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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属性是由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政治斗争中的理论地位决定的，这导致它的文论属性经常受政治属性影响并通过政治属性体现出来。当政治活动不是以斗争方式而是以导向方式进入社会生活时，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论功能就从社会生活的实践角度显露出不同于其他文论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与基本方法，就会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发挥实践批判的作用。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就是实践批判的理论。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论属性正获得进一步实现的时代契机，然而，它的实践批判功能并未有力地因势而起，它的批判锋芒也没有更具特征地显露出来。这种状况与近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占重要地位的西方理论的冲击有关，也与社会转型带来的既有理性解构及大众文化的强势发展有关，这使得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理性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 一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属性 理论，这里主要是指具范式意义的西方理论，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理性主义、英国经验主义、美国实用主义这一久远的历史脉络，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观念理论、实用理论与批判理论，当然这三种理论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通常说的观念理论，常常封闭于理论的自证性，由概念、命题、逻辑关系及在逻辑关系中相互支持的理论单元构成，在不同角度、不同逻辑层次的概念群的不断细致化中推展，费希特说的结论先在与观念自证，成为观念理论的主要特征。观念理论求证的核心问题是世界的普遍性、永恒性与必然性[1]。实用理论则是向着应用展射又在应用中收聚的理论，它打开了理论的自闭圈，向着历史与现实的具体现象、具体问题敞开，不过，用于敞开的理论自身却往往是确定的，而它向之敞开的具体既是它的运用又是它的证明。实用性的理论教科书不乏实例与精彩的例证分析，但根本上都是既有理论条文的论证与验证，实用理论即属于这类教科书式的理论。批判理论不同，它是实践理论，不仅在实践主体与实践对象的目的性与合目的性相互作用的展开过程中提炼与概括，而且，还在此一实践过程与其他实践过程的相关性中、在实践的历史阶段性与延续性中提炼与概括，批判理论与实践互动与互导。实践理论之所以是批判的，是因为实践过程的目的性推进或展开，总会伴生新的目的并随之展开为新的实践阶段或实践过程，实践的每一步推进与展开都形成与前一步的差异，差异的显现，即新的实践问题的提出，孕生着、推动着与实践互动互导的新的理论提炼与概括，而这样的新的理论提炼与概括不论是对先前的实践还是对生成于先前实践的理论都要进行一定的扬弃性批判。从实践批判的角度，陆贵山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时说: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性质的功能是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所有的评论文章和政论文章都体现着和贯穿着对各种非人的和非史的社会文化思潮的批判。”[2] 霍克海默最早指认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批判理论，他认为西方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分别基于两种不同的认识方式，一种是以笛卡尔的 《方法谈》为基础，另一种是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即一种 “批判理论”，一种 “辩证的批判理论”[3]。 霍克海默把笛卡尔的理论方法作为传统理论的基础，是因为在笛卡尔看来，知识是思的产物，而思之所以能获取具有普遍有用性的知识，是因为它在各门学科的框架中找到了一种普遍适用的知识形式，这普遍适用的知识形式面向自身以外证明它的有效性[4]。由于这类知识形式取之于各门学科，因此它可以为各门学科所用，由于它来自框架式的形式，因此它可以在运用中被知识内容所充实。可见，霍克海默说的西方传统理论，当属于观念理论、实用理论与批判理论这三种理论形态中的第二种理论，这是一种依据孤立的材料和形式化的概念证明其理论价值的理论，它在转向具体运用时又成为后者的根据。至于第一种理论——观念理论或思辨理论，则奠基在意识的无限认知能力的基础上，世界史由此成为被意识构造与征服的历史。在这一理论框架中，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得以统一的意识前提是一种形而上学虚设，理论的任务就是证明这种虚假的合理性，无论是对世界的虚设、对理论主体的虚设，还是对永恒实在的虚设，其证明的根据在于指向虚设的理论自身，亦即虚设的主体意识自身。对此，卢卡奇以康德的 “道德主体”为例分析指出，在这种虚设的主体意识中， “现象和本质的分裂 ( 这种分裂在康德那儿是和必然与自由的分裂相同一的) 没有得到解决，也没有以它们的统一促进建立世界的统一，而是被带进主体自身之中: 连主体也被分裂为现象和主体”[5]。在这样的分裂中，观念理论或意识理论便在无关于现实生活的主体纯粹意识的自证中不断地表述自己。 这里需要指出，相对卢卡奇、霍克海默，以及阿多诺等人所说的批判理论而言，批判理论不同于在观念理论中常见的理论批判。观念理论的理论批判把批判锁定于理论自身，是理论自身的概念、阐释、论证及逻辑构成的批判。这种理论批判是既有的某种观念理论的差异性投射，如德国古典哲学中常见的批判，它不是针对实践问题，而是满足批判者的理论兴趣，是纯粹意识自身的差异性批判。 霍克海默及卢卡奇在对笛卡尔实用理论和康德的观念理论的批判中，准确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践属性，或者，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的批判属性。这是他们对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功绩。不过，霍克海默、卢卡奇与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特征的理解集中于整体性与历史性，强调在社会整体性中考虑生活局部，强调从历史决定性解释现实，社会整体性与历史决定性由此成为考虑与解释的某种既定前提。这显然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批判论的主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是向着历史与未来敞开的实践论，实践在不断的目的性敞开中物质性地批判它的现实整体性，马克思主义理论揭示了这一批判;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实践观，不是决定论的，而是辩证的，历史实践的必然性总是辩证地获得揭示与解释。霍克海默等人对社会整体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僵化理解，埋下了法兰克福学者曲解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种子。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理论，强调人在社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这一主体地位体现为现实性、实践性、主体性及历史与现实语境性。首先，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批判理论中，这种主体地位是相对于自然对象与社会对象而言的。人本身就是自然，人为了生存而在自然中生产并自我生产，同时便在自然中打上人的烙印，实现着自然人化与人化自然，感性活动因此成为基本的实践主体活动。马克思主义由此成功地破解了观念理性的人在观念中生存的魔咒。自然人化中的人的生产，又不是单个人的生产或彼此无关的众多人的生产，而是在一定生产关系并经由生产关系派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人的生产及人的社会实践。由此，马克思主义实践批判理论的人的主体地位又有力地否定了西方哲学对人的单子或实体式的理解。其次，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对人的实践主体地位的确立，使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获得了建构的根据与尺度。人的社会生产状况、社会管理状况、社会组织状况、社会消费状况，包括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哲学、艺术等，都在社会人的实践主体地位的状况中得到批判的根据、改造的根据、创新与发展的根据。再次，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人的实践主体地位，又是在人与实践对象经由社会实践(包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 而互为互动的过程中得以确立，主体在这个过程中构入对象，又使对象构入自己。因此，没有在社会实践之外的主体，也没有在社会实践之外的对象，精神的对象归根结底不过是社会实践对象经由一定意识运作的精神化。当然，更没有主体之外与对象之外的实践。从实践主体由感性到社会实践再到实践精神的一体化关系中，马克思提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6]。最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践主体地位规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既是历史性的又是语境性的。任何现实实践，都是此前实践的延续性展开，并受制于此前实践的历史延续性，同时，任何现实实践又都是特定社会情境中的实践，社会情境不仅是实践现实展开的条件，更构成现实实践中各种共时性实践活动间的关联方式与规定性。霍克海默在阐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时，就曾强调过这两点: “就此而言，批判理论的 ‘批判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性，二是情境性。”[7] 二 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锐气的弱化与批判锋芒的钝化 马克思主义的上述实践批判属性从根本上规定着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特征。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中国自身的文学实践为理论研究对象，从而区别于西方文学理论，同时，它又以其实践批判的理论属性区别于国内外的其他文学理论。它在历史展开的中国文学实践中，随时把握整体性的实践进程，敏锐地捕捉以差异性显现的实践问题，并将之提升为理论问题，进行目的性、功能性、构成性、特征性、语境性的理论批判性求解。这就是本文所强调的，需着力建构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理性。 在当下文学实践中，这个问题本身就已现实地成为文学实践批判中的重要理论问题。这首先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是在实践批判中创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 20 世纪初由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驱在中国首创时，便体现着犀利的批判锋芒，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与阶级斗争理论为根据，对当时的混乱国情、黑暗政治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实践展开尖锐批判，对中国文学的启蒙实践与革命实践活动予以指导。30 年代，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文学实践与文学理论实践为代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具有的批判力量使它在当时的文学实践中脱颖而出。对 “新月派”“人性论”“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以及对 “大众化”问题进行的富于批判精神的讨论，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实践批判的特色。40 年代，以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进一步凝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批判锋芒与革命斗争锋芒，在批判标准、批判功能、批判的理论方向上确定了合于中国文学实践特点的理论建构方向。 其次，进入大规模社会转型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锐气在总体上有所弱化。这一时期，社会转型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各种社会实践中的文学问题接踵而来。这类问题具有现实紧迫性，又盘根错节、纷繁复杂，这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发挥实践批判作用的时代契机。然而，有力的实践批判却不多见。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从总体上说没有积极参与到文学实践中去，因此无法对文学实践进行理论总结并引导文学实践。有学者在回顾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状况时就认为，脱离艺术实践与艺术实际，热衷于概念游戏、理论命题及体系建构，缺乏问题意识，盲目照搬外国理论资源，忽视中国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实际问题等，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不足与缺陷[8]。进一步究其原因，可概括为如下三点。第一，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摆脱为政治服务的状况后，对实践所提出的问题未能及时应对。理论批判之维的软弱，致使很多随当时实践展开便应梳理批判的问题，在新世纪初以更为混乱的状况突然暴发似地冲涌而来，如文学理论研究对象问题、文学边缘化问题、文学功能问题、文学道德问题、文学商品化问题等，而对这类集聚下来又好像突然暴发出来的实践性问题，新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仍然不同程度地淡漠处之。第二，沉湎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本研究而疏离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就理论属性而言是实践批判理论，但像种种理论一样，它们一经定型便会文本化。在文本化过程中，当时的实践批判语境逐渐淡化乃至消失，以概念、命题、逻辑论证圈起来的系统或整体也便逐渐封闭，成为可以孤立进行的理论自身的研究。很长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系列基本命题、基本范畴，被进行着远离实践的理论研究。第三，理论兴趣对实践兴趣的语境性侵扰与取代。理论兴趣在学术研究中的不断增强，与 90 年代西方文论一浪高于一浪的涌入密切相关。总体而言，那一时期大量涌入的西方理论流派，如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现象学、新历史主义、精神分析学、生存哲学、接受美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往往在西方已经成为或正在成为过去时，它们产生时的社会语境、理论情境都已发生变化，因此已经成为非语境化与非情境化的理论。这种非语境与非情境理论，又进入中国这个在很多方面都迥异于西方的差异性语境与情境中。一个确定语义由自生语境进入差异性语境，更需要一种转化，差异性语境中的理论非语境化往往导致既有语义的变化甚至瓦解。这类非语境地传入的西方理论多数都有严密的体系性，能激发并满足中国阅读者与研究者的纯粹理论兴趣。由于这样的理论趣味，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更多地成为一种理论研究对象，其实践批判性被淡化、被忽视。 三 理论资源多元化中批判主元的缺位 眼下，中国文学理论多元化建构格局已经见出一定规模，这是值得肯定的成果。不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占有强势地位的西方理论缺乏批判，理论的本土属性不断遭受压抑，其严重性越来越不容回避。 90年代以来，大规模涌入的西方文论除了存在上述去语境化问题外，还有两种情况须予注意: 一是门类众多，异说纷呈; 二是在被引入的过程中系统破碎，观念杂陈。某些西方理论体系盘根错节，在历史延续中枝叉横生，在形成过程中又存在先后矛盾或改弦更张的现象。这种复杂情况使得中国学者在没有详细语境资料的情况下对西方理论难以做到系统把握，因而很难做到系统接受及转用。由此造成转用过程中对不同流派西方思想观点、理论阐释的杂陈。这与詹姆斯所说的理论实用主义的杂烩拼盘十分类似[9]。 从思想构成形态说，多元的中国文学理论中已经形成与正在形成的每一元理论，都大体包含着三个方面，即经由转化的西方理论、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以及基础理论对现实文学实践及文学理论的阐发与求解。这三个方面各有复杂情况，它们在各元理论构成中各有侧重、各有依托、各有阐发、各有求解，形成文学理论多样丰富的热闹场面，形成各种理论的建构差异。对多元建构的文学理论状况，钱中文曾从积极方面概括说: “它们努力回应着我国现实的需求，同时也与国外文化中出现的新问题相呼应，既有纵向的深入，也有横向的开拓，极大地丰富与支持了文学理论这门学科。”[10]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各种文学理论而言，除问题的提出具有本土性外，怎样的求解才能更具有坚实的本土立足点，以及符合本土情况的全局视野、符合全球理论走势的本土评价，其中包括传统的重估、实践的构入、问题的真伪、理论的提升? 对上述问题，要拿出各类文学理论均接受的标准，既不可能，也违背理论多元展开的思想属性。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总要有一个总体性的、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理论批判态度与取向，它不是规定理论说什么，而是不断从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总体走势与历史趋向出发，质疑理论所存在的疏漏、偏颇、局限，梳理理论建构的混乱与迷惘，反思并提升既有理论的价值与意义。能发挥这种作用的理论，就是理论的批判之维。 那么，总体而言，承担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批判主体之元或说主元的理论，可以根据什么条件而确认呢? 就理论批判的历史实践而言，这类理论条件至少应从理论属性、理论功能、理论的本土性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这一理论本身必须具有突出的批判性，这一批判性并不体现在某些研究者的理论批判兴趣，而是体现在该理论从问题提出到问题求解，再到问题求解的现实取向的自身规定性，亦即上文不断强调的理论的实践批判属性; 其二，这一理论必须具有很大的涵盖性与包容性，以及灵活应对各种具体问题的能力; 其三，这一理论是在中国的理论实践中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它本身便是中国文学理论历史建构的理论形态。当然，还可以有其他一些重要的属性条件，如体系性、传统性、普遍性、当下性等，但上述三点是必不可少的。 据此而论，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对中国多元建构的文学理论具有批判的主体之元的作用，便顺理成章了。这正如陆贵山所说: “只有马克思主义所凭借的辩证的思维方式对含有一定真理性的各式各样的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进行辩证的整合，将其摆放在总体学术框架中所属的位置和坐标点上，才能建构成一个主导和多元相统一的合理有序、融为一体的文论思想和美学思想的宏大体系。”[11]2005 年，朱立元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这一重大课题承担一个子课题，即开展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概况的调查，由此形成了一份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作为调查结论特别强调指出: “文艺学的发展应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12]这一强调虽未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上展开——尽管当时无论是从文学实践还是从受西方文论猛烈冲击的中国文学理论所处的迷惘状况而言，都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批判精神有所强调，但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将之作为中国文学理论的根基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文学理论多元建构中批判性的主体之元，其所应具有的上述三个属性，其中第一与第三点，即其实践批判的理论属性及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历史属性，前面均已阐释，不再赘述。条件的第二点，即理论的涵盖性、包容性及应对具体问题的能力，从陆贵山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构成性研究中可以找到重要的理论根据。陆贵山认为，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剧作 《济金根》时特别倡导了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的 “‘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并把他所倡导的 ‘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提升为评论和衡量作家作品的 ‘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这是带有母元性质的美学观念和文艺观念”[13]。陆贵山所说 “母元”是专就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论的构成性而言的，即它不仅涵盖了各种文学理论的理论母题，而且概括与提升了各种理论求解的总体性根据[14]。继之，陆贵山把恩格斯的 “美学观点” “史学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念统一起来，强调其间的内在联系。通过 “美学观点”“史学观点”在 “人学观点”上的打通与联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作为多元文学理论的 “母元” 属性，即它巨大的理论涵盖性、包容性及对具体问题的应对能力得到了充分的论证。 四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理性建构的历史契机 新时期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巨大振荡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对着复杂的社会实践状况，这使得它的实践批判功能的进一步实现获得新的历史挑战与历史契机。这也正是本文强调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理性的历史与时代根据。 第一，西方文学理论远离文学实践的缺陷在当下中国文学理论建构中进一步显露。 百多年来西方各种理论流派纷呈，蔚为大观。不过，随着近一个世纪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对西方文论多方位的而且是日渐深入的把握，更多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发现不少传入的西方理论具有淡漠或背离社会实践的倾向。即是说，马克思当年所批判的西方理论哲学 “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的问题，从总体上说没有得到解决。同样，用认识论去解释世界与用实践论去改造世界的矛盾也长时间没有得到解决。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经典马克思主义与后来的西方理论界，包括西方各种样式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断发生冲突。 西方理论哲学界的理论兴趣更多地是集中于理论自身，如概念的理论由来、命题的理论论证、逻辑的理论构成、体系的理论严整，等等。这样一来，理论的对象便只能是与理论自身相对应的对象，对象被理论地设定出来并切合于理论的设定。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奠基于二元论的对象 “客体”或者直观的、确定不变的对象 “形式”。对这种热衷于理论自身的理论研究，德里达曾描述说: “它们是那么孤单，是无限的世界又是被隔绝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意义为了找到居所，为了成为有别于自身的那个叫做意义的东西，就得等着被说出被写出”[16]。 这种情况见于西方文学理论，通常体现为袭用某种流行的或有影响的哲学观点或方法的形式，并把这类形式套入德里达所说有待说出或写出的一定理论的内容，如形式主义的内容、新批评的内容、实用主义内容、符号学内容，等等。由于每一种流派的内容都是预先按照该流派的形式量身打造的，所以当它们被理论地说出或写出来时，自然合身合体。这样的理论因袭不断导致文学实践被理论阉割，成为套入某种形式的实践。 2015 年以来，中国多家重要文学理论刊物就张江的 《强制阐释论》展开热烈讨论[17]。尽管在一些理论提法及特征性概括上，有各种不同意见，但张江对西方文论所持的鲜明的批判立场，对西方文论热衷于理论阐释而淡漠于文学实践的症兆性诊断，大家都持肯定态度，并有积极的学术响应。张江 《强制阐释论》在中国文学理论界所引发的理论反响，及多名学科领军人物的高度关注与理论参与，都可看作中国文学理论界对西方文学理论盲目追随的热潮的退去及批判意识的唤醒，其中包括对某些西方文学理论疏离文学实践及社会实践的总体性理论缺陷的批判性聚焦。 第二，中国文学理论建构的主体性召唤。 建构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奠基于中国本土智慧，依凭中国本土的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这决定了中国文学理论是面向中国现实实践、面向西方理论中国化现实状况进行建构的理论主体，意味着中国文学理论在理论建构中发挥着提问、求解、汲纳、转化的主导性功能。在当下多元建构的中国文学理论中，能承载并发挥这一主导性功能的理论，如前所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光，中国文学理论都是处于一种依附状态，先依附于民族救亡的国势，继之依附于政治斗争，经历短暂的文学与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反思与建构，很快又转而依附于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形态的动态结合，依附于西学的泛滥性涌入。这样的依附状况一方面证明中国文学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文学实践的关联及由此被规定的主从关系，另一方面，也证明前者不同程度的理论迷失，以及它对自身本应具有的引导实践的功能的淡忘。而当一种社会理论放弃了对社会实践的超越性引导与批判性干预，它就会成为多余的理论。 在这样的理论主体意识中，以实践批判性为理论特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迎来了理性建构的契机。首先，如前所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以其实践批判的理论属性，适应着中国文学理论由依附性文学理论向主体性文学理论进行理论属性转换的批判性理论需求。理论的现实依附性，在旷日持久的基础理论、批评理论及史论建构中形成一套依附的理论观念，至今在中国高校文学理论教材中仍是稳定的构成部分。如何使之进一步向当下与社会实践密切相关的文学实践敞开，并寻求新的本质论、功能论、批评论建构的途径? 这类重要问题的求解不经由一番深刻的反思性批判与实践性批判，是难以深入的。其次，在多元建构的中国文学理论中，没有哪一种文学理论能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这样具有强大的历史延续力量。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启蒙性理论，而且，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理论百余年的建构中，它总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展开自己的理论言说。这不仅证明了它的理论活力，也证明了它的包容性与整合性。再次，它在历史延续中不断被中国多元化的文学理论所承领与分享，是多元文学理论得以生发的基础性理论。最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全球化的理论建构与交流中，其批判属性、基本主张、命题与范畴，为世界各方面的理论研究者所熟悉和关注并不断思考。因此，中国马克思文学理论是中国文学理论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主体性建构时，最宜于实现其理论主体性的理论，也是最宜于进行多方面的问题研究与交流的理论。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主体性建构正是在这重意义上继往开来地展开。对此，我赞同丁国旗关于当下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面对实践，包括面对全球化进程，更重视实践问题研究的评价[18]。 第三，现实文论问题的实践论求解。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秉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属性，在中国社会实践与文学实践中建构。当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性建构，集中在三个方面发力。首先是实践的目的性批判。改造与变革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总是在改造与变革现实的目的性中展开。目的的选择与确定，受社会多种因素规定，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又随时变化。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目的批判因此获得当下的甚至即时的理论意义。实践的目的性活动又是随时组织多种实践力量的活动，组织的程序、方法、策略、阶段性与合目的性，成为实践论批判的过程性的理论状况。哈贝马斯在他的富于批判性的 《后形而上学》中称此为对不同实践主体间的 “协调”。而协调的条件及操作水平，正有待马克思主义实践论通过批判性指向予以理论评价与引导。其次是实践的筹划性批判。实践的目的性活动又是工具性或手段性活动，如何协调地创研、选择、运用工具 ( 科技手段)，是对实践活动的筹划。筹划的合理性直接关涉实践过程的效率，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批判要点正向此凝聚。最后是实践的过程性批判。当下正进行的社会转型过程，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判建构的问题要点。社会转型的根本推进力量是经济体制转型与政治体制转型，这种转型引发的社会生活振荡与文学实践的差异性展开，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均有坚实的理论批判根据。 注释： [1]参见［德］于尔根·哈贝马斯: 《后形而上学》，曹卫东等译，第13页，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11][13][14]陆贵山: 《文学理论与文艺思潮》，第36页，“自序”第4页，第7页，第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俞吾金、陈学明: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上)，第 133 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4]参见［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第280—281页，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5]［匈］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第19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91 页，人民出版社2009 年版。 [7]陈学明等: 《二十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169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8][18]参见丁国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30年》，钱中文等编: 《新中国文论60年》，第104页，第105页，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9]詹姆斯把这种杂烩拼盘式的实用主义称为流动的实用主义真理观，指出这种真理观旨在在经验感知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证实的关系。参见 ［美］ 詹姆斯:《实用主义》，燕晓东编译，第156—157页，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 [10]钱中文:《在“文学理论前沿问题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代序)》，钱中文主编: 《文学理论前沿问题研究》，第 1 页，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12]朱立元主编:《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和批评发展概况的调查报告》，第217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6]［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第 17 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 [17]张江《强制阐释论》发表于《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继而《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艺争鸣》等杂志均组织国内学者展开专题讨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