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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集中，现存有酬赠崔侍御诗十一首，除了两首之外，其余都是在金陵一带写的。这些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李白的行踪、生活和思想，应予注意，这样就必然会牵涉到对崔侍御其人的研究。 李白有《酬崔侍御》一诗： 严陵不从万乘游，归卧空山钓碧流。 自是客星辞帝座，元非太白醉扬州。今本李白集在此诗前附有一首《赠李十二》诗： 我是潇湘放逐臣，君辞明主汉江滨。 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诗题下注明作者是“摄监察御史崔成甫”。 李白还有《〈泽畔吟〉序》一篇。文曰： 《泽畔吟》者，逐臣崔公之所作也。公代业文宗，早茂才秀。起家校书蓬山，再尉关辅，中佐于宪车，因贬湘阴。从宦二十有八载，而官未登于郎署，何遇时而不偶耶？……流离沅湘，摧颓于草莽。这个李白为之作序的《泽畔吟》作者是“崔公”。 此外，今本李白集在《酬崔五郎中》诗后，还附有一首《赠李十二》诗： 凉秋八九月，白露空园亭。 …… 李侯忽来仪，把袂苦不早。 ……诗题下注明作者为“左司郎中崔宗之”。 以上就有四个姓崔的与李白有关系，即崔侍御、崔成甫、崔公、崔宗之，往往混杂难分。近年，郁贤皓同志在《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文史哲》一九七九年第一期。此文后收入《李白丛考》）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考证，澄清了崔侍御即是崔宗之的误说，并且又继詹＠⑴先生之后，进一步说明了崔成甫就是《泽畔吟》作者崔公，考辨甚为详尽。但是，郁贤皓同志的《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以下称《考辨》）一文，所得的最终结论是：崔侍御即是《泽畔吟》作者崔公——崔成甫。对此，笔者甚有所疑，不敢苟同，窃以为可疑者二、不能者三，兹逐一陈述如下。 《考辨》引《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孝公（沔）墓志》崔佑甫附记曰： 孝公长子成甫，服阕授陕县尉，以事贬黜。乾元初卒于江介。又据《〈泽畔吟〉序》云，崔成甫遭贬，“同时得罪者数十人。”《考辨》说：“以时代考之，被‘奸臣’连累‘数十人’的冤狱应该是李林甫拘陷韦坚的案件。”崔成甫是韦坚的重要下属，韦坚得罪，崔成甫当然不能幸免。韦坚被贬在天宝五载，成甫当同时被贬。《考辨》说：“崔成甫被贬黜不久，大约在金陵又与李白见面，于是就诗酒唱和。”并且举李白的《ｗáｎ＠⑵月金陵城西孙楚酒楼达曙歌吹日晚乘醉著紫绮裘乌纱巾与酒客数人棹歌秦淮往石头访崔四侍御》一诗为证。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考辨》所说是否能站住脚。此诗写道： …… 忽忆绣衣人，乘船往石头。 …… 月下一见君，三杯便回桡。 舍舟共连袂，行上南渡桥。 兴发歌绿水，秦客为之摇。 鸡鸣复相招，清宴逸云霄。 ……诗中的崔侍御酣歌欢宴、通霄达旦。看不出一点“被贬黜不久”的迹象。如果我们再对照一下史料，就知《考辨》所说更有问题了。《通鉴·唐纪三十一》天宝六载记： 林甫恨韦坚不已，遣使于循河及江淮州县求坚罪。收系纲典船夫，溢于牢狱；征剥逋负，延及邻伍。皆裸露死于公府，至林甫薨（天宝十一载）乃止。由此可见李林甫对韦坚一派的迫害之酷，株连之广，甚至殃及船夫。请注意，这是天宝六载后的事，而且正在包括金陵的“江淮州县”内进行的，此时“曾作歌词颂扬他的上司韦坚开新潭通漕运”并“于第一船作号头唱”的崔成甫，在李林甫如此迫害的情况下，还能够依然狂欢极乐而逍遥其外吗？这显然是不大可能的。可见把诗中的崔侍御说成是崔成甫与史料抵牾，这是可疑者一。 《考辨》认为崔成甫与崔侍御的“遭遇是相符合”的，但细考李白集，所述被贬后的崔成甫，与崔侍御的遭遇却有明显不合之处。李白在《〈泽畔吟〉序》中对崔公——崔成甫被贬后的境况及心情是这样记述的：“……流离乎沅湘，摧颓于草莽。同时得罪者数十人，或才长命夭，覆巢荡室。崔公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哭泽畔，哀形翰墨。”可见，这与崔侍御有很大的区别。李白诗中的崔侍御虽然是“身为名公子，英才苦迍毡。”（《赠宣城太守兼呈崔侍御》）“夫子虽蹭蹬，瑶台雪中鹤”。（《游敬亭寄崔侍御》）但只是一般的仕途不得志者，与《〈泽畔吟〉序》中所述不类。《考辨》认为“远访投沙人，因为逃名客”是指崔侍御，其实不然。这里是李白以贾谊自喻，另以崔駰喻崔侍御，因为诗是这样写的： …… 远访投沙人，因为逃名客。 故交竟谁在，独有崔亭伯。 重阳不相知，载酒任所适。 手持一枝菊，调笑二千石。 日暮岸帻归，传呼隘阡陌。 彤襜双白鹿，宾从何辉赫！ …… （《宣城九日闻崔侍御与宇文太守游敬亭余时登响山不同此赏醉后寄崔侍御》其一）请看，这里持菊调笑、宾从辉赫的崔侍御哪有一点和“投沙人”相仿之处呢？而且，象这样的记述在李白诗中非止一处。此诗其二写道：“紫绶欢情恰，黄花逸兴催。”此外，《登敬亭北二小山余时客逢崔侍御并登此地》诗中又写道：“送客谢亭北，逢君纵酒还。屈盘戏白马，大笑上青山。”还有我们前面所引的“兴发歌绿水，……清宴逸云霄”等等。可以说，我们在李白赠崔侍御的十一首诗中，找不到一处与《〈泽畔吟〉序》所述类似的地方，这又怎么谈得上崔成甫与崔侍御“遭遇是相符合”呢？这是可疑者二。 以上即是对《考辨》的两点疑问。下面再从三个方面对崔侍御不可能是崔成甫作进一步的阐述。 李白有《赠崔侍御》诗二首，从诗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李白与崔侍御的交游情况，而这与崔成甫是根本不合的。现录其二于后。 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 洛阳因剧孟，托宿话胸襟。 但仰山岳秀，不知江海深。 长安复携手，再顾重千金。 君乃猷轩佐，余叨翰墨林。 高风摧秀木，虚弹落惊禽。 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 扶摇应借力，桃李愿成阴。 笑吐张仪舌，愁为庄舄吟。 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詹鍈先生云：“盖去朝以后，求崔侍御再荐举也。”（《李白诗文系年》）甚是。诗中回顾了李、崔交游的经过，脉络相当清楚。“洛阳因剧孟”为洛阳初见，“长安复携手”为待诏翰林时景。而“高风摧秀木，虚弹落惊禽”说明李白已遭谗被放。下面的“不取回舟兴，而来命驾寻”当然是指第三次相见，而不是在待诏翰林之时。如果说“虚弹落惊禽”以下皆为设想之辞，那是说不过去的，李白不会在请放还山之际又同时干谒，求崔侍御“扶摇应借力”的。此诗只能作于李白被放还山之后、“十载客梁园”之时。 李白《赠崔侍御》的两首诗，都表达了对仕宦的殷切。但是李白请放还山出长安后的一两年中，并不如此热衷于求人荐引。“谁怜明月夜，肠断听秋砧？”表明此诗作于秋季。而天宝三载秋，李白从高如贵度为道士，且放还不久，不会同时求崔侍御援引入仕。天宝四载秋，李白在临去东鲁前所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对仕宦的态度，又可见一斑。因此，《赠崔侍御》不可能作于天宝五载之前，只能写于之后。但是，天宝五载崔成甫被贬，自身不保，无从“借力”，因此，《赠崔侍御》一诗，不可能是写给崔成甫的。 此外，诗中有“君乃猷轩佐，余叼翰墨林”这么一句，可知这个崔侍御是在李白待诏翰林时为“侍御”的。《考辨》说：“在李白供奉翰林时，成甫摄监察御史。天宝五载正月，韦坚即被贬斥，冤狱发生，成甫当也在是年被放逐，摄监察御史约不到两年时间。”这就是说，《考辨》认为崔成甫坐贬是在摄监察御史任上，李白是在天宝三载春三月离开长安的。如果说崔成甫在李白待诏翰林时“猷轩佐”，那末，他至迟也得在天宝三载春二月上任。这样，他任摄监察御史至天宝五载正月后坐韦坚案被贬，首尾至少两年。《唐会要·卷六十》载：“元和五年二月，御史中丞王播奏：‘监察御史，旧历在任二十五月，转准具员，不加，今请仍旧。’……从之。”监察御史在任期只有两年零一个月，那末，岂有“摄”（《考辨》解释为“代理”）监察御史在任能达两年之久？这就是说，崔成甫既然于天宝五载正月后在摄监察御史任上被贬，那他就不会早在李白待诏翰林时就任摄监察御史一职。这是崔侍御不可能是崔成甫的第一点。 《考辨》说：“成甫被贬黜后一直到‘卒于江介’，中间没有起用过，所以佑甫附记不列放逐后官职。”可是事情并不如《考辨》所说的那样。 《考辨》引《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卿崔公墓志》崔佑甫附记曰： 安平公之元子浑，字若浊，居丧不胜哀，既练而殁。御史（浑）之长子孟孙，仕至向城县令。嫡子众甫，仕至朝散大夫，行著作佐郎，嗣安平县男。少子夷甫，仕至魏县令。天宝之末年，夷甫卒；乾元之初年，孟孙卒；宝应之初年，众甫卒。……安平公之次子沔……薨赠礼部尚书、尚书左仆射，谥曰孝。仆射之长子成甫，仕至秘书省校书郎、冯翊、陕二县尉。乾元初年卒。……仆射之嫡子佑甫，仕为中书舍人。其中孟孙、众甫、夷甫与成甫同祖，佑甫与成甫同父。 《考辨》并引《有唐朝散大夫行秘书省著作佐郎嗣安平县开国男崔公墓志》曰： 公讳众甫，字真孙……玄宗幸蜀，公弃官以从，因授朝散大夫，著作佐郎。自蜀之吴，省其家也…… 崔佑甫的《上宰相笺》中，也有一段介绍家庭情况的文字： 佑甫天伦十人，身处其季。夙遭险衅，几不同存。没振提携，仰于兄姊。顷属中夏覆没，举家南迁，内外相从，百有余口。长兄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仲姊寓吉郡周年，继以鞠凶。呱呱孤甥，斩焉在疚。宗兄著作，自蜀来吴，万里归复。……今兹夏末，宗兄辞代…… （《文苑英华·卷六二七》）《笺》作于宝应元年孟秋。文中提到“长兄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詹鍈先生认为长兄是指成甫。可是，《考辨》说：“詹＠⑴先生完全搞错了，《笺》中的长兄根本不是指崔成甫，而是指曾任向城县令的同祖长兄孟孙。”笔者认为詹鍈先生并没有错，而是《考辨》有误。 道理是很简单的。《考辨》疏忽了一点，墓志附记明确地记载着孟孙仕至向城县令，卒于乾元初年。既然孟孙“仕至”向城县令，那他就不会卒于丰城任内。二文同出于佑甫手笔，不会有误。卒于丰城任内的“长兄”，只能是成甫。 其次，深究《上宰相笺》文意，长兄也应是指成甫。《笺》中“长兄”、“仲姊”、“宗兄”，称谓有严格的区别，不容混淆。由《考辨》所引的材料可知佑甫的“仲姊”名严爱。成甫、严爱、佑甫同父，所以佑甫称成甫为“长兄”、称严爱为“仲姊”。但下面对同祖的众甫称谓就不同了：“宗兄著作，自蜀来吴，万里归复”。“宗兄”即堂兄，与“长兄”有异。如果按《考辨》所说，“长兄”不是指成甫而是指另一堂兄孟孙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佑甫绝无称伯父的一个儿子孟孙为“长兄”，而称其另一个儿子众甫为“宗兄”之理。因此，宰丰城的“长兄”是指与佑甫同父的成甫无疑。 现在，我们再对照一下《〈泽畔吟〉序》所述就可以弄清崔成甫贬黜后的情况了。序中言道“……中佑于宪车，因贬湘阴，从宦二十有八载……流离乎沅湘，摧颓于草莽。同时得罪者数十人。”《旧唐书·韦坚传》提到几个同时得罪者被贬的情况：“仓部员外郎贬南丰丞，殿中侍御史郑钦说贬夜郎尉，监察御史豆卢友贬富水尉，监察御史杨惠连贬巴东尉。连累者数十人。”据此推想，成甫既为摄监察御史“因贬湘阴”，当是湘阴尉，最后终于丰城县令，一直在沅湘一带“从宦”。因此，《考辨》所说的“成甫被贬黜后一直到‘卒于江介’，中间没有起用过，所以佑甫附记不列放逐后官职”失考。 这样一来，就产生了问题。由李白诗可知，崔侍御在安史之乱前后，一直在金陵一带，但是崔成甫自天宝五载“因贬湘阴”至“宰丰城间岁、遭罹不淑”，一直在沅湘一带从宦。待罪贬官，怎么可能长期离职去金陵、宣城一带酣歌宴乐呢？并且，由李白的《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可知，崔侍御后来官迁太守，而崔成甫一直沉沦下僚，二者又明显不合。因而这再次说明，崔侍御不可能是崔成甫。 以上两个不能已足以说明崔侍御并非是崔成甫，然而笔者所论未毕，再谈一下第三点不能。 《考辨》引《有唐朝散大夫守汝州长史上柱国安平县开国男赠卫尉少卿崔公墓志》佑甫附记曰： 仆射之长子成甫……乾元初年卒。又《有唐通议大夫守太子宾客赠尚书左仆射崔孝公（沔）墓志》佑甫附记曰： 孝公长子成甫……乾元初卒于江介。两文所记相同，都是出自佑甫一人手笔，不会有误。由此我们知道，成甫卒于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 《考辨》也说到李白酬崔侍御有十一首诗，但只言及十首，有一首很重要的诗始终未提，那首诗便是《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这首诗对于我们研究李白与崔侍御之间的交游及考察崔侍御的身世很重要，诗中写道： 秦出天下兵，蹴踏燕赵倾。 黄河饮马竭，赤羽连天明。 太尉杖旄钺，云骑绕彭城。 三军受号令，千里肃雷霆。 …… 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 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 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 金陵遇夫守，倒屣欣逢迎。 群公咸祖饯，四座罗朝英。李白投李光弼，因病未果，还至金陵。此时崔侍御已官迁太守，这是李白与老友分别时的留赠之作。让我们了解一下此诗写于何时。 《通鉴·唐纪三十八》载：上元二年五月“复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出镇临淮。”这就是诗题所说的“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的史实。 注家都把此诗列为上元二年之作。其实，这首诗应该是宝应元年所写，从诗中所述可考。诗的前五韵极力渲染李光弼出镇临淮的声威。请注意其间的“太尉杖旄钺，云骑绕彭城”，它表明了作诗的实际时间。彭城，即今徐州。这说明李光弼已到徐州。那末，李光弼是何时到徐州的呢？《旧唐书·李光弼传》载： 初，李光弼将赴临淮，在道，舁疾而行。监军使以袁晁方扰江淮，光弼兵少，请保阔州，以避其锋。光弼……遂径往泗州……及光弼轻骑至徐州，史朝义退走。由上可知，李光弼赴徐州乃是在袁晁起事后。《通鉴·唐纪三十八》载：宝应元年八月“台州贼帅袁晁攻陷浙东诸州，改元宝胜。”因此，此诗是宝应元年秋所作。李白半道病还至金陵时，已是“旧国见秋月，长江流寒声”，时属季秋。 宝应元年是公元七六二年，此时李白还在金陵与崔侍御相逢并赠诗留别，但前面所引墓志附记却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崔成甫早在乾元元年——公元七五八年就已去世了，李白此时怎么能与他赠诗留别呢？退一步说，就是把此诗提前到注家们所系的上元二年——公元七六一年；或者，再提前到李光弼初进太尉的上元元年——公元七六○年（再也无法提前了），但是，崔成甫都已去世，他断然不能死而复生与李白交游。 和李白同时的李颀，也曾与一个崔侍御交游过，且有诗赠别，诗为《送崔侍御赴京》： 绿槐荫长路，骏马垂青丝。 柱史谒承明，翩翩将有期。 千官大朝日，奏事临赤墀。 肃肃仪仗里，风生鹰隼姿。 一从登甲科，三拜皆宪司。 按俗又如此，为郎何太迟？ 送君暮春日，花落城南陲。 惜别醉芳草，前山劳梦思。李颀诗中的崔侍御与李白诗中的崔侍御是否同为一人，对此笔者尚不敢断言，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而由李颀诗中的“一从登甲科，三拜皆宪司”可知，这个崔侍御、断然不是崔成甫。 李白诗中的崔侍御究竟是何人，还有待于进一步考查，无考便只好暂时存疑。但至少现在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崔侍御就是崔侍御，他既不是崔宗之，也不是崔成甫。 原载：《文史哲》198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