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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汉字，都有其独特的含义，严格地说，是不能彼此替代的。即使是同义词，在不同的语境，出自不同人物之口，不同的语气，表达同一含义时，也有选择哪个字，表达得最准确，最精当，最传神的问题。例如：“难堪”与“尴尬”，有时用“尴尬”就比“难堪”更传神，更达意。例如：《红楼梦》第四十六四的回目“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中的“尴尬”，就比“难堪”强。 2013年1月10日 《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发表的邓牛顿先生写的“此‘村’非彼‘村’”一文（以下简称“邓文”），对《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提出了“商榷一则”。而我不但认为《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中对“村”字的解释，故然值得商榷，但认为“邓文”更有大可值得商榷处。 首先，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我虽不学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故曰：‘贾雨村’云云。”又说：“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起？——说来虽近荒唐，细玩颇有趣味。”你看，曹雪芹就明白地说这部书是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而且是“近荒唐”的。然而，这里的“村（言）”在下却未见到哪个“本”子有注释。依愚之见，大约是“山野村夫之语，平民百姓之言”。这自然是曹雪芹的自谦之辞。但也说明了此书的语言文字，不是庙堂官话，也不是君子雅言，而是通俗家常话而已。这也是《红楼梦》中，首次用“村”字。这使我想起了孟子对“齐东野语”的解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 况且，同样一个字，说话时的语境，说话人的性格，人物话语风格不同，说的人与听的人有别，注释也应当不同。林黛玉认为“村”的，焦大、薛蟠就不一定认为“村”。 其次，说“方言”。《辞海》对“方言”的释义是：“一种语言的地方变体。”也就是地方话。然而，在《红楼梦》的开篇中就用的“村”字，而且不是书中某个人物说出的地方话，这“村（言）”，怎么就成了“邓文”中说的“方言”了？ “邓文”中写道：“‘村’，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一个湖南方言用语。我少年时代在长沙城乡生活多年，对‘村’字的理解有相当的熟悉程度（此句‘相当’的不通——郭）据我调查所知，现在这个‘村’字尚活跃于群众的口语中，有顶撞、责怪、诘问、反驳等等语意。”对此，我认为“邓文”是“相当”地武断。我的故乡齐国故地淄博市，也常用这个字，（这也证明“村”字不仅是湖南方言），其意是有的戏曲、演唱的内容、表演，涉点“黄”，有点“色”，带“荤口”，但不明显更不露骨，百姓便称其为“村”或“粉”。如京剧“游龙戏凤”之类。并称粗野、低俗的话为“村”话，说这种人很“村”。其意与《红楼梦》中“村”的字语义相近。乡贤《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写的俚曲中，有时也用“村”这个字，来表达此意。这也证明，这个“村”字，并不只是“湖南方言”。况且，曹雪芹总称其《红楼梦》为“村言”，也就是说，他是把“村”字作为普通话来用的。当然，也就不是“方言”了。况且，曹雪芹写《红楼梦》，并非是以湖南方言写的，说带“村”字的人物也不是用的湖南方言的字义。因而，“邓文”这段“商榷”的话也便落了空。 其实，“邓文”行文的立足点就错了。“邓文”一开头就写道：“这里仅就其中方言‘村’字的理解奉献一点个人意见。”《红楼梦》又不是用方言写的，“村”字更不是湖南方言之义，你用方言“质疑”非方言乃至是用普通话写的小说，岂不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拽着头发打和尚？风马牛不相及，“不搭界”么。你的“商榷”便成了堂·吉诃德战风车。 那么，《红楼梦大辞典》增订本中，对62、63回中“村”字的解释，就无可商榷吗？非也。 第62回中“黛玉自悔失言，原是（打）趣宝玉的，就忘了村了彩云了”。不论各家怎么注释，都应考虑到黛玉说此话的语境、人物关系，前因后果。这里的“村”字，是黛玉有口无心，无意中“（影）射”着因而伤及了彩云，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彩云就是这么被“村”着的。第63回中“你（宝玉）一天不挨他（晴雯）两句硬话村话，你再过不去”。也不管各家怎么注释，就此时的语境、晴雯的性格、语言个性特点而言，这个“村”字，应作“冒犯、矫情乃至小小地放肆”解。至于26回黛玉哭道：“外头听了村话来，也说给我听。”注释为“村话，即粗俗言语”，虽然近似，但却不精准，应解作：“粗野、低俗的话。” 原载：《文学报》2013年02月21日 原载：《文学报》2013年02月21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