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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去的是昆岸( Queen Ann )，要去见的房主叫安贝（Amber）。安贝是一位单身女士，信基督教。” 这是我抵达美国西雅图的第三天。郝瑞教授一边驾驶着专为接送他的中国朋友买的面包车，一边对坐在旁边的我介绍说。我们这是去看房、租房、选房东。 1996年9月，经郝瑞教授的举荐，我有幸获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美国华盛顿大学中国项目的资助，来到郝瑞教授担任系主任的华盛顿大学人类学系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学习。了解美国宗教与宗教徒，在离开北京前就列入了计划，尽管我来美国的目的主要是与郝瑞教授合作进行凉山双语教育和凉山彝语文教材方面的研究，并在华盛顿大学选听有关中国文化和宗教学方面的课程。打定主意在美国期间调查了解宗教，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我对彝族宗教文化的调查研究需要有其他宗教的知识与体验进行比照；另一方面我在大学承担宗教学原理和宗教人类学等课程的教学也需要具有不同的田野调查经历和对不同宗教文化的观察。当然，要了解宗教，最好的办法是住进信徒家里去。所以在来美国前两个月我就托付郝瑞帮助我寻找信仰宗教的房东。 几天后，我搬进昆岸，成了安贝的房客。我的美国新家是这栋灰色建筑的顶层，一间宽敞的卧室，一间过厅。卧室的窗台上，一盆叫不上名的花草散发着芳香。窗户侧面的墙上挂着一幅古老的中国山水画。窗户前的书桌旁搁着一个精致的纸篓，纸篓上的图案是一些身着中式绫罗绸缎的玩童，好似中国古代的百子图。此刻的我，心里除了漾起一阵温暖，还有一丝纳闷，安贝从哪里弄来这些中国的东西？看来，女主人为了迎接中国来的房客还颇费了些心思。 “阿依，吃饭啦”， 过厅的楼梯口方向传来安贝的叫声。 “我们做祈祷吧”, 当安贝的儿子詹森(Jason)和我在饭桌边坐下后，安贝说。我斜视着我旁边的安贝，只见她正襟危坐，合上双目，做饭前祈祷。我像是被那种严肃和神圣的气氛定住了似的，不敢随意动作，甚至不敢放开呼吸，但是心里却充满了欣喜，庆幸选对了房东，也庆幸决定要跟安贝搭伙，不仅同宿一栋房屋，而且同吃一锅饭菜。这不，就连吃饭也带有宗教色彩。我竖起耳朵听安贝小声但还清晰的念诵。安贝在感谢上帝，感谢上帝把阿依带入她们的生活，感谢上帝提供丰盛的食物。 我瞅了瞅饭桌对面的詹森，詹森表情木然，没有响动，我猜，他也许是在做“默祷”。祈祷有许多种，有的出声，有的并不出声。就这样，住进安贝家的第一天，我便开始在美国做起了田野。 房东安贝53岁，5年前与丈夫离异，有一对儿女。儿子詹森，33 岁，未婚，在一间翻旧为新的汽车修理坊工作，随母亲居住，但与我一样，按月付房租；女儿格温多林(Gwendolyn)不到30岁，建筑工人，单亲母亲，女儿名叫卡特里娜(Katrina)12岁，母女俩在外租房自立门户。安贝还有一位90岁的母亲住在卫理公会开办的老人护理中心。 安贝兼做二份工作，一份是在西雅图市中心的夜晚关怀站（Operation Night Watch）负责为无家可归的人（homeless）做饭，并安排夜间的住宿，一份是为公立小学的学生们做午饭。两份兼职加起来，其收入并不丰足，房租无疑是安贝每月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就在我迁入安贝家不久，安贝多年的好友谢丽尔(Cheryl)也搬了进来，成为这里交付房租的又一房客。 在我住进安贝家前，郝瑞教授就替我向安贝提出，希望安贝帮助我调查了解宗教，但不要发展我入教，我的目的只是做调查。在这一点上，郝瑞教授很有先见之明，开诚布公，便于大家日后相处。至于没有信教目的的中国学者能否参加教会的活动，在教会做调查，安贝就这一问题曾请示过她所在教会的牧师马克。这是我后来得知的。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安贝对我的调查会如此认真，没有想到基督教徒具有那么强的组织纪律性。 第一个星期天，我便迫不及待地要求跟安贝到教堂去做礼拜。安贝的教堂名叫西雅图第一自由卫理公会教堂(Seattle First Free Methodist Church)，英文简称为FFMC。教堂坐落在昆岸山脚，与西雅图太平洋大学（Seattle Pacific University）一街之隔，两两相望。太平洋大学是一所教会资助开办的大学，FFMC教堂的信徒有相当部分来自该大学的师生员工。教堂与大学关系极为密切。 从我们的住处驱车沿着舒缓的山坡而下，五分钟便到达教堂。我们先去教堂对面太平洋大学音乐系的讲演厅，参加教会的星期日学校。我们要去的是老年班，有专名叫Homebuilder Class。进入讲演厅，主持人正带领大家进行简短的祈祷，接着让大家通报各自一周的新情况，安贝把我她拉起来，给大家介绍她的新房客，特地提到我对宗教感兴趣，想做田野调查，并对满堂的人风趣地说：“我们就是她的田野。” [分页] 这一天的主讲人是太平洋大学宗教学系的教授尤金．兰穆秋（Eugene Lemcio）, 题目为“早期教会的面貌与特征”，是教会史系列讲座之一。在开讲前，安贝给尤金教授打招呼，让他讲慢些，但我听起来还是很费劲。我感到新鲜的是，演讲前要做祈祷。主持人向上帝祈祷说，请上帝帮助大家理解讲课的内容，帮助大家在精神生活上的成长。上帝怎么能够帮助人们理解上课的内容？由于没有搭上基督徒的思想线路，当了半辈子学生和老师的我倒觉得很不理解。 从教室出来，随着人流涌入教堂。优美的音乐揭开了礼拜的序幕。俗语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开初，由于语言的障碍、文化的隔膜，说实话，我的确是从热闹看起的。一个小时的礼拜活动下来，我对两个问题最有感触，一是音乐，一是奉献。先说音乐，整个礼拜，可以说有一半是在优美的乐器声中，在赞美诗的歌咏声中进行的。如果像我一样英语不好的人闯进来，一时摸不着头脑，一定以为是在开音乐会。这么棒的音乐，即便是为了听音乐，人们也会到这里来做礼拜的，我心想。 后来，我了解到，西雅图第一自由卫理公会的确以其卓越的音乐崇拜闻名美国的西海岸。由于重视信徒的音乐普及教育，加之依托太平洋大学音乐系雄厚的专业资源，整个教会的音乐素质较高。安贝就因自己教会的唱诗班而感到无比自豪。刚搬进安贝家，我向她打听怎么样才能找到西雅图各种宗教机构的有关资料。安贝挠了半天头，最后兴高采烈地抱给我一大厚本西雅图市的电话号码本，其中有一专栏叫Churches即教堂，其实包括所有各宗教机构的电话与名址，共有700多个条目，如教堂、清真寺、佛寺等等。我发现，小小的昆岸地区，就有12间基督教教堂。涵盖6、7个不同的小教派。在教堂密度那么大的地方，要争夺信徒，吸引信众，没有特色，教会是办不下去的。而在西雅图第一自由卫理公会，孩子们可以参加儿童唱诗班，接受高水平的音乐教育；每星期全家上教堂不仅做了礼拜，还可以欣赏赞美上帝的音乐，加入唱诗的行列，何乐而不为。教堂每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还有专场音乐崇拜会(Music Worship)。看来，我的第一感觉没错，音乐的确是这个教会吸引信徒，经营教会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让我颇有感触的是在仪式中传递竹篮做奉献。第一次参加礼拜，我睁大了眼睛，拉长了耳朵，一是生怕漏掉一个细节，二是唯恐自己什么地方有所冒犯。当发现人们传递着一只竹篮，并往篮子中放入信封和现金时，我猛然意识到这是在做奉献，于是赶紧掏钱包。此时，安贝小声地对我说：NO, 你不是教会的成员，不必捐资。我知道教会的生存是靠信徒的捐款，但不知道是以这样的方式。因为在中国的寺庙和道观里，功德箱被固定在一处，人们捐赠是自愿的、私下的；即便在教堂也没见过传递竹篮收取捐赠的情况。但在这里，收集捐赠是公开进行的，竹篮要在每个人手中传递，一旦接住它，似乎很难不为它增加点份量就递将下去。第一次参加礼拜，递竹篮让我犯上了难。 这以后，每次参加礼拜都要遇到奉献问题，做奉献不是，因为我不是信徒；不做奉献也不是，因为几乎每个星期我都来礼拜，享受着教堂的服务（礼拜也被称为Sunday Service，Service除了仪式的意义外，最通常的含义是服务）。每到传递竹篮的时间，我就感到紧张。大约两个月后，我决定为传来的每一只竹篮放上几个美元。因为我的确喜欢上了这间教堂的礼拜，它的音乐，它的布道，还有在这里新结识的朋友。我不仅应该做奉献，而且想做奉献。可当安贝意识到我在竹篮里放钞票时，虽没言声，但从其喜形于色的样子，她一定以为通过这些日子的接触，我开始接纳她的上帝了。好在郝瑞事先打了招呼，安贝除了帮助我了解情况外，从不劝说我入教，虽然我有感觉，她一直暗暗地在那样做。 教堂要维持日常开支，付神职人员的薪水，进行传教活动，开展宗教教育，还要为信徒和社会提供各种福利和施行善举，没有钱不行，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但我一直不好问安贝关于奉献的规则与使用，我不想让她觉得我在探查教堂的秘密。到了97年1月19日，也是个星期日，这天礼拜布道的题目就叫“金钱”（“Money”），牧师马克与另外两个信徒用颇似小话剧的对白形式，表达基督教的金钱观。礼拜程序单公布了教堂过去一年收支情况，做出来年各大项目的支出预算。要求每个信徒回去也做预算，智慧地安排收入，鼓励为上帝为教堂奉献。 从教堂回来，安贝果然按照教堂的布置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算账。半年的相处，安贝很少对我避讳什么了。夜晚关怀站和小学烹饪两项兼职收入，加上三位房客的房费，97年安贝全年将有28000美元的收入。安贝准备每月奉献280元（每星期70美元），资助的项目为：南非卫理公会的传教活动，夜晚关怀站，南非一位小姑娘（每月固定20美元， 安贝是这位女孩受教育的资助人sponsor）。安贝解释说，写支票给教堂时，只要注明资助的项目，教堂会按信徒的要求把相应的钱数放入那一项目的经费中。我好奇地问安贝，教堂的领导们会不会滥用职权，贪污浪费。安贝说，在这一点上你绝对地放心。她以牧师马克做例子。马克只留下教堂给他的部分薪水，以维持生活，将其余部分返还给教堂。马克不但住的是小房子，开的是小车子，绝对值得信赖，而且他精明智慧，会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我脑子里总有什一税的概念，可安贝坚持奉献自愿和奉献数额自愿的说法。后来，与詹森聊天，詹森倒是很肯定地说奉献自己收入的10%，是各教堂不成文的习惯性规定。这也是他不愿意信教上教堂的原因之一。 说到教堂的牧师马克，安贝引以自豪的除了他的德行与为人，还有他的神学素养与演讲才能。第一次礼拜结束后，安贝为我和马克做介绍，我对马克说：“我喜欢你的布道。” 其实，那话出于礼节，当时我对他的讲演并没听懂多少。渐渐地，听力提高了些，了解基督教深入些，我可是真正地喜欢上了马克的布道。其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96年10月20日的礼拜，布道题目是“救恩” Grace。在马克看来救恩是上帝馈赠给人类的“礼物” Gift，是上帝对人类爱的体现，尽管上帝并不期待也不要求人们还礼，但上帝会对人们的回应感到愉悦。而那时，“礼物” 恰好是我在华大旁听的人类学史课正在上的一本名著的书名，作者是著名的人类学家莫斯。按照莫斯的理论，人们赠送礼物时，就期待着回礼，接受礼物，就有义务回赠；礼物体现的是一种经济上的互换关系，而且是平等的互换。没有回礼或价值相当的回礼，就不再有礼物。比较基督教牧师与人类学家不同的礼物观，当时着实让我感到很有意思。后来马克在布道中经常提到“礼物”，人们的智慧、才识等等都属于上帝礼物之范畴。马克的布道，长于用人们熟悉的事物来诠释基督教的思想，不仅与人们的日常经验挂上勾来，而且引导人们思考生活，发现人生的意义。很多信徒都喜欢他的布道，据我所知，有的信徒移居国外或其他城市，还仍然保留自己在这家教会的教籍，订购每星期教堂礼拜布道录音磁带。 除了上星期日学校与做礼拜，我还选择了教堂为国际学生免费开办的英语班和圣经班。每个星期五晚上7点至9点上课，前一个小时学习英语，后一小时学习圣经。有一对夫妇专门准备点心、茶水和咖啡，供学生老师们课间休息时享用。那些形状变化、味道不一的小点心多半出自这对夫妇的双手。茶水显然是为来自韩国和中国的学生特地安排的。英语班和圣经班的老师也分别由两对夫妇担任。他们都是自愿工作者。英文班的老师夫妇肯（Ken）和邦妮（Bonnie），曾多次到天津、北京的几所大学做英语老师，会说一点汉语。98、99年他们又前后两次应徐州一所大学的邀请去教英文，我在北京接待了他们。记得在重庆火锅城吃火锅时，看着他们劳累、疲惫的样子，我从侧面劝荐他俩说，年龄大了，在家享受天伦之乐多好，在外奔波太辛苦。但他俩不以为然，肯说到中国来教英文是上帝给他俩的使命（calling）。只要上帝需要他们，他们随时出征。圣经班的老师分别叫休（Hogh）和弗丽德（Frid）。丈夫休上课非常认真，为了让我们理解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他老用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去解释，让我觉得很有意思。孩子服从，做父亲的表扬奖励；孩子叛逆，做父亲的斥责惩罚。我跟安贝提起过我的感觉，好像休的基督信仰有明显的家长制倾向。安贝说她相信休会讲到上帝的宽容和慈爱。一次休问大家，如果班里人人都意外地得到一百万美元，准备怎么花。学生的答案五花八门，有的买洋房、有的周游世界，有的捐给教堂。我当时以为给我们出题的休，一定会有一个高尚的、激动人心的答案。可当我听他说是要用这笔钱送他的孙子上最好的大学时，先是感到失望，接着觉得他诚实可爱。通过这个事情，我发现自己在心中不知不觉地灌注着基督徒的模子。其实，信徒是生活在现实中的，是多样的。 在国内，上寺庙或道观参观时，我曾学着别人的样子合掌闭目祈过愿，可从没上心，算不上是真正的祈祷。压根没有料到是，在美国由教堂的牧师为我祈祷，全教堂做见证，全体信徒助祷。那是97年2月2日，星期日。与往常一样我和安贝到教堂参加礼拜。前些天接到电话说，女儿住进了医院准备做手术，我一直心绪不宁，坐立不安。按照礼拜的程序，在接近尾声时，要由牧师带领全教堂为一些具有特殊祈祷要求的信徒做祈祷。礼拜正在进行着，安贝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否介意或是否愿意让我或我们把阿萨住院提到今天祈祷的事项中去。或许因为不能拒绝好心的安贝，或许出自想去获得一种体验的心态，或许有一种真的期盼祈祷能够奏效的侥幸心理。我对安贝点了头。当祈祷时，安贝和我一起走到教堂前面，与七、八位要求祈祷的信徒一起跪在台边专为祈祷设的跪凳上。轮到我时，我简短地告诉女牧师邦妮：我女儿名叫阿萨，六岁，现已住进医院，即将做手术。“阿依的女儿和丈夫在北京”，旁边的安贝补充了一句。教堂新聘任的助理牧师大卫用手按着我的肩，女牧师邦妮把手放在我的头上，为阿萨大声地带领大家祈祷，祈求上帝保佑阿萨手术成功，早日痊愈。身后信众席上传来一片助祷声。当时，我心里真的充满着深深的感动，眼里溢满了感激的泪水，祈祷表达着一种良好的愿望，我多么期待这种良好的愿望能够成为现实。礼拜结束时，我座位前后左右好些认识不认识的信徒，纷纷安慰我，表示要继续为阿萨祈祷。休夫妇和邦妮夫妇打来电话询问情况，邦妮还把阿萨的名字添进了她冰箱上的祈祷名单里。 在第一自由卫理公会，我所参加的活动中，最随意、最不拘形式、最有乐趣的是妇女小组的活动。在美国，像西雅图第一自由卫理公会教堂近千数成员的教会恐怕不多。人多，组织不利，容易涣散，尤其是在城市生活节奏快、社会流动性大，教徒来源复杂，居住分散的环境中。马克经营教堂的策略是以小群组为取向（Group—Orientated）。由信众根据兴趣、特长、年龄、性别、住地、问题等等自我联络、自我组织、自我活动，目的是通过各种形式的群组及其活动以满足信徒的不同需要，增加内部的交往。而教堂通过群组把大家拧在一起。跟着安贝，我进了她的妇女小组。当然，事先得通过小组成员的同意。小组活动每星期四晚上在发起人苏维（Soph）家进行，人多时有八、九人，少时四、五人。大家每星期聚一次，有时有固定话题围绕讨论，但绝大多数时候谈天说地，没有定规。儿女、丈夫、朋友是议论的主要人物，书籍、电影、服装、烹调是经常的话题。讲故事、说笑话、做手工、交换礼物，举办生日会，活动的方式多种多样。成员们走到一起来，分享幸福和快乐，也分担痛苦与忧虑。记得一次吉丽（Gene） 就谈到，他的大儿子从越战回来后，一直纠缠在自责自怨自恨的情结中。家里人从不敢当他的面提越战。但最近儿子才告诉吉丽，越战时他开枪打死了在田里劳作、没有武装的越南农民。吉丽对儿子的精神状态十分担心与忧虑。听了吉丽的故事，在医院工作的护士贝克（Beck）当即表示要去华大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家那里帮助咨询。苏维建议吉丽动员儿子来参加教堂的活动，从信仰上帮助他解脱。让我惊奇的是，这些美国妇女们对陌生的文化十分感兴趣，自从我进入了小组后，中国、彝族也成为小组经常的话题。一次，我讲到彝族传统社会中对违反家支法的处理，辛迪（Cindy） 一直不理解，为什么彝族社会没有饶恕（Forgiveness）与宽容（Tolerance）。我告诉她，因为那是彝族社会，如果饶恕与宽容，社会就会动摇，就会崩溃。辛迪的文化震撼（Cultural Shock）源自于用基督徒的眼睛来看外面的世界。 回国前，在小组为我举行的告别会上，苏维发表讲话，认为我的出现对小组来说是一段新的经历，不仅因为我与她们“分享”了关于中国的故事、彝族的故事，使她们消除了许多误解，增加了新的知识；还因为那次我带小组去一间黑人教堂的冒险经历。冒险（Adventure）是苏维的原话。事情是这样，一次，我建议 苏维和安贝安排小组到黑人教堂去参加一个为吸毒者精神康复所举办的祈祷会。虽然苏维和安贝是开明信徒，但要组织小组去别的教堂，尤其是黑人的教堂参加活动是从没有过的事情。我只是想试试，没指望这事能成。但很快得到通知，决定作为小组活动前往参加。97年3月20日在小组组长苏维的带领下，安贝、辛迪、谢丽尔和我一行五人来到锡安山浸礼会教堂（ Mt.zion Baptist Church ）。一进入黑人教堂，立刻有一种新鲜异样的感觉，我十分兴奋，冲在最前面，三步并两步地来到教堂前面的第二排（第一排留出来，给7、8位黑人年轻人，也是今天为其祈祷的吸毒康复者），想“占”最佳位置，便于观察。几位在后面嘀咕什么，一直过不来。我着急了，过去拉着苏维，二话没说，就往前走。祈祷会开始了，这天的布道人是美国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传教士阿琳．邱恩博士（Rev.Dr.Arlene Churn）。这位黑人女作家的演讲很有煽动性，不象马克有固定的讲桌，相对平稳的语调，她在台上挥动着手臂，移动着步子，时而闭上眼睛，祈求上帝，时而仰望上空，感谢耶稣。台下的信众呼应着她，激动地喊着“是的!”,“正确！”，“ 阿门！”。祈祷会唱诗阵容宏大，大概有70、80人，可乐队的组成只是几种简单的打击乐器和电声乐器。这里的唱诗除具有浓重的摇滚风格还具有非洲黑人传统音乐的韵味。黑人个个是天生的音乐家，他们用鼓掌来做乐器，自行增加声部，加入口技，唱诗席、台上、台下整个教堂都在音乐声中摇动着，沸腾着，那音乐、那演唱非常地感染人。祈祷会结束时，前排泪流满面的黑人年轻人转过来与坐在第二排的我们握手致意。 驱车回家的路上，我发现小组成员们个个都深有感触。辛迪兴奋地说“祈祷会太棒了，我真希望我是黑人，那样的话，我一定参加这家教堂。” 我追问，“为什么你非要是黑人才参加，我们不是来了吗？” 辛迪说，“ 但是，我还是感觉不自然 )”。 苏维埋怨我把大家带到前排，她说“你就差没有把我们领到第一排去了，” 她们原想坐最后一排的。苏维说，最让她感到窘迫的是当那些黑人年轻人转过身来，正好对着我们四个白人女士（她把我排出在外！），让人特别不自在。“可是，我根本没有想到有什么colour ( 肤色 )的问题，” 我继续说：“如果能把这位黑人女博士请到‘我们’的教堂去做一次布道就好了！” 安贝马上说：“尽管阿琳．邱恩博士的布道很激动人心，讲演很富有激情，但缺乏深度。信仰＝思想＋感情（Faith = Head + Heart）.要不然激情一过，信仰就枯萎了。今天康复的黑人年轻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但如果没有理性的信仰做支撑，走着瞧，康复只是短暂的”。 谢丽尔倒不以为然，她说她很喜欢这个布道，也喜欢黑人祈祷会的这种活跃热烈的气氛。布道有的需要简单、有的需要深刻，有的要有激情，有的要有深度，要看对象。象马克的布道适合第一自由卫理公会的信众，因为大多是知识分子。如果搬到黑人教堂来，倒不一定受欢迎。 记得最早我对安贝、对教堂的人总说“你们的教堂”，对郝瑞和华大的朋友总是说“我房东安贝的教堂”。半年后，就是这次到黑人教堂“冒险”，我脱口而出“我们的教堂”，说明我认同的变化，这是一个不知不觉的过程。从此，与安贝和教堂的朋友在一起时，我改用为“我们的教堂”（Our Church）。但检讨自己，我对教堂的认同，主要是因为自己在这间教堂活动，有这间教堂的朋友，喜欢这里的布道和音乐，而不是在信仰上对耶稣和上帝的认同。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在3月23日晚上，我和谢丽尔聊天。“我听见你说‘Our Church，’我很高兴，” 谢丽尔说，“你有没有打算在回中国前成为基督教徒。” 我很干脆地回答，NO，我没有打算入教。她说，“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希望你在离开美国前能够入教会。” 我沉默了一下，思考怎样向谢丽尔作些解释。很快，我放弃了这种努力。我知道，她是为了“拯救”我，而我已经给了她回答。谢丽尔有些沮丧，去了客厅跟安贝说话。我独自在楼上，猜想她们一定是在议论我入不入教的事。这使我心里有些烦乱。 其实，谢丽尔知道我对入教的态度。在这之前，她虽未正面跟我谈过入教的事儿，可旁敲侧击是经常的。有一次，她跟我探讨拯救、来世、永生，谈到其核心是信仰问题，信不信耶稣、信不信上帝。我转移话题方向，反过来问她，在我们家乡，彝族人崇拜祖先，信仰鬼神，他们从来不知道有上帝、有耶稣，谈不上信仰不信仰，他们到底能不能得到拯救？能不能够进入天堂？谢丽尔不加思索地说，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当然不能得到拯救。“你的上帝是不公平的，” 我对谢丽尔说：“不知不为过。” 这可难住了谢丽尔。好几天后谢丽尔特地上楼来对我说，如果上帝的福音没有传达到我的家乡，上帝不会因此不管我的彝族同胞，即便他们崇拜偶像 (idol)，信仰多神，也会得到上帝的宽恕与拯救，死后进天堂，跟上帝在一起，得到永生。但是对于那些得到了上帝的福音，而拒绝上帝的人来说，是永远不会进入天堂得到永生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谢丽尔话语的犀利与尖刻。 谢丽尔搬来昆岸不久，就参加了入会培训班（Membership Class）。当时我很想跟谢丽尔去，但谢丽尔说不行，培训班是给已经信教或有入教愿望的人举办的。对此，我一直不死心。好在入会培训班是不定期的，只要有人提出入会要求，随时都在举办。97年3月2日，礼拜程序单上注明教堂又要举办一期入会培训班。培训的主题是“怎样做一个自由卫理公会教徒与一个基督徒”.我马上对安贝说，培训班对了解教会很重要，我很想旁听。仪式结束后，安贝说她去帮我问马克，是否能让我参加。她大概怕我直接去问马克或我在场会使马克为难。不到五分钟，安贝满面春风地走过来，告诉我说，马克同意了。我高兴地跳了起来，一边感谢安贝，一边感慨地对安贝说，马克真是一个心胸开放的牧师(OPEN—MINDED PASTOR)。 安贝说她也想复习教会的知识，于是我俩一起到教堂参加培训。培训班从自我介绍开始。从自我介绍中，我了解到马克的父母就是传教士，1940年代准备到中国传教，没成行，最后去了印度。马克出生在印度，12岁在浸礼公会接受洗礼。在印度期间，读英国人办的寄宿制学校，后来回到美国接受高等教育。加入卫理公会是在1982年。马克的培训分两次完成，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其一，做一名基督徒的条件；其二，卫理公会的历史；第三，卫理公会的基本信仰；第四，教会的性质与功能。配合讲解，马克还发给大家一些资料。我最喜欢的是卫理公会的年谱(Our Family Tree).那是采用人类学谱系树状图的形式记录的从约翰．威斯利(John Wesly) (1703-1791)创建卫理公会到1977年的该教派的主要人物与大事纪。 培训结束时，一位名叫David的中年男人上前去感谢马克，说马克的介绍简明系统，他学到了很多知识。这也是我的感受。马克讲述的许多东西不是靠我这一年半载的观察、体验能够获得的。比如马克在讲课中总是把卫理公会所属新教与天主教进行比较，反对天主教把教皇的权威与圣经的权威等而视之，不赞同天主教对神父职能与角色的设定。他对基督教内部派别分歧的感受，恐怕其细微与强烈是其他人难以觉知的。我曾找机会请教过马克一些问题，比如浸礼公会与卫理公会的区别。马克的回答是，前者更注重信仰中的感性与感情的因素，后者更强调信仰中的理性与理智的因素。可惜马克教务太忙，我没有太多的机会与他攀谈、讨教。不过说实话，无论安贝和苏维说他怎样地平易近人，没有有的牧师故作的威严，鼓励我与马克谈话，我心底里还是有些敬畏他。 我相信,安贝参加入会培训班真的是想复习有关教会的知识，而不是为了送我上教堂，顺便听听课。安贝是一位在信仰上执着追求永不停息的信徒。安贝的祖父是传教士，父亲是太平洋大学的经济学教授，虔诚的信徒。按安贝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上帝的人”( God’s men )。可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的安贝，年轻时却是一位教会的叛逆者，她曾考察过东方的佛教，探索过美国的莫门教。折腾十多年后，85年回到自己从前的教会,第一自由卫理公会。安贝告诉我，转了一圈回到教会，坚定了对耶稣对上帝的信仰，但并不等于说在信仰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她脑子里仍然挂有问号，仍然在寻找答案，精神上的成长是一辈子的工程。每天早上的早祷是安贝雷打不动的安排。读《圣经》，做祈祷，看信仰书籍，做笔记心得，安贝总是那么用功刻苦。我曾开玩笑说:“安贝,你要是做博士论文的话早做出来了”。的确，与安贝交谈，会感到信仰对她来讲不是盲目的，她是经过认真比较，做过深入研究的。记得一个礼拜六我应邀参加了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聚餐会。回来后，颇有感触地跟安贝谈到这家教会太注重食物，讲究营养。这引发了安贝的一套“比较宗教学”。安贝说，Seventh Day Adventist Church把关注点放在身体保养上，而把更重要的东西，精神的升华丢掉了；浸礼公会把关注点放在洗礼上，其实洗礼只是一种形式，过重地重视形式，并不等于有坚定的信仰和对上帝的忠诚;天主教会把重点放在神父(Priest)身上，强调只有通过神父才能接近上帝，逐渐把耶稣和上帝遗忘了。最有意思的是安贝对天主教会的圣母玛丽亚崇拜的议论。她说，天主教徒老去拜圣母，想通过圣母到上帝和耶稣那里去得到好处。其实玛丽亚只是上帝选中的女人，借她的腹生了耶稣。上帝对每个人都有分工，种地的、做工的。不能因为玛丽亚生了耶稣就有什么特别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安贝认为，自己的教堂能够全方位地理解上帝，并没有拣了芝麻，丢西瓜，这使她感到很幸运。 [分页] 跟安贝在一起生活了两、三个月后，渐渐地发现除周日宴请客人的正式大餐，我们的饭桌上不再听到感谢上帝赐予食物的祈祷声了。这些当初安贝或许为了宣称自己是基督教徒，或为让她那要调查基督教的房客体验信徒家庭氛围而走的过场，因为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而变得不重要的。再说，做样子的事情总是长久不了的。而这以后，我也能够渐渐地不再仅仅从诸如饭前祈祷这样的一些的外显标识去观察信徒了。 对儿女和孙女的信仰问题，安贝很少谈及。只有一次妇女小组活动时，安贝说女儿格温多林对上帝的态度因为外祖母而变得越来越坏。事情是这样，安贝的母亲自丈夫去世后，几年来以泪洗面，在忧思和哀伤中度日，常常祈求上帝让她到天堂跟丈夫团圆。97年2月13日，我与安贝全家一起到护理中心去给老人过91岁生日。老人泪流满面、凄楚伤感，让大家心酸不安。回来的路上，格温多林生气地问安贝“为什么上帝把祖母留在世上活受罪，祖母是最虔诚的教徒”。安贝对小组的人说，我也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过了几天，我与法国天主教神父魏明德先生谈起这个事情儿。魏神父说，向上帝发怒，向上帝挑战，说明在试图理解上帝，接近上帝，这是一个好兆头，并让我转达这个信息给安贝。安贝听了，认为有道理，高兴了起来。 至于詹森，我倒是与他有过一次长谈。那是96年11月6日。那天安贝外出，我和詹森煮饺子吃。詹森告诉我，他16、17岁时，每星期去教堂，大概坚持了一年。但他总觉得自己内心并不信仰上帝，如果去也是装样子，于是不再去教堂。詹森认为，牧师布道常常从圣经中抽取只言片语断章取义加以发挥，如果把整个故事读下来或许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后来，有人劝他回到教堂去，因为有许多姑娘上教堂，可以找女朋友，信教的姑娘心地好。詹森说，他觉得不应该，去教堂就是为了做祷告，做礼拜。不信仰就不要去，要诚实。詹森还透露说，他的前任女朋友可真的是教徒，不过信的是佛教。 与安贝比起来，谢丽尔对其他宗教的态度要开放的多。她陪我去过希腊人、芬兰人的教堂，访问过清真寺和藏传佛教寺庙。记得那间希腊人的东正教教堂，整个空间挂满了耶稣、圣母、使徒的画像。谢丽尔说，我们老批评异教徒偶像崇拜，我们自己也搞偶像。我发现她的语言是批评的，但认同是显然的。与安贝不同，谢丽尔除了有一种基督教的大认同观，还对基督教以外的宗教有一种好奇心。 97年2月的一天，做公车司机的谢丽尔下班回来，递给我一张报纸，报上有一则消息的标题是“藏传佛教萨茄寺欢迎大家”。按照报上的指引，1997年的2月9日我和谢丽尔来到的这座杏黄色的寺庙参加坐禅仪式Meditation。我俩脱鞋步入寺庙大厅，佛台的香炉升腾着袅袅的香烟，盘腿坐在坐垫上，环视大厅，落座的约80人，绝大部分是白人。让人感到有意思的是，好几位白皮肤、蓝眼睛的美国女士穿着华丽的藏装，腰间系着七彩的藏式围裙；有两、三位美国男士披着紫色的袈裟，胸前挂着念珠。不一会儿，萨茄寺的创建者，寺庙的主持Jigdal Dagchen Sakya步入大厅，开始领导仪式。他用藏语念经讲解，旁边一位身披袈裟的美国年轻人做英语翻译。经书三行对译，一行藏文，一行藏语标音，一行英文。念诵时，藏文由主持领读；英文由美国翻译领读。说印欧语的美国人念诵汉藏系语言的经文，让我委实觉得愕然与佩服。见周围团转人们的认真劲，我也跟着吭吭哧哧地念了起来。喃喃的藏语念经声，弥漫的藏香味，紫色的袈裟衣，盘腿的诵经者，一时间我真有一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恍惚与迷惘。（寺庙照片） 打盘腿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半小时后，我就不停地移来动去，变换坐姿，调整麻木的双腿。由于人多，座位的空间小，根本不可能把腿放直了。旁边的谢丽尔也有这个问题，我们俩时而眼光碰在一起，偷偷做个苦脸。但是四周的人们似乎没有这个烦恼，他们安祥地跟着念经，平静地做着手印。这些美国人的打坐功夫真叫我暗暗吃惊。这里没有教堂礼拜那么多的节目，没有音乐，没有唱诗班，没有奉献的程序，一切显得那么自然、简单、肃静。我还发现，在讲经中，主持没有去跟其他的宗教做比较。 关于讲解手印，我记得两手搭在一起，中空，意味着一切皆空。我注意到一直讲藏语的主持，在解释手印时，口中蹦出了一个英文词Emptiness(虚空)。仪式好不容易结束了。大家享用糕点、水果和酥油茶。没想到在美国能喝上香喷喷的酥油茶，两个多小时的盘腿苦，似乎消解了。我抿着茶，举举杯子，向谢丽尔示意：好喝。谢丽尔对酥油茶并不感冒，我发现她一口也没喝。离开寺庙时，一位藏族小伙子递给我们一份邀请，几天后寺庙要组织一个藏人集市(Tibetan Bazaar)活动庆祝新年，届时销售喜马拉雅的手工艺品和反映藏族宗教文化的录音录像带，还能品尝藏族的传统食品。很遗憾，我们没去成。 我第一次访问清真寺也是与谢丽尔一道去的，不过这次经历对谢丽尔来说，恐怕不怎么愉快。那是97年7月19日，礼拜六。清晨，早饭桌上，我对谢丽尔说想看看清真寺。谢丽尔建议先打电话。她说,伊斯兰的清真寺可不像基督教的教堂那样欢迎客人，可以随便出入。于是，我先给叫伊斯兰清真寺(Islamic Mosque)打电话，应答的是留言机。很幸运，我拨通了第二个号码，常青伊斯兰协会(Evergreen Islamic Institute)。对方欢迎我下午两点钟参观清真寺。一查清真寺的位置，很远。谢丽尔自告奋勇开车送我前往，并嘱咐我换上长袖，妇女不能裸露身体进寺，我们得守规矩。1：50分，我与谢丽尔来到一栋灰色建筑前。这是一座矮小、简朴的清真寺，寺正门外是一个篮球场。一位叫Khalid Ridha中年男士接待我们，交谈就在寺外的长凳上。Khalid Ridha很健谈，他介绍说，他是库尔德人，从库尔德斯坦移民到美国已经17年了。我问他，习不习惯美国？在信仰上是不是真感到自由？他说，美国是居住和生活的好地方，在宗教信仰方面尽管社会上对伊斯兰教有歧视，比如妇女戴面纱不好找工作，但与他自己的国家相比，的确是自由得多。他比喻说，美国的宗教自由是甜水，虽然甜水里面也有苦的味道。说到伊斯兰教的情况。他说全世界有12亿穆斯林，美国有6百万。但他认为数字不实，因为美国社会对穆斯林有偏见，许多信徒并不公开自己的宗教身份。由于出生率高，穆斯林家庭孩子多，信徒人数增长快，他估计全美的穆斯林人数上了千万。西雅图地区有7个清真寺，2万2千信徒，信徒中除了阿拉伯人外，有相当部分的黑人，也有少部分白人和黄色人种。他的意思是，穆斯林也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宗教社区。我提出参观清真寺。在起身到寺里去时，我拿出相机想让谢丽尔给我和Khalid Ridha合照一张以清真寺为背景的照片。Khalid Ridha很巧妙地回绝了我。他指着球场侧面的平房说，那里是我们的托儿所，有很多可爱的孩子。 Khalid Ridha从平房中牵出了一帮4、5岁的孩子，女孩大都戴着面纱。列队照像时，有个女孩转过头来天真地问我：“我们为什么要跟你照像？”我告诉她，因为你们都很漂亮、很可爱。（照片） 我和谢丽尔学着Khalid Ridha脱鞋进寺。Khalid Ridha说，清真寺是神圣的地方，不能把污秽带进来。看来，脱鞋除了讲究卫生外还有更多的意义。寺里用木门隔为两个厅，分别是男女做礼拜的地方。我问为什么非要男女分开做礼拜。Khalid Ridha说，这是一种传统，一种规矩，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是对妇女的歧视。Khalid Ridha介绍说，这间清真寺过去是一家教堂。买下这栋教堂做清真寺，是因为其完美的麦加朝向。 我拿起手边架子上的《可兰经》，发现是阿拉伯文和英文对照的。于是问Khalid Ridha，礼拜时用什么语言。他说，祈祷时一律用阿拉伯语，布道时有英文翻译。Khalid Ridha恐怕压根也没有想到跟我来的谢丽尔是基督徒，要不我想他不会进行下面一番有关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比较： 《圣经》是耶稣死后三百年才成书的。凭使徒的回忆与记载有多少是准确的？有多少是来自耶稣当时的说教？有多少又是符合上帝的意志的？很难说清。再说《圣经》有那么多的版本，究竟哪一个是真实的？而我们的《可兰经》只有一个版本，这就是上帝通过穆罕默德记录下来的，是最为可靠的。全世界的穆斯林所念诵的是一本《可兰经》。 我看看了谢丽尔，谢丽尔沉默地立在那里。我想幸亏今天跟我来的是谢丽尔，如果安贝在这里，非有一场舌战不可。糟糕，Khalid Ridha的比较还在继续，这下是耶稣和穆罕默德的比较，我倒想听下去。Khalid Ridha说： 我们承认耶稣，但不像基督教那样认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人的儿子，是玛丽亚的儿子，他仅仅是一位先知。伊斯兰教只信仰一个上帝安拉，一位真神，即便最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也只是先知。而基督教崇拜上帝外，还崇拜耶稣，其实是信仰多神。听到这里，我已经觉察到谢丽尔的不耐烦了。于是，我赶紧向Khalid Ridha道别，感谢他的接待与介绍。 Khalid Ridha谈兴正浓，跟着我们走出清真寺，送到汽车旁，“┅┅美国的穆斯林为美国所做的贡献，比美国人能够想象的多得多。尤其在社会道德风范上，在救助穷人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Khalid Ridha还在继续着。我马上见缝插针说，我和谢丽尔也在帮助无家可归的人，我们现在就得赶到市中心的夜晚关怀站，已到了熬粥的的时间。“哦，你们得当心些，那里有毒品和酒精，很危险。” 他打住了刚才的话题，关心地对我们说。 谢丽尔发动了汽车，我再一次说感谢和再见，便向夜晚关怀站驶去，我们俩的确是礼拜六的班。一路上，谢丽尔开着车，不言语。我心里有些歉疚，让她难受了一个半小时。我决定再也不让谢丽尔跟我上清真寺了。 就在第二天下午，伊斯兰清真寺的杰米尔(Jamil)来电话，我跟他约定下周二在清真寺见面。我发现，伊斯兰教信徒并不象谢丽尔她们想象的那样难以接近，这不，一联络就约了见面。星期二下午，我乘坐公共汽车来到清真寺，在寺门口等了半个小时也不见人影。有一位阿拉伯人模样的男子路过，我上前讯问。他说是有叫杰米尔的人，把我让到他家中等候，他家就在清真寺旁边。女主人莫尼卡热情地张罗倒水，很容易，我们聊了起来。莫尼卡生了八个孩子，大的21岁，小的4岁，因为丈夫在美国做生意，5年前从巴勒斯坦移居西雅图。她用带有浓重阿拉伯腔调的英语对我说，由于家里孩子多，她得做家务、照看孩子，因此英语学得不好。但要取得美国国籍必须得学习英语参加入籍考试。最近她的弟弟要举行礼婚，她不能前往参加，就怕没有美国国籍，回来时有麻烦。她把学习的书拿给我看，书名是<< 自由的声音 ─ 美国入籍英语与公民知识考试 >> Voices of Freedom – English and Civics for the U.S Citizenship Exam。 封面是自由女神像，内容含括美国地图、美国地理、美国诸州与首都、信仰、国旗、政府机构、国会、总统、最高法院等等。她说。她每星期去两次国籍班学习，参加学习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也有中国人。不一会儿她的三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回来了。女儿们都带着面纱。漂亮的大女儿21岁，在社区大学上一年级，专业是电脑。她说她开始喜欢上了美国，因为这里妇女较之巴勒斯坦的妇女来说，生活容易得多，没有那么严格的禁忌。就说生育，她的父亲方有八个兄弟姊妹，她母亲方有11个兄弟姊妹，她母亲生了他们姊妹10个，死了两个，留下8个。她解释说，堕胎在巴基斯坦是绝对禁止的，妇女生产一直到不能生为止，负担很重。其原因，一是安拉不容许残害生命，胎儿也是生命；二是从40年代开始（1940），一直打仗，死了许多人，需要增加人口。可8岁的弟弟对我说他不喜欢美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就是不喜欢。这小子来美国时才3岁，对巴勒斯坦不应该有什么记忆，我想。看来，等不到杰米尔了，我告诉女主人，周五我来参加礼拜。她嘱咐我不能从正门进入大厅，而要从侧面上楼到妇女礼拜的地方。 星期五下午，我顶着向安贝借的头巾，来到清真寺，从侧门上楼，进入妇女做礼拜的地方。这里，大人孩子满满的一屋。大部分是阿拉伯人，有几位黑人和几位白人。我晚来了半个小时，礼拜早已开始，我坐在前排，希望能够看到底下大厅里的情况。透过井字形的木条，我发现，只能看见主持礼拜的神职人员，其他祈祷的男人们不在视野里，但能听见从底下传来的低沉浑厚的祈祷声。主持礼拜的神职人员披着头巾，有点像阿拉法特。我跟着旁边的妇女学行复杂的礼拜身势，刚开始不得章法，有些脚忙手乱。楼上人声嘈杂，祈祷声，孩子的哭闹声、大人的哄劝声杂柔在一起。但能够辨明下面祈祷与讲经用的是阿拉伯语，英语翻译不像萨茄寺是边讲边译，而是讲说一大段后，译出个大概意思。翻译是阿拉伯人，口音很重。我听不清，也听不懂。清真寺的礼拜同萨茄寺的一样很简单，不外就是行礼、祈祷、讲经。 仪式结束后，我在地下室见到了头戴白帽身着白色长衫的杰米尔和他那戴着头巾的美国妻子。杰米尔60岁左右，很热情，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去过中国，头上戴的白帽就是中国的穆斯林送给他的。我问他是不是伊木阿目，他说他也算是。只要有知识，能够领导礼拜，都可做伊木阿目。他介绍说，这么大的清真寺实际上只有一个全日制的管理人，其余都是自愿义务工作的。杰米尔自豪地说，这间清真寺是西雅图最大的清真寺，建成于1981年。西雅图总共有8个清真寺（与Khalid Ridha的口径不一致），其中两个是教堂改造的，6个是新建的。信徒来自各个种族，不仅仅是阿拉伯人，因为安拉是全世界各个种族的上帝。关于礼拜语言，杰米尔说念诵《可兰经》一定得用阿拉伯语，因为最早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不可用其他任何语言代替，但讲经时，可以采用英文翻译。这座清真寺属于逊尼派。但杰米尔说：《可兰经》只有一本，穆斯林是一家。我问今天来参加礼拜的人数，杰米尔说不好统计，大概有600多人。杰米尔1947来到美国，退休前是波音公司的工程师，有6个儿女。他特地准备了两本他自己撰著的书送给我，一本是叫《麦加朝圣》( Hajj )，是有关到麦加朝圣的路线、程序、服装、禁忌、地点等的指南；另一本是《伊斯兰教—生活的完美之道》( Islam – The Perfect Way of Life )。道别前，我与杰米尔夫妇在清真寺旁边合影留念。在那骄阳高照的盛夏，杰米尔的妻子和我都捂着头巾。 安贝和女儿格温多林从96年底就实施合资购房计划，经过无数次的祈祷与半年多的奔忙，终于如愿以偿，97年5月1日，大家搬到西雅图的郊区Shoreline 居住。虽然新住处离学校很远，要转两次公车，来回约3个小时。但一方面因为跟安贝相处有了感情，我不想另寻房东；另一方面我还要继续上教堂，了解教会，于是跟着安贝搬来Shoreline。谢丽尔和詹森也一起搬了过来。不过，这回詹森成了楼下妹妹格温多林的房客。新家的斜对面是一座灰色的小教堂，挂着西雅图基督教会( Seattle Christian Assembly )的牌子，路过时，见许多说中国话的人进进出出，吸引着我总想到中国人的教堂去看看。因为两次外出，直到7月6日礼拜日，我才约上安贝来到这家教堂参加礼拜。 教堂虽小，但挤满了人。一位高大的中年女士，见我俩是新面孔，帮助我们挤出了两个位置。我以为我们赶巧遇到“圣餐”，多来几次后，才知道这个教堂十分重视“圣餐”，每个周日礼拜的第一个程序就是“圣餐”。这里，整个礼拜把耶稣作为关注点，感谢耶稣用自己的宝血洗清人类的罪恶，感谢耶稣做人与上帝的中保。礼拜采用汉语普通话，布道时有英语翻译。礼拜没有唱诗班，只有一架钢琴伴奏，一人在旁边领唱。 因为刚过美国国庆的缘故，那天布道的主题是“自由与上帝”。话题从该教会91岁的曾公公经过多年的努力最近终于通过美国入籍考试说起。牧师说，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上帝打开救恩之门，使大家得以幸运地成为美国公民。但在这自由的国度里，充满了物欲、色情、暴力和罪恶。乱用自由，就会遭遇危险、受到伤害，甚或自我毁灭。没有上帝的关爱，离开上帝的怀抱，自由的国度将变成最不自由的地方。相信上帝，让上帝做你的庇护，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福音才是永恒自由的国度。礼拜的英文翻译做得相当好。安贝对布道很是赞赏。说这位牧师能够抓住国庆的时机，巧妙地从曾公公的入藉考试引入布道主题，肯定是一位从神学院毕业的有经验的牧师。 其实这位名叫曾金财的牧师，拿的是电脑方面的学位，曾在华州一家很有实力的电脑公司工作。后来，毅然响应上帝的召唤，辞去薪水优厚的职位做起了清贫的牧师。曾牧师的太太名叫英美，就是那位给我们找座位的女士。英美当年是叱吒球场的篮球健将，台湾出了名的“国手”。现在退役相夫教子，帮助经营教堂。我曾应邀到他们家参加聚餐会。没想到运动员出身的英美烧得一手好菜，那是我到美国后吃到的最为丰盛，最为可口的一顿中国大餐。 我在这家教堂参加过好几次礼拜和读经聚会。这里，无论是牧师或是信徒都爱把基督教与中国的道教、佛教做比较，把过去信仰佛教道教时不愉快的经历，与皈依上帝后的喜乐相比较。从台湾来的信徒，尤其是年纪大的信徒，经常声讨佛寺道观偶像崇拜和多神信仰的“谬误”，以此彰显基督的至善与至美。周日礼拜一完接着就是教堂的聚餐会，人们以兄弟姐妹相称，俨然像一个大家庭。看来，中国人的教堂即便在美国也是带有中国人的特点。 一年一晃即逝，该到回国的时间了。我到教堂去跟马克告别，感谢他容许我参加教堂的活动，特别是参加他的入会培训班，感谢他和他的教友们一年来对我的关照。马克说，“你好像已经成了我们教会的成员了，你走后,我们会想念你的。” 我和安贝在教堂的办公区完成告别任务，正准备上车，马克急急忙忙地从教堂出来，手里摇着一本书，他告诉我这是他撰写的新书，书名是《迷惘时代的精神生活》Spirituality in a mixed up age，这是刚接到的样书，他第一个送的是我。从教堂回来的路上，安贝跟我顺道来到曾牧师家里跟曾牧师和英美告别。 1997年9月30日上午，西雅图机场候机室里，传来了登机的通知，我正与郝瑞教授依依惜别，突然气喘吁吁的曾牧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递给我几本有关基督教的书籍和两样给我女儿的礼物，还特地为我做了临行前的平安祈祷。曾牧师向主祈祷，保佑我一路平安，帮助我早日信主。带着曾牧师的祝福，带着郝瑞教授的友情，我离开了西雅图,离开了美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