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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有一本关于《红楼梦》的综合论文集叫《漱石集》，现在经重新整理编校，将解读《红楼梦》的文章结集到《解梦集》里，将有关专门讲《红楼梦》早期抄本的文章都归到《漱石集》里，包括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石头记脂本研究》一书里的全部文章及之后所写的有关抄本研究的文章，都合并入本集。 在重新编校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又将各篇文章仔细重新校读了一遍，在重读《影印北京师范大学藏抄本〈石头记〉序》这篇文章时，又想起了在此文发表以后得知的一些情况，我在文章中论证此本是近人陶洙据北大藏庚辰本《石头记》过录校订的这一结论，是完全符合实际的，我除了指出北师大本与庚辰本两书的抄写款式完全相同，两书的回目完全相同，还指出庚辰本上独有的十三处特征北师大本也完全相同，所以北师大本实际是一个庚辰本的抄录校订本这个结论是完全可靠的，经得起实践检验的。 但是我在推测北师大本抄校成书的时间时，当时，只能根据陶洙最早校读庚辰本的时间作为上限，那就是“丙子三月”，即1936年春，而它的下限是“己丑人日”，即1949年正月初七，这已经是上海解放的前夕了。实际上，我这个推测是不准确的。我的序文发表后，李经国先生曾就此事去访问过周绍良先生，因为他得知周绍良先生熟知陶洙抄校此书的情况，并曾参预其事。当时李经国很想把此事写入他正在编著的周绍良先生年谱，因此便认真去访问了绍良先生，后来他把这次访谈写成了文章，现在我把这篇文章里有关此书的事引录如下： 2001年2月，一次陪启功先生外出，听到先生与人谈到北师大发现了一部抄本《红楼梦》的事。是年年底，《人民政协报》记者王小宁女士告诉我，这部《红楼梦》上面有周绍良先生的字迹。因为当时我正在为周绍良先生编年谱，知道先生对《红楼梦》有着深入的研究，听到此消息后我很兴奋，以为可以给年谱增加新的资料。于是，就怀着这种心情去周先生家。不意先生听我说了之后，却认为此事不值一提。我在惊异之后，即叩以何以校勘如此重要版本《红楼梦》一事，却不写入年谱？于是先生便给我讲了这部抄本《红楼梦》的一些情况。 当时北京有一位陶洙先生，是位藏书家，同时也在旧书店有投资。他有意以庚辰本作底本，再校以己卯本，再从《甲戌本》副本中过录脂评(此前，陶洙曾向周汝昌先生借《甲戌本》抄录过副本)，做一个《红楼梦》的新校抄本。绍良先生与陶氏很熟悉，约在52、53年前后，先生在津工作期间，来京时曾见过陶洙的这个抄本。当时这个抄本还未抄完。 在先生调到北京前不久的1953年9月，周汝昌先生的新作《红楼梦新证》在上海一个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反响很大，洛阳纸贵，抢购一空。陶洙看到《红楼梦新证》轰动一时，便想把他在抄校的本子整理成一部新的最好的脂评《红楼梦》，并设想此本出版后，必然会引起比周书还大的反响。绍良先生与陶洙很熟悉，知道他的这一想法后，便从陶处借这个本子来看。当时陶先生的抄校工作尚未做完。同时，由于陶先生对《红楼梦》并不特别熟悉，所以在抄写时出现了一些脱漏和错误。于是，周先生便又据庚辰本对陶本作了一次校补，因此在这个本子上留有一些周先生的笔迹，之后，就把这个抄本还给了陶先生。此后，陶先生大约自己又加以补充(或请别人加以补充)，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八十回抄本。至于陶本如何被北师大收藏，详情不得而知。可能是陶先生身后，家里将这个本子卖给了中国书店，中国书店又转售给了北师大。① 以上一大段有关陶抄《红楼梦》的记述，足补我序文之不足，尤其是此本抄成时间，最早也是到1954年了，因为1953年9月陶洙尚未校理完此书，还由周绍良先生为他作了一些校补，等到周先生将此校补本还给陶洙后，陶洙又作了整理补充，才成为一个八十回抄本。这个时间，最快也当是1954年了，所以1954年，当是此本校补成书的确切时间。 我在这篇文章里，还列举了北师大本据庚辰本抄漏的文字和北师大本较庚辰本增补的文字，此外，还有北师大本上出现的庚辰本以外别本的文字等等。 我所以要详述北师大本陶洙抄校的详细情节，一是为了要纠正我在序文里对此书抄成时间的失误，我把它估计得过早了，实际上是到1954年左右才抄成的。二是陶洙抄校庚辰本的情景，使我想到了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的情景，前后的情景太有点相似了，庚辰本与己卯本相同的部分超过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特别是那些纯属与正文无关的文字，还有残留的“”字避讳的文字，正文下双行小字批己卯本上717条，庚辰本从批语的位置到文句有716条完全相同，那不同的一条是漏抄了一条，因为这一条只有一个“画”字，实际上是漏抄了一字。而陶洙抄录庚辰本相同的情况，与庚辰本相同于己卯本的情况可以说是完全一样，但是，除此之外，陶抄与庚辰本毕竟还有不同之处，除已查出陶洙还据甲戌、戚序本校补外，也还有不属于这两本的文字。 由此使我悟到庚辰本确是据己卯本抄的，否则不可能有那末多的相同成分，连空白，多馀的句子，特有的避讳字，特殊抄错的文字(“离魂”下的批语)，全部的双行批语等等都完全相同，这是庚辰本照己卯本抄的主要依据(详见拙著《论庚辰本》，此处只是举要)。但除此之外，它确还有不同于己卯本的文句，这是引起人们怀疑的关键，这也是确须深究的问题。从陶洙的抄校来说，他手里除庚辰本外(他用的是庚辰本的晒蓝本，据知此晒蓝本现存国家图书馆)，还有甲戌本的过录本(从周汝昌处借得)和已出的戚序本，可见他一边据庚辰本抄录，一边还参校别的本子，那末，庚辰本据己卯本过录时，是否有可能也有别本的参照呢？当然，当时社会上还无抄本流传，只有雪芹和脂砚手里的原稿本，特别要注意的是，庚辰本依据的是己卯本，但它却不署“己卯冬月定本”而署“庚辰秋月定本”，据此一条启示，我觉得庚辰本的抄主，确有可能同时又借到了雪芹原稿“庚辰秋月定本”，其异文的来源可能就是来源于此。否则庚辰本的抄手为什么不写“己卯冬月定本”呢？有人怀疑庚辰本的抄主与己卯本的抄主怡亲王家关系较密切，还可能与曹家的关系也很密切，这一推测，也不能说毫无根据。因为现存庚辰本和己卯本里的夹条，有的是一个人写下来的，纸张也是一样的，还有庚辰本第三十七回“咏白海棠限门盆魂痕昏”，在“多情伴我咏黄昏”句下(影印庚辰本845页，人文本)有另笔写的“次看宝钗的是”六个字的一句，这是另笔添写的。这六个字的笔迹，与己卯本同一位置上的六个字完全是同一笔迹。是同一个人在两书上补添的。明明是两部书，怎么会有同一个人来添写这一句呢？我推测，一种可能是这两书的抄主关系极其亲密，另一种可能是这两部书曾在一人手里过。再加上这两部书的有二位抄手，是既抄己卯本，后来又抄庚辰本的。这一切都说明两本的抄主关系十分密切。 由于陶抄庚辰本，其底本明确是北大藏的庚辰本，其抄成后相同的成分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但它抄成后也还是有异文，原因是他还同时参照别本，这就使我想到当庚辰本据己卯本抄时，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呢？是否也确有可能参照过脂砚或雪芹手里的庚辰秋定的原稿呢？这就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了。这样，我就觉得我们不能因为庚辰本与己卯本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异文而否定其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相同部分的存在。我们重视对两本异文的探寻是十分必要的，但没有必要在探寻还未得到结果时就否定其绝大主要的相同部分。所以我认为说庚辰本是据己卯本抄的这个判断目前还没足够的可靠史料来予以否定。而这样的判断，仍然只能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去探索这些异文的来源问题，而并不是就此了结此重公案。 以上就是我重读陶洙抄校庚辰本后的一些新的感悟。以前我在《重论庚辰本》一文里，也曾同意过庚辰本不是据己卯本抄的这个推测，这些文字我仍愿保留，因为这是我的思想历程，也是我对不同意见尊重的记录，现在我虽然据庚辰本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文字相同于己卯本的事实仍认为庚辰本是据己卯本抄的，这也仍然是尊重事实，同时也是由于陶抄的启示，但这并非不再去探究这异文的来源。我的想法是一方面要肯定已经被证实的大量相同的文字，因为它揭示了庚辰、己卯两本内在的二百多年来一向隐蔽的秘密，另方面，要重视两本之间少量的异文来源，尽管它是少量的，但它仍是尚未解密的部分，我们不能不重视它的存在。 以上，是我在重新校读《漱石集》时所得的一点新的感悟。是否有当，还有待于高明的指正。 冯其庸八十又七 2010月1月24日夜12时 注释： ①李经国《周绍良先生红楼梦研究侧记》，《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三辑。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02 原载：《红楼梦学刊》2010/0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