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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头记》与《新红楼梦》著者考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田若虹 参加讨论

    二十世纪初,吴趼人为了表达其未来社会的理想与变革现实的愿望,把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之《红楼梦》一书,煞费苦心,脱尽脂粉窠臼,假以科幻的题材、手法来表现他在写实小说中所难以表现的社会矛盾与理想,他的《新石头记》虽标“艳情小说”,宝玉也仍为贯穿全书的中心人物,但所叙述的已并非是陈旧的宝黛爱情故事,而是一部反映二十世纪初动荡的中国社会生活的社会小说,更是一部对未来文明境界满怀憧憬与展望的科幻小说。它有别取悦于流俗之《后红楼梦》、《续红楼梦》、《红楼复梦》、《红楼梦补》、《红楼幻梦》、《红楼圆梦》、《增补红楼》、《红楼梦影》、《红楼重梦》、《疑红楼梦》、《疑疑红楼梦》、《风月梦》之类,非纪潇湘馆主人之返魂,即称怡红公子之还俗,“滥调言情,结以团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况言辞错杂,事迹荒唐,陈陈相因,毫无特色。它在当年汗牛充栋的各种衍旧的“新”作小说中,不失为一部较严肃的作品;一部具有思想及艺术独创性的作品。诚如杨世骥所评:“第一,他想借宝玉下山后的见闻,写出当日时代的面影。第二,他想借宝玉之游历“文明境”,写出他所理想的科学世界。第三,他想借宝玉回国后的言论,写出他对于政治改革的主张。因此,这位宝玉实际就是作者全部思想的化身。”1
    《新石头记》假《红楼梦》所谓“通灵宝玉”出世,以伸“补天”之志的旨趣,作为构思全书的枢纽,并借以表达其旨意。这点在作者的整体构思中已显现出来。如第一回,交代了宝玉再度下山入世的动因,是因为还“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故安排宝玉蓄发下山。由南京而上海而北京而武汉而山东的曲折经历。“使宝玉与二十世纪相见”。通过宝玉的见闻,作者展现了清末中国社会的动乱,与种种腐败黑暗的现状,以及对此现状的无奈与苦闷,最终只得自叹“补天乏术”。正当宝玉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文明境界”给他带来了新的希望。
     著者并非以文学为游戏,亦非借文学以牟利,而是为了“写写自家的怀抱”,这种执著的抒写怀抱的情怀,在小说结尾部分的诗中表露无遗:“蒿目时艰兮触发其热忱,悲复悲兮世事,哀复哀兮后生;补天乏术兮岁不我与,群鼠满目兮恣其纵横。吾欲吾耳之无闻兮,吾耳能其听;吾欲吾目之无睹兮,吾目其不暝;气郁郁而不得抒兮,吾宁喑以死,付稗史兮以鸣其不平。”
    《新石头记》的前二十一回叙写宝玉在清朝末年的社会见闻,仍以宝玉、焙茗、薛蟠三人为主人公,以这三个人物的关系与性格来设计情节、结构故事。书中第二十二至四十回,以老少年导宝玉坐飞船,纵游地球文明境界、乘猎艇海底探秘的经历为线索,描述二人穿越太平洋、探南极异境、冰底旅行的奇遇,以及探访“文明境界”的种种见闻。小说熔知识性、趣味性、创造性于一炉。小说中所描述的未来景观,是与现实有一定距离的自然及社会环境。但并非神话,童话。
    《新石头记》最初是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一日(1905年9月10日)出版的上海《南方报》附页“小说栏”上连载。每一回约分三次刊完,隔日或隔几天刊出一次不等,署“撰者老少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印行初版,全书凡四十回,分订四卷八册,每册五回,每回之前附一插图,全名为《绘图新石头记》。封面标“社会小说”,全书首尾皆未署作者名。
    此书在民国二十年代末又出现了另一种版本,署名《新红楼梦》,民国十七年(1928)十月由上海亚华书局出版,全书亦四十回。分为一至四卷,第四卷书末署名著者、编辑者陆士谔。其目次、内容与“老少年”的《新石头记》完全雷同。据目前资料来看,署名为“老少年”者应是吴趼人,而非陆士谔,基于如下理由:
    第一,在《近十年之怪现状》自叙中,吴趼人总结自己历年来所写的小说时道:“以迄于今,垂七年矣,已脱稿者,如借译稿以衍义之《电术奇谈》(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恨海》(单行本),如《劫余灰》(见月月小说),皆写情小说也。如《九命奇冤》(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胡宝玉》(单行本),皆社会小说也。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见《南方报》近刻单行本)。其未脱稿者不与焉,短篇零拾亦不与焉。”据本人调查《南方报》“近刻单行本”至第二十回止(见插图)。吴趼人序中既称其小说:“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那么应是完整的四十回。《新石头记》直至后二十一回才以描述科学、社会理想为主旨。“其未脱稿者不与焉”,则说表明当时《新石头记》四十回已脱稿。而标明为“我佛山人撰”的《新石头记》应是吴趼人所为。
    第二,可见于《月月小说》启事,署名南海吴趼人白。一九○七年二月出版的《月月小说》第六号“本社撰述员附告”中曰:“启者,仆自前岁六月,由汉返沪后,久已不预闻报界之事,虽《南方报》前载《新石头记》小说,为仆手笔,而于小说栏外,从未著一字,未预一言,且除《新石头记》外,虽小说也未登过日报。”
    第三,《月月小说》第六号“说小说”栏目中有陶报癖的评介文章曰:“南海吴趼人先生,近世小说界泰斗也。灵心独具,异想天开,撰成《新石头记》,刊诸沪上《南方报》。其目的之正大,文笔之离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尚,殆绝无而仅有。全书凡四十回,以宝玉、焙茗、薛蟠三人为主脑。未涉及一薄命儿,且先生亦现身说法,为是书之主人公。书中之老少年,即先生之化身也。而其所发明之新理,千奇百怪、花样翻新,大都与实际有密切之关系。循天演之公例愈研愈进、愈阐愈精,为极文明、极进化之二十世纪所未有。其描绘社会之状态,则假设名词,以隐刺中国之缺点,冷嘲热骂,酣畅淋漓。”
    陶报癖还将曹本《红楼梦》与吴趼人之《新石头记》作了一番比较,极力鼓吹《新石头记》之真趣:
     盖旧石头记艳丽,新石头记庄严;旧石头记安逸,新石头记动荡;旧石头记点染私情,新石头记昌明公理;旧石头记写腐败之现象,新石头记扬文明之暗潮;旧石头记为言情小说,亦家庭小说。新石头记系科学小说,亦教育小说;旧石头记儿女情长;新石头记英雄任重;旧石头记消磨志气,新石头记鼓舞精神;旧石头记令阅者痴,新石头记令阅者智;旧石头记令阅者入梦魔,新石头令阅者饶希望;旧石头记使阅者泪承睫,新石头记使阅者喜上眉;旧石头记浪子欢迎,新石头记国民崇拜;旧石头记如昙花也,故富贵繁华,一现即杳。新石头记如泰嶽也,故经营作用,亘古长存。
    陶报癖从二者之性质、之体裁、之长短作了比较,其论虽不无偏颇、褒贬过当
    之嫌,却也阐明了《新石头记》的精神主旨,有助于读者领悟其“真趣”。
    笔者认为造成这一文坛错案的主要原因有如下几点:
    一是因出版商贸利钻营所致。历来书贾旨在谋利,而撮拾雕镌者往往妄制篇目,改题撰人,以至割裂拼凑,面目全非;甚而改头换面,辗转翻刻,造成讹误百出。如李伯元身后,就有假小说名家李伯元编译的外国小说《冰山雪海》的赝品。2《新红楼梦》亦不例外。吴趼人虽然乃晚请小说界巨擘,但《新红楼梦》出版时他已谢世二十个年头。他的大名自然不如当时声誉鹊起的“小说名家”陆士谔更为时人所知、更具吸引力。故将《新石头记》移花易木、改头换面而以《新红楼梦》取而代之更有利于书商谋利。在吴趼人谢世不久,世界书局和广益书局的老板为了招徕生意,就曾将息影楼主人的《红泪影》和无歆羡斋主的《清魔》这两部根据外国小说改编的书皆署名吴趼人。魏绍昌先生在介绍一本署名为吴趼人的《白话西厢记》(于一九二一年十月由上海国家图书馆出版)时道:“世界和广益是两家老牌子的大书局,尚且出此手段,国家图书馆是一家十分陌生的小书店,就更加令人觉得靠不住了。”3
    二是《新红楼梦》再版时,陆士谔的另一部科幻小说《新野叟曝言》,亦于是时由同一家出版社再版。《新野叟曝言》与《新红楼梦》皆于1928年由上海亚华书局铅印本发行。无论从小说题材抑或思想、艺术风格乃至某些情节来看,吴趼人、陆士谔两人皆颇多相似之处。试比较这两部书中的几处描写:
    这船舱里面用的是人力制成的空气,与外面大气隔绝,又有冷暖二气管。所以那气候也是随意制成。便制了个不寒不热,最温和的气候。除非来了顶盖及舱口,才有外面的四时气候。(《新石头记》、《新红楼梦》32回)
    宝玉道:“据说上头没有空气,我们多携带了制造空气的机器。到上头看看,侥幸到得一个星球上,也可以考究考究……老少年道:“早就有人想到了,不然办了,因为到了没有空气的地方,便是真空。电气到了真空的地方,便要发火。制造空气只能把窗门关紧了,人在里面自制、自吸,断不能放到外面来。”(《新石头记》、《新红楼梦》37回)
    老少年道:“我们的软玻璃是用药水制过的,(《新石头记》、《新红楼梦》31回)
    室内无窗户,四壁光明透亮,空气新鲜。这是文礽制造的收光药水,把太阳光收拢来,分布在室内四壁上的结果,四壁自然发光昼夜不息,且光亮适度,正合人的目力。因室内有空气箱,所以窗户紧闭,室内空气清新,此箱分两半,其中有一机器,如人体之胃,能吐故纳新。箱子一头吸收碳气,经机器制造变为新鲜空气,又从另一头吐出,供人吸收,人们吐出多少炭气,空气箱就吸收多少,人们吸收多少新鲜空气,空气箱就放出多少,所以室内空气常新,清而不浑浊。(《新野叟曝言》13回)
    而且,陆士谔书中所反映出来的作者的世界观,所宣扬的儒家思想,主张“道德救国”、“道德万能”的政治理想;所设计出的“文明境界”;所表现出来的爱国自强之心,皆无不与吴趼人所论相通,所述相同。《新红楼梦》前二十回中,对世风浇漓的谴责,与陆士谔《新上海》的风格亦无所异。出版社将《新石头记》更名为《新红楼梦》时,错将作者转嫁与陆士谔并非没有可能。譬如李伯元身后,亦曾因其于一九○一年在上海办过《繁华报》(全称《世界繁华报》),而引起了关于小说《繁华梦》作者是李伯元还是孙玉声的文坛纷争。4
    其三,也不能完全排除署名者本身的原因,近代小说的抄袭现象颇为严重,即使知名作家也不例外.。如被周作人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徐枕亚,其代表作《雪鸿泪史》出版不久,就被人检举:“其中部分诗词,是攫取他人的。”作者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因为赶写匆促,不及自为。5 沈从文在评论张资平的小说时曾经提到:“他的小说真多……不过我们若是愿意在他那些小说中加以检查、考据或比较,就可知道那容易产生的理由了。还有人说,这作者一定得由人指出什么书从什么书译出以后,作者才肯声明那是译作的。”6
    当然其他的可能,譬如陆士谔是否参与续写了《新石头记》的后部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前面谈到吴趼人在《近十年之怪现状·序》以及《月月小说》第六号启事中提到《南方报》刊登的《新石头记》为其所著,这一点勿容置疑。值得注意的是《南方报》仅刊登了《新石头记》的前二十回,那么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印行初版的全书四十回的《新石头记》是否也是由“老少年”即吴趼人所著呢?根据《忏玉楼丛书提要》记载,“《新石头记》连载‘未完而报馆封闭’”。王杏根先生亦曾调查过连载《新石头记》的《南方报》。他声称:所见到的仅存第一号至一百五十一号,在此期间发表于《南方报》的仅有十三回((见于王杏根《新石头记》前言,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他调查的某研究资料记曰:“小说连载‘至1908年2月1日该报停刊为止,小说尚未登完。’”另一处又说至“1905年11月29日,报上连载仅至第十一回。”故《新石头记》是否已连载完篇?如果连载未完,又是何时中断的?《南方报》到底是何时停刊?这一切问题与署名为陆士谔的《新红楼梦》之间到底有何关系,是否亦值得进一步地探询?!带着这一问题,我重新调查了《南方报》,并基本上弄清了上述前三个问题。据上海图书馆馆藏史料记载:第一,《新石头记》连载至二十回结束,其后《南方报》再未刊登。第二,《新石头记》连载至1906年2月18日中断。但在2月22日的第四版,又附有《南方报》刊出的《新石头记》第二十回当中的一页书样,中行有:“上海南方报馆印行附送”字样。第三,《南方报》于1907年11月5日停刊。1906年2月18日,第一百九十五号刊登的《新石头记》第二十回,这是其在《南方报》刊登的最后一次。据本人调查,此后1907年的《南方报》所刊的小说为:《袖中剑》、《老将谭》、《女侦探》、《漂流少年》、《中国新侦探》、《雪子孃》和《近十年民俗史》,皆为连载。
    此前学界对于《新石头记 》的考证,尚止于对署名为“老少年”者是何许人这一问题的关注,以及如陶报癖对其“真趣”的阐释。笔者对署名为陆士谔的《新红楼梦》内容的发现;对于《南方报》所刊《新石头记》前二十回情况的考证;以及对于《新石头记》这部“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7 的优秀代表作之后二十回的读解与考证,或许对于廓清《新红楼梦》与《新石头记》作者之问题有所助益。
    注释:
    1 杨世骥:《文苑谈论》第一集,中华书局1945年4月发行。
    2 魏绍昌:《李伯元研究资料》第九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3 魏绍昌:《白话西厢记》序,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
    4 参见魏绍昌:《繁华梦非李伯元著作考》,《李伯元研究资料》第470页。
    5 魏绍昌《鸳鸯蝴蝶派资料》第384页。
    6 参见《沈从文文集》,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141页。
    7 吴趼人:《新石头记·序》。
    原载:韩国《中国小说论丛》第18辑
    
    原载:韩国《中国小说论丛》第18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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