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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鲁迅小说《故乡》中到底是谁——闰土还是杨二嫂——在草灰里埋藏了碗碟?研究者中的答案可能很不一样。据尾崎文昭《“故乡”的二重性及“希望”的二重性》、藤井省三《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与中华民国公共圈的成熟》二文(注：这两篇都是扎实的有分量的论文。尾崎文昭的《“故乡”的二重性及“希望”的二重性》中译文刊载于《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6期、第7期上。藤井省三的《鲁迅＜故乡＞的阅读史与中华民国公共圈的成熟》中译文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1期。)所说，日本比较多的学者认为碗碟是闰土埋的，青少年时期在中国度过的竹内实则不赞同；而中国绝大部分学者却认为偷埋者是杨二嫂。北京大学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他曾经在课堂上让几十个学生就这个问题作过回答。学生里有中国的、日本的、韩国的、新加坡的、欧美的，结果是：全体中国的、新加坡的学生和少数韩国、日本、欧美的学生认为埋碗的是杨二嫂，较多日本和欧美的学生则认为是闰土。两种不同的答案，也许就体现出人们各自的区域视角上的不同。 区域视角是受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学术视野、不同研究方法所制约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也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但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在起作用。 就以《故乡》中上述疑案的研究而言，我认为有两点显然起着关键的作用：一是对鲁迅式皮里阳秋笔法的把握；二是对闰土式中国农民性格的剖析。这两点都牵连到对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国情的了解。 所谓鲁迅式皮里阳秋的笔法，就是褒贬不着文字。作者的感情倾向是暗寓的，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是只可意会不易言传的。中国传统的记事方法，就是这种春秋笔法。早在杨二嫂出场前，作者就通过母亲的话预作交代：“这些人又来了。说是买木器，顺手也就随便拿走的，我得去看看。”当圆规似的杨二嫂以尖利的怪声出现在“我”面前时，她开口就向“我”讨要木器家具： “……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这些破烂木器，让我拿去罢。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我并没有阔哩。我须卖了这些，再去……” “阿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你现在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还说不阔?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我知道无话可说了，便闭了口，默默的站着。 “阿呀阿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圆规一面愤愤的回转身，一面絮絮的说，慢慢向外走，顺便将我母亲的一副手套塞在裤腰里，出去了。 杨二嫂是怎样一个人，她的自私贪婪、恣肆放纵，完全用自己的言语和动作显露得清清楚楚，无须作者再多加一字去另作褒贬。如果读者并不相信杨二嫂所谓的“我”已经“放了道台”，娶了“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那么，大概也可不必相信杨二嫂所说的碗碟“是闰土埋着的”这套话语。因为，当小说结尾母亲似乎用平静的口气向“我”复述这次蹊跷的埋碗事件时，文字本身已将作者的言外之意传达给了读者，它可以说是一段隐含着多重意义、值得细细分析的典型的皮里阳秋的笔墨： 母亲说，那豆腐西施的杨二嫂，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的，前天伊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议论之后，便定说是闰土埋着的，他可以在运灰的时候，一齐搬回家里去；杨二嫂发见了这件事，自己很以为功，便拿了那狗气杀，飞也似的跑了，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 杨二嫂为什么要“自从我家收拾行李以来，本是每日必到”，而且早在“我”到家之前多日就已如此?她何以表现出如此异乎寻常的“热心”?这岂不就暗示她千方百计寻找机会想要顺手牵羊捞点好处，或者在人们不注意的草灰堆里藏点东西吗?相比之下，闰土是“我”返家“三四天”以后才来的，他在迅哥儿家的时间又只有大半天(午后到，第二天早晨就走，夜间还要陪迅哥儿闲谈)，即使暂时撇开闰土的品行不说，他要做这类事也简直没有时间。此其一。其二，杨二嫂怎么知道草灰里藏着东西?她何以能一伸手就从“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来”?莫非她亲眼看到闰土埋的?如此蹊跷，只能证明这是一桩“此地无银三百两，隔壁阿二勿曾偷”式的勾当!从母亲叙述时特意用了“定说是闰土”(也就是“一口咬定是闰土”)便透露出叙述者对杨二嫂所说的话根本不信。其三，本段最末两句：“亏伊装着这么高底的小脚，竟跑得这样快”，更直接表露了母亲对杨二嫂的厌恶与讥讽之意。可见，在母亲心目中，这碗碟由谁埋藏是不言自明的。联系到篇末“我”指称杨二嫂为“辛苦恣睢”(“恣睢”二字，可不是好字眼)，作者的态度虽说含蓄却也相当明朗的了。 至于闰土的性格，小说中的“我”也曾用四个字作了概括，那便是“辛苦麻木”。为什么称他为“麻木”?因为中年闰土屈从命运，迷信鬼神，崇奉祭祀，丧失了少年时代鲜活进取的精神。主人家让他挑选所需要的东西，他却只拣了一些旧桌椅，一杆抬秤，一副香炉和烛台，还有对城里人毫无用处的一堆草灰。特别挑拣香炉和烛台，意味着闰土在生活中已不存非分之想，他已经定型成为一个老实本分、不再同命运抗争的农民了。这类农民在中国并不少。记得1950—51年土改时，我在安徽就遇到过不愿接受地契的农民，他们不是怕国民党军队打回来有危险(那时国民党已被赶往台湾)，而是认为接受别人的土地本身是一种“罪过”，将会受到神灵的谴责。在共产党看来，这是一部分中毒最深、最落后、最难于发动的群众。杨二嫂式的人物是用不着发动的，她巴不得能分到富家的东西，如果她活到土改时期一定是个积极分子，也许还会起来控诉迅哥儿和他母亲，而闰土却很可能根本不接受他认为非分的不属于他的那些东西。因此，放着主人家允许的可以让他光明正大地取到的更为值钱的东西不要，却去偷偷摸摸将碗碟埋在草灰里，这种行为决不符合闰土的思想性格。这样说，决不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要把“被压迫人民”神圣化(闰土只是个麻木落后的群众，并无可以神圣化之处)，而是坚持从《故乡》这篇小说文本的实际出发去分析的结果。事实上，早在1944年我开始读初中一年级时(在日占区)，老师和同学们对《故乡》的内容就是这样理解的。我在二十年前写的一篇文章叫做《论世而后知人，顾全方能通篇》，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在我看来，朱湘1924年发表的《＜呐喊＞——桌话之六》(注：朱湘(署名“天用”)的《＜呐喊＞——桌话之六》刊载于《文学周刊》1924年10月27日出版的145期。)中对《故乡》有两点误解：一是认为闰土埋藏了碗碟，二是把小说中的“我”不看作一个独立的人物，简单地认为就是小说作者自己，因而批评作品“最后三段不该赘入”，好像是鲁迅在进行说教似的。这是新文学评论尚处在幼年时期的一种表现，它不宜作为正确的批评来看待。 必须说明，我丝毫不想否认中国大陆的鲁迅研究存在着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而且我认为这方面的干扰与其他地区相比或许更为严重。海峡对岸的台湾，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前，根本禁止鲁迅作品的阅读，当然更不允许研究，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政治对文学和学术的干扰，不过这种干扰毕竟比较赤裸裸。而中国大陆的政治性干扰，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是渗透在鲁迅研究的许多方面，力图把这一学术领域意识形态化，以致造成了有的学者称之为鲁迅研究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双重品格”(注：见高远东《鲁迅研究的传统与当代发展》一文，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除人们熟知的文化大革命中神化鲁迅、利用鲁迅打倒想要打倒的人之外，突出的例证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十卷本《鲁迅全集》的出版。这是紧接在反胡风、反右派之后发生的。出版这套《鲁迅全集》，本身就是实用主义政治的一种表现。它名为《全集》，实际上却并未将鲁迅全部著作印出，而是按意识形态的需要来改变鲁迅并重新塑造鲁迅的形象。第一，编辑者居然把鲁迅早年在多篇文章中谈到并肯定托洛茨基的文字作了删节，尽量遮掩鲁迅所受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的影响。第二，确定了鲁迅的书信不全收的原则，硬把鲁迅晚年批评周扬等人的大量书信(至少有七八十封以上)以及其他重要信件全部撤除，使那套《全集》中的书信少得可怜。第三，在周扬、林默涵的主持下，编者还利用反胡风和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冯雪峰的运动来篡改有关鲁迅的历史，例如对《全集》第六卷《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作了这样的注释： 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按：指周扬等人——引者)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由于当时环境关系，鲁迅在定稿时不可能对那些事实进行调查和对证。 这就把当年周扬粗暴对待鲁迅(用鲁迅的话来说叫做“左得可怕”)的错误完全掩盖起来，推到了所谓“进行挑拨离间”的冯雪峰身上，并给读者造成好像鲁迅周围从萧军、胡风到冯雪峰都是坏人的印象。这些做法，都使鲁迅研究工作受到严重扭曲和损害。在五十年代那种“左”的所谓“革命”的风气之下，鲁迅作品的阐释很容易被简单化和庸俗化。例如，《狂人日记》的主人公被解释成并不真狂的战士，说“‘狂人’只是封建统治阶级强加给他的名称”(注：吉林大学中文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一册《鲁迅》章，吉林人民出版社1959年12月第1版。)，是封建统治者对一个“顽强战士”的“诬陷”(注：朱彤《鲁迅作品的分析》第一卷，上海东方书店1953年9月出版。)。而对阿Q，则强调他的革命造反精神，把他说成“辛亥革命时代一个中国的革命农民典型”(注：耿庸《＜阿Q正传＞研究》。)。祥林嫂的悲剧，被套用了毛泽东的语言，简化为她遭受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四条绳索捆绑的结果。如此等等。当然，五十年代中国大陆也产生了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这样在当时来说比较有深度的文章，但角度的单一以及为阐释某种理论而无视鲁迅思想与作品本身极端复杂性的倾向也依然存在。真正在学术上取得进展的，是王瑶、唐弢从事的较少意识形态色彩的有关鲁迅的专题研究。但独立的多元的生气蓬勃的鲁迅研究新局面，一直要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八十年代才能出现。 在冷战时期，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当然不会单方面存在。除中国大陆之外，美国六十年代初也有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出版。这部著作在运用不同于中国大陆学者的另一种视角和新批评派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方面，在给予张爱玲、钱钟书、吴组缃以独特评价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贡献，它在美国学术界做了一件拓荒性的工作。但它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正像Ted Huters和John Berninghausen两位学者在书评中所说：“作者(夏志清)学问之渊博，批评眼光之独到，在此一览无遗。当然，他的反共立场，和他对此书讨论到的大多数作家的意识形态之敌视，也是一样显而易见的”(注：转引自刘绍铭为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所撰的《编译者序》，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以有关鲁迅的评价为例，书中将《孔乙己》与海明威早期作品《尼克·亚当斯》联系起来，将《故乡》《祝福》《在酒楼上》与乔依思《都柏林人》联系起来，作了精彩的论述，显示文学史家夏志清西方文学根底的厚实与艺术感觉的敏锐。而对《药》中象征意味与凄凉氛围的分析，指出它“是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一个高峰”，尤其令人信服。但夏志清也对鲁迅从总体上作了贬斥。在夏志清看来，鲁迅是共产党捧起来的：“这种殊荣当然是中共的制造品”(注：分别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第63页，70页，77页，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他还认为，《阿Q正传》“显然受到过誉：它的结构很机械，格调也近似插科打诨”。(注：分别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第63页，70页，77页，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他将阿Q这个流浪雇农错认为一个“地痞”，说鲁迅借阿Q来“非但代表一种民族的弊病，也代表一种正义感和觉醒”，完全看不到作者思想更深层的对阿Q性格包括对他的“革命”的痛切批判。即使对他所肯定的《孔乙己》，也由于过分粗心和疏忽，将作品的叙述者误认为“温酒的小伙计”(事实上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已尝到人生苦涩味因而具有一定同情心的成年人)。至于鲁迅运用现代主义艺术方法创作的《故事新编》，夏志清更毫不掩饰他的偏见，认为作品“浅薄与零乱，显示出一个杰出的(虽然路子狭小的)小说家可悲的没落”。(注：分别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第63页，70页，77页，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夏志清的结论是：“大体上说，鲁迅为其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注：分别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第63页，70页，77页，8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9月初版。)直到最近，夏志清仍坚持认为，鲁迅的文学史地位无法与张爱玲相比匹，因而和刘再复发生争论，刘再复不得不以《告别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冷战思维》回答了他。 中国有句老话：“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某种意识形态确如鬼迷心窍地牢牢控制着当事人的时候，很需要清醒的旁观者站出来猛喝一声。在这种意义上，越界与跨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便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总记得，当中国1966年极不正常地发生文化大革命，将三十年代的左翼文艺笼统地打成“文艺黑线”而全国都噤若寒蝉的时候，日本学者丸山昇等对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可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们不怕触怒“文革”时的中国当局，敢于根据事实讲真话。即使当初曾将双方的关系推向紧张，但最终证明：这种学术研究是有益的，对于促使人们认识“文革”当时所推行的极左路线很有好处。同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和欧美、日本有关的学术成果流传和介绍到中国国内有一定的关系。国外的一些有分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成果，对于封闭了很久的中国大陆学者，带来了异样的光亮和新鲜的空气，不但使人们了解到许多新的看法，而且感受到不少方法论上的新的启示。美国学者李欧梵有一次曾从某个角度谈到过中西方学者鲁迅研究上的差异，他说：“中国研究者对鲁迅技巧的注意中心多在人物刻画，西方研究者却极为注意(或许过分了些)他小说中叙述者的作用和叙述艺术。”“如果说鲁迅的人物刻画是描绘现实和体现关键性思想的主要方法，那么，他的叙述艺术，也就是表现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相互行为的方法，就应是他的技巧的最重要的方面了。应当说，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有意识地发展小说叙述者复杂艺术的第一人。”(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第57页，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在谈到第一人称叙述者时，李欧梵又说：“鲁迅小说中虽然用第一人称叙述者，却并不直接表示自己的意见，这在‘五四’一代作家中是无与伦比的。他的小说约有三分之二用了第一人称，其中有两篇是主人公自述(《狂人日记》和《伤逝》)，其他第一人称都是叙述者。正如韩南所指出的：‘作为一个经常使用第一人称的作家，鲁迅极少表现自我。’(《鲁迅小说的技巧》)小说中的‘我’不但不就是作者自己，反而是作者拉开自己和读者对自己的联想之间的距离的有效方法。”(注：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中译本第58页，尹慧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这些中肯的论断和介绍，无疑为中国年轻的研究者开启了新的视角和思路。 八十年代起，从“文革”恶梦中醒来的中国学术界将美、日、欧一批有代表性的鲁迅研究论著陆续译成中文，如美国帕特里克·韩南的《鲁迅小说的技巧》，夏济安的《鲁迅作品的黑暗面》，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日本竹内好的《鲁迅》，伊藤虎丸的《鲁迅的终末论》，木山英雄的《＜野草＞的诗与“哲学”》、《“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丸山昇的《鲁迅与革命文学》；欧洲J.普实克的《鲁迅的＜怀旧＞》，D.佛克马的《俄国文学对鲁迅的影响》，谢曼诺夫的《鲁迅的创新》，高利克的《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贡献》等。与中国同行相比，西方学者的学术视野较为开阔，他们熟悉西方的文学思潮、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长于比较，有敏锐的艺术感觉。日本在鲁迅研究方面也是个大国，研究者众多，获得了多方面的成果。他们重实证，重材料，文本的钻研极为认真细致(也许是“读书会”养成的好风气)；而且能结合本国国情，注意从鲁迅作品中挖掘出较深的现实内容。外国学者在掌握相关资料或了解中国国情方面虽也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的论著对于中国大陆的同行拓展自己的学术视野，打破某些僵化的模式，很有益处。在经历曲折的道路之后，中国本土的学者尤其年轻学者，终于走出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死胡同，奋起直追，充分利用长期积累的丰富原始资料，多角度地探索鲁迅思想与艺术的种种复杂隐微的层面，力图还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本来面目，在鲁迅小说、散文诗以及鲁迅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一批开拓性成果，如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汪晖的《反抗绝望》，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王富仁的《＜呐喊＞＜彷徨＞——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郑家建的《＜故事新编＞的诗学研究》等，标志着中国的鲁迅研究回归到了科学并具有学理深度的轨道上。 区域视角既体现了一种长处，也体现了一种局限。处身于其中的我们，既需要充分利用和发扬它的长处，更需要意识到它的局限并且自觉地超越这种局限。阅读美国学者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除了钦佩作者的才华以及艺术感觉的良好之外，我还产生两点突出的感受：一是作者占有相关资料的丰富(包括他去中国搜集)；二是作者学术态度上的客观、谨慎、公正以及设身处地的理解。书中既接触到中国鲁迅研究者的毛病，也正面委婉地批评了夏志清的偏见与粗疏(如夏先生嘲笑鲁迅“不能从他家乡以外的经验中取创作素材”，误以为《药》中华小栓之死“象征着封建制度之死”等)，中肯而又诚恳。这两点都体现了作者力图超越区域视角局限的自觉性。同样，阅读中国学者汪晖的著作《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以及他的长文《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也为作者远远超出一般中国学人的宽广视野，厚实而深入的理论准备，学术上勇于反思又缜于反思的坦诚胸怀所折服。这类超越区域性局限的努力，或许正是造就国际性杰出学者的必要条件。 总之，鲁迅研究能达到今天的水平，可以说来之不易。它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学者坚守学术良知，摆脱政治干扰，相互取长补短，长期刻苦努力所取得的结果，是世界各个地区的同行共同付出许多心血、不断从事学术交流所作出的贡献。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20030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