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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是继南朝之后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代，而就研究规模之大、研究范围之广而言，明代远在南朝之上。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成了明代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辨体”之风，承宋元而来，至明代而集其大成[1]。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多样，比如诗文评、选本、序跋、专论、类书等形式，此前，历代文体学批评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文评著作上，但是明代有所不同。明代文体学的成就、理论的创获与形式特点突出体现在一批兼选本和文体学著作于一身的文章总集之中。本文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这三部分别编纂于明初期、明中期和明末清初的文章总集为中心，探讨明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特色与贡献。 一“以体制为先”与“假文以辨体” “文章以体制为先”是宋人的说法[2]，但到了明代，差不多成为文学批评的一句口头禅，而“辨体”则是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关键词”。这种特色恰好表现在明代的文章总集中。《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三书的书名都标榜“辨体”，这恐怕不是偶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六“总集类总序”说：“文集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秀稗咸除，菁华毕出。”这是一般编纂总集的两个目的，但明代部分总集编纂的目的既不是“网罗放佚”，也不是“删汰繁芜”，而重在文体之辨。徐师曾《文体明辨·自序》中说：“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这句话说得最透彻，最有代表性。“假文以辨体”可以说是明代这类总集的一个突出的特色：目的是在“辨体”，而不是“选文”。主要从“辨体”的角度选取在文体史上有代表性的作品。有些“文不工”但有辨体意义的文章，也收录在内。而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作品，若非在文体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也就未必能人选。因此明代总集与此前的文章总集相比，文体学的意识特别突出。 吴讷(1372—1457)《文章辨体》五十卷[3]是明代较早开此“辨体”风气的总集。其《文章辨体·凡例》说“文辞以体制为先。古文类集今行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六十卷、姚铉《唐文粹》一百卷、东莱《宋文鉴》一百五十卷、西山前后《文章正宗》四十四卷、苏伯修《元文类》七十卷为备。然《文粹》、《文鉴》、《文类》惟载一代之作，《文选》编次无序……不足为法。独《文章正宗》义例精密……然每类之中，众体并出，欲识体而卒难寻考。故今所编，始于古歌谣辞，终于祭文，每体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共为五十卷。”吴讷主张“文辞以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重要性。他又批评历代总集的不足，或只收一代，所见文体不广；或编次无序，难见文体演变之迹；或归类过泛，难考众体异同。吴讷既有此种认识，自然要取诸家之长，而避其所短，以期对历代众多文体的源流演变有一个全面、清晰、综合的研究。 《文体明辨》[4]编撰者徐师曾(1510—1573)则认为，随着文章之学的发展，严于“辨体”是自然合理的趋势：“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自序》)此语透露出明人为何热衷于辨体的时代要求。徐师曾批评那些认为“文本无体，亦无正变古今之异”的说法，认为“夫文章之有体裁，犹宫室之有制度，器皿之有法式也。……苟舍制度法式，而率意为之，其不见笑于识者鲜矣，况文章乎？”(同上)该书的编撰宗旨就是“假文以辨体”(同上)。徐师曾主张不但文各有体，而且文体有古今正变之别。 明末的贺复征显然是有意接踵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并在二书基础上加以扩展而成，另编《文章辨体汇选》的[5]，这从书名即可以看出来。因此，在文体分类、选文、编纂体例上，《文章辨体汇选》都明显吸收了吴、徐二书的成果，而规模更浩大，收罗更宏富[6]。此书收录先秦至明末(个别清初)经、史、诸子、百家、山经、地志等各体文章，类聚区分，合一百三十二类，七百八十卷。规模之巨大，甄录之广博，为历来总集所罕见。 当然，也不光是标明“辨体”的总集才重视辨体。明初高棅《唐诗品汇》也是通过辨别诗体来推崇诗学理想的。《唐诗品汇》全书“校其体裁，分体从类”(《总叙》)，包括五古、七古(附长短句)、五绝(附六绝)、七绝、五律、五排、七律(附七排)等七个部分。高棅之所以分体编排，显然是为了便于“别体制之始终，审音律之正变”，是辨体意识在体例安排上的体现。《历代叙论》引殷璠语：“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有雅体、野体、鄙体、俗体。编记者能审鉴诸体，委详所来，方可定其优劣，论其取舍。”可见，审鉴体制是定优劣、论取舍的前提。 明代有些总集在辨体方面比较特别。王志坚(1576—1633)所编《四六法海》十二卷[7]，分体编排，该书辨体的重点不是各体文章的起始之作，而是这种文体最早出现骈俪化倾向的作品，所以其辨体是在古骈之变。如敕托始于宋武帝《与臧烹敕》，诏托始于沈约《劝农访民所疾苦诏》，表托始于陆机《谢平原内史表》，章托始于沈约《为晋安王谢南兖州章》，书托始于魏文帝《与吴质书》，七托始于曹植《七启》等。四库馆臣称所列这些作品“大抵皆变体之初，俪语散文相兼而用”，颇中肯綮。馆臣对明代文章选集评价不高，但对此书颇为赞赏，称王书“俾读者知四六之文，运意遣词，与古文不异，于兹体深为有功”，又谓此书“虽为举业而作，实则四六之源流正变，具于是篇矣，未可以书肆刊本忽之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 明人总集的着眼点大多在于辨体，最终目的却是通过辨体而推崇某种理想。中国古代文体论的一个传统，就是在文体谱系之中，文体是有等级差别的，它取决于文体的正变高下。明人的文章总集有集大成的倾向，但在复古思潮占据文坛的明代，强调文体的古今正变也是明代总集的一个显著特色。 彭时《文章辨体序》高度评价吴讷《文章辨体》：“辨体云者，每体自为一类，每类各著序题，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确，一本于先儒成说，使数千载文体之正变高下，一览可以具见，是盖有以备《正宗》之所未备而益加精焉者也。非先生学之博、识之正、用心之勤且密，宁有是哉！”《文章正宗》选文标准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制则“本乎古，而指近乎经者”，因此，一切骈偶声律之作，皆屏弃不录。《文章辨体》深受《文章正宗》影响，把一切古体视为文章之正，把一切骈偶声律之作视为变体，归入“外集”，附于正体之末，表现了明代复古思潮对吴讷文体论的影响。徐师曾《文体明辨》把文体分别系之正选与附录，在这方面，他受到吴讷的影响，但彼此的文体观念同中有异，异中有同。《文章辨体》把连珠、判文、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等文体作为附录，而《文体明辨》则把它们列入正编，相比而言徐师曾的文体观念较为开明。《文体明辨》的附录文体，绝大多数是游戏、娱乐与宗教方面的内容，这些文体与正选的文体相比，在当时社会生活的实际运用中，确实是比较次要的、非主流的文体，所以徐师曾把这些文体列入“附录”大致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符合实际的。但是“词”是唐宋以后最为普及与发达的文学文体之一，徐师曾仍把它作为“诗余”而列入“附录”，而当时盛行的南北曲甚至在“附录”中也没有位置，可见徐师曾仍然比较正统，与吴讷并无本质差别。 《文章辨体汇选》虽不像《文章辨体》、《文体明辨》分内集、外集或正编、附录，但全书的编纂，始终贯穿着明古今、严正变的宗旨，同一文体则以古代即传统的体制为正体，后起的体制为变体，特殊的体制为别体，崇古卑今的观念很明显。此外又有古体、近体、散体、律体、骈体、唐体、宋体之分。这些概念，实际上也都渗透着明古今、严正变的意识。 二序题：一种流行的批评方式 从文学批评形式来看，序题形式盛行于整个明代，是明代最有特色、影响最大的批评方式之一。“序题”不但是明代总集编纂的流行方式，也成为明清乃至现代学术界所重视的一种批评文体。作为一种批评形式，“序题”之名，始于明代。序题是指在文章总集中，编者对各种文体渊源流变与文体特色的阐释。刘勰提出“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雌龙·序志》)，差不多成为后代文体学研究的不二法门。刘勰所标示的这种系统的文体学研究方法，一般是为诗文评著作所采用，但是明人却运用在文章总集之中的序题方式，并形成一种传统。明人的总集把序题与文选结合起来，更为具体地体现了文体的分类、渊源流变与体制，并且成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学研究方法和普遍的研究风气，这也是对文体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序题形式与一般专著专论不同之处，就在于它“假文以辨体”，为读者提供了可供揣摩的文体文本。序题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要结合所选的作品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吴讷《文章辨体·凡例》说该书“每类自为一类，各以时世为先后”，这也是明人总集的基本体式。所以如果把明人总集中每种序题与文选结合起来，其实就是一部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简史。 关于“序题”一词，此处须略加辨说。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于北山校点《文章辨体序说》、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此后，学术界都把此类文字称为“序说”，但是明人用另一个专门的术语即“序题”来称这种形式。《文章辨体·凡例》说：“仍宋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录于每类之首，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彭时《文章辨体序》也称：“辨体云者，每体自为一类，每类各著序题。”程敏政《明文衡》卷五六“杂著”特收《文章辨体序题》，可见无论是作者还是当时论者，都称这种形式为“序题”。所以，我认为目前学术界流行“序说”一词，似不如直接用明人所用“序题”一词。 总集文体“序题”传统远可追溯到魏晋，如挚虞《文章流别集》，近可追溯到宋元，如宋代真德秀《文章正宗》把文体分为四大类，每类都有小序；元代祝尧《古赋辨体》把赋分为楚辞体、两汉体、三国六朝体、唐体、宋体，于每体之前各有一序，论述其源流演变及特征[8]。但挚虞《文章流别集》已散佚，而宋元文章总集的文体序题，毕竟是个别的，也谈不上系统。在总集中对文体分类加以系统序题的风气始于明人，这种风气在明初已经出现。高棅《唐诗品汇》的“叙目”，详细论述各体诗歌的起源，唐前发展状况以及唐人的继承、开拓和衍变，从而达到“别体制之始终”的目的。由于《唐诗品汇》在明代有重要地位，自然对后来的总集产生巨大影响。明宋绪编《元诗体要》十四卷[9]，选录元一代之诗，分为三十七类[10]，其文体学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每一类体裁，都有简短的序题，概述此种文体的发展流变、体制特征以及各体诗歌的选录标准等，例如：“七言古体：七言古诗从张衡《四愁诗》来，变柏梁体耳。唐初王子安《滕王阁诗》、宋之问《明河篇》，语皆未纯。至王、岑、李、杜，方成家数。是编凡清壮奇丽，雄深浑厚，其音律皆足以为法者取之。”(《元诗体要》卷二)他的序题，较多吸收了宋代以来文体学研究的成果，同时在选诗标准上表现了个人的文体学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诗体要》是较早将序题与选诗合为一体的诗歌总集。 《元诗体要》毕竟还只是诗歌一体，就文章总集而言，真正对明代总集形成序题风气起重要作用的是吴讷《文章辨体》。序题在《文章辨体》中已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并广泛运用于论述各体文章中。此后徐师曾《文体明辨》、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等，不论在宗旨、体例还是具体内容上，都明显受到《文章辨体》的启发和影响。吴讷《文章辨体·凡例》说：“仍宋先儒成说，足以鄙意，著为序题。录于每类之首，庶几少见制作之意云。”此语很精粹地概括出明人文体“序题”的内容和形式特点。其序题置于每类文体之前，先是广泛征引《说文解字》、《文心雕龙》、《文章缘起》、《文章正宗》、《宋文鉴》、《古赋辨体》以及当代人的相关论述，又申以己意，将继承与创新较好地结合起来。如“记”的序题： 《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 西山曰：“记以善叙事为主。《禹贡》、《顾命》，乃记之祖。后人作记，未免杂以议论。” 后山亦曰：“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 窃尝考之：记之名，始于《戴记》、《学记》等篇。记之文，《文选》弗载。后之作者，固以韩退之《画记》、柳子厚游山诸记为体之正。然观韩之《燕喜亭记》，亦微载议论于中。至柳之记新堂、铁炉步，则议论之辞多矣。追至欧、苏而后，始专有论议为记者，宜乎后山诸老以是为言也。 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日月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至若范文正公之记严祠、欧阳文忠公之记昼锦堂、苏东坡之记山房藏书、张文潜之记进学斋、晦翁之作《婺源书阁记》，虽专尚议论，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为体之变也。学者以是求之，则必有以得之矣。 “记”作为独立成熟的文体，是比较晚近的，所以“《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徐师曾《文体明辨·记》)。吴讷正是重在总结唐以后的“记”体体制，以补萧统、刘勰等早期文体学家之未及。他在引用了潘昂霄《金石例》、真德秀(西山)、陈师道(后山)的相关论述后，对“记”这种文体的起源、内容、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发展变化作了综合论述，认为“记”以叙事为主是正体，以议论为主是变体，但这种变体并不影响其价值。所言有史述有论断，可谓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内容之丰富，立论之精当，超过了此前任何一家。陆深亦称此书“号为精博，自真文忠公《正宗》之后未能过之”(《俨山外集》卷一〇《溪山余话》)。后来徐师曾《文体明辨》、朱荃宰《文通》[11]、贺复征《文章辩体汇选》中关于“记”的论说，基本是引用或隐括吴说而稍加发挥或补充，从中可以看出吴书的影响。 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文体序题数量大增，有些序题是自创的，有些则是在《文章辨体》的基础上发展的。如《文章辨体·判》论判从唐判开始，而徐师曾则引用字书，阐明“判”的本义，追溯先秦汉代判狱的形态，还把判文分为十二类，其立论基于吴讷，但分类与分析更为细密，颇有自己的见解。徐师曾的序题多引前人文体理论，又有所辨正和发展。如“论”引用字书与刘勰的话，又加以辨证： 按刘勰之说如此。而萧统《文选》则分为三：设论居首，史论次之，论又次之。较诸勰说，差为未尽。唯设论，则勰所未及，而乃取《答客难》、《答宾戏》、《解嘲》三首以实之。夫文有答有解，已各自为一体，统不明言其体而概谓之论，岂不误哉？ 然详勰之说，似亦有未尽者。愚谓析理亦与议说合契，讽(讽人)寓(寓己意)则与箴解同科，设辞则与问对一致；必此八者，庶几尽之。故今兼二子之说，广未尽之例，列为八品：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有评议、述赞二体)，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曰寓论，八曰设论，而各录文于其下，使学者有所取法焉。其题或曰某论，或曰论某，则各随作者命之，无异义也。 他对于《文心雕龙》与《文选》关于论的分类都提出不同的看法，又把论进一步分为“八品”即八细类。《文体明辨》的文体序题可称是古代文体分类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也是在《文章辨体》基础上加以补充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谓此书“以吴讷《文章辨体》所收未广，因别为搜讨，上自三代，下逮明末，分列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每体之首，多引刘勰《文心雕龙》及吴讷、徐师曾之言，间参以己说，以为凡例”。该书每类文体前的序题，存录了历代文体论方面的大量资料，同时也表现了编者本人的文体观念，具有相当高的文体史料价值。所引前人资料，更为广博，其中又以引刘勰、吴讷、徐师曾最多。如卷四八“状”类引刘勰语、卷五一“约”类引徐师曾语、卷四四一“问对”类引吴讷语等。编者序中只引一家之说，表明赞同其意见。若征引数家之说，则表明各家所见互有异同，可互相发明、引申、补充。如果有异议或补充，则在序末以“复征曰”申述己意。如卷一二五“表”类在引用吴讷的解说后，又参以己意：“复征曰：按表有三体，分而别之，一曰古体，二曰唐体，三曰宋体。学者宜有以考云。”表示对吴讷的补充。又如卷四三五“解”类在引用了刘勰、吴讷的意见后加以按语：“复征曰：《文选》以七为一体，固非。前说以七人解，亦欠妥。”这表明编者对“解”的看法，与前人有较大差别。大凡贺复征加上按语的地方，都表现了他对文体的分类、特征、源流演变等方面的独特看法，值得重视。 除了《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之外，明代还有不少总集采用序题的方式，如黄佐(1490—1566)撰《六艺流别》二十卷[12]，黄溥编《诗学权舆》二十二卷[13]，周珽(约1507一1588)辑注、陈继儒批点《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六十卷[14]等总集都有序题。其中尤其是黄佐《六艺流别》一书的序题非常值得注意，黄佐的序题涉及一百五十多种文体，数量最为可观。在每种文体前都有小序，对各类文体及相互联系作简要说明，并解释选文标准，这些小序具有相当高的文体学价值。四库馆臣说黄佐“在明人之中学问最有根柢”[15]，尽管把该书列入“存目”，但认为其“分类编叙，去取甚严[16]，黄佐学术精深，其序题也很有见地。如“题辞”一体的序题： 题辞：题辞者何？题诸前后，提掇其有关大体者，以表章之也。前日引，后日跋。须明简严，不可冗赘。后世文集有“读某书”及“读某文”，“题其前”或“题其后”之名，皆本赵岐《孟子题辞》也。[17] 黄佐以赵岐《孟子题辞》作为“题辞”文体之起源，包括后世的题跋文体，颇有价值。《六艺流别》的编成与刊刻都早于《文体明辨》，惜历来不受注意。 三文体分类：集大成与新开拓 明人许多总集编纂的目的在于辨体，其辨体不但朝细密周全的集大成方向发展，而且有较大的开拓。这是明代文体分类学上的一个特点。值得注意的有两个方面：一、唐、宋以后，出现大量新文体，包括传统与民间、杂体与运用性文体、雅文体与俗文体都被明人总集所收罗殆尽。二、挖掘和总结出传统文体分类学视野之外的大量的早期文体或文体形态，这方面尤其重要。 吴讷《文章辨体》采辑前代至明初诗文，分体编录，大旨以真德秀《文章正宗》为蓝本，分古今各种文体近六十种，分别为古歌谣辞、古赋、乐府、古诗、谕告、玺书、批答、诏、册、制、诰、制策、表、露布、论谏、奏疏、议、弹文、檄、书、记、序、论、说、解、辨、原、戒、题跋、杂著、箴、铭、颂、赞、七体、问对、传、行状、谥法、谥议、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记、埋铭、诔辞、哀辞、祭文等五十大类。另有《外集》收录连珠、判、律赋、律诗、排律、绝句、联句诗、杂体诗、近代曲词等九类，共计五十九类。其中某些大类之下又分子目，如“古赋”以时代先后分楚、两汉、三国六朝、唐、宋、元、国朝诸体；“乐府”分郊庙歌辞、恺乐歌辞、横吹曲辞、燕飨歌辞、琴曲歌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古诗分四言、五言、七言、歌行等。与此前的文体学著作相比，《文章辨体》的类别显然增多了。吴讷是在总结唐宋以来古文家创作实践的基础上扩大文体分类的，如确立了唐宋以后新兴的文体“原”、“解”、“判”等体裁，丰富了文体的类别。 徐师曾《文体明辨·自序》说该书：“大抵以同郡常熟吴文恪公讷所纂《文章辨体》为主而损益之。《辨体》为类五十，今《明辨》百有一；《辨体》外集为类五，今《明辨》附录二十有六。”可见《文体明辨》是在吴讷《文章辨体》基础上编撰的一部文章总集，全书所列文体种类正编有一百零一种，附录有二十六种，共一百二十七种。如果仅统计其大类的话，大致有以下文体： 正选：古歌谣辞、四言古诗、楚辞、赋、乐府、五言古诗、七言古诗、杂言古诗、近体歌行、近体律诗、排律诗、绝句诗、六言诗、和韵诗、联句诗、集句诗、命、谕告、诏、敕、玺书、制、诰、册、批答、御札、敕文、铁券文、谕祭文、国书、誓、令、教、上书、章、表、笺、奏疏、盟、符、檄、露布、公移、判、书记、约、策问、策、论、说、原、议、辩、解、释、问对、序、小序、引、题跋、文、杂著、七、书、连珠、义、说书、箴、规、戒、铭、颂、赞、评、碑文、碑阴文、记、志、纪事、题名、字说、行状、述、墓志铭、墓碑文、墓碣文、墓表、谥议、传、哀辞、谏、祭文、吊文、祝文、嘏辞 附录：杂句诗、杂言诗、杂体诗、杂韵诗、杂数诗、杂名诗、离合诗、诙谐诗、诗余、玉牒文、符命、表本、口宣、宣答、致辞、祝辞、贴子词、上梁文、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表、青词、募缘疏、法堂疏 以上文体又可能包括系列下属文体。比如“古歌谣辞”就包括“歌、谣、讴、诵、诗、辞、谚”，“赋”又包括“古赋、俳赋、文赋、律赋”，可见此书所涉及的文体实际上要远远超出其目录所列的数量。《文体明辨》所录的文体大致是在《文章辨体》基础上增减的。如《文章辨体》哀祭类文体有诔辞、哀辞、祭文三类，而《文体明辨》则增为哀辞、诔、祭文、吊文、祝文、嘏辞六种。又如释道类文体道场榜、道场疏、功德疏、青词、募缘疏、法堂疏等，均为《文章辨体》所未有。《文体明辨序》说：“至于附录，则间巷家人之事，俳优方外之语，本吾儒所不道，然知而不作，乃有辞于世。若乃内不能辩，而外为大言以欺人，则儒者之耻也。”徐师曾认为，对这些文体，可以“知而不作”，但不可不知。《文体明辨》收录了宋代以后社会与民间流行的各种俗文体，包括宗教文体，如致辞、祝辞、贴子辞、上梁文、乐语、右语、道场榜、道场疏、表、青词、募缘疏、法堂疏等。这是《文体明辨》与《文章辨体》在文体收录方面的最大区别。《文体明辨》把《文章辨体》之五十余种文体扩充至一百二十余种，远比《文章辨体》详赡，显示出中国古代文体的丰富性，在文体分类学上有重要意义。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文章学的文体分类基本是按《文选》所设置的文体框架而展开的。这个理论框架是在当时文笔之辨的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在传统的经、史、子、集之中，唯青睐“集”，而基本不顾及经、史、子部。明代文体学把经、史、子、集都置于视野之内，发现和总结出大量文体或“前文体形态”，大大丰富了文体分类的内容，而且更为符合中国古代文章学的实际情况。 黄佐的《六艺流别》就是为了补《文选》之阙佚，凡是《文选》所选过的，它一概不选。此书收录文体有一百五十多种(其中十二类为附属类，有文体小序而无范文)，在明代文章总集中涉及文体最多。《六艺流别》是一部特色鲜明的选本，它从文本六经的观念出发，首次以选本的形式把古代的基本文体形态分别系于“诗”、“书”、“礼”、“乐”、“春秋”、“易”之下，形成六大文体系列，重新建构了一个中国古代文体庞大的谱系。该书完全按照这种“文本于经”的思想来编排。其目录所标的文体系统，极为简明清晰： 诗艺：谣、歌 谣之流其别有四：讴、诵、谚、语 歌之流其别有四：咏、吟、叹、怨 诗之流不杂于文者其别有五：四言、五言、六言诗、七言诗、杂言(附：离合、建除、六府、五杂组、数名、郡县名、八音) 诗之流其杂近于文者而与诗丽者其别有五：骚、赋(附：律赋)、词、颂、赞(附：诗赞) 诗之声偶流为近体者其别有三：律诗、排律、绝句 书艺：典、谟 典之流其别有二：命、诰 谈之流其别有二：训、誓 命训之出于典者其流又别而为六：制、诏、问、答、令、律 命之流又别而为四：册、放、诫、教 诰之流又别而为六：谕、赐书(附：符)、书、告、判、遗命 训誓之出于模者其流又别而为十二议、疏、状、表(附：章)、笺、启、上书、封亭、弹助、启事、奏记(附：白事) 训之流又别而为十：对、策、谏、规、讽、喻、发、势、设论、连珠 誓之流又别而为八：盟、檄、移、露布、让、责、券、约 礼艺：仪、义 礼之仪义其流别而为十六：辞、文、茂、铭、祝、诅、祷、祭、哀、吊、诔、挽、碣、碑、志、墓表 乐艺：乐均、乐义 乐之均义其流别而为十二：唱、调、曲、引、行、篇、乐章、琴歌、瑟歌、畅、操、舞篇 春秋艺：纪、志、年表、世家、列传、行状、谱牒、符命、叙事、论赞 叙事之流其别有六：叙、记、述、录、题辞、杂志 论赞之流其别有六：论、说、辩、解、对问、考评 易艺：兆、繇、例、数、占、象、图、原、传、言、注 假如从文体发生学来看，把中国古代文体基本形态的渊源一一归之于六经，显然有简单化和“附会牵强”的不科学之处。但从文体分类学的角度来看，《六艺流别》仍有某种创新的思想。文体发展到明代，数量极多，黄佐意在对这些复杂纷纭的文体，总其类别，以简驭繁，起纲举目张之用。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一谓黄佐之治学“以博约为宗旨”，《六艺流别》也反映出这种以博返约的学术精神。黄佐在《六艺流别序》中引用董仲舒的话：“《诗》道志，故长于质。《书》著功，故长于事。《礼》制节，故长于文。《乐》咏德，故长于风。《春秋》司是非，故长于治。《易》本天地，故长于数。”(《明文海》卷二一九)黄佐根据这种理论，强调六经的不同功能与影响。在他的文体谱系中，六经的功能已经被抽象化与模式化不《诗》“道性情”，“诗艺”主要包括诗赋文体；《书》“道政事”，“书艺”主要包括公文文体；《礼》主“敬”，“礼艺”主要包括礼仪文体；《乐》主“和”，“乐艺”主要包括音乐性文体[18]；《春秋》主“名分”，“春秋艺”主要包括叙事与论说文体；《易》主“阴阳”，“易艺”主要包括术数类文体。这样看来，他的所谓“六艺流别”，本质上是从文体功能出发，创造出一套新的文体分类法，这是有其合理性与创新性的。明代以文体为核心的文章总集不少，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辩体汇选》等，但如果就其理论的独创性与系统性而言，则无出黄佐此书之右者。 《六艺流别》的分类对于研究先秦文体的作用尤大。中国古代的文体分类学，大体所根据的是南北朝以后的文体，大量在先秦时代的文体形态与泛文体(有些还是口头形态)，在后代已不再存在，或者已改变形态。正如章太炎所说：“文章流别，今世或繁于古，亦有古所恒睹，今没其名者。”[19]如先秦时代的“让”，原来是运用性的口头文体，在后代已演变成其他专门的文章文体了。所以一般的文体学著作像《文体明辨》是不把它作为文体的。但是从先秦的文献看，这是当时傅用相当频繁的形式。黄佐谓： 让者何？责人而巽与之言，先人后己。《国语》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是也。《字通》作“攘”，盖人心从逆，道先王之成宪以禁止之。凡天子柔远人、怀诸侯，与诸侯列国兵争而为文告之辞，必自威让始。《文心雕龙》日：“齐桓征楚，告菁茅之阙；晋厉伐秦，责箕郜之焚。”详其意，又檄文萌矣。(《六艺流别》卷一二) 黄佐从《左传》中选出《襄王逆政之让》、《定王问鼎之让》、《管仲伐楚之让》、《展喜犒师之让》、《孔子夹谷之让》。又如《六艺流别》所收录的讴、诵、语、诅、祷、兆、繇、例、数、占、象、图、原、传、言、注这些早期文体形态也是文体学上非常少人注意到的。 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也是有意突破《文选》的框架。从萧梁时的《文选》开始，下至《文苑英华》、《唐文粹》、《文章正宗》，直至明代《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著名总集，虽以“文”命名，实际都兼收诗赋，且诗赋在全书中多占有重要位置。而《文章辨体汇选》煌煌七百八十卷，立一百三十二体，却不录诗赋类，显然是把诗赋排除在文章之外的。可见其文章内涵，正是以叙事、说理、议论为主的实用性文体，而不包括以缘情体物为主的诗赋在内。这在明清文章总集中是相当独特的。《文章辨体汇选》另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大量选入先秦和两汉史传文章。《文选序》在谈到选文原则时，明确把史类作品排除在“篇翰”之外。此后历代总集，大多接受《文选》的分类法，将史著排除在文章之外。至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这种界限才开始打破，然而，所收史传之文，量还不大。《文章辨体汇选》则大量收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籍之文。如仅仅传记类，就录《左传》十四卷，《史记》十七卷，《汉书》/又卷，《后汉书》、《三国志》等也收录不少。而本纪、实录、仪注、书志、世表等本来仅仅见于史籍的文章，也被大量收录，并各自成为众多文体中的一类。要之，史书中的篇什，在《文章辨体汇选》中占了相当大的分量。这在历代总集中也是非常罕见的。 《文章辨体汇选》规模浩大，收罗宏富。大类之下，往往又根据不同的特点或使用场合，分若干小类。如卷三九〇“论”类下又设八类：“一曰理论，二曰政论，三曰经论，四曰史论，五曰文论，六曰讽论，七日寓论，八曰设论。”卷四八三“传”下又分七品：“一曰史传，二曰私传，三曰家传，四曰自传，五曰托传，六曰寓传，七曰假传。”而卷二八一“序”下竟分为经、史、文、籍、骚、赋、诗、集、政、学、志等三十余子类。这些都反映出明人对文体的分辨越来越细致，越来越严密。吴讷把文体分为五十九类，徐师曾增至一百二十七类，贺复征又增至一百三十余类。如果仅从绝对数量上来看，贺书与徐书相较，差别不大。但徐书中有诗赋类二十五种，而贺书不收诗赋。因此，就文类而言，贺书新增了三十类。其中有些是细分，如徐书把奏对、奏启、奏状、封事、弹事等归入“奏疏”类中，而贺书则都单独列类，徐书中“纪事”类，贺书析为“纪”和“纪事”两类；有些是新立，如九锡文、日记、故事、品、榜、训、篇、寿辞、本纪、实录、仪注、世表、史传、世谱、年谱等。这样分也许失于烦琐，然而，它表现了明人试图认识文体之间细微差别的意识。在所分文体中，凡涉及前人没有解说的，或作者新设立的，因无复依傍，往往自为解说。如卷二八“九锡文”类是贺复征新立的，作者解说这种文体得名之由和风格特征：“按《说文》：‘锡，与也，赐也。’《易》云：‘王三锡命，开国承家。’人臣至册以九锡，此乃奸雄篡窃所由始，而非国家之利矣。然其文必典雅闳肆，极其铺张，录之以存一体。”揭示了“九锡”类文的起源、性质和文体风格。又如卷六三九“日记”类：“复征曰：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始于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至萧伯玉诸录而玄心远韵，大似晋人，各录数段以备一体。”“日记”也是新立的文体，贺复征揭示了这种体裁随意命笔而委曲备至的优长，并列举了代表作家和作品。四库馆臣对《文章辨体汇选》编者用力之勤、收罗之富，以及在保存文献上的功绩，给予了较高评价，以为“坠典秘文，亦往往有出人耳目之外者。且其书只存抄本，传播甚稀，录而存之，固未始非操觚家由博返约之一助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一九亦言：“自《文苑英华》以来，总集之博未有如是书者，亦著作之渊海也。”其实，《文章辨体汇选》的编纂宗旨、体例、性质乃至存在缺点都和《文章辨体》、《文体明辨》非常相近，《四库全书》将吴、徐二书列入“存目”而把《文章辨体汇选》选入正编，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把它作为历来“总集之博”者的代表吧。 四综论：特色与影响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与学术史上，明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价值基本上是被忽视的。清人对于明人学明代文章总集与文体学术的歧视与轻蔑往往导致在文学批评上的某种偏颇。在清人编纂的最具权威性的《四库全书》中，吴讷《文章辨体》、黄佐《六艺流别》、徐师曾《文体明辨》等几部明人重要的文章总集都被列入“存目”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基本没有看到明人总集在文体学上的成就与贡献，相反，求全责备的苛刻之论很多，集中反映在对其文体分类的批评上。 的确，由于明人总集追求文体齐备，所以有时不免繁杂之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它们有“治丝而棼”的毛病(卷一九二《文体明辨》)，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对于清人的批评，有必要略加辨析。明人总集分类上的缺陷固然与编者本人的学术观点相关，但与中国古代文体本身的复杂性与传统文体分类标准的多元化也有很大关系，四库馆臣本身也难免此病[20]。另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批评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接受。如四库馆臣批评吴讷《文章辨体》说：“今观所论，大抵剽掇旧文，罕能考核源委，即文体亦未能甚辨。如内集纯为古体矣，然如陆机《文赋》、谢惠连《雪赋》、谢庄《月赋》，已纯为骈体，但不隔句对耳。至骆宾王《讨武曌檄》，纯为四六，而列之内集；又孔稚珪《北山移文》，亦附之古赋，是皆何说也？……其余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一)馆臣所指出的问题当然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细读《文章辨体》的话，可以看出吴讷采用这样的分类是有自己的思考的，而不至于像四库馆臣所批评的那样“漫无别裁”的“愦愦”不堪。《文章辨体》的内集、外集是从文体而不是从语体上去区分的。除了唐代科举考试的律赋之外，赋作都列在内集。编者并不是不知六朝的赋有骈俳之习。在“古赋”三之“三国六朝”条即有此语：“建安七子，独王仲宣辞赋有古风，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可见四库馆臣所批评的，吴讷已指出了。又因该书以文体分内集、外集，所以檄文在内集，这也正是“骆宾王《讨武曌檄》，纯为四六，而列之内集”的原因。另外，四库馆臣批评该书把孔稚珪《北山移文》亦附之古赋的做法，也是因为该书没有把移文当作一体之故。《文章辨体》在文体分类上出现的许多问题与它把文体分为内集和外集有关。四库馆臣把《文章辨体》列入存目，而却把在此书基础之上编纂的《文章辨体汇选》列入正选，取舍未免失当。 明人总集在文体学上的特点和贡献是值得重视的。明代总集与此前的文章总集相比，“以体制为先”、“假文以辨体”的文体学意识特别突出。明人许多总集编纂总结了唐、宋以后出现的大量新文体，同时又突破了《文选》所设置的文体框架，把经、史、子、集都置于文体学视野之内，挖掘和总结出大量早期文体或文体形态，在文体分类学上取得了集大成与新开拓并举的成就。明人严于辨体、强调文体古今正变的意识，当然是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表现。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辨体”常被指责为形式主义。其实，严于“辨体”的本质是突出文体的个性与品格，强调文体的古今正变有利于考察审美趣味的历史演变。自宋代以来至明清，性灵论者强调人各有体，辨体论者强调文各有体[21]。表面看来两者似乎成水火之势，其实是相克相生，所争不同，而殊途同归曹它们的追隶最终都是指向文学作品审美的多样化与丰富性。 虽然学术界在理论上忽视明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价值，但实际上，明代文章总集的编纂与序题形式，集中反映了明代文学批评界的“辨体”之风与集大成的特色，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影响最大的文体批评。这里我们仅以《文章辨体》、《文体明辨》二书“序题”被“转载”的情况为例，来看明人总集的“影响因子”。程敏政《明文衡》卷五六“杂著”特收《文章辨体序题》，此前，文章总集中收录这种文体序题也是很少见的。明人唐顺之《稗编》卷七三收录吴讷《文章辨体二十四论》，卷七五又收《文章辨体序题》。吴楚材辑《强识略》卷一九《文章》差不多收录全书序题。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渊鉴类函》“文学部”多处引用《文章辨体》的序题。《文体明辨》的“序题”在明清两代也颇有影响。贺复征编撰《文章辨体汇选》，清王之绩《铁立文起》[22]对《文体明辨》序题多加采录。清人陈枚《凭山阁增辑留青新集》[23]卷四之《古学辨体》辨明一百多种文体，基本采用了《文体明辨》之说。清人方熊作《文章缘起补注》[24]主要是取材于《文体明辨》的序题。清人曹本荣所编《古文辑略》[25]，各体前都引《文体明辨》的序题。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文学部”引用《文体明辨》的序题极多，《渊鉴类函》“文学部”对《文体明辨》亦有所引用。在现代由于《文章辨体》与《文体明辨》的序题部分被整理出来，其影响不言而喻。可以不夸张地说，明代文章总集序题的文体学思想，已经成为明清以来知识界一种普遍的“知识”[26]。 总而言之，明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思想在明清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注释： [1]参考拙作《中国古代文体风格学的历史发展》，《中山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 [2]王应麟《玉海》卷二〇二引倪正父语。 [3]《文章辨体》的版本，常见的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1册，据吉林省图书馆藏明天顺八年刻本。另《续修四库全书》第1602册，内集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外集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天顺八年刻本影印。“存目”与“续集”两种虽皆标“天顺八年刻本”，但实不同。两书各有漫漶处，可以互校。续修四库本的可辨度更高些，但也有一些问题，如把原版《文章辨体》卷四九之十一页误拼成卷二九之十一页(见第1602册，第651页)。 [4]《文体明辨》编成于隆庆四年(1570)，徐师曾《文体明辨》自序写于万历元年(1573)，所以此书的印行当在1573年或稍后。据《中国善本书目》，《文体明辨》主要存世版本亮明万历游榕铜活字印本、明万历十九年赵梦麟刻本、明抄本、明崇祯十三年(1640)沈芬沈骐笺刻本等。现在该书最易见本为《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310—312册)，它是据北京大学图书馆所存万历年间“归安少溪茅乾健夫校正、闽建阳游榕制活板印行”本影印的。 [5]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文章辨体汇选》。《文章辨体汇选》书成后，流布不广。四库馆臣当时所见，也只是传播甚稀的抄本，该书收入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2—1410册。 [6]本文关于《文章辨体汇选》一书，采用吴承学、何诗海《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部分内容。 [7]《四六法海》易见本，有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4册。 [8]从吴讷《文章辨体》的书名可以看到《古赋辨体》的痕迹，其“序题”的形式也借鉴于此书，另外他对赋的分类与叙说，几乎全取此书，足见其影响之深。 [9]根据《中国善本书目》，《元诗体要》有明宜德八年(1433)刻本、明正德十四年(1519)刻本、清嘉庆三年(1798)刻本等。现在比较常见的版本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2册。 [1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九称此书分为三十六体，不确。 [11]朱荃宰《文通》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713、1714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18册收录，均据明天启六年刻本影印。 [12]该书编成于明嘉靖十年(1531)，刻成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常见的版本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00册影印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嘉靖年间欧大任校本和香港大学图书馆藏明代嘉靖四十一年宝书楼刊本，两种版本略有不同，后者有黄佐的自序，而前者没有。另有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影印康熙重刊本。此文采用拙作《黄佐的<六艺流别>与“文本于经”的思想》(香港大学2006年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未刊稿)的部分内容。 [13]《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92册。 [14]《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今有清华大学图书馆藏明祟祯八年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25、26册据以影印。 [15]《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七二《泰泉集》。 [1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九二《六艺流别》。 [17]《六艺流别》卷一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0册，第459页。 [18]刘勰、颜之推与郝经等人主张文本于经，但都没有把《乐》列入其中。黄佐特别把《乐》列入文章本源之一，可见他对音乐性文体的重视。 [19]《国故论衡·辨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20] 参见吴承学、何诗海(《四库全书总目》与文体学思想》)，《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21]可参见拙作《辨体与破体》(《文学评论》1991年第4期)、《从破体为文看古人审美的价值取向》(《学术研究》1989年第5期)。 [22]《铁立文起》常见有清康熙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1册据以影印。 [23]载《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54—55册。 [24]载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8册《文章缘起》一书中。 [2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7一392册。 [26]明清以来，官修、私修的类书都收录大量明人总集的序题，而类书正是最能代表一般知识的书籍。 ［作者简介］吴承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