曹寅而言，有关曹雪芹的材料更为匮乏。但胡适却又以《雪桥诗话》为线索，从《熙朝雅颂集》中找到了敦氏兄弟有关曹雪芹的四首诗，然后结合其家世及《红楼梦》本文，初步得出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六条结论： (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 (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 (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 (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 “红学”发展到今天，景况已与胡适等人草创时大不相同。以上六条，基本上都曾遭到异议。尤其是第六条，可说是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的核心和灵魂，因而受到的非议也最多。但平心而论，胡适在当年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所做出的许多结论，到如今不仅没有被彻底推翻，反而还是诸多争论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见解。 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的成就和深远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基本上为红学考证派划定了一个研究范畴。在此我们仅以胡适对曹雪芹家世生平的考证为例，来观察他是如何以“科学的态度”研治《红楼梦》的，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其他诸如该文第二部分的《红楼梦》版本研究、续书研究等等，也都为新红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因篇幅所限，笔者对这几个问题将另撰文详述，此不赘。 四 胡适与红学索隐派尤其是蔡元培之间矛盾冲突的焦点，既不在观点也不在文学观念上，而是在论证问题的方法上，亦即是“科学的考 证”还是“牵强的附会”。 平心而论，无论以胡适为首的“新红学派”还是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红学索隐派，实际上都在努力搜寻《红楼梦》背后所“隐去”的“真事”。只不过红学索隐派提出了“明珠家事说”、“张勇家事说”，而胡适提出并力证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胡适等人实际上也在“索隐”! 历来评价红学索隐派和新红学派的一些人，几乎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他们混淆了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之间的区别。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未曾分辨的误区。如果说索隐派所谓的“影射”、“本事”，胡适所谓的“影子”、“化身”等等，还没有将两者区别对待的话，那么，“宝玉非人，寓言玉玺耳”的说法又当如何解释?难道这也是混淆了生活原型与人物形象之间的区别?不过，在此我们需要分清一点，无论红学索隐派还是新红学派，在具体的行文过程中，也确实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混乱。导致这种现象的出现。原因很多，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对此，笔者亦将另有专文论述，在此也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既然红学索隐派与新红学派的矛盾焦点是在方法的应用方面，我们不妨重点谈一谈这个问题。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承认：“我在《红楼梦》考证文章的结论上说，我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来处理这一部伟大小说。我同时也指出这个‘考证法’并非舶来品。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然而，他在1930年12月27日所写《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却说：“《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这不过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实际应用。”1949年以后，大陆文艺界对胡适的批判，也大都着眼于这一点。实际上，这又是一个未曾辨明的误区。从本质上来说，胡适的治学方法，更多地来自中国传统的“朴学”。至于杜威等人对他的影响，也只是皮毛的东西而已。我们应该承认，胡适的治学方法，确确实实是“中西结合”的典范。但这种“结合”，却仍然是“中”为主、“西”为辅的。说得直白一点儿，也就是华人打上了领带穿上了西服革履，打扮虽然“洋”了，但本质上却仍然是一个“华人”。只不过胡适“结合”得恰到好处，既不象当年的遗老遗少们换上了西服革履却仍扎着辫子戴着瓜皮帽那么别扭，也不象今日崇洋媚外的少男少女们染黄了头发却仍衬着黑眼珠黄皮肤那么刺眼罢了。 当年胡适为何故意标榜自己的治学方法姓“杜”而不姓“朴”?可能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更为了投年轻人之所好，以便更好地将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引向深入。须知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心理绝不亚于今日。一些欧美的著名文人，诸如罗素、杜威等人，在中国知识界一些年轻人心目中，几被视为神明。流风所及，甚至一些姓罗、姓杜的中国的年轻文人，也几几乎要引以为荣!尤其是杜威，在中国当时的学术界影响更大。“1919年3月胡适(代表北京大学)与陶知行(代表南京高等师范)、黄炎培(代表江苏教育会)商决以三个单位名义，聘请正在日本讲学的杜威来华讲学。杜威应聘，偕夫人、女儿于5月1日抵达上海。是日胡适赴码头迎接。杜威在华讲学，历两年又两个月，到过中国内地的十一省。并同中国学术界、教育界上层人士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京回国的前一天——胡适在北京南河沿欧美同学会设宴为杜威饯行，以他个人名义邀请了许多学术界知名人士。座席间蔡元培颂扬杜威为中国的孔子，梁启超把杜威当作印度的释迎牟尼来颂扬，林长民则称颂杜威为中国的老子。杜威在这次宴会上竟取得了儒释道三教教主的殊荣，也可见出他当时在中国学界影响之深。”⑬身为杜威学生的胡适，以此为荣并借重其身价来宣传自己的治学方法，也是情理中事。更何况他的治学方法也多多少少沾了点儿“洋气”。 唐德刚曾说：“大凡一个思想家，他思想体系的建立，总跳不出他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他智慧成长期中的时代环境。这是他的根。其后枝叶茂盛，开花结果，都是从这个根里长出来的。”⑭胡适虽是大名鼎鼎的“洋博士”，但其思想及治学方法却仍然是“中国式的”。谓余不信，我们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在“文学革命”前胡适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治学道路。 生长在科举时代的胡适，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中国式的传统教育。早在他“十几岁的时候，便已有好怀疑的倾向”，并且“一有怀疑，也都要予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⑮这种“好怀疑的倾向”，固然由其天性所致，但传统文化中所谓的“在可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等等，无疑也对他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此时的胡适，恐怕还没听说过杜威的大名，更不知道什么是“实验主义”! 1910年，胡适与其他69名庚款留美学生一起来到美国，由于服从二哥胡绍之的决定，胡适首先进入康乃尔大学学习农科。这位出生在农村的贵公子，虽然不能说“五谷不分”，但“四体不勤”却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就不会对这个专业感兴趣。三个学期之后，他终于“作了重大牺牲，决定转入该校的文理学院，改习文科。”他在《口述自传》中除了苹果课的“实习”这个促使他改行的原因外，还曾总结出这样三条：一是他“对哲学、中国哲学和研究史学的兴趣”；二是对中国“政治史所发生的兴趣”；三是“对文学的兴趣”⑯。由此我们便不难看出，他的改学文科，主要还是基于他少年时所受的传统教育。用惯了毛笔装了一肚子中国墨汁的胡适，即使用上了美国的自来水笔，也难以改变自己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 1915年9月，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又以夏德教授的两门汉学为副修课之一。这固然是因为难却夏德的一番盛情，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取决于他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而他跟随杜威学习哲学之后，选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便是《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 在跟随杜威学习期间，胡适惊异地发现，“我国近千年来——尤其是近三百年来——古典学术和史学家治学的方法，诸如‘考据学’、‘考证学’等等”，居然与“现代的科学法则”“在方法上有其共通之处”。这一发现，固然“得之于杜威有关思想的理论”，⑰更证明了胡适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我们承认胡适的治学方法“沾有洋气”，但这点儿“洋气”恐怕也就在中、西文化的共通性上。实际上，自从1911年直至1916年，胡适的治学方法和治学范围。以及他发动“文学革命”的原动力，始终都没有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片沃土。所以，胡适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我要指出我从何处学得了这些治学方法，实在是很不容易的。我想比较妥当点的说法，是我从考证学方面着手逐渐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由于长期钻研中国古代典籍，而逐渐的学会了这种治学方法。所以我要总结我的经验的话，我最早的资本或者就是由于我有怀疑的能力。”⑱唐德刚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胡适“所说的‘治学方法’，事实上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简言之便是版本真伪的比较，文法的分析，再加上他独具只眼的‘历史的处理’。”⑲说白了，也就是来自中国传统的讲求“实事求是”的“朴学”。 “朴学”虽然大行于清代，而其历史渊源，却可以追溯到汉儒的古文学派及宋明理学。虽然三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其承继关系却是十分明显的。虽然胡适并不承认自己是“古文家”，但其治学方法，却无疑是继承了“古文家”尤其是“朴学家”的优良传统。⑳ 如果说胡适的治学方法属于“古文家”，那么红学索隐派的治学方法则恰恰来自“今文家”。他们要继承并发扬“今文家”“学术为政治服务”的传统，也就自然而然地继承并发扬了“今文家”那种牵强附会的治学方法。因此，胡适与红学索隐派的冲突，实质上还是两种传统治学方法的冲突，亦即汉代“古文家”与“今文家”两大派别之间相互斗争的一种继续。前者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考证”，后者则是牵强附会地任意曲解。 胡适一再强调“方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方法论者。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便是将我国传统的治经学、史学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治学方法，首次应用到小说领域尤其是《红楼梦》的研究中来，从而把小说研究升格为一项正当的“学术主题”并将之纳入了“科学研究”的正确轨道，大大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红楼梦考证》一文的巨大贡献和深远意义，正在于此。 注 释： ① 无论呼唤“回归文本”还是要求“摆脱新红学的羁绊”，虽然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愿望，但这样的呼吁却无疑忽视了《红楼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确定“文本研究”的概念和范畴。且不说传统的“评点派”、“题咏派”、“索隐派”均在《红楼梦》本身作文章，即以考证派而言，又何尝离开过“文本”?胡适、俞平伯、吴恩裕、吴世昌、冯其庸等人对《红楼梦》版本的考证，算不算“文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何况胡适、周汝昌等对曹雪芹身世的考证，许多地方都与《红楼梦》中的具体情节相对照!尤其是俞平伯的“考证”，则更是以“文学考证”为主。退一步说，就算以上种种被排除在“文本研究”的范畴之外，那么相比而言，考证性的论著屈指可数，而“文本研究”的论著却汗牛充栋。我们不能因为许多红学大家都是从事考证工作的，就误以为《红楼梦》的研究也是以考证为主了!实际上，从事“文本研究”者真正拿出有份量的论著来。才是打开红学新局面的唯一出路。诸如王昆仑、吴组缃、蒋和森、李希凡、蓝翎等人，并未从事考证工作，却从来都没人否认他们是一流的红学家。“文本研究”未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还是研究者本身的原因。当年王国维以《红楼梦评论》一文开创“小说批评派”以后，数十年间未能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学术流派，主要原因还是后继无人的问题。 ② 在20世纪，汉字起码出现了两次危机：20世纪初提出的“废除汉字，改用字母”的主张，其最终结果是导致了汉语拼音的诞生，不仅方便了人们对汉字的检索，而且也为汉语注入了生机，成为“洋为中用”的典范；20世纪末，由于家用电脑的迅速崛起，汉字再一次出现了危机。然而，正当人们面对以26个英文字母而设定的键盘感到束手无策之时。各种汉字的输入法却又如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出现。再一次体现出汉字的生命力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 ③④⑥⑧⑨⑩⑭⑮⑯⑰⑱⑲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文出版社1992年8月第2版。 ⑤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学史，都不是纯粹的“文学工具变迁史”。胡适此论，只注意了文学的“形式”而忽视了其内容。但在当时汉字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形式”的改革 无疑是当务之急。 ⑦ 胡适虽处于军阀割据战祸连年的动荡时代，但万恶的君主专制制度毕竟已被推翻。独霸一方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们，对于执政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民主国家在野党的监督作用，因此，令人发指的文字狱也相对减少。此外，当时的一些有文化的大军阀，诸如徐世昌、吴佩孚、徐树铮等人，也都崇尚文治武功。他们不仅不愿意让自己的双手沾上文人的鲜血，而且还往往附庸风雅，愿意与著名文人交朋友。但饶使如此，李大钊、邵漂萍等人，却也因争取言论自由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⑪ 郭沫若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之六《谈林黛玉》中就曾明确表示：“明我斋所咏者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衰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测而已。”并吟讽刺诗二首云：“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醉眼看朱方化碧。此老毕竟太糊涂。”“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 ⑫ 愚以为，在“新红学派”的主要干将中，在胡适指定的道路上奋勇前进并取得最大成就的，当首推周汝昌。而他认定曹学、版本学、脂学、探佚学才是红学研究的基本对象和主要范围，正是坚持了胡适当年所划定的“《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 ⑬ 胡明《胡适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6月第1版。 ⑳ 在唐德刚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中有这样一条注释：“治近代学术史的人，每把‘胡适’列入‘古文家’。胡先生向我说，他绝对不承认这顶帽子，因为他搞的是‘科学方法’，马融、郑玄懂啥科学呢?其实胡氏此言也犯了他所批评的‘马氏兄弟’所犯的同样毛病——没有对研究资料作‘历史的处理’。近人有以现代天文学证《夏书》的。吴健雄教授也曾告诉笔者，有人要以‘现代数学’和‘现代物理’来解释《易经》。因为什么‘初九’，什么‘九二’，都有其高度‘现代数学’上的意义。这套本事，胡适之先生也没有，用功去学也绝对学不会。但是我们怎能说胡适不懂‘现代数学’便小视他对‘整理国故’的贡献呢?” “再者，从西学上说，希腊罗马时代又何尝有过什么‘高级批判’之学呢?所以说‘胡适’是‘古文家’的人，只是说他实事求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考据’求真的精神，近乎汉代的马融、郑玄；不像汉代的‘今文家’，和当代的‘教条主义者’，牵强附会硬要以‘学术为政治服务’罢了。”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原载：《红楼梦学刊》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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