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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还需要花大力气、下大本钱，去发现和扶植底层社会的文学作者吗？从一贯的文学传统看，从特有的文学体制讲，似乎不难回答:当然需要。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渐渐被变动的时代和浮躁的文坛给淡化了、遮蔽了。试想想，现在出版社、期刊社的“白领”编辑们，还有谁去关注下面那些可怜巴巴的文学青年？广大的底层社会，孕育文学苗子的土壤还存在吗？一上一下两头生变，扶植底层作者还不成为一句空谈、成为一个问题吗？ 时下的文学真是繁荣了。都市生活、官场内幕、历史烟云、民情风俗、神话传说、婚爱活剧……题材内容包罗万象、无奇不有，人类生活涉及的旮旮旯旯，都被作家们尽收笔下。庄重的现实主义、典雅的古典主义、飞扬的浪漫主义、诡异的现代主义，以及魔幻现实、黑色幽默、意识流等等，古今中外的种种表现方法和手段，都悉数拿来、各显其能。老一代、中一代作家还在不懈坚持，更年轻的70后、80后，又一批一批涌现，我们的作家队伍也年轻化、知识化、白领化了。但是，在这一台精彩的文学盛会中，我们不难发现，来自广大的底层社会的内容太少了，来自普通民众的“代表”几近缺席了。这台盛会是城市人操办的，也是演给城里人看的。我自然知道，在当下的文坛上，依然有关注底层社会的作家，也不缺乏表现底层民众的作品。譬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关仁山的《白纸门》，是描写现实农村变革的。譬如刘庆邦的《红煤》，是反映煤矿工人生存现状的，均是现实主义力作。但这样的作品实在太少，掺杂在浩荡的文学潮流中，真有点沧海一粟的感觉。近年来还有不少很火爆的作品，如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生死疲劳》、铁凝的《笨花》等，虽然写的是农村生活，但焦点不是现在，而是历史。以上说的是长篇小说，中篇、短篇小说的情况也大抵如此。报告文学、散文、诗歌的创作，似乎还不像小说乐观。更让人焦虑的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反映底层生活的作品，其思想、情感以及形式、语言等，越来越城市化、精英化了。城里人也许觉得耳目一新，底层读者却感到云里雾里，于是干脆拒绝阅读。可以这样说，现在的文学整体上“悬浮”在城市，已与底层读者“风马牛不相及”了。当代文学逐渐丧失了把握底层社会的能力。 造成这种文学状态的因素也许很多很多，值得深入研究。如果用“顺藤摸瓜”的办法，根子也不难找到。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有什么样的作家群体，就会生产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在现有的作家队伍中，中年作家自然是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来自城市，有的出生乡下，大部分是新时期初、中期登上文坛的，现在已是“天命”甚至“耳顺”之年了，对当下的底层社会渐渐隔膜了。而在新生的庞大的青年作家群体中，多数出生、上学、工作在城市。也有一少部分出生农村，通过上学进入城市、上层，虽然“故乡还在心中”，但人却是陷在“围城”里了。那种仍然生活在贫困的农村、艰难的厂矿中的青年作家，我没有作过全面的调查，肯定是少而又少了。底层作家这一方阵正在不断缩小，后继乏人了。底层社会本来就是一个沉默的世界，没有人为它叙述、代言，它怎么能凸现出来、发出声音呢？ 历史的经验(包括反面的)值得回顾。关于“十七年”文学，近年来成为重新解读的“热点”。有一段时间把它说成“豆腐渣”，现在又说是“一朵花”。我倒以为这是一个精华与糟粕共存、价值与局限兼有的文学时期。这是一个被称之为“工农兵文学”的时代，他的病症在于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在突出主流文学的同时压抑了多样化文学，在表现方法上设置了过多的清规戒律。我们不必把这一时期的文学估价太高。但是，它的卓著成就和独特贡献，就在于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人民大众的文学，象征国家形象的文学。为了建构这样一种文学，国家在发现和培养工农兵作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众多知识分子作家，付出了痛苦的代价和艰辛的努力。读一读当时那些“红色经典”，你可以强烈感受到急风暴雨式的时代变革，作为社会主体的普通民众的喜怒哀乐，作家、作品与民众达到了一种血融于水的境界。 “新时期文学”是要努力告别“当代”，回归“五四”的，但它也承袭了“十七年”文学的诸多观念和做法。在文学的表现对象上，基本上是以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为主的。在作家队伍的建构上，特别注重从基层发现和扶植文学新人。十年“文革”，在农村、工矿“储备”了大批的文学青年，整个社会和文学的“复苏”，为这批人的脱颖而出提供了最佳契机。现在五六十岁的“重量级”作家，哪一个不是这时走上文坛的呢？当时的扶植措施也很有效，只要你发表了几篇好作品，显示了一定的才华和潜力，不管地位、身份和学历，就能得到重视和培养，直至破格提拔，进入文学体制。正是当时的老一代作家、“归来者”作家和新生的青年作家，构成了一个人才济济、前呼后拥的作家队伍，共同描绘了那个时代底层的社会生活和民众的生存状态。当时的出版社、期刊社的文学编辑，对下面的文学新人，有一种很朴素的感情，把对他们的扶植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记得《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名牌期刊的编辑，不请自来，常常跑到山西的县城、甚至乡村，找那些刚露头角的文学新人，交朋友、谈创作、改稿子，一步一步把这些文学新人引进“艺术殿堂”，直到他们走向全国成名成家。至今想来，依然让人感动！ 我们的作家队伍阵容壮观、人才荟萃，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底层作家，似乎无足轻重。但是，底层作家代表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和更庞大的人群，没有他们强有力的声音，我们的文学岂不就变质了、变味了吗？ 30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人们越来越理智地认识到，在中国金字塔式的社会阶层结构中，居于最下层的依然是占人口总数80％以上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用劳动、血汗甚至生命，支持、推动了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但却在物质和文化上依然是一个弱势群体。没有底层民众经济上的富裕和文化素质的提升，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和全民族的自强自立。而要改变这种现状，将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历史。但底层社会和底层民众，向来是一个沉默的世界，它缺乏表述的能力，也没有表述的平台。文学是社会的良知和精神的灯火，它理当承担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言”的使命来。为此，我们一方面要倡导专业作家走出城市，深入民间，把沉默世界的社会和人生展现出来，晓谕世人，赢得关注。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发现和扶植底层作家，精心培养，提供园地，推出作品，把来自社会下层的源头活水引入文坛，送向社会。扶植底层作者绝不仅仅是文学的点缀和需要，而是时代、社会、历史的需要。 我知道扶植底层作者是一项困难的事情。今天的农村、工矿以及城镇街道，滋长文学萌芽的水土已严重流失，人们都在为生存和利益而奔波，精神文化生活日渐萎缩。在广大的农村，有文化的青年大批涌向城市打工，坚守土地的已越来越少。对于底层作者来说，由于基础的薄弱、视野的狭窄和环境的闭塞等原因，走文学之路变得格外艰难。但我依然认为，扶植底层作者是可能的。我们的文学传统源远流长，不管哪个时代的青年都会有自己的“文学梦”，在农村、乡镇、县城，在工矿、企业、街道，依然可以看到众多孜孜以求的文学青年，有些已硕果累累、成为青年作家。在沿海城市，进城青年组成文学社团，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打工文学”。底层社会在他们手里，掀开了新的一角。同时我更相信，中国特有的、自上而下的文学体制，有很强的凝聚和号召力；现在又有了众多民间的文学组织，其作用不可低估。而发现和扶植底层文学作者，又是我们一以贯之的文学传统。因此，扶植底层作者主要是一个理性认识问题，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了它的深层意义，其他困难也许不难解决。 原载：《文学报》2007-11-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