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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依据历史阶段前后联系的特点和与传统容易取得调和的世俗现代性标准，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五四推至晚清甚至更早，带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最终会导致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基础的瓦解。确定中国现代文学相对于整个古代文学的那种“划时代”革新发生于何时，这须结合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综合地来加以考虑。相比较而言，还是“五四”最有资格。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上的分歧，反映的是文学史观乃至整个价值观的差异。坚持把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向前推到晚清或者更早，关键是降低了反封建和人的独立对于现代性的重要性。我们不宜在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成果的同时，又在事实上降低了它们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 晚清 “五四” 世俗现代性 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在哪里？这个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现在正在成为问题。我们一反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关系的格外重视，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与本土传统的联系，发现中国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甚至与更早的晚明文学，一脉相承。比如晚清的出版业已具有现代的特点，晚清通俗小说中表现了现代都市生活，表现了现代的欲望、知识和价值；晚明经济的资本主义因素也已经相当明显，晚明的出版业同样已经具有相当规模，晚明的小说也不乏晚清通俗小说中的那种欲望叙事。可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如果提出这些事实是为了说明中国现代文学有一个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学的背景或源头，那是不言自明的。但如果因此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甚至更早，比如晚明，那么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所带来的问题可能比它所解决的更多，也更带有根本的性质。 一个有生命力的民族，它的文化传统是一条不间断的历史长河。它可以突变，但不会完全断裂，新的传统不会与此前传统毫无关系。所以要在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之间找出前后联系，是非常容易的。如果这种历史性的联系可以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于晚清的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按同样的理由，把这个起点进一步向前推进到晚明。周作人就曾明确提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但按此逻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把“新”文学的发生向前推，一路推向唐宋，推向两汉和先秦。因为仅仅从历史连续性的角度考察，唐宋文学是元明清文学的源头，两汉文学又是唐宋文学的源头，彼此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以绝然分割的。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找到一点现代性的思想情感元素和类似现代叙事技巧的因素也不是难事。换言之，按晚清“起点”论的逻辑，晚清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如果不从总体性着眼，仅从某一方面看，照样可以从远比晚清早的时代找到，比如《红楼梦》的爱情观，《孔雀东南飞》的忏悔意识，甚至《诗经》里的爱情体验，其所表达的都是共同人性，与现代人的人性是相通的，但我们显然不宜因为它与现代人的人性相通而拿来作为现代文学发生的依据。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就其主要方面而言，原是一种世俗的现代性。它有现代性的外形，但其内在的精神却是一般社会中比较世俗化的民众追求生活享乐和欲望宣泄的要求，是人性中最为世俗一面的表现。它看似前卫，却是比较“传统”的，与启蒙现代性所坚持的反传统的立场是很不相同的，因而它很容易与传统达成妥协和谅解。换言之，它是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一种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它是跨越不同时代的。我们既可以在晚清找到它，也能在晚明发现它的踪迹；如果再抽去其特定的时代内容，仅就其看重世俗欲望的满足一点而言，它甚至在比晚明更早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按这种世俗现代性的标准来划分学科意义上的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显然会带来太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就像上文提到的，它会导致把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从晚清推到晚明，甚至一路推向更早的时代。但如此则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再是今天大家在学科层面上所谈论的中国现代文学了，它可能成为一种断代的文学，是与先秦文学、两汉文学、南北朝文学、元明清文学并列在一起的文学，或成为民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共和国文学（中国当代文学）了。因而，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失去了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 晚清文学当然有晚清以前的文学所不具备的新质，这种新质可能是划时代的。但是“划时代”只能说明此前没有，而此前没有不一定能作为划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界限，关键要看这“此前没有”具有怎样的性质，是仅仅此前没有，还是它足以代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我的意思是说，面对整个古代文学的那种“划时代”的革新发生于何时，这须结合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综合地来加以考虑。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动，开始于鸦片战争。从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划分出一个现代文学的发展阶段，显然是不恰当的。因此，现代文学发生于晚明的观点大致可以不予考虑（周作人认为新文学的源头在晚明，他强调的是源头，而不是开端）。这样，要在五四之前寻找中国文学现代性变革的起点，就只有几种可能的选择，它们依次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20世纪初的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启蒙运动和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辛亥革命。在这几种可能的选择中，除了梁启超发动的启蒙运动、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与文学变革有关外，其它几项与文学的发展都没有关系。它们只是社会的变革，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文学的发展，因此对文学史的分期没有意义。梁启超发动的启蒙运动、文界革命的小说界革命，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五四一代作家几乎都受其影响，所以当“20世纪文学”的概念提出时，事实上是以它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折的历史和逻辑标记的。但随着21世纪的到来，“20世纪文学”的概念已经失去了它的有效性，因为它无法解释今天21世纪的文学与20世纪文学的关系。于是它所抹平的20世纪初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差异，也就凸现出来了——梁启超的带有改良主义色彩的启蒙主张，他的具有革新意义的小说观，他的带有工具论性质的文学观念，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所代表的新的价值观与审美标准，是存在重要差异的。这种差异在“20世纪文学”的概念中被掩盖起来了，掩盖的意图和实际作用是突破新民主义文学史观过分强调现代文学的全新性质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的继承关系，在文学史中起到了纠正新民主义理论实践中一度出现过的“左”的倾向的积极作用。但这并不能掩盖“梁启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五四一代要来发动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和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前提。 因此，相比较而言，还是“五四”具备区分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分界的标志资格（当然，“五四”不是五四那一天，而是一个时代的开端）。因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先驱者自觉地针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而发动的，它标志着现代性的“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它提出的一套系统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以致有一种“历史断裂”的感觉，而此后的新文学发展又是直接以它为起点的。 这种断裂感，主要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上的前后有别。这种“有别”不是古代社会前后朝代的那种差异。秦汉以后的不同朝代，价值观念也在变化，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统一的儒家思想基础。儒家思想本身当然也在发展，甚至同一个时期也有学派的争鸣，如理学与心学存在着重大的差异，但它们的差异再大，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儒家的基本体系。因此，在独尊儒术以后的漫长古代社会，虽然历史在发展，却没有五四时期的那种传统的断裂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掀起了一个反传统的时代潮流，它是对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全面反叛，从而造成了传统的断裂感。这是晚清的思想界和文学界所不曾达到的。比如晚清通俗小说中还在普遍地鼓吹寡妇不能再嫁，婚姻要由父母包办，而五四文学却是大力提倡婚姻自主，认为禁止寡妇再婚是违反人性的。这种提倡已不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时代性的潮流。它体现的是古代文学所不具备的系统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现代人的伦理观念。此后的文学，正是在五四文学的这一现代性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一意义上说，晚清文学只能算是过渡时期的文学，带有过渡时期文学所特有的种种矛盾和软弱性。 二是白话的思维形式。白话早已有之，但“五四”之前的白话，仅是民间充当日常交际的一种工具，没有成为知识精英思维的正统形式。一些文人写小说，或把民间故事加工成长篇小说，虽然也使用了通俗的白话，但这是以承认这类小说的身价低于正统文学为前提的。19世纪末开始，陆续出现了一些白话报纸，其目的是为了向缺少文化的民众宣传启蒙的道理，或者是为了迎合一般市民的阅读口味。这说明白话的使用者都采取一种迁就民众、牺牲文学的高雅趣味的姿态，也说明白话一直没有获得正宗的地位，没有成为知识分子思考重大问题的语言形式。这反过来阻碍了白话质量的提高，使它难以达到一种新的民族语言的高度，也限制了它使用的广泛性和有效性。综观晚清小说的语言，往往文白夹杂，语言很不纯粹；或者是使用方言，缺乏统一的规范性，带有明显的实验性质。这种不完善性，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背景，也是五四新文学语言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的一个前提。五四白话文学语言，以北京方言为基础，吸收了大量的外来词汇，借鉴了西方的句法和标点符号，获得了此前白话难以比拟的表达能力，从而成为中华民族新的共同语言，成为现代中国人思维的直接形式。尽管后来的文学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但它的语言和思维形式都是与五四文学完全一致的，与晚清文学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过大地估计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在语言上的差异性，或者认为五四文学的语言与晚清的语言革新没有关系，当然不对；但如果过低地估计这种差异性，甚至认为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语言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是更不对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保障了现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的整体上的现代性。两者的差异，是思维形式上、审美表达上、价值判断的方式上的古代和现代的差异。由于存在这些差异，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便不容易归为同一类型。 这些意思，似乎是老生常谈了。可老生常谈其实是有它的道理的，要突破它，还须十分谨慎，否则有可能造成新的混乱。 如何确定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其实却是反映了文学史观乃至整个价值观的差异。把中国现代文学起点向前推到晚清，关键的问题是降低了反封建对于现代性所具有的意义，降低了人的独立对于现代性的重要性。当我们把晚清小说中的反对寡妇再嫁、反对青年人的自由恋爱、崇尚孝道等观念当作无关宏旨的问题，对它们不作价值判断，而只基于抽象的对人的理解和同情把那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当作一些悲剧人物，这实际上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我们不再是在争取人的独立性的基础上定义现代性，而是在世俗男女的日常生活困境的层面上定义现代性，认为只要反映了世俗男女的情感苦闷和日常烦恼，哪怕他们缺乏现代人的基本精神，也就有了现代的意义。不过，如果仔细分析，其实又不难发现，这种看似比“五四”保守的观念，其实又是以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成就为前提的。因为正是由于五四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人的独立以及与此相关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等问题已经不是问题的时候，我们才有意无意地淡忘了它们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以致我们可以超越它们，转而采取一种比较抽象的人性立场，不去责备晚清小说中的主人公的思想保守和性格懦弱，却对他们实质上是由思想保守和性格懦弱造成的悲剧采取同情的态度。试想，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为人的独立，甚至爱情和婚姻的自主而奋斗的时候，会忽视它们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无关乎现代性的宏旨吗？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根本命题的重新理解背后，其实是我们对于现代性标准的降低，即我们不再坚持人格独立、婚姻自主、爱情自由是天大的事情，转而看重欲望的宣泄和世俗的享乐。当然，更确切地说，不是不再坚持这些标准的重要性，而是这些标准所规定的目标在今天已经实现，成了我们进行价值评判的不言自明的前提，我们反而有意无意地超越了它们，从别的维度来思考问题，可是却不曾想到这样思考问题的方式恰恰放逐了这些至关重要的现代性原则。 今天，我们在享受现代性成果，包括人的现代性、思想的现代性的成果的同时，却降低现代性标准，这个现象不是个别的，也不仅仅限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范围，而是一种普遍性的潮流。我们重新评价孔子，宣扬传统的道德，大力推崇国学，指望孔子与柏拉图、孔子与《圣经》实现对话，甚至重新上演对孔子顶礼膜拜的场面。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学革命受到了质疑；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性被降低了，以致我们可以忽视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的重要差异，把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捏在一起，让它们忘却前嫌，握手言欢，“咸与维新”。当然，我并不是主张要让五四文学划清与晚清文学的界线——五四文学与晚清文学是不可分割的，这既是指时间先后上的不可分割，也是指传统承接上的不可分割。但不可分割并不等于没有差异，更不等于在现代性的标准上可以抹平这种差异。重新评价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的资源，这些都没有问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叛传统以后，我们需要在现代性的思想基础上重新评价传统，使之发扬光大。但我们不能在重新评价传统的同时，以超历史的态度降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思想史的意义，降低五四文学革命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不宜在享受着它们带给我们的成果的同时，却在事实上降低了它们的历史意义。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五四新月派诗与古代婉约派词的关系，意在强调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联系。当时我们正专注于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文学之于新文学的重要性。与人的生命存在息息相关的东西，往往会因为它理当如此反而容易被人忘却其重要性。比如空气，人须臾不能离开它，但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谁都不容易想到它对生命的意义，因为我们已经无意识地认定，这个问题是不必讨论的。这有点像中国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的联系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之于它的重要性相当于空气之于生命，正因为它是现代文学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我们反而忽视了它的重要性，转而去大力研究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可是在今天，在学术界已经实现方向转换，把研究的重点从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的关系转向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关系的时候，我反倒觉得需要强调在处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西文化传统关系时须保持必要的平衡。我们不能在重视西方文学影响的时候忽视中国文化和古代文学的影响，也不宜反过来在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代文学对它的影响的时候忽视或淡忘了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对它影响的重要性。闻一多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说过，中国新诗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的意思是中西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来说，是一种血缘关系。其实，即使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化、西方文学仅是一种影响关系，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关系，仅就它从价值观念、审美意识乃至语言形式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实现了现代的转型这一点而言，它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之大，无论如何估计，也是不会过分的。当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改变了中国文学的发展方向，使之实现了现代转型，它就已经使中国现代文学再不可能回到中国传统文学的道路上去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身上所打上的烙印，就再不可能被抹去。其实，西方传统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的重要性用不着我来特别强调，因为大家都是清楚的。只是我们在超越五四上限寻找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看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分量而忽视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学影响的意义的倾向。.这种变化，当然是反映了当前大力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思潮抬头的现实，而从回归传统的立场上来重新审视历史重大转折时期所遵循的历史辩证法，我觉得需要格外的清醒，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坚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和态度。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