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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唐宋筆記類著作内容之差異 我在《唐人軼事彙編》的《前言》中曾對編纂目的有所説明，這次編纂《宋人軼事彙編》，用意自然相同。 研究歷史人物，如果僅依正史上的記載進行考察，則往往難以見到人物的個性與諸多側面，也難了解其複雜的社會關係。由於每一個人物的表現總是多方面的，人們從各種不同角度去觀察，得到的印象往往各不相同。正史中的記録，常是舉其有關政事的犖犖大者，對於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徵和言談舉止，則每不作具體描述。閲讀正史，了解其中的人物，也就不够具體，不够豐滿，而一些筆記或類似文體的著作中，所作的記敍，常是多樣和生動得多。因此，研究歷史上的人物，如能將正史上的記載，與民間的私人撰述參互考察，那麽讀者對此人物的理解，也就會更全面，更具體。 民間的這種私人著述，就個人的耳聞目睹隨筆記録，古已有之。儘管“筆記”之名起於宋代，實則唐代已大量湧現。每一個時代的文士，思路與情趣各不相同，因此，唐宋兩代人的記敍也就各有其特色。 唐人承魏晉南北朝人之遺緒，受《世説新語》一類的著作影響甚大，因此這類著作的名字，每以“話”、“語”等詞加以點綴，如《大唐新語》、《劉公嘉話録》等。宋代王讜綜合唐人著作而成《唐語林》，明白告示此書即承劉義慶之遺緒而作，但二者風貌顯然有異。《世説新語》以記言爲主，晉人沐浴玄風，談吐風雅，追求一種瀟灑出塵的風貌，評點人物時，關注對方的才性、品格、儀表和懷抱；唐人重事功，即使是在《唐語林》的《品藻》一目中，雖僅列寥寥數則，即已關注對方政治上成就之大小得失與詩文水準之高下。可見唐人的關注之點，比之前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記敍，也就顯示出特有的時代風貌。 如將唐宋兩代人的記敍相比較，也可以發現一些相異之處。唐人對小説與雜史的理解常持模糊的態度，甚至可以説，他們把正史之外的著述都稱之爲“小説”。這類著作，自魏晉南北朝時起即分從不同方向發展，記録人事者後人每稱之爲志人小説，有人則稱之爲軼事小説；記載神異故事者後人每稱之爲志怪小説，有人則稱之爲神異故事。唐人的記敍，繼承前代傳統而又常是不作嚴格區分。如劉餗出生於史官世家，繼承父業，也從事國史的撰述，但他寫作《小説》( 一名《國史異纂》，亦稱《隋唐嘉話》) ，記録士大夫的軼事，中間還夾雜進了洛陽畫工解奉先在壁像前妄誓而轉生爲一騎犢之事。宋人軼事中，軼事與志怪的記敍就大致分途了，志怪類的著作大爲減少。宋代士人一般均奉儒家義理爲主導思想，志人小説中很少羼入道聽途説的志怪類奇聞。 所謂志怪小説，自魏晉南北朝時始告出現，唐代當然也有這類著作，其中時有一些關於高僧的神奇事迹的記敍，《松窗雜録》中就有一行預言玄宗行幸萬里的記載。不過唐代的神異故事中要以道教神仙的事迹爲多，因爲李唐王朝自認爲係老子李耳的後裔，所以道教的地位常是高踞於佛、儒之上，一些李氏子孫的筆下，均喜宣揚神奇的鬼神故事。例如中唐名相李德裕，不論在其自撰的《次柳氏舊聞》中，還是在他口述而由韋絢筆記的《戎幕閒談》中，都有很多離奇曲折的神異故事。而且唐人關心政治，這類故事之中每雜歷史恩怨，例如前時武曌改國號爲周，幾乎斷送李氏一脈，故而一些有關武后的記載，每每雜有醜詆武家的故事。《太平廣記》卷一四三引《戎幕閒談》，載文水縣武后父士彠之墓忽失龜頭，所立碑上有“武”字者十一處皆鐫去之。不經半年，武元衡遇害。按趙明誠《金石録》卷二五《跋尾十五·周武士彠碑》，則謂此碑尚存，“武”字刻畫完好，無訛缺者。可知此説純屬道聽途説，也不能排除此事出自李德裕本人的編造。 神仙道化的軼事，遍播朝野，即使是在那些嚴肅的筆記中，也常雜有這類奇聞。如趙璘撰《因話録》，因爲其中的材料大都來自姻屬間的親身聞見，故大致可信，從而得到《四庫全書》編者與近代史學大家岑仲勉等人的高度評價。然而内中也記載了不少有關著名道士田良逸等人的神奇事迹，遂使這類著作與後起的宋人筆記呈現出不同面貌。 總的看來，唐代筆記的内容往往真真假假，比較駁雜。皇甫枚撰《三水小牘》，内有關於晚唐著名女詩人魚玄機虐斃侍女緑翹而爲京兆尹温璋笞殺的記載，後人常是根據此書介紹魚玄機的悲慘身世，然因《三水小牘》中的大部分篇章均屬神奇怪異的故事，因而也影響到了内中一些重要文字的可信程度。 唐代爲傳奇這一文體的繁榮時期。唐人軼事中有些歷史性的記敍，往往又夾雜着傳奇色彩。如《幽閒鼓吹》中記白居易赴京應舉，獻詩顧況，有“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1]顧況遂前後態度丕變。又如《明皇雜録》卷下記玄宗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張九齡，九齡惶恐，以爲將遭冷遇，遂作《白羽扇賦》獻之。據後人考證，上述二説均不合事實，出於編造。因此，有關這類文人軼事的資料，應當是在傳奇之風風靡一時之下産生的。 宋代人物的軼事中，就很少見到真真假假駁雜難明的情況，説明其時文人學士即使是在寫作隨筆式的文字時，也已分清不同文字的體類要求，從而善自抉擇了。 歐陽修爲一代文宗，他在各方面的建樹，在宋代文壇上發生過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寫作的《歸田録》，則爲筆記體的寫作導夫先路，且爲這種文體的寫作樹立起了範本的作用。歐陽修自云此書乃依李肇《國史補》而作，而李肇之撰《國史補》，則自云乃仿劉餗《傳記》而作。李氏《序》云：“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言報應，敍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采風俗，助談笑，則書之。”[2]明示其寫作宗旨就在排除鬼神夢幻類無法徴實的傳聞，也不載男女猥褻的情事，這就與志怪和傳奇劃出了界線，宋代筆記一般就是沿着這條道路向前發展的。 由此之故，我在研究唐人軼事時，喜用“筆記小説”一名，因爲其時筆記與小説確是不易區分。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〇子部小説家類録《中朝故事》二卷，提要云：“上卷多君臣事迹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録神異怪幻之事。”[3]説明此書即由筆記、小説二者組合而成。到了宋代，則二者分列，少見雜亂之作。吾等今日編纂《宋人軼事彙編》，采録的絶大多數材料，出於筆記而非小説。 在此還可附帶討論一下與筆記性質相近的另一種文體。唐宋兩代，詩歌成就極爲輝煌。自唐代起，産生了“詩話”這一新的體裁。宋詞興起，於是又有“詞話”一端。這類文字實與筆記爲近，只是内容偏於文學鑑賞與文壇掌故，内容較爲單一與明確。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中有“詩文評”一類，内又分爲五小類，且各舉例以明之。中云“孟棨《本事詩》，旁采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説部”。[4] 這就是説，唐代的詩文評與宋代的詩文評内容上有所區别。區别何在，似乎還可以作些説明。 孟棨一作孟啓，當以作“啓”爲是。《本事詩》者，乃言詩之本事，介紹詩篇産生的背景。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色，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形成。《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5]可知知人論世也是我國史官傳統的一種表現。 唐代首先出現詩話這一體裁，然數量不多，最著者也就是范攄的《雲溪友議》、孟啓的《本事詩》，以及已經散佚的盧瓌《抒情詩》等數種。從這些詩話的内容看，大都具有傳奇的性質，故事曲折離奇，配合著名詩篇，確是引人入勝，但卻未必可信。例如《雲溪友議》卷下《題紅怨》中記宫女題詩於一紅葉上，偶爲書生盧渥所得，後盧氏任職范陽，遇宣宗省卻宫人，許從百官司吏，此題詩宫女適得配盧渥。此一傳説，已成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而未必就是事實。又如《本事詩》中記韓翃與柳氏悲歡離合的故事，亦即著名的《章臺柳》詩本事，許堯佐已寫成傳奇《柳氏傳》，孟啓重又載入書中，又云“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録於此也”。[6]則是故事又似可信的了。又如《太平廣記》卷二七九引《抒情詩》，敍韋檢與其鬼妻唱和事，或係盧瓌自編的故事，因爲唐傳奇中常見這類詩人與亡妻唱和的趣聞。這類文字，大都出於作者爲了表現自己的詩才而自擬，自然不能作爲史料看待。 由此可知，唐人詩話内容真真假假，難以判定其可信與否。歐陽修作《六一詩話》，也與唐人詩話面目大異，排除了鬼神夢幻與男女情愛等内容，已是純粹的評論詩篇之作了。即使言及詩之本事，也以如實抒寫爲重。後出的詩話，大體都是同一類型之作。 二 唐宋兩代文士對待國史的不同態度 在唐代的史料筆記中，“國史”起過很大的作用，前後許多知名與不知名的作者都曾大量引用國史中的材料。唐人筆記中呈現的這一情況，似乎很難解釋：深藏宫廷的國史怎麽會被位處下層的一些作者所利用呢？ 這是因爲唐代朝廷對國史的管理並未規定嚴格的保密制度。《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國史》曰： 貞觀 這裏對閲讀者的品位雖有所規定，但此門一開，不難想見，與這些大官員有關係的人也就有其可能接觸到國史。況且中唐之後，戰亂不斷，京師殘破，史館中的材料多次外洩，社會上的各式人等也就有其可能接觸到國史。 李翱在《答皇甫湜書》中説：“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8]可知他也讀到過國史。《舊唐書·田弘正傳》曰：“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9]説明社會上的各式人等已把閲讀國史不再視作難事。 這類國史，還曾遠播海外。日本藤原佐世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雜史家”中著録唐實録三種：“《唐實録》九十卷，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等撰；《唐實録》九十卷，中書令許敬宗撰；《高宗實録》六十卷，武玄之撰。”[10]這些國史顯然是日本的遣唐使通過各種關係輾轉獲得的。只是這些國史在各種書目上的記載篇幅差距很大，可知唐代國史在輾轉傳播的過程中，歷經多人抄寫，面貌往往會有差異。 《舊唐書·經籍志上》中説：“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11]説明唐人撰述時，每引《國史》中的材料爲佐證。後人看到唐人引用《國史》時，自不必多所驚怪。[12] 唐代一些筆記的作者，社會地位不高，但書中卻往往大量引用《國史》中的材料，如《新唐書·藝文志》“小説家類”著録胡璩《譚賓録》十卷，注曰：“字子温，文、武時人。”又“雜史類”著録劉肅《大唐新語》十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而此書前有元和丁亥自序，署銜“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13]可知二人社會地位都不高，然而書中卻録入不少出自《國史》的材料。後出之書，如《新唐書·藝文志》“小説家類”著録《芝田録》一卷，不著撰人，《説郛》各本則署丁用晦撰，宋無名氏《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一八《劉毅齋名》條、《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均引，亦作丁用晦撰，其人情況不明，其書則亦引及《國史》，可見唐人不論身處何位，均有可能接觸“國史”，而徑自將之納入己作。 唐代那些勤於著述的文士，有可能會同時看上一些熱門的題材，有的則徑自將前人的同類著作改寫後編入，因此唐人的一些筆記小説中時見有類同的文字出現。如劉肅撰《大唐新語》，很多故事與劉餗的《隋唐嘉話》類同，佚名的《大唐傳載》中的文字則每與《隋唐嘉話》中的文字相混。丁用晦《芝田録》，不但屢引唐代前期産生的文字，而且徵引魏晉南北朝人的文字。李濬的《松窗雜録》，也有不少條目出於前人的著作。至於像孫光憲的《北夢瑣言》、王定保的《唐摭言》等書，徵引前人文字時，則常加以説明，已是比較規範的著作態度了。 相比之下，宋人筆記的體例就要純粹得多，他們一般只録親身聞見之事，不依輾轉傳抄的材料而雜纂成書。因爲宋代筆記的作者均由科舉晉身，社會地位普遍較高，對於筆記的性質偏於史的傳述，比較自覺，因此所用的材料，比之唐人之作，也就可信得多。 宋代筆記作者的身份前後也有差異，由於國勢的强盛與衰微，情況不同，涉筆者的身份隨之有所不同。據張暉統計，“北宋筆記作者大都是官員，占總數的75%，其中達官顯宦也較多，僅中央六部以上的官員就有九人。南北宋之間筆記作者是官員的占總數的50%，南宋筆記作者是官員的約占總數的59．7%，都低於北宋的比例。而且這兩個時期的筆記作者的所任官職大多數都較低微”。[14]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許可以認爲是由南宋之時筆記體的撰述更趨普及，文士染指者益衆而造成的。 作爲宋人軼事來源的大宗之一，筆記的寫作還受到宋初修史之風的影響，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鑑》的影響尤爲深遠。 司馬光在主持《資治通鑑》的修撰時，先命幾名助手將各種材料彙成長編，而在定稿之時，則又將材料去取過程中所思考的一些問題記録下來，另外編成《考異》三十卷。他在《進書表》中説，他曾“遍閲舊史，旁采小説”，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15]這就樹立起了一種操作規範。考察史實時，既要注意官方記録，也要注意民間記載，目的則在最大限度地追求事實真相。 中晚唐時，政治局面混亂，朝廷已無能力正常地纂修國史。歐陽修、宋祁編撰《新唐書》的傳記，只能大量采録筆記類的史料。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情況類同，而他在考核各種史料時，發現國史的可信程度，有時反而遜於筆記類著作。《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 622) 十一月，帝“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下引《高祖實録》與《太宗實録》，歷數二人惡行，而後《考異》曰： 按建成、元吉雖爲頑愚，既爲太宗所誅，史臣不能無抑揚誣諱之辭，今不盡取。[16] 又《通鑑》卷二四七武宗會昌三年( 843) 四月，記“李德裕請討澤潞”事，《考異》按曰： 《舊紀》、《傳》及《實録》所載德裕之語，皆出於《伐叛記》，《伐叛記》繫於四月劉從諫始亡之時，至此君相誅討之意已決，百官集議及宰臣再議，皆備禮耳。德裕之言，當在事初，《實録》置此，誤也。[17] 司馬光的這種著作態度，舊史與小説並重，對史料不抱成見惟求其是的見解，具有很高的史識。影響所及，宋人寫作筆記時已把求真放在首要地位，也激發了文士及時記録時事的熱情。 司馬光還撰有《涑水記聞》等筆記多種。寫作的目的，是爲撰寫《資治通鑑後記》積累資料。此書因故未成，但《記聞》一書卻也爲後人樹立了典範。此書影響所及，在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等書中明晰可見，而對後起者寫作的筆記來説，也有先導作用。 宋太宗趙光義猜忌太祖長子德昭會依歷代帝王繼承的常規繼承皇位，迫使其自盡，司馬光在《涑水記聞》卷二中記曰： 時上以北征不利，久不行河東之賞，議者皆以爲不可，王乘間入言之。上大怒曰：“待汝自爲之未晚也!”王皇恐還宫，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禁中不敢帶。王因入茶果閤門，拒之，取割果刀自剄。[18]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〇太平興國四年(979) 八月甲戌記此事，采司馬光説，而在注中介紹《國史》中的趙德昭“本傳云：德昭好啖肥豬肉，因而遇疾不起”，[19]顯然，這是史官的曲意掩飾之詞，宜乎李燾棄之“不取”了。由此亦可見到司馬光在筆記體的創闢上貢獻之大、影響之深，而宋代帝王對文士實録時事的寬容態度，也是歷史上所少見的。 由上可知，宋代筆記作者的情況前後各異，其特點可没有多大變化。總的説來，作者已經擺脱前時風行的志怪與傳奇的影響，史學觀念普遍趨於求真，不再仰求國史之類的特殊史料，而是致力於提供親身聞見的事實，因此顯得平實可信。只是唐人那種絢爛而富有朝氣的風貌也消失不少。宋代詩話與筆記的情況相同，也已成了衡文之作和記載故實的材料，唐人的那種配合詩篇而精心構擬的絢爛故事，都已趨於絶迹了。 三 唐宋軼聞中典型案例之分析 常言説：“人以類聚，物以羣分。”政治紛爭中，如有一羣人持同一觀點，爲同一圖謀而合力，那在反對者的眼中也就認爲是在結黨營私，而在古人來説，則往往會稱之“朋黨”。西漢時，劉向爲了反對外戚擅權，威脅劉姓皇權，乃上封事，極言“朋黨”之害。東漢桓、靈之世，宦官把持朝政，一羣士大夫起而抗爭，反而遭到執政者的鎮壓，史稱“黨錮”之禍。可知“朋黨”之説，一直是中國士人關心的話題之一。 唐代李德裕撰《朋黨論》，極言漢代政治的鑑誡作用。他所攻擊的對象，自然是圍繞在牛僧孺周邊的一羣人物。對他來説，當然認爲對方是“朋黨”，自己則不存在“朋黨”問題，所以纔能如此義正詞嚴地加以譴責。 但歷史上卻一直把他歸爲牛、李黨爭中李黨的黨魁。孔平仲《續世説》卷一一《仇隙》曰： 牛李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紛紜傾陷，垂四十年，文宗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楊嗣復、李珏、鄭覃作相，屢爭論於上前。李珏曰：“比來朋黨亦漸消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覃又曰：“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然嗣復、珏，牛黨也；覃，李黨也。德裕爲相，指摭僧孺，欲加之深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無以伺其隙。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讖，以斥僧孺。又目爲“太牢公”。其相憎如此。[20] 孔平仲是宋代人。他對牛李二黨的評價，因爲已經隔了一代，不再含有功利的考量，態度趨於公正，但在介紹牛僧孺與李德裕的爲人時，看來還是受到晚唐時期很多筆記作者的影響。 李德裕醜詆牛僧孺的話，因其所撰的《窮愁志》一書已經殘佚，難得確證，但從李德裕周圍一些人的筆記中，還是可以看到不少含有惡意攻擊的文字。 劉軻撰《牛羊日曆》，内云： 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絶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殁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真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21] 這種文字，辱及對方母親，可謂不擇手段。而他提及的《周秦行紀》一文，更是編造故事，羅織罪狀，妄圖置之於死地。有關此事，屢見唐宋人的記載，張洎《賈氏譚録》曰： 牛奇章初與李衛公相善，嘗因飲會，僧孺戲曰：“綺紈子，何預斯坐？”衛公銜之。後衛公再居相位，僧孺卒遭譴逐。世傳《周秦行紀》非僧孺所作，是德裕門人韋瓘所撰。開成中，曾爲憲司所覈，文宗覽之，笑曰：“此必假名。僧孺是貞元中進士，豈敢呼德宗爲沈婆兒也!”事遂寢。[22] 有關韋瓘其人與李德裕的關係，李德裕本人是否曾作《周秦行紀論》，學術界頗多爭議，殊難論定。[23] 然此事屢見唐末記載，如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亦曰牛氏“先是撰《周秦行紀》，李德裕切言短之”，[24]可知牛李黨爭中的流言蜚語和是是非非，在中晚唐政壇上仍然風波迭起。 《周秦行紀》純爲虚構，非紀實之作，這是不難看出的，所以今人稱之爲傳奇。有些學者認爲出於唐末人之手，則尚可再議。小説藉牛僧孺之口稱代宗皇后爲“沈婆”，呼德宗爲“沈婆兒”，唐末距此已久，也就没有多少現實意義，而且從賈黄中、孫光憲等人的年代來看，他們看到的東西，應當出於中晚唐纔合適。由此推斷，《周秦行紀》、《周秦行紀論》等文，一定出於李黨或是擁李者之手。 李德裕是否有黨，近人也有爭議。牛黨中人也有持平之論。《東觀奏記》卷上曰： 武宗朝任宰相李德裕，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疾朋黨如仇讎。[25] 此書作者裴廷裕的外叔祖李珏爲牛黨要人，書中對牛黨中人時多美言，但對李德裕之爲人的理解，可稱正確，用筆也有分寸。他認爲李德裕没有經營過什麽朋黨。《玉泉子》曰：“李相德裕，抑退浮薄，奬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26]所述與《北夢瑣言》卷三相契，亦與裴論符合。 過去研究牛李黨爭的專家中有一種意見，以爲李德裕代表的是貴族高門，牛僧孺代表的是新進進士，即下層文士，二者之間還有那麽一點階級矛盾的意思。實則此説没有什麽文獻根據。唐人筆記中大量記載着李德裕獎拔孤寒，亦即爲新進進士階層中人打開仕宦大門的事例。《唐摭言》卷七曰： 李太尉德裕頗爲寒畯開路，及謫官南去，或有詩曰：“八百孤寒齊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27] 則是李德裕對下層士人甚爲關心，頗得進士階層的擁護，這些《雲溪友議》等書中均有詳細記敍。范攄又云： 或問贊皇公之秉鈞衡也，毁譽如之何？ 削禍亂之堦，開孤寒之路；好奇而不奢，好學而不倦；勳業素高，瑕疵乃顧。是以結怨豪門，取尤羣彦。[28] 這種評價，可謂中肯。李德裕功勳卓著，但鋒芒畢露，這就威脅到了宣宗的皇權，再加上今上與武宗有宿怨，至是遷怒於前朝寵臣，於是采取不正常的手段，將之遠謫海南，牛黨中人乃紛紛落井下石，發泄私憤。《南部新書》卷丁曰： 大中中，李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爲擬制，用者乃令狐綯之詞。李虞仲集中此制尤高，未知孰是。往往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摇九尾；鼻不正而身豈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29] 閲讀唐宋兩代人物的筆記，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唐人筆記中，盡多這種造謡污蔑的文字，尤其到了中晚唐時，更是層見迭出。例如牛黨要人盧言在《盧氏雜説》中引時人所作的二詩，對李德裕大加貶斥，對他的失敗持幸災樂禍的態度，其中則又顯示出作者對李德裕的遭遇所知甚淺，所敍南遷的路線都不符事實。 《賈氏談録》曰： 李贊皇平上黨，破回鶻，自矜其功，平泉莊置構思亭、伐叛亭。[30] 李德裕的爲人，體現出唐人重事功的特點，而在他這樣一位貴族文人身上，表現得尤爲突出。然因功高不賞，責罰過當，當時就有人爲他鳴寃叫屈，後世也一直有人爲他抱不平。只因李德裕的爲人太豐富多彩了，功業、文章，全面發展，而又個性鮮明，嗜好多端，思想豐富而複雜，發揚蹈厲，頗有一往無前之勢。這樣的人物，宋代很難再睹。 《芝田録》中説：“李太尉性簡儉，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有水遞之號。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公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 某不求貨殖，不邇聲色，若止以水誅其聚斂、廣蓄聲樂，如何？’”[31]《獨異志》卷下則説：“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32]二説似乎各趨極端，未必是事實，但如韋絢在《戎幕閒談序》中所言：“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話古今異事。”[33]則徵之《酉陽雜俎》等書的記載，可證並非虚構。《北夢瑣言》卷四曰：“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34]凡此均可援引唐宋文獻加以證實。 宋代士人，面目迥異，但“朋黨”之説，仍然沿續。仁宗之時，范仲淹因不滿宰相吕夷簡的許多政治措施，對他的爲人也有看法；和范仲淹一起進諫的，先後有其多位友人，内有余靖、尹洙等人，吕夷簡對這些指責一一辯駁，反而控告范仲淹“薦引朋黨，離間君臣”，於是范仲淹被撤職，爲之抱不平的余靖、尹洙等人一起遭貶。 朝廷中出現這麽一件大事，擔任諫官的高若訥卻不主持公道，反而附和上級，於是歐陽修便上書高若訥，駡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35]於是歐陽修也一起遭貶。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稱贊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的忠貞不屈；一不肖即高若訥，以爲他不能堅持正道。其後蘇舜欽又一次上書爲范仲淹辯白，梅堯臣、石介等人則作詩對歐陽修表示聲援，可見宋代那些身爲士大夫的士人，確是表現出了與前不同的面貌，前仆後繼，風骨凜然。知識分子參預政治活動，宋代可謂盛況空前，後來也難再睹。 歐陽修還作有《朋黨論》一文，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認爲“朋黨”是一個褒義詞，因而一反過去的成説，以爲小人没有朋黨，只有君子有朋黨。他以儒家的義利之辨爲根據，認爲小人見利忘義，利盡則交疏，故不能形成羣體活動；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36] 於是歐陽修要理直氣壯地組織朋黨，參與政治鬥爭。這是貴族政治下不可能出現的現象，只有在大批下層文士踏上政治舞臺後纔能出現。 歐陽修對吕夷簡始終持鄙薄的態度，慶曆三年(1043) 吕氏罷相致仕，歐陽修上《論吕夷簡劄子》，認爲“十四年間，壞了天下”。[37] 但閲讀《宋史·吕夷簡傳》以及宋人筆記中大量有關吕氏的記載，可以看到，時人與後人對他還頗多美言，本書搜集的資料亦有反映。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一五中説：“吕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38]然平心而論，長期擔任政要的人要想做到“無一疵可議”，怕也很難。吕氏爲人，可能比較圓滑，但還説不上狡猾；比較深沉，但還説不上陰毒。因此，《宋史》等傳記中對他均有好評，後世亦然。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六《宋史·繼世爲相》中評曰：“吕氏奕世勳猷，輝映史册，可謂極盛矣。”[39] 哲宗之時，士人中又出現了很多“朋黨”。以程頤爲首的洛黨，以蘇軾爲首的蜀黨，以劉安世爲首的朔黨。這些宋代著名人物，按照後世的評價，都 蘇軾在詩文方面的成就，人所共知，毋庸介紹；他在書畫方面的成就，也有劃時代的意義，沾溉後人至深。考索其思想，觀察其爲人，複雜多樣，與前人迥異。如上所言，唐代的李德裕可作貴族社會文士中的代表人物來看待的話，蘇軾則可作平民社會中士人階層的傑出代表。蘇軾身上，已經看不出舊貴族的那套功架。爲人處世，瀟灑隨意，不汲汲於功利。賈似道《悦生隨鈔》曰：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40] 洛蜀二黨中人的衝突，起因可能就在作風差異太大，彼此看不慣。司馬光死後，如何安葬，在禮制的處理上就發生了矛盾。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上曰： 張端義《貴耳集》卷上曰： 元祐初，司馬公薨，東坡欲主喪，遂爲伊川所先，東坡不滿意。伊川以古禮斂(殮) ，用錦囊囊其尸，東坡見而指之曰：“欠一件物事，當寫作信物一角，送上閻羅大王。”東坡由此與伊川失歡。[42] 神宗之時這種新出現的黨爭，並非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相互之間的攻訐，没有什麽造謡誹謗等卑劣手段。政見雖有不同，但時而還能説些公道話，例如烏臺詩案中，朔黨中人也對蘇軾的身陷文字獄表示同情。 宋代還興起了一種新興的可以歸入筆記類中的文體，即名儒的語録。世稱劉安世爲 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未必無用處也。元豐二年秋冬之交，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而不敢救。時張安道致仕在南京，乃憤然上書，欲附南京遞，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久之，東坡出獄。其後東坡見其副本，因吐舌色動久之。人問其故，東坡不答。其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時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 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之怒爾。且寬饒正以犯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罪？ 獨以名大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實天下之奇材也。’獨不激人主之怒？ 時急救之，故爲此言矣。”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者，宜爲何説？”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以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此止之。”[43] 劉安世以爲拯救蘇軾的人如果提出“本朝未嘗殺士大夫”的祖訓，就可以保住他的生命，可見宋太祖的這條祖訓確爲士人的議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作用。由此可知，吕夷簡和范仲淹的衝突，洛、蜀、朔的黨爭，雖然鬧得沸沸揚揚，卻並不造成嚴重災難。因爲他們議政之時，不再與宦官、藩鎮等因素糾結在一起，也不會遭到意想不到的生命威脅，士大夫可以暢所欲言，從容論道，這就爲後世平民政治中的民主作風開啓了一條新路，可惜在後來的一些世代中，這種新風没有得到正常的繼承和發展。 參與政爭的人物在品德上可以説是都没有什麽根本的缺點，因此彼此還能保持一定的尊重，例如吕夷簡與范仲淹，王安石與蘇軾，爭執時雖很激烈，然事過境遷之後，雙方先後均釋放善意，甚至情意綿綿，表示不涉及私憾。這在其他朝代的政治環境中是很難看到的。 綜觀有宋一代，北宋時有元祐黨禁，南宋時有慶元黨禁，也曾牽涉到許多著名人物的宦海沉浮。不同人物之間往往針對某一現象發生爭議，大家對此看法分歧或趨激烈，但還不至於憑空捏造，其後果也不至於造成災難，影響到宋王朝的命運。 蘇軾爲人和成就的豐富多彩，以是筆記中大量出現他的身影，他自己也留下了不少筆記性質的文字。 今傳蘇軾寫作的筆記，有《仇池筆記》與《東坡志林》二種。據後人研究，這些著作並非作者生前手定，原先只是一些隨筆，還未正式成書。因此，這些書籍應當出自後人的編纂，只是其中大部分的材料還是可信的。 由於蘇軾名望特别大，幾乎家喻户曉，後代的書商都想利用他的名聲編成各種類型的書籍牟利。例如委宛山堂本《説郛》𢎥三四中有托名蘇軾的《調謔編》一種，内有一些文字雜出宋人筆記，其真實性很成問題。明代趙開美刊《東坡雜著五種》，内如《漁樵閒話録》等，雖然書名早就見之於宋元人的著述，但其内容的可靠程度卻大成問題。後人如欲依此研究蘇軾其人，還得廣求異説，輾轉互證方是。 蘇軾軼事的内容五花八門，數量龐大，在宋代人物中占很大比重，這裏可以將搜集蘇軾軼事的著作作一些比較。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中，老蘇、二蘇的軼事共二百五十三則，居全書人物之首。顔中其所編的《蘇東坡軼事彙編》，則共收一千零七十五則。[44]雖然各家采録時標準不一，上述統計數字難稱確切，然仍可見蘇氏軼聞之豐富。吾等今日重輯蘇軾軼事，比之丁氏，容量要大得多；比之顔氏，則盡可能遴選其中可信而價值高者，容量介於二者之間。讀者如能適量閲讀蘇軾軼事，對於深切了解這位曠世文豪，可以起到很大的參考作用。 這裏仍應進一步説明，吾等今日編纂《宋人軼事彙編》，明示乃以人物事迹爲主，有些名人生平中的大事，常是見於多種記載，宋人筆記又極爲紛繁，勢難一一徵引。如“杯酒釋兵權”事，尚見於丁謂《丁晉公談録》、王曾《王文正公筆録》、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一、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等書，本書無法遍引。司馬光《涑水記聞》中的記録，首尾周詳，本書即列此文爲首要材料，其他文獻則有待於專家自行多方徵引。 附記：本文是我爲上海古籍出版社將於2012 年出版的《宋人軼事彙編》所寫《前言》的第二章。《前言》全文共三章，第一章《宋代文治格局的形成》，分三節述論：一，宋太祖趙匡胤開啓了一代新風；二，宋學的先驅者與奠基人；三，宋代文化内涵之豐富與多樣化。第三章《宋人軼事的保存和編纂》，亦分三節述論：一，宋人軼事有關文獻的保存情况；二，《宋人軼事彙編》丁傳靖本評述；三，《宋人軼事彙編》新編的籌劃。至盼讀者 周勛初2011年4月 (本文作者係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