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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长安花隔雾,百年谁覆烂柯棋。”[1](Ｐ127)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小说文本中无与伦比的厚重感和神秘性引发了人们无数的争论。而书中的谶语恰是这种神秘与厚重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蔡义江在他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中就特意标有“谶语式的表现方法”一节,称:“《红楼梦》诗词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种其他小说中诗词所少有的特殊现象,那就是作者喜欢用各种方法预先隐写小说人物的未来命运。”[2](Ｐ11)其实,诗词谶手法的运用只是红楼谶的一个方面,作为《红楼梦》艺术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谶语在全书中所起的作用是全方位的。 一、与前代的比较———红楼谶的独创性 谶始于远古民族对语言神秘功能的崇拜,也是语言模糊功能的一种体现。《说文解字》云:“谶,验也。有徵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广雅·释诂四》云:“谶,纤也。其义纤微而为效验也。”总之,所谓谶,是对于未来带有应验性的预言和隐语,它们往往假托天命与神意的形式出现,具有迷信与玄幻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谶因干预朝政、蛊惑人心而渐渐受到统治者的冷落,也逐渐褪去了神学的外衣,一些富有创造性的作家开始将这种特殊的语言手段运用到文学创作中去,以取得独特的艺术效果,这在我国古典叙事文学,尤其是明清的小说戏曲中不乏其例。 例如汤显祖的《牡丹亭》第14出“写真”,杜丽娘临死前自画小像,并题诗云:“他年得傍蟾宫客, 不在梅边在柳边。”运用了谐音的手法暗示杜丽娘将与柳梦梅结合的结局。《封神演义》第15回“昆仑山子牙下山”中,元始天尊送姜子牙八句钤偈:“二十年来窘迫联,耐心守分且安然。石番溪石上垂竿钓,自有高明访子贤。辅佐圣君为相父,九三拜将握兵权。诸侯会合逢戊甲,九八封神又四年。”恰是姜子牙此后命运发展的缩影。 虽说《红楼梦》之前,文学作品中谶的运用也是随处可见,但毕竟未成气候,还存在许多缺陷。择要概括,首先一点,前代小说中谶语的形式比较单一。圄于篇幅,一般一部作品中出现的谶语形式不会超过三种,即使长篇如《三国演义》也只是用谶作一下点缀,其中最多的是语谶,如第6回孙坚不承认得了传国玉玺,指天为誓:“若果得此宝私自藏匿,异日不得善终,死刀箭之下。”另外还有图谶、谣谚等零星出现。再者,谶语的使用往往有程式化倾向。大多数作者喜用拆字法,《三国演义》第9回董卓入城,听见歌谣:“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就是一例,暗示了董卓遭戮。另如唐传奇《谢小娥传》写小娥父亲与丈夫均被杀,夜晚梦见父魂和夫魂前来告知:“杀我者,车中猴,门东草;禾中走,一日夫。”后擒获杀人犯申兰、申春,正是应验拆字结果。这一写法随之成为公案小说的程式。第三点,谶的设置有时会出现混乱现象,与作者的预想发生偏差。如周思源先生曾批评《水浒传》开头“洪太尉误走妖魔”一节,无论从思想意义还是情节动力上来说,都是游离于小说主题与情节主体之外的多余之物[3](Ｐ46)。虽然他的说法未免苛刻些,但也反映出作品在整体构思上的某些不足。最后,谶的应用沿革古老传统,往往会为文本涂上一层玄秘的色彩。但若谶的穿插与整体行文风格不够协调,就会使神秘变成迷信,反而让人觉得不可信。比如《画图缘》写花天荷得到神人送的“山川图”和“名园图”便功成名就。《鼓掌绝尘·花集》写娄祝挖到一石匣,匣底有两行字:“历土多年,一脚一箝,留于娄祝,献上金銮。”后主人公凭此被皇帝破格录用。这样的写法总让人觉得过于牵强附会,缺乏打动人的艺术效果,因而谶的运用也可以说是不成功的。 总的来说,《红楼梦》之前,文学利用谶语还处于一个探索的过程中,直到《红楼梦》出现,情况才得以最后改观。较之前代作品,红楼谶的独到之处首先体现在谶语的形式大大增加了,这也是它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有人说整部小说便是一个大谶———从开篇构筑绛珠仙草向神瑛侍者还泪的亚神话体系,到最后劫尽归位[4]。这其中的是非我们暂且不论,单是前80回中预言人物命运、事件发生的各种谶语,就令人目不暇接。曹雪芹不仅继承了传统的谶语形式,自己还多有创新。粗略统计,《红楼梦》中出现的比较重要的谶语形式和载体有: 图谶:第5回,警幻仙子引宝玉浏览十二钗簿册,每位女子的册子除诗文外都配有一幅图画,这明显是对唐代《推背图》的模仿和改造。但是这些画上绘制的或人物、或景致、或花鸟,用来暗示红颜薄命的主题,更多了一份诗意与伤感。 诗谶:这里的诗谶还包括小说中出现的大量词、曲、赋等韵文。韵文语言信息含量大,其构筑的意象渗透性广,因此以韵文来进行象征暗示更容易获得艺术张力。比如大观园诗社建立后众女儿所赋之诗词,各各暗含她们的命运,是历来不争之事实。 语谶:书中人物日常所说的话语也往往流露出日后安排。最明显的是第7回周瑞家的送宫花,惜春笑言:“我这里正和智能儿说,我明儿也剃了头同她作姑子去呢,可巧又送了花儿来,若剃了头,可把这花儿戴在哪里呢?” 梦谶:主要有两处,一是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其中又有许多小预言夹杂,再一处便是秦可卿死后托梦凤姐,告之贾府日后面临破败的危险,须早作打算。 灯谜:最重要的为第22回“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书中各主要人物皆在此回中制灯谜,预示了家族和个人的命运。 酒令:书中众女儿喝酒行令的描写有多处,酒令如射覆、拇战、掣签等,第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借行酒令,以花为谶,再一次点明各人的结果。 戏文:17至18回,元妃省亲点戏4出:《豪宴》、《乞巧》、《仙缘》、《离魂》。脂砚斋批:“《一捧雪》中伏贾家之败,《长生殿》中伏元妃之死,《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牡丹亭》中伏黛玉死。所点之戏剧伏4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庚辰双行夹批) 形式的多样化是红楼谶魅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这还只是表面的特征。《红楼梦》除了在形式上对谶语作了拓展之外,更为主要的是对谶的功能作了延伸和发掘。这种开掘表现在谶语不再仅仅作为文本的点缀偶然出现在字里行间,也不再仅仅是作为悬念和伏线存在,而是弥合于作者的整体构思之内,成为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与小说结构的契合———象征网络中的“路标” 关于《红楼梦》在结构上的特色,批书人脂砚斋早有论述。所谓“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致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千皴万染诸奇书中之秘法,亦不复少”(甲戌眉批)。脂砚斋是以中国古代评点特有的术语对曹雪芹在小说结构上的成就加以概括,现代文学批评则借助西方叙事结构理论进行研究,认为某种意义上,《红楼梦》的结构是以作者自导的神话构筑起的一个巨大的象征主义网络———女娲炼石补天遗下顽石、绛珠仙草向神瑛侍者还泪的基本故事框架,太虚幻境的象征性形式,加上现实描写所展示的情节,这样的三层结构紧紧胶合,将整部小说绾结,纷而不乱。 谶语在这个网络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不可忽视。一方面,谶语的内质便是具有象征意义和模糊性。另一方面,曾专门有文章谈到:相较前代作品中谶语的细节性,《红楼梦》的谶语运用特色在于它的结构性[5](Ｐ101-106)。这两种特性的兼备使谶能与整部小说的象征网络体系相嵌合。谶语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全书的梦幻象征系统。它在文本结构中的作用可以用“路标”来作比喻:“在这儿投下一丝亮光,从那儿又留下一丝阴影”[6](Ｐ48),互相网结的情节中,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寻绎出许多长短不一、粗细不同的线索。同时,“路标”不仅是直线行走的,作者手挥目送,立体展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第1回戚蓼生序)。所有前后相照、左右呼应的红楼谶绾结起的内容最终自然融入到全书的有机整体中。 金陵十二钗的命运是整部小说关注的主题之一。开篇第5回作者就以图谶的方式预示了这些女子大概之命运,为全书定下总纲。但伏线到此只不过露了个头,接下来的行文中作者继续以稔熟的手法操纵各种谶语展示主题。每位主要人物的命运除了密切吻合小说整体构思需求之外,自己亦有独立的谶语体系进行关照。“路标”以第5回总纲为“基点”,依附于各自的描写对象,脉络清晰、层层铺开、呼应主题。 以十二钗之一探春为例。第5回图谶上画的是放风筝,判词写的是:“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这是人物命运的“基点”———“东风一梦遥”已暗示了探春抛家远行的凄凉结局,以此为据,不难发现后文中作者建立的种种“路标”。 第22回猜灯谜的活动中,探春所制之谜“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装点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别离”再一次影射风筝,且“清明”、“东风”与前面判词之内容相互照应,更明确地点出了此人将要像断线的风筝一样游荡漂泊,远离故国。脂砚斋亦批:“此探春远适之谶也。使此人不远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致流散也,悲哉伤哉!”(庚辰双行夹批)然而提示到此作者仍未罢休,63回“寿怡红群芳开夜宴”,探春抽到“日边红杏倚云栽”的花签,注云:得此签者必得贵婿。众人笑道:“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日边”自然又是远行的谶语,同时作者又在此进一步暗示探春将得贵婿。是否王妃我们不得而知,但得配贵婿恰恰与探春“才自精明志自高”的不凡气度相得益彰,令人不由想起前文凤姐对她的感叹:“好个三姑娘……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55回)再至70回,又是与其相关的一个大关目。重建桃花社,探春填《柳絮词·南柯子》上半阕:“空挂纤纤缕,徒垂络络丝。也难绾系也难羁,一任东西南北各分离”———总脱不了游丝飘断与分离的痛楚。宝玉随即联了下半阕:“落去君休惜,飞来我自知。莺愁蝶倦晚芳时,纵是明春再见隔年期!”无意中贴合了这位大观园中“女儿知己”对姊妹飘零的怜惜。随后众人放风筝,探春的风筝遭一番“奇遇”:“只见那凤凰渐逼近来,遂与这凤凰绞在一处……又见一个门扇大的玲珑喜字带响鞭,在半天如钟鸣一般,也逼近来……那喜字果然与这两个凤凰绞在一处。三下齐收乱顿,谁知线都断了,那三个风筝飘飘摇摇都去了。”其中深意明眼人不难看出。 随着故事的推演,不时出现的“路标”使人物的遭际越来越清晰:曹雪芹用特定的意象———“风筝”、“红杏”寓意探春,象征一位热烈强干、充满生命力的女子最终不能摆脱“抛闪家国”的悲剧结局。阅读中,人们会越来越感到一切场景皆回归于太虚幻境里那个梦幻般的断语。同时,人物虽自有空间,但并不是在一个隔绝的环境中生活,她(他)不断与周围的人发生关联,因而与其相关的谶也不是孤立存在,其运用往往具有击首应尾,左顾右盼的效果,正可称其为网络效应。 探春如此,书中人物各各如此:《葬花吟》、《桃花行》、《芙蓉女儿诔》关照了黛玉的结局,宝玉与蒋玉菡换汗巾预示了袭人的未来……关于一个人物的命运,作者往往先用概语定下“基点”。在情节展开、人物形象渐趋丰满的过程中,关于她(他)的谶语总是适时地出现,或隐或显,或正或闰,有诗词、有谜题、有话语、有事件。不经意间,“路标”会一次次让读者心头震颤,回顾前文,遥想后续,联系旁人,四面伸展,仿佛自己也羁于故事的网络中不能挣脱,于是小说中的谶语不再单纯作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而是在与结构的弥和中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正如唐富龄所言:“从贾府的盛衰到十二钗命运,从大的事件波澜到细微末节的日常生活,都似乎有一种语码式的感应线将其前后左右维系成一个各自独立存在的整体。这种语码,有时是明的,有时是暗的———象征性和隐喻性的。不论是明是暗,都不是为了伏线而强加给人物或事件以某些非分的笔墨和主观臆造的悬念,而是完全按照人物或事件在特定情境和时空里所必有的言行或性质来前后呼应、左右贯通的。”[7](Ｐ104-105) 三、与小说主题的契合———以梦幻的宿命深化悲剧主题 曹雪芹在第1回中即自题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为全书定下了深刻的感伤主义基调。王国维和鲁迅亦在各自的论著中对《红楼梦》无可挽回的悲剧气氛做过精到的概述。目睹人世炎凉,宿命和不可逆转的倾颓成了作者创作毫无争议的主调之一。 谶与宿命向来密不可分,谶源于古人“天重象,见吉凶”之“象”的思维观念,它是天的预言,而不可逆转的天命恰是宿命论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另外,更多时候谶预示的是不好的结局,往往带有悲剧的气息。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巧妙运用谶的此类特点,完善了小说的主题,烘托出辛酸感人的氛围。 红楼谶与小说悲剧主题的契合大致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作为一部预言式的小说,《红楼梦》诸多谶语皆暗示了大观园人物和贾氏家族的灭亡惨剧,作者对每个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早已安排妥当。第5回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见到了昭示众姊妹未来不幸的图谶,又聆听了更为全面的《红楼梦》12支曲子,就此定下了全书悲剧的纲领。未来故事发展的走向、人物生活的态势都逃不出作者创作伊始的构想。再如“制灯谜贾政悲谶语”一回,贾母拟谜面“猴子身轻站树梢”,谜底为荔枝,正谐音“离枝”,挑明了贾府将来“树倒猢狲散”、土崩瓦解的悲惨境地。更为有趣的是贾政之谜“身自端方,体自坚硬,虽不能言,有言必应”影射的是砚台,“有言必应”也好,“验(砚)”也好,都巧妙地说明贾母的话必将得到应验,贾府的颓势必不能免。而三春和宝钗的谜语也都作了爆竹、算盘、风筝等不详之物,暗示各自悲惨命运,怪不得贾政要“愈觉烦闷,大有悲戚之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曹雪芹总是将大量谶语集中安排在歌舞太平的场面内出现:第5回观判词寓悲情,全书开篇不久,上下皆是安荣富贵气象,秦氏房中一番描写极尽奢华。继之贵妃省亲,贾家尊荣至极,元春点戏中却出凶谶。第22回紧接17至18回省亲之热闹,举家欢庆的正月里却穿插了宝玉写偈初悟佛理,元宵佳节众人制的亦是不祥之谜。27回交芒种节饯花神,“绣带飘摇,花枝招展,桃羞杏让,燕妒莺惭”的欢娱之际,黛玉则唱出了“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的悲音,脂砚斋在此回哀叹道:“《葬花吟》是大观园诸艳之归源小引。”(庚辰回前批)63回宝玉生日,大观园姊妹齐聚为其庆贺,热闹欢乐、肆意说笑,可是酒席间助兴的花谶却透出由盛及衰无奈的悲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公府生活中夹杂着预示悲剧结局的谶语,而且这些谶常常是书中人物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说出或见到的,自谶较之他谶往往更辛酸,正应了“盛世之中藏衰音”的说法。作者在琐碎的细节性描写中不时穿插此类手法,当头棒喝,正是为了提醒读者不要被富贵声色迷惑了耳目。宿命既定,一切皆是幻景。看书人是“旁观者清”,随着作者“路标”的指引不断感到危机的加深、倾倒的临近,与此同时看书者又不得不面对书中众人的“当局者迷”———在既定的宿命中挣扎。一种人生的无情与冷漠油然而生,悲剧不再是个人命运的悲剧,推演向社会甚至宇宙,这种虚实对比、梦醒交替的手法让人愈觉悲剧的可悲。 虽然谶的形式本身是一种由神指示的神秘现象,但在《红楼梦》中,实际把握谶的是人而不是神,曹雪芹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把群钗的个人悲剧置于家族和社会的大悲剧环境中去描写,真正体现出历史的真实感与厚重感,谶语由此完美地融入小说的主题营造中,悲剧的魅力也成为谶语的魅力。 四、与小说意境的契合———奇幻的遐想空间与诗意的酿造 长久以来,《红楼梦》在人们眼中无疑是一部高度写实的作品,但读者又总感到在其艺术底蕴中有一股空灵之气弥漫。还有人认为《红楼梦》的创作手法集现实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于一体,各种风格相互交融,难以辨识。总之,《红楼梦》的意境并不是简单一两个词可以概括得了的,它是一部严肃又充满诗意的小说。《红楼梦》这种空灵奇幻与诗意的美从何而来?谶语的作用举足轻重。 首先,《红楼梦》的空幻之美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小说创作构思上的革新。石头下凡、绛珠还泪———作者在后神话时代创造了新的神话故事,这些神话构成一个笼罩全书情节的抽象化大圆圈,为读者展示了大片轮廓性的空白地带。而谶语又以本身哲理、宿命的形式,为这个空白地带留下许多既有指向性又有模糊性的思索余地,遐想中带给人美的感受。 在《红楼梦》中,思索余地的提供有多种。一方面,有许多谶伴随着特定的虚幻场景出现,虽是虚构,却少有迷信之嫌,充满扑朔迷离的灵动仙气。这其中“梦”的运用是个典型,托梦言谶在中国传统小说中是常用手段,但曹雪芹对这一形式作了更为艺术化的加工,梦可谓是“空白”的最好体现。第5回宝玉在太虚幻境中所历所见所闻自不必说,奇思妙想,异彩纷呈。另外第13回中,凤姐在梦中与可卿之魂相会,虚无缥缈的梦境里,可卿与警幻分分合合。秦氏谆谆告诫:“瞬息的繁华,一时的欢乐,万不可忘了那‘盛筵必散’的俗语”,末了她所作的两句偈语“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需寻各自门”,诗的咏叹中更是让人起了“落花流水春去也”的伤感与悲愤。此一谶,亦梦亦醒,亦人亦仙,阴阳相隔的凄迷中夹杂着两位“脂粉英雄”的怨愤、失落与无奈,丧音似乎从另一个世界隐隐飘来,如影随形。待“云板连叩四下”,不仅凤姐“吓了一身冷汗,出了一回神”,连读者也要惊出一身冷汗,回顾梦境,仍感余韵袅然,回味不绝,令人浮想联翩。 另一方面,《红楼梦》中,更有相当一部分的谶语不是在上述虚幻意境中出现,而是作为写实场景的有机组成部分存在,然而这样的安排并没有妨碍它们与小说意境的充分契合。这些谶语不断在文本中留下不同程度的若有若无的痕迹,东露一鳞、西露一爪地笼罩全书的现实描写,同时强烈地诱发读者参与创造,使其本身所具有的象征隐喻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此类谶的例子在小说里数不胜数,各种语言、事件、诗词里都可以找到其踪迹。它们在小说的日常叙述中留下一处处“幽微灵秀地”的空白,使小说在字里行间充满一种随机性的灵感,灵动与严谨相交织,达成“怡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巧妙意境。 其次,除了以上讲到的创作构思上的“空白”来源,谶语与小说意境的契合还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得以体现———那就是《红楼梦》的谶大量采用诗词作为载体。这些诗词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小说诗意美构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谶与诗的结合,更平添了几分神秘、空幻与伤感,营造出一个完整的意境空间。 试以黛玉的《葬花吟》为例,此诗效仿唐代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虽是因袭却富有个性和创造力:“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有谁知”、“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特定的环境下,明媚鲜妍与风雨飘摇构成象征性意象,在勾勒一幅凄楚画面、展示女主人公求索苦闷的同时,又透露出黛玉泪尽早夭、大观园众女儿皆将逝去之兆。富察明义在《题红楼梦》中道:“伤心一首葬花词,似谶成真不自知。”[2](Ｐ516)脂砚斋亦在诗后批道:“余读《葬花吟》至再至三四,其凄楚感慨,令人身世两忘,举笔再四不能加批。”(甲戌侧批)假如说没有谶的暗示在内,也许《葬花吟》就达不到如此感人的地步,正是因为它是“诸艳一偈”,才引发了读者关于逝去之美的遐想与感伤。同时,假如谶词没有“葬花”这般优美的词句、“埋香”这般雅致的场景来包裹,读者也不会轻易被书中人物的命运感动。打动人的意境是靠二者的完美结合获得的。而在第37回“秋霜斋偶结海棠社”后,小说中更是贯穿了诸姊妹所作的诗篇:《咏白海棠》、《菊花诗》、《秋窗风雨夕》、《咏红梅花》、《桃花行》……这些谶诗在打造一个充满灵气与诗意的理想女儿国的同时,又为这个理想世界抹上一层挥之不去的迷幻氛围,令人如痴如醉。 《红楼梦》在意境创造方面,充分发挥了小说可以自由舒展笔墨的优势,但也没有忽视借鉴传统诗词艺术的长处,同时作者更将谶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巧妙地融入叙述中,从而在新神话的建构、散文式的意境描写中蕴藏一种隐秀式的空灵,缔造出一种独具特色的“梦的美、痴的美、醉的美”[8](Ｐ2)。 五、几点思索———对红楼谶应持的科学态度 《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被称为一个“永远也解不开的谜”,因为120回《红楼梦》并不是曹雪芹的原稿。与此同时,脂砚斋等人在小说评点中的透露和红学家之研究又表明,其实作者已经完成了后半部文字的初稿,只是不幸佚失。基于以上种种原因,“探佚学”逐渐兴起,研究者们都希望通过对前80回文本中蛛丝马迹的寻找,来求证后半部文字的真实面貌:黛玉是怎么死的?宝玉和湘云到底有没有成婚?小红成为贾家的救命恩人了吗……以致于各种希奇古怪的问题,书中谶语也由此成为长盛不衰的关注热点。《红楼梦》谶语毫无疑问蕴涵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以及未来人物命运的发展态势,但是仔细考究起来它们又是那样含混不清、疑窦丛生。单是“金陵十二钗”判词中王熙凤“一从二令三人木”、贾元春“虎兕(兔)相逢大梦归”两句,多年来各种各样的解释已不下数十种。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似乎该问一个问题,到底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红楼梦》中形形色色的谶语?在利用它们考证作者的创作构架这方面,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有一些新的认识? 既然有流传的文稿同时又有佚失的文稿,读者自然不免凭借线索去猜测后文的大概,这无可非议,关键在于要以事实为依据,不能凭空臆测。前80回中,作者已运用大量的谶语为读者勾勒出了书中主要人物的大致命运框架,比如元春早夭、迎春误嫁、探春远适等等,这些都明白无误。可一旦深入到某些具体细节的考证,许多人就会被诸多线索绞得脱不开身。比如第1回贾雨村中秋吟诗:“玉在匮中求善价,钗在奁内待时飞”———可以肯定,这句话一方面反映了贾雨村这个狂妄书生渴求功名的心态,另一方面又是暗含钗黛某种生活状态的谶语,这从随后的脂批中得见。 《红楼梦》中事关后文的谶语虽多,但读者推断时不能捕风捉影,任何诗词、话语、事件都非要给它套上个具体影射某人某事的名头。蔡义江在注解《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时谈到:“曲子把金陵十二钗的各种不幸遭遇,全都毫无遗漏地概括了,但我们不应拘泥于一人一句,把文义说死,这对理解这首曲子的意义没有实在的好处。”[2](Ｐ103)他的话其实也可以推广到整部小说的理解上,曹雪芹利用谶语的模糊性、多义性为每个人物留出充足的活动范围,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广阔的想象空间。在阅读时,我们更应充分尊重现有文本、把握作者的整体构思,而不能拘泥于某些局部。对于谶语和文稿佚失带来的谜团大可报存疑的态度,而不要被某一种或几种说法束缚了头脑。 其实,曹雪芹拟就的后半部文稿为什么会佚失,这其中还有让人深思的地方。作者早早地创作完成了前80回,为什么后半部就这么难以定稿?除了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之外,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原因?在这一点上,王蒙、周思源等《红楼梦》研究者都有精辟的见解。“曹雪芹陷入了创作本身的困境:作品写到一定的程度,情节和人物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如何发展有了自身的逻辑,不是作者可以任意安排和改变的。”[9](Ｐ44)“小说进入高潮,再往下写就难了……而且,越是在长篇小说的开始胸有成竹、明确地计划好了每个人物(至少是主要人物)的命运与每个事件(至少是几件大事)的结局,就越会感到这些结尾结束的设想正在或已经被汹涌澎湃的小说本体,被汹涌澎湃的作者的思想、感情、经验、智慧、想象、才情所冲破、所淹没吞没。”[2](Ｐ226)众多的副线、不断增添的出场人物,在“造谜”精心完成之后,“解谜”却成了困扰人的难题,曹雪芹无法轻易为作品划上句号。“批阅十载,增删五次”———某种程度上,那些“谜”他自己都无法破解了,后半部文本的佚失也许是命中注定的事,既是未竟之稿,作者冥冥中必不愿公开示以世人。 这种对佚稿的新看法可以从另一方面帮助我们拓展对于红楼谶的认识。谶固然是采用某种奇特方法预示未来的手段,但是设置了“谜语”就一定要破解“谜语”吗?既然作者都为解释这些谶的方法所苦恼,读者又何必将自己陷于同样的境地呢?红楼谶“有始无终”,可这“有始无终”却恰恰是我们能够体验世界、人生的一个巨大的特点。小说前80回已凭借谶语构筑起相对的完整性,《红楼梦》一书里,完整与缺失是对立的,同时又巧妙地和谐共处。这正如老调重弹的断臂维纳斯,其艺术魅力常使人忘掉她的断臂而将其视为一种完美的艺术象征来加以赞赏和崇拜,大家偶尔也会想起刚成型的维纳斯会有怎样一双手臂?但是决没有人会去给她添上两只手,那根本毫无意义。 红学向来有三派之分:索隐、考证与小说批评。在以往的《红楼梦》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将书中的谶语与索隐及考证相挂钩,将其作为实证作者创作意图的重要线索之一。但限于索隐、考证研究法本身的局限性,仅仅对红楼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不全面。就批评方法而言,考证和索隐看重历史和生活的真实,注重作者生平经历对小说的渗透和写作环境对文本的影响。但就达到对作品阐释的目的而言,这两种研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一种途径。正如俞平伯所说:“考证正是游山的向导,地理风物志,是游人所必备的东西。”[10](Ｐ213)周汝昌则把自己的研究概括为:“在为了给进一步的更重要的工作提供一些较为便利的条件上,在为了给那一工作打下一个比较结实的基础上,材料和考证才有它们的功用和价值。”[11](Ｐ1)可见,索隐和考证最终还是要归结到文本本身,归结到对作品的整体重建上来。事实也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索隐和考证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小说批评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生命力:“那些通过生气淋漓的艺术形象所体现出来的丰富含义,好象世界上只有一种文字形式才能表达,那就是《红楼梦》本身。”[12](Ｐ358) 当然,红学小说批评的活跃并不说明其他两种方法就没有其应用价值,理论系统的建立和美学价值的评估都须建立在确凿详实的材料之上,红学研究的这三派分支很好地体现了史学与文学的结合。而就红楼谶来说,它又是体现红学研究这一特点的典型标志之一。如果我们把红楼梦谶语放到这样一个批评方法演变的大环境中进行关照,就能更好获得对其更深入的认识,从而确立起对待红楼谶的科学态度:一方面承认它的预言性、隐寓性和在文本中所扮演的史学材料角色;另一方面深入探掘它的美学意义,即使是没有“谜底”的《红楼梦》谶语,它还是蕴藏着无穷的魅力。曹雪芹精心设置的谜面如同璀璨的珍宝一般在前80回文本中熠熠生辉。从来没有人去质疑这些没有“谜底”的谶语存在的必要性,作为作者亚神话体系建构的有效支撑,它们无论是在结构上、主题上还是意境上都与小说内容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假如缺失了这些谶语,《红楼梦》就不能称其为《红楼梦》。也许,我们看待这些谶语的眼光,除了传统的探佚以外,应更多地转向它在作者定稿文本中的作用,转向它作为一种独辟蹊径的创作手段显示出来的价值,红楼谶最大的魅力应该在于此。 [参 考 文 献] [1]陈寅恪.陈寅恪诗集[Ｍ].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2]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Ｍ].北京:中华书局,2001 [3]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Ｍ].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4]红楼梦里的运命图谶[Ｊ].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1992,(4) [5]魏家骏 红楼梦和中国古代谶言文化[Ｊ].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社),1998,(1) [6]福斯特.小说面面观[Ｍ].广东: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7]唐富龄.红楼梦的悲剧意识与旋律美[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8]王蒙.红楼启示录[Ｍ].北京:三联书店,1996 [9]周思源.《风月宝鉴》男女主角非宝黛———兼论曹雪芹为什么没续写后三十回[Ｊ].红楼梦学刊,1998,(3) [10]俞平伯.红楼梦辨[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12]蒋和森.红楼梦论稿[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Ｍ].长沙:岳麓书社,1999 [14]吴俊.鲁迅学术论著[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5]曹雪芹,高鹗.红楼梦[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原载：《南都学坛》2004年 第24卷 第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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