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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思想文化语境中，以及在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转型过程中，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应该成为新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建设，乃至整个中国文论学科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尤其是应该成为推动和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自身的话语体系当代形态化的一个努力方向。这是因为： 一、重视从文化的维度认识、分析、评判种种文学现象，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特色之一，这自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题内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具有丰富的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现代文化异化倾向的批判，对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文化展望，对西方帝国殖民化东方国家以及对东方民族文化进行宰制的批判，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普遍性意义。列宁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里面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存在，存在被剥削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和压迫阶级的文化。今天看来，这种思想正是英国文化研究的阶级分析法。随后，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巴赫金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以及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乃至新时期“三个面向”的文化建设目标、先进文化的创造以及“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理论等思想学说，都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是当前马克思主义文论学科建设，乃至整个新世纪中国文论学科建设、理论创新的有益资源。 我们以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基于时代情势，一是重视阶级斗争而不是阶级融合和文化共存；二是机械地以经济为决定因素，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发展。而在全球化时代，我们对于文化的发展要放在战略的高度来看，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漂浮的东西。这是因为，一方面，文化建设决定了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另一方面，文化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手段，是谋求国家民族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在当前，文化和文明的共存与竞争已经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性的主题，而文化转向业已成为各门学科的热门话题。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把人文精神引入科学研究中，心理学的文化转向考察个体心理与社会文化的关联，翻译的文化转向突出翻译的文化政治维度，现代文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把视点转向都市文化。当代视觉文化的兴起，大众文化对传统艺术趣味的冲击，对日常生活诗意的消解，对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与艺术的关系的改变，表明我们的文学艺术格局正面临巨大的转型。因此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并且促进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学科建设的文化转向，乃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义，也是时代提出的命题。 文艺学的文化研究转向，一是要面对现实问题。文艺学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学艺术领域，文艺的形态已经深入到了文化的各个部门，甚至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理论只有面对现实才能提出问题并进而解决问题。二是要发掘传统资源。传统文化的当代演化是促进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推力，是中华民族对于世界文化多元化的重要贡献，因此重视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是新世纪文学研究的重要方向。三是要对马克思经典的重新阐释。文化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重要部分，是我们以前强调斗争哲学时注意的远远不够的东西，因此，文化建设应该致力于共容共存，而不是斗争、分裂。四是要借鉴、吸收西方的文化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和研究以及后现代的理论范式都是可资借鉴的。五是要加强理论创新意识。应该根据本土经验和文化现实提出新的理论命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树是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我们的文化理论的建设也应该是从我们自身面临的问题出发。 二、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强化当代中国文论主流话语系统的文化价值意识，以期进一步增强当前文论主流话语系统之价值阐释和价值批判层面的现实性与有效性，是当下社会语境和学科发展内在逻辑演进所提出的双重诉求。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一体化的深化，全球化与本土化、传统与现代已经成为当前文化冲突乃至文明冲突的主要方面，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民族文化的本土化，以及在全球一体化中的文化主体性确认也成为了主要问题。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一是要发扬中华文化的传统精华，二是要吸收他者的文化资源，三是要输出自己的文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于人生意义的追求，人的存在状态的人文关怀，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生活环境的美化将成为文化建设的主要方面，文艺学、美学在此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乃至整个文艺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当下语境的必然要求，它不仅要关注现代人的生存，即对异化现象的批判和对美的诗意人生的维护，而且要保持对现实的文化、伦理层面的批判，对诗意栖居的维护，同时还要对新的文艺现象、文化现象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如近年来的生态美学、环境美学、自然美问题的讨论就是对此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一是文化批判，这一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得到了继承发扬；二是人类解放，首先是无产阶级解放，途径是政治斗争，三是经济和文化建设。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视的是文化批判，以前我们发挥的是第二方面，但是，阶级斗争在全球的发展大潮中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一支，中国的文化建设也必将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这不仅对于我们软性的制度环境改善和国民素质提高有意义，而且对于世界文化的建设意义更加重大。我们要推动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要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精神，对当代的文化分层、文化霸权、民族文化不平等等问题继续批判，以理性批判精神维护人文理性对于社会文化建设的批判功能，而且还要继承和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思想精义，促进文化融合与文化共存，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没有涉及的，也正是需要我们大力推进的方面。我们要凝聚中华精神，建设具有融合各个阶层和阶级矛盾，既让各个阶层发挥自已的文化建设热情又要让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弘扬的新文化。这是因为，文化不仅是分阶层和地域性的，不仅是权力的产物、经济的产物，文化还具有超时代性、民族性、共同性、普遍性等特征，是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凝聚力所在，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识所在。全球化与民族化在对立中和谐，全球化不可能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因为相对而言，文化的历史要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悠久的多，文化的生命力与延续性非常强大。一方面，民族文化在全球化中融入其它文化，吸取他者积极的文化成分，同时，在文化自身的建设中发展自身，重建自身，沿着自身的演进逻辑从传统走向现代，文化的多元化正是维护全球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所在，因此，建设新文化是新世纪人文学者的使命，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对世界的贡献。从这意义上来讲，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学科的文化转向，理应成为新世纪中国文论转型的一个重大主题。 三、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研究、文化批判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先行性的贡献，为我们拓展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和方法论，对于处于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这是一笔不应该忽视，也不应该绕开的理论资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文化研究的先行者，从早期的卢卡契、葛兰西到法兰克福学派，直至晚近的伊格尔顿、杰姆逊等，他们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他们对于文化霸权、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关系、文化工业、文化接受与文化过滤、第三世界文化等问题的阐述，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理论建设的独树一帜，虽然我们投入的人力物力更多，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理论建树却很少，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如何面对经典的问题。中国的学术传统是注经，是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曲折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因此，长期以来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不是从现实的变化了的文学现象出发，而是只会到经典著作中寻找有关文艺美学思想的章句，然后从其中抽绎出理论命题和概念范畴，并以此作为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正是这种注经方法造成了理论的因袭性和惰性。与中国注经式治学方法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根据变化了社会现实去丰富、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理论的生长动力上，是以社会问题而不是经典视阈为根本，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赋予经典以生命力的同时创造了新的思想传统。 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很大的缺陷。以后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为例，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神，一是批判性，即对资本主义制度非人性的物质力量的批判，二是诉诸解放，全人类首先是无产阶级的解放，三是正义性、理想性，即对社会正义的诉求和人类大同世界的期望。因此，只要不平等和差异存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力量就存在，这正是当代西方批判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亲近的原因。后殖民理论也是批判性的人文思潮，民族、种族、性别等是其批判视角，全球化、劳动分工、资本市场、文化霸权、文化反抗等是其问题背景，对平等和乌托邦的诉求是其理论所指。因此，后殖民理论家在多种场合借用马克思的理论为切人点。但是，后殖民思想只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权宜性、策略性的思想来源。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是无产阶级的解放，是通过政治手段实现对经济压迫和剥削的解放。与马克思主义不同，后殖民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是福科的文化政治学，他们不主张暴力革命，不主张政权斗争，而是关注广义的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对马克思主义言论的引用只是理论策略而已。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不可超越的，是因为其注意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现实层面，而所有的后现代思潮都是在语言圈里打转，放弃了现实的政治经济革命和理想的实现，满足于意识形态的表层革命，而这一切是不足以改变现实的，后殖民理论的缺点也正在这里。全球化的秘密在于经济而非文化，文化的革命必须依赖于经济和政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深刻之处。 四、近年来在我国文论界迅速兴起的“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西方形形色色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学派的横向移植，其在价值取向方面基本上呈现为一种“反传统”的姿态，存在着与当下中国的现实语境以及主流价值话语相互脱节的现象。对此，我们在充分肯定其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之一面的前提下，又应该看到其在价值取向和学术理念方面所带来的一些混乱，以及对主流学术话语所产生的冲击作用，而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文化维度，正是既适应了在当下语境中学科建设发展之内在要求，又可以起到规范、整合当下中国的基本是在西方话语和理论价值资源支持下运转着的“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的作用，而后者反过来又可以大力促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学科发展。 当前文艺学、文化研究的公共空间拓展和社会责任感的增强，一是取决于其理论话语的人文批判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固有品格，但在我们这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功能曾经一度被严重弱化，以致出现了文化批判精神的缺失，这是当下中国政治文化演化的一个结果。随着后现代、后殖民、性别批评等思潮的东渐，理论批判的理性精神逐渐回归，文学研究引入社会知识与权力关系的维度也就成为必然。二是取决于理论话语的现实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展开对大众审美文化的研究，正是对传统文艺学排斥大众文化的一个补救。在今天，日常的审美文化是我们的文化现实，纯文学因为其精英倾向而只能是小众文化。各种影视文学、网络文学、广告文学、手机文学等成为文学的新形态，我们必须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现实，并将其视为文艺学、文化研究的题中之义。传统的文学研究当然要进行，但是，对于各种新的审美文化所带来的独特语境和问题视域，我们必须拥有话语权。三是取决于多学科兼容性。在今天，如果还是一味地局限于专门的学科研究，已经不能把握纷纭的现实世界，而广义的文化研究对于传统文学的审美主义倾向来说是一个突破。文化研究运用各学科的视角审视文学作品，与美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哲学、传播学等学科关系密切。现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论争其实很简单，就是对文学社会学的回归。文化研究可以整合近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资源，如符号学、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理论，等等；文艺学的理论需要不断建构，因为文学与生活密切关联，生活的变化推动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思考，文学的变化推动了理论创新。当前，生态环境、电子媒介、艺术化生存、消费主义、全球资本主义等对本土文化、传统经典文学、纯文学等冲击巨大，如何面临这些新变化，解释这些新的现象，扩大阐释力等就是文学理论要思考的问题。当前文艺学的危机，就表现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应变策略等方面的滞后，因为我们现有的阐释视域还是更多地停留在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循环中，而所理解的外部研究又只是传统的政治化的庸俗社会学的研究，可是文化研究转向可能会使人们担心又回到传统的文艺社会学。但是在后现代，后殖民之后，在全球资本主义和环境恶化之后，文学如果不能回应社会的新变化就只能失去其社会敏感器的角色。总之，文化问题业已成为当下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就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而言，如何根据现实的思想文化语境调整话语系统，如何不断地拓展阐释维度，正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理论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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