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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湘兰 摘要：张勇教授以人物形象之视角来剖析中国小说之演进与发展，抓住了小说古今演变之命脉，对明清以来的小说进行了“古今通观”式的研究。其研究带给学界很大启示，就是小说史的撰写也可以从人物类型的流变角度来进行。从这一学术角度而言，张勇教授的专著《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可以说是重构中国小说史的先锋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里程碑意义。 关键词：小说史 古今通观 人物类型 自1911年清廷灭亡以来，中国延绵几千年的皇权政治被中止，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便是许多旧文体中止了生命力，尤其是皇权制度下的公文文体更是如此。而1919年由胡适等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引进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更使青年一代从心理、情感、语言上与旧传统进行了彻底决裂。政治、思想观念、语言表达方式的裂变，西方文学思想的渗入促使中国文学研究出现了古、今的割裂，被分成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两大二级学科。然而，尽管历史剧变、随之创作思想与语言表达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但是中国文学的创作与发展却永远不可能脱离中国五千多年积淀下来的博大精深的文化与文学财富。浸润其中的国人在继承与通变中开创了文学的新天地。那么历史剧变之后，中国文学“流”向何处？而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文学之“源”又在哪里？对于研究者来说，打通中国文学传统与现代的脉络，寻绎文学古今演变之轨迹，是历史之必然。 一 近年来，“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这一研究方向已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学界出现了多篇论辩的文章，初步建立了相应的理念、思想、对象及方法的研究体系。许多学者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开始溯流而上，将研究视野扩展到古代文学领域，从而希望达到通古今之变的学术理想。就文体而言，在古今贯通方面取得较多成果的则以叙事文学尤以小说研究为多。如杨义《中国叙事学》旨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该著以小说叙事为主要研究对象，其视域涵盖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及当代的小说，从这些自古及今的小说作品中揭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所特有的叙事理论。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从叙事学理论出发,打通古今,探索中国传统叙事与现代叙事的脉络；王汝梅、张羽所撰《中国小说理论史》则勾勒了古代小说理论的发展演变,又对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小说理论进行了研究,揭示小说理论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化。也有前辈学者从小说史的角度对小说进行了古今通贯的研究。如郭箴一《中国小说史》梳理了中国小说从先秦至民国时期的发展脉络,更对新文学运动时期下的小说创作情况进行了关照。而张勇教授的《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又是一部就中国小说进行追源溯流、贯通古今的力作。 二 张勇教授打破了以时代为序的文学史撰写方式，继而以人物类型为核心，勾勒了一部自明清至现代的小说人物形象发展史。该书共五章，每章分别以一、两类人物为核心，分别梳理了古今小说中的庸师、劣生、恶棍、悍妻、弱夫、恋爱中的男女共七类人物形象。其中悍妻与弱夫组成一种婚姻模式，而恋爱中的男女则从爱情描写的视角形成了对立的人物组。诚如张勇教授所言：“这七类人物形象既贯穿在中国小说的古今演变中，构成了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的方面，同时也体现出发展性和变异性的方面，因而是一个研究中国小说的‘变’与‘不变’的较好视角。”[1]对于小说创作而言，人物、情节、环境是构成小说的三要素，而三者之间又以人物为之灵魂。故而，张勇教授以人物形象之视角来剖析中国小说之演进与发展，可谓是慧眼如炬，实是抓住了小说古今演变之命脉。 张勇教授对这七类人物形象发展史的研究，纵贯古今，重点分析了34部小说。张勇教授对这些小说人物进行研究时，既非站在古代文学的立场以“古”观“今”,亦非以现代文学为本位来以“今”溯“古”,也不仅仅是站在“近代文学”本位立场上进行“古”“今”的连通,而是超越了以上三个本位立场对明清以来的小说进行了“古今通观”。[2]这使得张勇教授的研究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 以庸师与劣生形象为例。自古以来，教育乃国之根本。中国作为礼仪之邦，在教育方面，相对于知识而言，更重视培养子弟高尚的品德。早在《尚书·舜典》中就记载，舜命令道：“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3]《大学》有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4]3《孟子·梁惠王上》言：“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养。”[4]204教育的最终目的便是培养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然而，在科举制度下，教育的成败直接关系到读书人及其家庭的荣辱、贫富及阶级地位之高下。当教育与经济、功名这些现实利益紧密联系时，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扭曲。在扭曲的教育体制下，读书人的心性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随着小说创作的兴起，作为教育主体的两类人物——教师与学生也进入了创作者的视野，在小说中刻画了一系列庸师、劣生甚至是“恶师”“恶生”的形象。 张勇教授选择庸师与劣生作为研究对象，勾勒了这一系列人物在古今小说中的发展演变，既体现了古今小说在人物形象选择方面的一致性，又体现了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同一类人物形象的变异性。张勇教授在研究中发现，古今小说对庸师形象的刻画始终“坚持了讽刺的风格与笔法，同时又体现出了多样化的讽刺形式与迥异其趣的美学效果，讽刺文学的传统在教师反面形象的描写中不但得到一贯的继承，而且被一再地发扬光大。”[5]63作者在回归文本、精读文本的前提下，对各类庸师、劣生的形象进行了细致深入地剖析，不仅关注不同历史时期小说创作对人物形象刻画的特色，更深刻分析这种形象塑造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文化心理，站在人性的高度，挖掘这些人物形象在“人性自我意识、人性本质、人类关系和道德尺度的深入拷问”。[5]63由此揭示出“这一人性探究的文学历史超越了古今的时空限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始终追问着人性善恶的向度。所以，教师反面形象的文学发展系列不但是一种特别的人文关怀的反映，而且也是贯穿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历程的一条重要线索。”[5]64 相对于古今小说中庸师形象“庸”与“恶”的绝对性，古今小说中的劣生形象其内涵更为丰富，因为在此一类人物形象中，“劣”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例如张勇教授认为宝玉的形象体现了“文化叛逆和文化反思”，他的劣行更反映出“文体专制的危害性，而其形象的颠覆性反转描写的恰是其个性的表现软弱与内在刚强的矛盾结合，透视的是文化、教育与人性的关系。”[5]140而《围城》中钱钟书对方鸿渐形象“反转性的描写寄托作者批评世道人心的良苦用心，方鸿渐个性的矛盾性和思考性针对的恰好是社会现象的丑陋和人性的失落。”[5]141将古今小说中劣生形象置身于人物形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进行观察、分析与反思，张勇教授成功地揭示了古今小说中劣生形象的复杂性。 再如“悍妻与弱夫”一章，自古以来，中国就视“夫妇”关系为社会人伦关系之首。《中庸》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6]故而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修身”、“齐家”，最后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齐家”是社会稳定发展的伦理基础。但是，封建社会的夫妇关系并非是平等的，而是绝对的夫权、男权制度。《仪礼·丧服·子夏传》曰：“妇人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7]尤其是宋明理学兴起之后，更将“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推崇到了极致。然而，在这种强势的男权统治下,在明清小说中却出现了一种与之完全背离的夫妻关系模式,即悍妻弱夫的婚姻模式。为何小说创作与现实思想有如此大的背离？这背后隐藏了怎样的创作理念？这种内容的小说创作是源于对生活真实的反映？还是体现了作者对现实无奈的反抗？张勇教授就此进行了深入精到的研究。 首先，他将这种悍妻弱夫的婚姻模式进行了概念的界定，认为悍妻弱夫的婚姻模式是中国最优秀小说中的“一大母题”，体现了“文化上的颠覆性”。接着张勇教授将明清以来描述悍妻弱夫婚姻模式的小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妻子具有强烈的色欲，而丈夫达不到妻子的理想状态而导致妻子出轨，造成婚姻的失败；第二阶段的特点是，妻子们是家庭夫妻关系中的施暴者或绝对权力者；第三阶段则表现妻子不忠的原因交织了性欲、爱情、自由、理想、财产等诸种因素。更确切地说，前两个阶段的悍妻弱夫模式的基本元素是“性与权力”，而现代阶段的基本元素则是“性基础上的爱情、自由和幸福”。张勇教授依然站在人性的高度，超越时空的局限分析古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冷静客观地审视处于不同历史时代、思想观念下的小说作者是如何塑造此类女性，并归纳其演进的轨迹。在对文本精读、对读之后，他认为古今 小说中悍妻弱夫婚姻模式中，对女性描写的“基本脉络是从生物性向精神性的演进，这说明从古代到现代，悍妻与弱夫婚姻模式的小说主题的确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中国小说从古代向现代转化的一个重要标志。”[6]321张勇教授对悍妻弱夫婚姻模式意义的揭示，说明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人物类型创作的演进体现了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其研究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就是小说史的撰写也可以从人物类型的流变角度来进行。从这一学术角度而言,张勇教授这一专著可以说是重构中国小说史的先锋之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及里程碑意义。 三 总的来说，张勇教授这部力作，站在人性的高度，对古今小说的七种人物类型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研究。正因为是站在人性的高度来分析古今小说中的人物，故而其对古今小说的研究可说是“古今通观”。他在对作品人物进行研究时，既尊重了原著创作时期的政治历史环境和社会文化心理，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能紧密结合时代背景，对特定时代下的小说创作手法、人物塑造的技巧，人物负载的意义皆进行了精辟的判断；更为可贵的是，张勇教授的这部专著又超越了各个时期特定的政治、历史、宗教、风俗等因素的局限，站立于人性的高度对古今小说人物形象的演变进行研究，其方法论上的意义与价值也不容小觑。在研究“古今文学演变”这一弘大课题时，我们到底该如何做才能达到“古今通观”的境界？我想，张勇教授的这部专著给了学界一个非常好的范例。 对于张勇教授的大著，我想还有一些需要仔细斟酌的方面。例如“恶棍”“恋爱中的男女”等内涵，与庸师、劣生、悍妻、弱夫并不在一个概念层面，其在社会体系中的角色并不明朗，单纯是一个性质判断（恶棍）或特定行为范畴（恋爱）下的词汇，并不能代表某一类社会特定群体。 另外，对于古今小说中的人物类型研究，先唐叙事作品包括史书、小说、杂传等也值得关注，在这些作品中可以追溯明清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之源头。例如，张勇教授专著中“恶棍”一章关于《儿女英雄传》中的纪献唐和《老残游记》中的刚弼，其人物形象之源头实可追溯到《史记·酷吏传》；而“悍妻”这一形象，《隋书·经籍志》著录有南朝宋时期虞通之撰写的《妒记》一书，是最早描写夫妻关系且以女性强势为内容的作品。该书虽已亡佚，但鲁迅《古小说钩沉》辑录了七则，可窥全豹。而悍妻形象在后世的描写，我觉得明代方汝浩所撰《禅真逸史》中尤氏这一形象已达到极致。该书第二十一回“窃天书后园遣将 破妖术古刹诛邪”描写尤氏将村名改为“雌鸡市”，召开“群阴会”，与村中女性立禁约共十条，一起约束男性的行为：一、禁嫖赌。二、禁凌虐正室。三、禁擅娶妾媵。四、禁狎昵婢仆。五、禁丧妻再娶。六、禁夫夺妻权。七、禁纵饮游戏。八、禁出入无方。九、禁妄贪富贵。十、禁不遵条约。[8]堪称最早的女权主义的宣言。以上数言，这是我在拜读张教授大作时进行的一点点延伸思考，既不成熟也不系统，借此机会就教于方家。 参考文献： [1]张勇.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导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6. [2]梅新林.“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学科范式的探索与建构[J].河北学刊,2006(5). [3]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三[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131.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张勇.中国小说古今演变研究举隅[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6]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3. [7]贾公彦.仪礼注疏：卷三十[M]//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106. [8]方汝浩.禅真逸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302-305.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 2016年10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