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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和《飘》是两部不同地域、不同文化氛围中孕育出的经典小说。《红楼梦》是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展示了所谓“康乾盛世”时的地主阶级动向。《飘》则描述了南北战争及其前后美国南方由奴隶主种植园经济向资本主义工业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动态。这两部小说中有两位个性遭遇非常相似的女性人物:王熙凤和斯佳丽,两者具有同样觉醒的女性意识,同样精明能干的个性,但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时代特征导致了不同的命运和结局:美国南方的贵族小姐斯佳丽自主把握着自己的爱情并在执著地渴求爱情的艰难奋斗中,成为新旧社会交替中适应北方工业文明潮流的弄潮儿;而中国南方的贵族少妇却成为贾府这座将倾大厦的总管和“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封建社会的殉葬品。 一、相同点 1.女性人格中男性气质的彰显 王熙凤与斯佳丽形象的个性魅力,在于她们的行为都超越了她们的时代社会对妇女的定位,表现了自我女性意识的张扬,体现了现代心理学大师荣格的女性“阿尼姆斯”原型理论①、宗教女性主义者“双性气质”理论②和中国道家学派所宣扬的“万物负阴而抱阳”(《道德经》第四十二章)理论。她们虽不乏女性的千娇百媚,却又冲破当时社会定型了的性别模式的重重枷锁,展现了耀眼的女性风采,这种风采与其说是对传统女性价值的叛逆,不如说是女性人格中男性气质的彰显。 王熙凤出身洋务家庭,自幼当男孩养、与男孩为伍、与洋人洋物接触的开放型成长环境减少了传统儒家文化中封建的伦理规范“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观念对她的影响,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压抑小又引发了她女性人格中潜在的男性气质,她也获得了当时应属于男性才可能具有的聪明才智。她天性口齿伶俐、反应机敏、果敢好强,生活环境又激发促进并定格了她坚毅刚强、“有泪不轻弹”,独立狠辣而又自信果断的主导性格。 如果说王熙凤的“男性特质”是由于家庭出身和环境的影响,斯佳丽对淑女规范的叛逆则有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斯佳丽生活在美国南方,其母亲是温柔典雅的南方淑女的典型,但是她的性格里充盈着父亲一辈南方的种植园主的那种大气和粗犷。她的叛逆性格决定了她不会默默无闻,不会像其他的女性一样过完平凡的一生。南北战争爆发,她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由少女变成少妇;又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由少妇变成寡妇。她敢于冲破旧传统的束缚,从寡妇的茧子里咬出来。随着南北战争的日益严酷,其性格中的“男性特质”使她日益表现出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坚强的性格和现实的人生态度、顽强的生活能力、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和为爱牺牲的精神。在这一切的行为中,她张扬女性自我意识,挑战男性主体论和男权的地位。 2.兼有时代烙印的传统和“新观念”女人 尽管她们的性格中有彰显男性的一面,但是她们终究是离不开自己生活的时代。王熙凤和斯佳丽作为时代女性,被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烙印,外在地表现为有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认同,又有对新事物新观念的追求和确认。王熙凤和斯佳丽生活时代的共同特征是新旧交替。 《红楼梦》创作时的社会特点非常复杂。一方面,自明朝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另一方面,大清朝被人认为是“辉煌的落日”,强大的封建势力在崩溃前表现出极为顽固的挣扎。王熙凤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裂变与认同是矛盾的。一方面,她把贾府这座封建大厦作为安身立命,作为封建压迫的代言人,她自然地体现其固有的封建性,并按照封建社会的游戏规则和封建礼教装扮自己:孝顺孙媳妇、当家媳妇、解嘲退让的妯娌、爱护有加的嫂子、在维护自己权益前提下体贴尽责的妻子。另一方面,她又站在封建叛逆的一方。王熙凤虽深深扎根于名宦大族的封建土壤里,却已经接受了货币经济折光射线。“在王熙凤的身上是有着我国早期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的。只是由于她半官半商的家庭出身、特别的生活际遇,以及她与封建统治阶级的密切关系,使她的身上不可能具有宝黛那样的反封建色彩,却异常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自产生以来就具有的劣根性,那就是金钱与掠夺是他们的灵魂,是他们的‘人性’。”③她推行赏罚与劳动力的付出相联系的奖惩制度,冲击了旧有的封建生产关系。她将短期积压的月钱以放债的形式投入到货币流通领域,从中牟利,这一举动带有资本主义社会下的高利贷色彩。 而《飘》的故事背景则是南北战争,是处于上升阶段、代表先进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北方资本主义与腐朽没落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度的较量。斯佳丽的传统性表现在她对土地的眷恋和对旧南方绅士阿希礼的炽热爱情上。作品中多次描写了她对土地从不以为然到依赖、执著和誓死捍卫的精神历程。大地是她的生命之源,是她抚平精神创伤的良药。这种对土地的执著与咏唱实际上蕴涵了对传统认同的精神文化品格和价值取向,是一种地域人格的思维积淀。阿希礼是南方骑士精神和贵族气息的典型代表,对他的依恋反映了斯佳丽对南方庄园流连和对优雅文明的亲和接纳。在捍卫传统精神家园塔拉的过程中她成长为资产阶级新女性。为了提高利润,减少成本,她力排众议,我行我素,租用囚犯;在竞争中不择手段,并不顾非议,力主与北方佬买卖交易,并因此获得丰厚利润,表现了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初期的某些特点。她的一系列行为已经离经叛道,以一个接一个的惊世骇俗之举,不断地去顺应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成为美国南方一个较早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社会中的强者和女英雄。 二、不同点 1.对男女情感的“独占”与“追求” 王熙凤是希望“独占”自己对异性特别是对丈夫的感情,王熙凤是作为封建社会男尊女卑思想压迫妇女的典型及“妒妇”的形象进入“金陵十二钗”的,她的悲剧是封建一夫多妻制、夫权和族权伦理统治妇女的悲剧。斯佳丽是希望“追求”自己所爱的每个男人的感情,被许多文学评论者冠以给爱她的男人带来厄运的“狐狸精(bitch)”型女性,个人主义盛行的新大陆则以其实用的毁誉参半和摧枯拉朽精神孕育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勇敢的恶之花”。 王熙凤是贾府有名的“醋缸醋瓮”,“凡丫头们二爷儿多看一眼,她有本事当着爷打个烂羊头”。她的行为触犯了要求女子以男子为核心,要求女性对男性绝对服从,从属于男性的传统礼教。她之所以变得心地残忍、手段狠辣,主要是贾府这个官僚世家推行专制主义家规及封建伦理的结果。多子多福和重男轻女的封建生育观,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孝道观,使生有一女,患有恶疾唯恐不能生育的王熙凤感到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中对于男女要求的双重标准又使她对丈夫的淫浪只能隐忍,只有把屈辱强加给比她地位更低、同样受着封建夫权、父权压迫的女性尤二姐等的身上,用毒计逼她吞金自尽,这导致贾琏怀恨在心,决心效法凤姐迂回取胜的情势,设谋休弃了她,使她在“哭向金陵”的途中短命而死。她将人人玩弄于她的股掌之上,最终也未能逃出封建社会与封建礼教的股掌。 斯佳丽最受人指斥的是用情不专、玩弄男性,被人视为“狐狸精”。因为她嫁了三个男人,两次守寡,一次被弃。但她敢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忠实于自己的情感,经过执著的追求终于醒悟到自我的情感趋向。在最初,斯佳丽对爱情婚姻并没有明确的意识,只是受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因求而不得的撒娇使性和报复心的驱使,她嫁给了情敌的弟弟查尔斯。这次婚姻带给她的只有累赘、厌恶感和寡妇的黑丧服,而这些又是和她自由奔放的天性不相容的,从此,她逐渐站到“教养”的对立面,执著于自我的意识和感受,强烈要求从这为人母的角色和丧服的黑茧中挣脱出来。当战火硝烟使生存成了第一要务,她怀着一份家长的责任感和献身精神,为了保住塔拉庄园,嫁给了妹妹的未婚夫弗兰克,因此被指斥为不道德。与此同时,对阿希礼的精神之恋驱使她护理、照顾、庇护阿希礼的妻子玫兰妮并因深爱着同一个男人在潜意识中与之结成姐妹情谊。第三次婚姻,因为财富和安全,因为是为上流社会所鄙弃的平等感觉,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她毅然嫁给了瑞特。此时,她对婚姻的看法仍然处于新与旧的交汇点上,对旧的传统不满不服,对于新的又茫然不清。 由此可见,王熙凤的“独占”是想维护被爱的权利,斯佳丽“追求”的却是爱的自由。不同的文化背景使前者成为因无力反抗族权夫权只有恨丈夫的情人的“妒妇”“醋缸”,而后者却是为了对所爱者的承诺帮助自己情敌的“狐狸精”。 2.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创作背景的差异 《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封建农业社会自然经济制度在工商都会中向市场经济转轨转型的初始阶段。王熙凤是一个18世纪中国贵族大家庭中的精强狠辣的少妇,具有封建社会所赋予一切特质的某一种完整的女性典型。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将倾大厦中,她只能是在封建伦理的夹缝中寻求手段,以求生存、发展。她虽千方百计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旧秩序,却以管家人的身份最先敏感到封建末世经济上的衰败,看到贾府这个封建大家庭必然为传统的封建消费和封建经营所累。她既是专制制度的疯狂执行者,又是一个该制度的受害者。她以女性身份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充当男性的管理角色,其封建性使其不能超越封建专制寻求到出路,而她的叛逆色彩为封建伦理的维护者所不容。她在失落和裂变中也有对传统文化积淀的负重,但较之其他的女性,她毕竟更为真实地感觉到了自己,从而极力表现自己。由于她的价值不为男人所肯定,结局必然是被男权所抛弃。结果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殉葬品”。 斯佳丽生在一个因刚刚独立而经历着成长痛苦的民族,东征、西进运动增强了其文化的创业色彩。她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竞争中去,去追求个人价值的最大实现。斯佳丽的精神与遭遇从一定程度上寄寓了美国当时的时代背景及美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孕育了美国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她“寻求个人的自立,达到个人表现;立足个人思考,追求个人自由,进行个人抉择;实现个人平等,坚持个人竞争,保证个人生命”④充分体现了美国资产阶级百折不挠、勇于进取的美国精神和强烈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和实用主义人生态度。当我们把她人格的成长和变化放在南北战争的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就会发现,斯佳丽的性格是随着生活和环境的变化而转变的。作者把斯佳丽的个人命运融汇到美国重大的历史变革中,表现了斯佳丽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合乎逻辑的发展。 ① 霍尔·荣格.心理学入门[M].北京:三联书店,1987,53-54. ② 海市伦.迈向双性的认识[J].台湾中外文学, 1996, (4):120. ③ 温靖邦.略论王熙凤的典型意义[J].西南师范学院学报, 1979, (4):18. ④ 段连城.美国人与中国人———中美文化的融合与撞击[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3,14. 参考文献: [1] 熊欣.《飘》中思嘉丽的反叛精神浅析[J]. 琼州大学学报,2005. [2] 董金伟.《飘》的魅力、价值与特色[J].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 [3] 米切尔.《飘》.刘新增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2. [4] 刘世雄. 从郝思嘉的角色转换看其性格特征[J].咸宁学院学报,2006. [5] 荆兴梅.《飘》的女性主义解读[J]. 江苏科技大学学报,2005. [6] 杨娟. 斯佳丽的情感矛盾与蜕变—探索其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和精神家园迁移[J].镇江高专学报,2005. 原载：《名作欣赏(下半月)》 2008年第05期 原载：《名作欣赏(下半月)》2008年第0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