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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与牵牛织女故事 ——与李山先生商榷兼谈《诗经》的文本研究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17-10-29 中国文学网 龙文玲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笔者通过对传统文献的辨析,认为汉代的昆明池建造绝非循周、秦辟雍或灵台旧制,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故事并未成型,李山先生的《蒹葭》是表现牛郎、织女传说,《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婚配的观点证据不足。解释《诗经》,宜力求贴近诗歌文本,难坐实处,不妨存疑。
    关键词 牵牛;织女;《蒹葭》;《大东》
     牵牛织女故事是中国流传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凄美动人的民间传说,尽管它的最早产生年代尚无法确考,但《诗经》中对织女、牵牛二星宿的描绘,启发了后人的想象并逐渐演化为这一传说,却是学术界之共识。一般认为,《小雅·大东》是《诗经》唯一吟咏到织女牵牛二星宿的诗歌,但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山先生在其近作《一段考古,两件文物,一首美丽的诗》(下简称李文)中认为:《秦风·蒹葭》“表现的是牛郎、织女的传说”,而《小雅·大东》的牛、女二星“应对的是姬、姜两姓的婚配”!(李山:一段考古,两件文物,一首美丽的诗[A].文史知识[C].2001,8,41—44) 如果这一观点成立,那么一方面《诗经》涉及牵牛织女故事的诗歌不仅要增加到二首,而且早在《诗经》时代牵牛、织女二星宿就已定型为一对隔河相望的配偶;另一方面牵牛、织女二星宿分别对应着周代姬、姜二姓的婚配,则对此类故事的研究也就有了本事可寻。然笔者再三研读《大东》及《蒹葭》二诗,终难接受李文的新颖观点,现不惮浅陋,提出如下几点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
     李文指出:“读古典作品,人们总免不了求一求本事,好诗就更是如此”,之所以认为“《蒹葭》与牛郎、织女的传说有关”,“这还得从一段考古发现说起”。而这一段考古发现,就是1961年专家在汉代昆明池遗址发现的西汉遗物牵牛、织女石像。将《诗经》作品与当代考古发现结合起来对文本进行考察,体现了李文学术视野的开阔,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结合必须要合情合理。事实上,昆明池旁有牵牛、织女二石像,早已见诸文献典籍。班固《西都赋》中有云:“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象”,张衡《西京赋》也有“豫章珍馆,揭焉中峙。牵牛立其左,织女处其右”之语,可见昆明池旁有牵牛、织女二石像在汉代已为不少文人所熟知,1961年的考古发现只不过是对汉代文献典籍的印证,并不能说明其他问题。从班固、张衡等东汉文人的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牵牛与织女已由天上的两星宿演变成了两个有对应关系的“石人”,且二者之间已有了无涯之“云汉”,可见牵牛织女的传说已逐渐在人间成型。对此,李文却能就此发人之所未发,把昆明池、豫章馆的建造与周代的辟雍联系起来,进而将牵牛、织女故事与《蒹葭》一诗勾联起来。为说明问题,兹录李文关键之论述如下:
     问题是,《蒹葭》一般认为是春秋时秦国的诗,如果汉代石像所显示的内涵也对说明此诗有效,那怎么也得证明,汉代的石像循的是前朝旧制。考虑到秦国袭的是西周故土,问题就又变成秦地是否还有西周旧制的话题。牵牛、织女隔水相望这一点,让我们在考虑前代旧制时,无可犹豫地想到了文献中反复出现的周代辟雍。这是一个集古代宗教、行政、教育等为一体的礼乐性场所,显著特点之一是四面环水、中间一片高地上有灵台等典礼用的建筑———昆明池中的那块高地就很可注意了。从有关文献的记录看,周王室东迁后,辟雍并未完全荒废。证据在《左传》之中。《左传》记载秦穆公与晋国打仗,俘虏了晋国君主,就把他关在灵台上,缘由很简单,四面环水的灵台囚徒逃跑不易;这跟后来的西太后把光绪皇帝幽囚在瀛台上的用意是一样的。由此可知,西周的辟雍秦国时仍在那里。……
     在作了这一番由汉至秦再至周的层层逆时推论后,李文进而指出汉代在开凿昆明池的时候,“人们从水底挖出不少黑灰泥,当时人不知其来历,实际就是周代辟雍的遗留物”,由此得出“昆明池是在西周辟雍的基础上扩建的”的结论。
     李文的这些论述看似一环扣一环,推理很严密,实则颇有疑点。其一,文中意识到要说明汉代石像显示的内涵对说明《蒹葭》诗旨有效,必须证明汉代石像是循秦制,而秦又循周制,但在实际论述中,却避开石像建制不谈,而把笔锋转移到对周代的辟雍与昆明池的关系问题上。这实际上是对主要问题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其二,如果说回避主要问题后能通过迂回的办法证明观点的正确性,也不失为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毕竟,要证明秦或周也有牵牛、织女石像旧制,确实是太难了。然关键在于秦之灵台是否就是西周时的辟雍,这是有疑问的。李文中提到的秦穆公俘虏晋君(即晋惠公,笔者注)事,出自《左传·僖公十五年》,秦穆公受穆姬要挟,于是把晋惠公“舍诸灵台”,杨伯峻先生注云:“灵台乃秦国之灵台,未必是西周之灵台。当时诸侯亦有灵台,哀二十五年《传》‘卫侯为灵台于藉圃’,可证此灵台当在秦都郊外。”(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0. P359)既然当时诸侯皆可在其本国修建灵台,那么春秋时秦国的灵台未必就是周代辟雍中的灵台。杨伯峻先生的这一段话虽出语极慎重,但认为秦灵台非周灵台的倾向是较明显的。虽然周平王东迁后,秦袭有西周故地,但未必也会循周的旧制。周重礼乐,而秦重法术,至秦始皇更甚,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其三,周代辟雍与灵台的位置关系究竟如何,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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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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