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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过去，我国蒙古学界一直热衷于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的翻译和研究，以致于形成了“江格尔学”和“格斯尔学”.相形之下，学界对蒙古中短篇英雄史诗则未免太过于冷落了。《鄂尔多斯史诗》及其汉译本的面世，不仅有利于纠正目前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史诗貌似既专业又深刻，实则极端片面、狭隘肤浅的认识，而且也能为学界研究鄂尔多斯英雄史诗提供了较为充分而可信的文本。 关键词：《鄂尔多斯史诗》;蒙古英雄史诗;翻译研究 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9838(2011)04-0073-5 赵文工教授汉译的《鄂尔多斯史诗》即将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或许是由于此前他的史诗译稿和其他文稿我几乎都看过并曾直言不讳地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的缘故罢，他一定要让我为他的这部译作写一篇类似序言的文字。推辞不掉，只好认真读了两遍译稿，努力地写出了下面一些文字，以回应他的盛情。 一 过去，我国蒙古学界一直热衷于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的翻译和研究，以致于形成了“江格尔学”和“格斯尔学”.有的所谓史诗“专家”,一生甚至只研读一部《江格尔》或《格斯尔》，著述中也极少涉及其他任何一部史诗。相形之下，学界对蒙古中短篇英雄史诗则未免太过于冷落了。这倒也不奇怪。流传下来的几百篇蒙古英雄史诗究竟该翻译和研究哪一或哪几篇?这本身就是颇费斟酌的事;何况所选翻译和研究的中短篇英雄史诗，知道的人很少，重视和研究的人更不多，国内外可资参考的资料几近于无。研究成果很难引起人们的重视。至于鄂尔多斯英雄史诗到底是不是史诗?本来就存在着不同看法。 鄂尔多斯文化丛书编委会组织整理、编辑的蒙古文版《鄂尔多斯史诗》及其汉译本的面世，不仅有利于纠正目前学界普遍存在的对史诗貌似既专业又深刻，实则极端片面、狭隘肤浅的认识，而且也能为学界研究鄂尔多斯英雄史诗提供了较为充分而可信的文本。这不能不说是学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二 《鄂尔多斯史诗》所收十四篇诗歌作品，是否是史诗呢?我的回答是，不全是英雄史诗，但其中绝大部分无疑是英雄史诗，当然其中包含着不小的变异。 蒙古早期英雄史诗，按照研究界的通行看法，一般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勇士远征求婚型史诗，另一是勇士与恶魔斗争型史诗。”① 下面就两种类型史诗稍作介绍。先就“远征求婚型史诗”来说，实际上是英雄到遥远的异国可汗处去“争”婚。所谓“争”婚，有两层含义：一是与其他“争”婚者争夺结婚对象--可汗的公主。争夺的方式通常是进行“好汉三项竞技”,即赛马、射箭和摔跤。三项竞技的全胜者，始为“争”婚的获胜者。前两项竞技一般只定胜负，而摔跤比赛则往往决死生。另一是英雄与未来的岳丈争斗。可汗不愿将女儿嫁给英雄，即便有指腹为婚的约定，也难以改变他的态度。为阻止这种婚约变成事实，可汗常常提出种种难题来考验前来“争”婚的人，争婚者如能克服一个个难题方可娶到妻子，否则恐怕要丢掉性命。正因为英雄为得到妻子必须同其他争婚者，甚至还要与未来的岳丈争夺，所以我以为将“远征求婚型史诗”改称“到遥远异国可汗处争婚型史诗”似乎更贴切些。但这样说的毛病是，不如通行说法概括、简练。这类英雄史诗一般均较短。 就“勇士与恶魔斗争型史诗”来说，也宜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英雄主要通过噩梦或其他征兆获悉蟒古斯来犯之后，主动出击，最终消灭敌人。这类史诗篇幅同样较短。另一种是当英雄到遥远的异国可汗处争夺公主为妻之际，蟒古斯乘虚而入，通常是焚毁汗廷，掳走英雄的父母、属民，赶走畜群。英雄凯旋后，家园已变得面目全非。在搞清罪魁祸首之后，英雄循踪赶去，或变成秃头小儿，或变成其他职司者形象深入敌巢，以智谋同蟒古斯周旋，最后消灭蟒古斯及其全家，救回父母、属民，赶回畜群。这类史诗包含两个主题：争婚和捣巢灭敌，故篇幅较长。本书收入的鄂尔多斯十四篇诗歌中，《善良的孩子吉雅》《好汉额日乐岱莫日根》和《奥勒扎岱和胡毕泰》，是否是英雄史诗值得研究，其余十一篇全都是存在不同程度传奇和魔法故事化变异的英雄史诗。属于到遥远的异国可汗处争夺未来妻子型史诗，较为典型的《呼勒格泰莫日根》《阿拉腾西胡尔图可汗》宜归入这一类。其他九篇，如《阿拉腾嘎鲁海可汗》《阿英嘎莫日根可汗》《阿力亚胡》等，要么属于主动出击兼反击捣巢型史诗，要么属于单纯主动出击型史诗。 三 鄂尔多斯十一篇史诗，同蒙古早期英雄史诗相比，不消说，有若干变异之处。且不要说在那达慕宴会上“杀猪”,吃猪肉，给坐骑喂料促其肥壮这类小问题，检其较大者可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英雄和蟒古斯虽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相见之后还是彬彬有礼地互施礼仪，相互寒暄。有的还要互换烟袋，边吸烟边讲述佛法，谈论政事。在恶战开始之前，双方按传统规矩商定谁先下手，一旦定下来，双方均恪守不渝。尔虞我诈在这里是根本不适用的。给人深刻印象的是，讲究礼仪和诚信。早期史诗中可以见到其中的“诚信”,即双方都忌讳“遭天谴”,但其中如此“彬彬有礼”却是绝少见到的。另一方面，可汗多妻现象较普遍，个别妻子还背叛了丈夫;听到主人呼唤，坐骑便至，但往往是找出各种理由不肯出征;吸烟吐出的烟雾使附近的人迷路、烟灰堆积如山;汗廷中出现了三公中的官职太师、太保;“下部洲”虽说是地狱，但与阴曹地府判然有别，结合民间故事来看，显然是地底下的现实世界等等，都是在早期英雄史诗中很难见到的。 那么，怎样为这十一首英雄史诗断代呢?其他地区也流传有同题或异题但内容大同小异史诗的，我们可参照其他地区流传的史诗进行断代。如《阿拉腾嘎鲁海可汗》这部英雄史诗，同流传在蒙古国的《阿拉坦嘎鲁孩》史诗，同流传在俄罗斯布里亚特的《少年王子阿拉坦嘎鲁孩》史诗，同流传在我国呼伦贝尔盟巴尔虎地区的《阿拉坦嘎鲁孩少年》史诗之间“都存在着一些相同之处”②。同样，《阿拉腾西胡尔图可汗》在其他地区也广为流传，因而有“多种异文。它们或以《巴彦宝力德老人》，或以《不会劳动的十来户人家》等名字流传在巴尔虎地区和蒙古国境内。这些异文人名相同，故事情节大同小异，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原始时代的族外婚和抢婚遗俗。”③在鄂尔多斯十一首英雄史诗中，凡是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流传的，均可参照其同题或异题但内容大同小异进行断代。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只在鄂尔多斯地区流传的，或可根据其中所保留的古老母题链断代。总的来说，本书鄂尔多斯十一首英雄史诗中，有些是产生于大蒙古国建立之前，有少数史诗产生时代则可能较晚。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即怎样解释同一篇史诗在相隔遥远的地方以相同或不同题目广为流传这一现象呢?是用“传播说”,亦即以该史诗原本产生于某一地区，后来才传播到其他地区说解释好呢，还是用“同源异流说”解释好呢?Б·Я·符拉基米尔佐夫曾经指出：“这些勇士歌(引者按：即英雄史诗)不能指定属于某一固定地区，也不是哪一个部落哪一个部族、哪一个流派(引者按：即演唱者)的独家财产。”④毫无疑问，符拉基米尔佐夫是针对某些具体英雄史诗说这番话的，表明他是不赞成甚至反对“传播说”的。1985年，我曾经发表过一篇题为《耐人寻味的“大同小异”及其原因》⑤的文章，比较了古蒙古人和蒙古人中间共有的一组神话、一组寓言、一组谚语之后，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同或极其近似是出于同源，即在大兴安岭之西，额尔古纳河流域的发祥地生活时期便已产生，随着相继外迁，便将这共有的精神财富带出来，这叫做同源;带出来之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又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变异，这叫做异流。我觉得，对蒙古人包括英雄史诗在内的所有口头创作，同样可用这一观察法进行探究。《阿拉腾嘎鲁海可汗》《阿拉腾西胡尔图可汗》等英雄史诗原来是蒙古人共有的精神财富，当蒙古各部落被人为地调到或分配到不同的地域时，先民便将这共有的精神财产带到了新的驻地。这样便出现了同一篇史诗在不同地区以同名或异名的形式广泛流传的现象。今天看来，即便它们相互之间存在微小差异和较大区别，那也不过是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变异罢了，换言之，同样是可以用同源异流说来解释的。 四 值得注意的是《阿拉腾嘎鲁海可汗》这部英雄史诗。它不仅流传在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和我国的巴尔虎地区，而且在鄂尔多斯本地区也流传很广，收在《鄂尔多斯史诗》的两篇异文便是证据。除了以“阿拉腾嘎鲁海可汗”命名的三篇史诗外，这个名字也在另外两篇作品中出现过。一篇是《呼勒格泰莫日根》，英雄呼勒格泰的未来岳丈也叫阿拉腾嘎鲁海可汗。另一篇是《善良的孩子吉雅》，作品的结尾有这样的诗句： 深得百姓爱戴拥护， 他的美名天下传播， 在他十八岁的时候， 荣登阿拉腾嘎鲁海可汗的宝座…… 最后一句诗的意思绝不是说，吉雅继承了阿拉腾嘎鲁海可汗的汗位。事实上，穷苦人家出身的善良的吉雅，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中的同名可汗没有任何关系。在这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似乎是作为人们公认的贤明可汗的典型形象出现的。此诗句的意思不过是说，深得百姓拥戴的吉雅已成为像阿拉腾嘎鲁海可汗那样的贤明可汗罢了。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当阿拉腾嘎鲁海可汗通过山洞进入下部洲杀死蟒古斯，惩罚了背叛自己的大哈屯，领着两位爱妻回归故里，当走到洞口前时，突然来了个像盖子似的东西将洞口堵得死死的，嘎鲁海可汗根本无力打开它。三天过去，一白发老者出现在他身旁，告诉他，这是蟒古斯为困死他搞的鬼。老者给阿拉腾嘎鲁海可汗五枚白色的蛋(另一篇异文中，“蛋”被换成了“奶酪”)并告诉他，如何用蛋打开被堵塞的洞口。但由于几天未能进食，可汗早已饥肠辘辘，便忍不住吃了其中的三枚蛋。饥饿虽得以少许缓解，但洞口却无望打开了。可汗追悔莫及之时，白发老者再次出现在他面前，补给了他三枚白色的蛋，使可汗最终打开山洞口，回到了上部洲。耐人寻味的是，可汗的名字“阿拉腾嘎鲁海”意思是“金雁”,可汗以鸟名为名，这是否是远古鸟图腾文化的遗留?可汗出不了洞口便只有死路一条，打开洞只能用“蛋”,这“蛋”与鸟图腾是否有其内在联系?老者恰恰给他五枚蛋，少了三枚，老者又给补足五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总之，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学界关注并加以研究的。 五 《鄂尔多斯史诗》中的妇女形象也是值得注意的。 首先，有四篇史诗中的可汗都是多妻的。阿拉腾嘎鲁海可汗原有大小两位哈屯，战胜并射杀班布尔泰可汗之后，又纳班布尔泰的小女儿为哈屯;阿拉腾西胡尔图可汗的父亲恩赫宝力德，有个身居哈屯之首的大哈屯奥云陶蒂;阿力亚胡的汗父也有多位漂亮哈屯;《奥勒扎岱和胡毕泰》这篇故事化的史诗中的道可辛可汗，也是除了妻妾之外，还有大哈屯。这种多妻的现象，在早期蒙古史诗中是难以见到的。 其次，好几位英雄都有姐姐，而且姐姐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阿拉腾嘎鲁海可汗将自己噩梦中的景象告诉姐姐并说要找卜卦师占卜时，姐姐敦促他火速前往;阿力亚胡有个姐姐叫达格尼;英雄巴图乌力吉也有姐姐;俄列德特列德可汗也有个姐姐。不能不指出的是，在这四位姐姐中有两位绝非等闲之辈。阿力亚胡梦见宝塔倒塌、大海干涸和长明灯熄灭，清晨即去告知姐姐，姐姐径直告诉他，这预示着什么。她说：“敌人要害你性命，要夺你汗廷，让你坠入地狱”,让弟弟赶紧唤马迎敌;年方七岁的姐姐夜里做了个噩梦，醒后他告诉弟弟俄列德特列德可汗，说她“梦见西洲班布尔达庆，他的儿子叫查干阿日斯楞，他要从北面抢夺你的金印，再从南面将我们姐弟掳走”,他要弟弟“提早防范他的进攻”.如此看来，四位姐姐中至少有两位本身就是道行匪浅的女萨满。这样的史诗较之做噩梦后需找占卜师占卜或请喇嘛爷解梦的史诗，产生时间要早得多。这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 六 文工教授在完成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始终执着于蒙译汉事业。开始时期，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作品的汉译;后来，特别是在1997年参加了《江格尔》的汉译工作之后，逐步转向专门从事汉译蒙古古代英雄史诗工作。同只看重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者不同，文工将自己翻译的重点放在很少有人问津的中短篇英雄史诗方面。继与丹巴合译的《祖乐阿拉达尔罕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出版后，又独自翻译出版了《罕哈冉惠传》(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现在，长达8000余行，包括十四篇中短篇英雄史诗的《鄂尔多斯史诗》汉译本即将付梓。这充分表明，他在汉译中短篇英雄史诗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蒙古古代英雄史诗的汉译工作是艰难的。尤其是其中某些词语(包括方言)是很难理解和翻译的。文工教授面对困难，能向同仁虚心求问，一位解释不了再请教另一位。被请教者积极为他查找资料，寻找文献证据。正是这样，他的翻译道路上的各个拦路虎才一一被扫清。受文工之托，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内蒙古大学的特古斯巴雅尔、布仁巴图、乌其拉图、拉西斯楞等数位教授和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扎格尔教授。 尤为可贵的是，文工教授通过长期史诗的汉译实践，特别是汉译史诗实践，逐渐摸索出了一条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路子，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为难解的名物和习俗旁征博引地加以注释，这不仅有助于读者对史诗进一步理解，而且也使自己的译作体现出一定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在注释史诗的基础上，针对翻译过程遇到的较为重要又没能得到较好解决的问题，不断加深研究，待研究出结果之后，便写成学术论文公开发表。到目前为止，已有关于史诗的三篇论文面世。不论是讨论《左传》中的前人未能解释清楚的“骈胁”的词义及其来源，或是讨论汉语亲属称谓“哥哥”与北族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或是讨论蒙古史诗中的古老母题“约定的宝日陶拉盖山头”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还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蒙古的史诗精神--“义、勇、力、智”,都是发前人未发，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他摸索出了这条已见成效路子，正是学习借鉴翻译家、学者冯承钧先生的结果。文工教授如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自己摸索出的翻译与研究结合的路走下去，我相信，收获定会越来越丰!水平会越来越高! 注 释： ①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②[苏]M·Π·霍莫诺夫：《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格斯尔》工作办公室编，1986年，第383页。 ③仁钦道尔吉：《蒙古英雄史诗源流》，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9页。④С·Ю·涅克留多夫、Ж·鉄木尔策仍：《蒙古格斯尔传》，莫斯科，1982年版。这里转引自霍莫诺夫：《布里亚特英雄史诗〈格斯尔〉》，第380页。 ⑤拙文：《耐人寻味的“大同小异”及其原因》，原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社版)，1985年，第3期。后收入《蒙古和其他北方民族文史论丛》，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67-81页。 收稿日期：2011-11-16 作者简介：阿尔丁夫(1937-)，男，蒙古族，辽宁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彩娜】 On Ordos Epic --Preface of “Ordos Epic”Ardinhu (Literature School of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uhhot 010020,Inner Mongolia) Abstract: In the past, Mongolian Studies circle of China has been keen to the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of Mongolian scholars long epic “Jianger” and “Gesr,”, resulting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 Jianger study ” and “Gesr study.” In contrast, scholars have been a bit too neglected of Mongolia short epics. The publication of “Ordos Epic” and its Chinese translated edition not only helps to correct one-sided, narrow superficial understanding of the seemingly widespread professional and profound academic world of epic, but also in fact provides a more adequate and credible text for research on the “Ordos Epic”. Key words: “Ordos Epic”; Mongolian heroic epic; translation studie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