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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先生创导的“自传说”，对于推动红学的发展，大有功绩。然而，其历史功绩不等于其立论的正确。周汝昌先生将“自传说”推演到了极致，冯其庸先生从另一角度完善之，“自传说”似乎成了不刊之论，然而，近20年来，不断有 人向“自传说”挑战。 徐乃为先生似乎感觉到原有“自传说”的一些缺陷，在《南都学坛》2002年第6期上发表《(红楼梦)中人物原型考索——兼说小说人物与生活原型的对应原则》(以下简称《考索》)，力图使“自传说”完美。徐先生以“双声转韵关系”的方法，论证林、史、王、薛四大家族，对应李、孙、文、熊四大家族。 我今撰文，与徐先生商榷，并就教诸方家。 一、林家不对应李家 林如海虽为次要人物，其原型却有迹可寻。其主要原型是魏廷珍，次要原型是李煦和曹寅(仅为人物的部分特征对应，不是人物的全部特征对应，更不是家庭对应)。这3人都任过两淮巡盐御史。 林如海“乃是前科的探花，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本贯姑苏人氏，今钦点出为巡盐御史”。这四句话，有三句与魏廷珍有关。魏廷珍于康熙六十一年任巡盐御史[1](P579),而他是康熙五十二年的探花[2](P3385),九年之间有两次殿试，正是“前科的探花”。《清史稿》载魏廷珍于康熙“五十九年转擢詹事复迁内阁学士”[2](P3385),与“今已升至兰台寺大夫”吻合。魏廷珍以京官出任巡盐御史，这与林如海出为“巡盐御史”，完全吻合。 “本贯姑苏人氏”。魏廷珍、李煦、曹寅的本贯都不是姑苏。但李煦长期在苏州任职，李家长期在苏州居住，与“本贯”义有点相近。至于死于扬州任所的，是曹寅。作为家庭的对应，林家与李家相差甚远。 林如海“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偏又于去岁死了，虽有几房姬妾，奈他命中无子，亦无可如何之事。今只有嫡妻贾氏，生得一女，乳名黛玉，年方五岁”。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末期》载李果撰写的《李公行状》[1](P39)有言：“娶韩氏，昌邑生晋卿公女……”韩氏与曹家毫无关系，因此，不能构成李郎曹舅的关系，因而，不能与《红楼梦》中的林郎贾舅的关系发生对应。 《李公行状》云：“子二人，鼎、鼐。”李煦有二子，与林如海“无子”不相对应。又云“女一人，黄阿琳其婿也，正黄旗参领兼佐领，为内务府营造司郎中佛公宝之子。”看来，李煦之女根本不能与黛玉相对应。 不知徐先生写的“林黛玉的原型确系苏州织造李煦的女儿”，有何实在的根据？徐先生写的“亲戚易位”的原则，我实在不敢苟同。如果说亲戚可以易位，那就不仅仅是某两个人可以易位，而且是相关的两个家庭也可以易位。曹郎李舅，曹寅为郎，李煦为舅。曹寅作为郎家，其家庭构成，与林如海家大不相同。曹寅有两女，皆成王妃，两女都不是“黛玉”。 另外，曹寅之妻李氏，是李煦的堂妹（童力群2009年1月21日注：李氏是李煦远房的堂妹）；而不是胞妹，而贾敏是贾政的胞妹，而不是堂妹。 二、史家不对应孙家 史湘云的父母双亡，她无兄弟姊妹，有伯父史鼎、史鼐。 正如徐先生所写“在今存文献资料尚找不到孙文成是孙氏之侄的证据”。即使我们假定孙文成是(曹寅之母)孙氏的侄儿，但我们对于孙文成的家庭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惟一知道的是他有个儿子名普福。 张书才先生在《〈“丰润说”论证〉平议(续三)》中写道：“孙文成从康熙四十五年七月抵任，至雍正五年十二月以‘年已老迈’解任，任杭州织造凡二十二年，现存满汉文奏折二百多件，不失为研究《红楼梦》创作背景乃至素材的重要 史料，遗憾的是，孙文成的这些奏折没有其家世材料。聊可欣慰的是：我们查到了孙文成的儿子名普福，在孙文成解任后仍任杭州织造司库，而孙文成在雍正后期已经去世。推杭州织造隆升于雍正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奏称：‘据司库普福呈称：普福之故父孙文成在杭州织造任内，蒙奉大行皇帝朱批训旨遵即陆续恭缴外，尚有未缴请安、谢安等折，原奉大行皇帝朱批二十四个，等语。理合代为恭缴。谨奏。’按，三织造处各设织造监督一人，司库一人，笔帖式二人，库使二人．司库乃织造衙门的‘二把手’，织造进京述职或奉差他处公干，例由司库护理织造印务。明乎此，则孙文成解任后其子仍任杭州织造司库，依然受到信用，可见孙文成之去职确非政治原因，与所谓‘宫廷斗争’并无关涉，至于孙文成的父祖为谁，家世情况，尚未查到确切史料，只得留待诸位同好共同努力了。”[3](P250) 依上述引文，孙家与曹家、李家并没有形成“一损俱损”的关系。总之，史家不对应孙家。 三、王家不对应文家 王夫人有兄三人：王熙风之父，王子腾，王子胜(见程乙本)；有妹一人：薛王氏(薛姨妈)。王熙风有兄王仁。王子腾有女，嫁保宁侯之子(第70回)。 徐先生写的‘‘文家”，由李士桢的妻子“文氏”而来。徐先生写道：“曹寅的岳丈家是李家，岳父即当是李煦之父李士桢。” 然而，曹寅的岳父(李氏之父)并不是李士桢! 《红楼梦新证·人物考·几门亲戚》有《李氏世系表》[1](P99)。表中，李士桢之女“适周承诏”。 《李公士桢墓志铭》云：“女一，王夫人出，适周承诏佐领。”可见，此女非文氏所生。无论如何，曹寅的岳母不是文氏。 我们至今对文家仍是一无所知。既然如此，王家如何能对应文家呢？ 四、薛家不对应熊家 薛家的人口简单：薛姨妈，薛蟠及夏金桂、香菱、宝蟾，薛宝钗，薛蝌及邢岫烟。薛蝌是薛蟠的堂弟。 徐先生写道：“‘四大家族’最后一家的薛家的原型应当是康熙朝大学士熊赐履熊家。” 首先我们来看熊赐履的子女情况。 李昕先生在《孔继涵与曹雪芹》中写道：“熊赐履在康熙四十八年去世时，他的大儿子熊志伊，才年仅三十四岁，还有两个小儿子‘一个去年所生，一个今年所生’。但是他的女儿甚多，共有六个，他最小的女儿淑芬，就是孔继涵的生母。”[4](P313) 而《红楼梦》的薛姨妈，仅有薛蟠和薛宝钗。因此，从家庭构成看，薛家不对应熊家。 《考索》写道：“此种种迹象表明熊赐履之选择江宁为告老之地，乃依仗曹寅。” 徐先生的这种说法不符合史实。《清史稿·列传四十九·熊赐履传》云：“(康熙)十五年……失大臣体，坐夺官。归，侨居江宁。……四十五年，乞归江宁。”[2](P3317) 熊赐履起初选择江宁为全家的居住之地，其原因主要是“坐夺官”，无颜在家乡长住——此乃人之常情；其次是眷恋城市生活，与众门生故吏便于联络——此亦人之常情。康熙十五年，熊赐履42岁，正当壮年，不是“告老“之时。至于康熙四十五年，他72岁告老回到江宁，因为他家已在南京安居30年。熊赐履选择江宁为住地，根本不是“依仗曹寅” 《考索》写道：“再者曹寅、曹颙、曹頫给康熙的奏折每每提及熊赐履的事，熊赐履逝世，曹寅赠与丧仪达两百四十两之巨。这些迹象，都应当是亲戚之情而非同僚之谊。” 然而，“这些迹象”，不仅不是“亲戚之情”，连“同僚之谊”也不是。(曹寅与熊赐履根本不能算“同僚”!——他们没在同一个衙门共过事。再加上他俩相隔一代，官品又隔几个档次)。 众所周知，曹家官虽小、责任却大，是康熙帝安在江南的“耳目”。因此，曹家向康熙帝上的那些关于熊赐履的奏折，只不过是完成“报告”的任务而已，根本谈不上情谊!至于“丧仪达两百四十两之巨”，尽管其行动较早，亦不过是奉 旨行事。《熊赐履传》云：“(康熙)五十一年，上追念赐履，知其贫，迭命江宁织造周恤其家。” 《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中期》有两段涉及到熊赐履[1]（P275）。 其一云：“(康熙四十八年)九月，熊赐履故，具仪申唁。三月十六日折云：‘熊赐履与江宁秀才陈武循、张纯及鸡鸣寺看花作诗，有小桃园杂咏诗二十四首，此其刊布在外者，谨呈御览。’九月某日折，报熊病故，批云：‘尔还须送些礼去才是。十月某日折云：‘臣于前月已送奠仪二百四十两祭过。按康熙异日又屡嘱织造照看赐履诸子，以其有师傅之情也。可看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十四：‘上时屡云：熊某之德何可忘？我至今晓得些文字，知些道理，不亏他，如何有此。’” 其二云：“按自(康熙四十八年)二月起，至九月、十月、十一月，在康熙追问下，叠有折报熊赐履交往、文字、病故、临终、身后、家产等情况。所以如此注意，又以太子胤礽曾与熊关系亦密也。康熙于批十月折云：‘闻得他家甚贫，果是真否？’十一月折报云：‘臣细探得熊赐履湖广原籍有祖遗住房一所，田不足百亩；江宁现有大住房二所，田一百余亩；江、楚两地房田价值约可七八千两；其中有无积蓄不得深知；在外无营运生理之处。其家人上下大小约有百口：熊赐履在日未闻其向人借贷之事，其间或有门生故吏周济，或地方来往官员赠贻，故过日充裕，较之汉官大臣内，亦属中等过活．未见其贫。’” 从上可见，曹家与熊家根本没有亲戚关系。“细探得”三字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只有情况不熟、来往不多、关系疏远，才必须“细探”。 另外，如果熊家与曹家若是姻亲或连襟关系，康熙帝岂有不知晓？熊赐履病故，如果曹寅是他的连襟，曹家必定要向熊家送礼。如果两家没有亲戚关系，曹家的奠仪就属可送可不送之列，正因为如此，康熙帝才叮嘱“尔还须送些礼去才是”。 《考索》写道：“宝钗之父是皇商，官名却是‘紫薇舍人’，深意存焉!”又写道：“贾政与薛蟠之父紫薇舍人的关系是连襟。” 宝钗之父是“紫薇舍人”吗？答曰：非也! 《红楼梦》第4回在护官符的注中写道：“紫薇舍人薛公之后，现领内府帑银行商。”紫薇舍人是薛家祖先薛公的官名，而不是宝钗之父的官名。紫薇舍人是官职，而不是爵位，是不能世袭的。如果能世袭，为何《红楼梦》不说宝钗之父是紫薇舍人？不说薛蟠是紫薇舍人？ 因此，不是紫薇舍人的宝钗之父，与相当于“中书舍人”的熊赐履，没有对应关系。 至于孔梅溪(熊赐履之外孙)与营雪芹的交往，对此事本身的考证，何其难也!关键是孔梅溪(孔继涵)的生年太晚——他生于乾隆四年的大年初二，而甲戌本的“甲戌”又太早——乾隆十九年(该年孔梅溪仅十五岁)；孔梅溪第一次到北京的时间——乾隆二十二年春季，比起乾隆十九年又晚了。 如何解决这两对矛盾，不是一两篇文章能奏效的。如果按照我的思路来解决这两对矛盾，就要写文章来彻底否定胡适先生、周汝昌先生、冯其庸先生、徐乃为先生树立的“自传说”。 无论如何，将孔梅溪与曹雪芹的交往作为熊家对应薛家的佐证，目前是不宜的。 还有一条：薛家富，熊家贫。 总之，薛家不对应熊家。 五、《石头记》是高士之作 以上论证了林史王薛四大家族与李孙文熊四大家族没有对应关系。 《考索》在论证贾家对应曹家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论证宝玉对应曹颜。 曹颜是谁的亲生儿子呢？ 从《考索》的《宁荣二府与原型对应表》2看，曹颜不是曹宣家的。《考索》在结尾又写了“从兄弟曹頫”五字。可见，徐先生认为曹颜不是曹宣的亲生儿子。 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则，曹寅只能从亲弟曹宣家过继儿子。 《考索》之论，不合此规则。 限于篇幅，我以后再专门撰文论证贾家不能对应曹家。 《考索》写道：“即《红楼梦》描写的是曹寅的时代!而不是曹颙、曹頫、曹雪芹的时代。” 我与徐先生最大的分歧就在于“《红楼梦》描写的时代”方面! 我以为：《红楼梦》描写的时代，主要在乾隆前期(此处的乾隆前期，具体指乾隆元年至乾隆三十五年)。 或问：曹雪芹活到了乾隆三十五年吗？ 我的回答是：曹雪芹的确只活到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初，但是，《红楼梦》前80回的主要作者——冒名曹雪芹的那位江宁“高士”，活到了乾隆三十五年。思来想去，《红楼梦》前80回——《石头记》，就是抒发“高士”之情的小说! 《红楼梦》第15回写北静王水溶又道：“……小王虽不才，却多蒙海上众多名士凡至都者，未有不另垂青目，是以寒第高人颇聚。令郎常去谈会谈会，则学问可以日进矣。” 这一段难道是闲笔吗?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新证·史事稽年·末期》写道： “(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封皇六子永瑢为贝勒，出嗣慎郡王。按疑《红楼梦》中所写北静郡王水溶，即从永瑢字形变化而借指其所嗣之慎郡王允禧，允禧卒谥靖。”[1](P732) 允禧薨于乾隆二十三年五月。 永瑢生于何年呢？《清史稿》没有记载。皇五子永琪生于乾隆六年，皇七子永琮生于乾隆十一年，因此，永瑢作为皇六子，可能生于乾隆八年左右。 《红楼梦》第14回写道：“现今北静王水溶，年未弱冠……”看来水溶在18岁左右。 如果永瑢是水溶的主要原型，《石头记》的作者是宝玉的主要原型，又如果依宝玉见水溶的情节推测，永瑢与《石头记》的作者的第一次会面，应在乾隆二十六年左右。 若顺延此项生发下去，又要引发出诸多问题，我暂且打住不表。 回到小说里来，贾宝玉为什么要经常跑到北静王府去呢？看来其主要原因是去与“高人”们“谈会谈会”。想来贾宝玉的“杂学旁收”，不仅仅来自于书本，而且还来自于与这些“高人”们的“谈会”。 《终身误》里的“山中高士晶莹雪”，把薛宝钗写成“高士”，我原来总有些迷惑不解。现在恍然大悟了。薛宝钗的某些言行，难道是一个少女的吗？ “高士”二字，正是一把钥匙，引导读者们入门、解全书之味。 在《红楼梦》里，跛足道人、甄士隐、贾宝玉、柳湘莲、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探春、薛宝琴，乃至于晴雯，都有“高士”之气，他(她)们各代表着“高士”的某种类型。 或问：曹雪芹难道不是高士吗？答曰：曹雪芹是个能诗善画的“高士”。但是，此高士非彼高士。曹雪芹游戏笔墨于爱情，江宁“高士”深刻笔墨于“补天”。 《红楼梦》前80回的许多片断都有些“小题大作”、“借题发挥”。 《葬花吟》有“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的生活果真如此吗？ 《芙蓉女儿诔》更是写得惊心动魄!正如蔡义江先生在《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中所写：“这里，‘古人多有微词，非自我今作俑也’一句，特别值得注意。它明白地告诉我们诔文是有所寄托的。所谓‘微词’，即通过对小说中虚构的人物情节的褒贬来讥评当时的现实，特别是当时的黑暗政治。”[5](P315) 总之，《红楼梦》前80回抒“高士”之情，是“高士”之作。 参 考 文 献 [1]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4] 李昕．孔继涵与曹雪芹[J]．红楼梦学刊，1982，(2)：309—322. [2] 赵尔巽，等．清史稿[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3] 张书才．《“丰润说”论证》平议(续三)[J]． 红楼梦学刊，1998(3)：235—252． [5]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 原载：《南都学坛》2004/02 原载：《南都学坛》2004/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