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皎然《诗议》是编入《文镜秘府论》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著作的原典及其面貌如何？这部著作和皎然《诗式》关系如何？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问题。 一 皎然有一部《诗议》，这是可以肯定的。《文镜秘府论》就是证据。《文镜秘府论》多处指出引用了这部著作。比如地卷《十四例》（草本作“十五例”），松本文库本、醍醐寺乙本、江户刊本、维宝笺本题下注“皎公《诗议》新立八种对十五例具如后十五例御草本错之”，宝龟院本也有类似内容的注。东卷《二十九种对》标目“十八曰邻近对”等八种对以下，宫内厅、三宝院、宝寿院、宝龟院等各本均注“右八种对出皎公《诗议》”，南卷《论文意》“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一段，六地藏寺本眉注“皎公《诗议》纂要”[1]。这些注，保留的是空海自笔草本的痕迹，应该是空海自注。就是说，空海编写《文镜秘府论》的时候，他的手头，就有皎然的《诗议》。这些地方所编入的，就是皎然的《诗议》。皎然这部名叫《诗议》的著作，在空海撰写《文镜秘府论》的时候，就已流传到了日本。可能是空海之前流入过去的，也可能就是空海入唐带回去的。空海入唐（804年）距皎然（卒于793年至798年间）不过十几年甚至不到十年，空海看到的，不应该是伪托本，而应该是皎然自己的《诗议》。因此，中土历代虽然只有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皎然“《诗议》一卷”，但皎然著有《诗议》，是可以肯定的。 《吟窗杂录》[2]所收皎然《诗议》，以“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一条为界，它的前半与《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基本相合（有删削）；它的后半，则与传五卷本皎然《诗式》[3]基本相合，应该也是可靠的。《吟窗杂录》一书虽然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七）所批评的，多出依托之作，但是，其中皎然《诗议》部分，当有根据，基本可靠。《吟窗杂录》旧题浩然子陈永康重编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就是说，现在所见吟窗本《诗议》，至晚在南宋前期。如果旧题蔡传初编是可信的，则至晚在北宋时期。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的原典，也是比较清楚的。据上引六地藏寺本眉注，南卷《论文意》“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以下当出皎然《诗议》。参之以吟窗本《诗议》，这段论述的下限，则当至“或贤于今论矣”。据上引《文镜秘府论》注，地卷《十四例》（草本作“十五例”），东卷《二十九种对》的邻近对、交络对、当句对、含境对、背体对、偏对、双虚实对、假对等八种对，也当出皎然《诗议》。参之以《吟窗杂录》，则东卷《二十九种对》中的名、隔句、双拟、联绵、互成、异类诸对中一些句例，也是皎然《诗议》之说[4]。参之南卷《论文意》引《诗议》，则东卷《二十九种对》中第二十八叠韵侧对中“景风心色等，可以对虚，也可以对实”之句，也是《诗议》之说。另外还有地卷《六义》，一部分内容标有“皎云”，这部分内容论比兴，和皎然《诗式》“用事”论比兴相合[5]，这部分内容，也属皎然之说，很可能引自《诗议》。 但是，《文镜秘府论》把《诗议》各部分内容编入在各处，看不出《诗议》内容本来的顺序结构。《吟窗杂录》内容则多有删略。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可能可以大致地恢复《诗议》本来的顺序结构和面貌。 从吟窗本看，《诗议》“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6]之后，接以“诗对有六格”和“诗有八种对”。这可能是对的。因为前面谈的是虚实对偶问题，正好接着谈各种对属形式。内容和语气衔接都非常自然。 从吟窗本看，“假对”之后接有“至如渡头浦口……”一句，从《文镜秘府论》看，“至如渡头浦口……”一句是关于“俗对”、“下对”的论述。这样看，“假对”之后应有关于“俗对”、“下对”的论述。“俗对”、“下对”可能是对“假对”的说明，也可能本来就是两种对，不过这两种对是受到皎然批评的。可能因此，空海没有把它们编入东卷《二十九种对》。但原典“假对”之后有“俗对”和“下对”是肯定的。 “八种对”之后，吟窗本有“诗有二俗”。关于“诗有二俗”，《文镜秘府论》自“句中多著映带……”至“始可议其文也”，有一大段批评俗巧的文字。吟窗本“诗有二俗”一条，应该是对这一大段文字的删略。就是说，《诗议》原文在八种对及“俗对”、“下对”之后，有一段批评俗巧的论述。 这一段文字之后，从吟窗本看，应该是《十五例》。空海把《十五例》编入《文镜秘府论》之后，把“避忌之例”作为诗病移入西卷，因此地卷只剩下“十四例”。从吟窗本看，《诗议》可能在批评俗巧之后，接着介绍不同诗文作法而形成不同风貌的体例，也就是《十五例》。再接着，就是关于敌古和苦思的两段文字。这在吟窗本和《文镜秘府论》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六种对和八种对应该插在“可以对虚，亦可以对实”之后，而《十五例》，则应该插在论俗巧之后，即“始可议其文也”之后。 如果以上推测还有道理，那么，编入《文镜秘府论》的《诗议》，其结构就应该是这样的：一、论历代文学（南卷《论文意》自“夫诗有三四五六七言之别”至“唯知音者知耳”）；二、论削其俗巧，与其一体（自“律家之流”至“亦可以对实”）；三、论对属（东卷，的名对等六种对和邻近对等八种对），批评俗对和下对（南卷，“至如渡头”至“语丽而掩瑕也”）；四、再论俗巧（自“句中多著映带傍佯等语”至“始可议其文也”）；五、《十五例》（地卷）；六、论敌古苦思物色带情等问题（自“凡诗者惟以敌古为上”至末尾“或贤于今论矣”）。至于地卷《六义》应该置于何处，则不得而知。从文意来看，似应该置于《十五例》（地卷）之后，论敌古苦思物色带情等问题（南卷自“凡诗者惟以敌古为上”至末尾“或贤于今论矣”一段）之前。 这是对编入《文镜秘府论》的皎然《诗议》原典及结构面貌的大致考察。 二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和传本《诗议》后半[7]，和皎然《诗式》[8]思想有相同的地方。它们都主张自然出于苦思，对声律都持否定态度，在格高问题上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在一些问题上，我们也看到它们观点并不一致。 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看法不一。比如，《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所收《诗议》说：“五言之作，《召南·行露》，已有滥觞，汉武帝时，屡见全什，非本李少卿也。”而《诗式》卷一“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则说：“其五言，周时已见滥觞，及乎成篇，则始于李陵、苏武。”五言始于李苏之说，又见于传本《诗议》。关于五言诗的起源，一说非本李少卿，一说始于苏李，二者看法显然不同。 关于建安文学的评价似有不同。《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所收《诗议》对《古诗十九首》评价极高，相比之下，对建安文学则有微词，一方面肯定建安三祖七子“五言始盛，风裁爽朗，莫之与京”，但接着又批评他们“终伤用气使才，违于天真，虽忌松容，而露造迹”。但《诗式》则不一样。卷一“王仲宣七哀”说王粲诗“察思则已极，览辞则不伤”，为“上上逸品者”，卷二“三良诗”再评曹植王粲《三良诗》“二诗体格高逸，才藻相邻”。卷一“邺中集”评建安诗人“不拘对属，偶或有之，语与兴驱，势逐情起，不由作意，气格自高，与《十九首》其流一也”，对建安诗歌都只有高度赞扬，建安诗歌与《古诗十九首》同样视为一流，基本上没有什么批评和微词。卷二“西北有浮云”评论曹王“西北有浮云”一诗，这首诗语露庸弱，皎然甚至认为这不可能是曹王所作。这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是不太一样的。 关于“用事”评价也不一样。《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有地卷《十四例》（草本作“十五例”），讲诗文作法的范例，其中好几例都讲到用事。一是重叠用事之例，重复用事典描述同一景象。二是上句用事，下句以事成之例，也是两句分用两个事典，但上下之事典相互关联，下句申发上句之事。五是上句古，下句以即事偶之例，九是上句用事，下句以意成之例，这是讲前后两句用事如何相辅相成。要古事今意相称相合，要上句用事，下句申足上句之意，说出真实之意。这些都是讲用事之法，为人们提供学诗作文如何用事用典的范例。在这里，并没有反对作诗作文用事用典，不但没有反对，反而分析用事用典的不同方法，分析得那样细致，并且放在前几例，显然带有赞赏的意味。我们再看《诗式》。卷一“诗有五格”，把诗分为五格，划分的标准，其一是情格是否高雅，其二就看是否不用事。他以完全不用事为第一，虽用事但经过精心构思，所谓作用事为第二，而直用事为第三，有事而又情格低下为第四第五。这五格，也是五个等第，如卷五“夫诗人造极之旨”所说的“今所撰《诗式》，列为等第，五门互显”。《诗式》分为五卷，这五卷就是仿钟嵘《诗品》，以诗的品第高下，以五个等第，也就是所谓五格来划分。用事与否，是《诗式》对诗歌优劣的基本评判标准。不用事则诗格高雅，用事则诗格低下，这与《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之《十五例》重视用事，细致分析用事手法，显然很不相同。 还有对齐梁诗的评价。《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所收《诗议》论历代文学，说：“宋初文格，与晋相沿，更憔悴矣。”宋初尚且如此，齐梁则更不用说。他评齐梁文学，对谢脁、何逊、柳恽、王融、江总等评价甚高，但又说，何逊已去谢灵运远矣。至于齐梁其他诗人，他说：“中间诸子，时有片言只句，纵敌于古人，而体不足齿。或者随流，风雅泯绝，八病双拈，载发文蠢。”说“体不足齿”，说“风雅泯绝”，都是从根本上否定这些诗人。南卷《论文意》所收《诗议》末尾，论诗歌创作说，诗工创心，以情为地，以兴为经，既要清音韵其风律，又要丽句增其文彩，既要体正，又要文秀。而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接着又论及齐梁，说：“况当齐、梁之后，正声寖微，人不逮古，振颓波者，或贤于今论矣。”这段话并没有区分齐梁还有一些值得肯定的诗人，而是统而言之称“齐梁”，是就整个齐梁而言。而指责齐梁“正声寖微”，称之为“颓波”，这语气和初唐陈子昂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再看《诗式》。《诗式》对齐梁诗也有批评。卷一“明四声”：“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这是不满齐梁琐碎的声病说。但它更多的地方对齐梁诗持肯定态度。卷三“论卢藏用《陈子昂集序》”是一个例子。这是论卢藏用为陈子昂所作之序的。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反对彩丽竞繁的齐梁诗，卢藏用为陈子昂集作序，因此高度评价陈子昂，说“道丧五百岁而得 卷四“齐梁诗”是又一个例子。皎然论五言之道说，论者欲降杀齐梁，但并不知齐梁诗歌之旨。他例举谢脁、柳恽、王融、王筠、庚肩吾、沈约等齐梁诗人的诗句，说这些作品，“格虽弱，气犹正，远比建安，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他说正是当代一些作者，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所谓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于齐梁作者呢？这里评价了几位齐梁诗人，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一样，对谢脁、柳恽、王融等诗人评价甚高。但不同的是，如前所述，《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一方面高度评价这几个诗人，但紧接着则说中间诸子体不足齿，风雅泯绝，说齐梁之后，正声寖微。这是从整体上否定齐梁诗歌。而《诗式》只是借评价这几个诗人，提出齐梁诗歌与建安相比，可言体变，不可言道丧。这是从整体上肯定齐梁诗歌。一则虽肯定其中一些诗人，但整体上否定，一则是整体上肯定；一则基本上沿用初唐诗文革新倡导者陈子昂、卢藏用的观点，一则明确反对他们的观点；其中差异是很显然的。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对俗巧的看法。《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所收《诗议》明确反对俗巧，提出“削其俗巧”。皎然说，所谓俗巧，是由不辨正气，习弱师弊。分不清何为诗之正道，而师习时俗之弱弊，意熟语旧，但见诗皮，淡而无味。他提出有如渡头、浦口，水面、波心那样的俗对；上句青，下句绿，上句爱，下句怜那样的下对；映带、傍佯这样的熟字；制锦、一同、仙尉、黄绶这样的熟名；溪溠、水隈、山脊、山肋这样的俗名；若个、占剩这样的俗字。他又提出两种俗，即鄙侄俗和模仿因袭的古今相传俗。他又说，唯知用小、花、漫、点等轻柔细巧的字，一味追求细巧，也可能有俗巧之嫌。此外，调笑之语，叉语即唐时流行的谐谑俗语，是戏谑之语，俗传非庄的谴语，令人发笑而近俗的滑稽之语，都是诗赘，即诗中多余的话。只有废弃这样的俗谑不雅之语，才可以谈论诗文的写作。这些都属于鄙理之俗。反对俗巧，削其俗巧，这是《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的一个基本思想。 我们再看《诗式》。《诗式》卷一有几条专门讲到“俗”。“跌宕格二品”中讲到越俗和骇俗，这一条并不特别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是下面两条：“淈没格一品”、淡俗。他说：“此道如夏姬当坊，似荡而贞，采吴楚之风，虽俗而正。”这里，夏姬可能为胡姬之误。胡姬当坊，看似俗荡，实际贞正。这是说，诗人要寄贞正之旨于浊俗之言中。要寄贞正之旨，但要寄身于浊俗之中，淈没，也就是《楚辞·渔父》所说的“淈其泥而扬其波”，也就是皎然《 《诗式》卷一还有“调笑格一品”，讲戏俗。他说：“《汉书》云：‘匡鼎来，解人颐。’盖说诗也。此一品非雅作，足以为谈笑之资。”匡衡说诗，让人笑不可止，给人谈笑之资。他又举李白《上云乐》的诗：“女蜗弄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梁武帝时周舍为《上云乐》作词，语多徘谑，李白拟作也因袭了这一风格。皎然专门提出“调笑格”，与“淈没格”和“跌宕格”并列，他是提出“俗”的几种格，“跌宕格”的越俗和骇俗是一格，“淈没格”的淡俗是一格，“调笑格”的戏俗也是一格。这些格他都赞成。他既赞成越俗、骇俗，也赞成淡俗即寄贞正之旨于浊俗之中，还赞成戏俗，赞成调笑一格。 这就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很不一样了。岂止不一样，同是俗巧，同是调笑之语，戏谑之俗语，一个明确反对，一个专门作为一格加以提倡，简直走向两个极端，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 三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可能作于皎然早期。 如前所述，《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和传本《诗议》后半，与皎然《诗式》，关于建安文学、用事、齐梁诗的评价，对俗巧的看法都有不同，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有点针锋相对的味道。如果这一分析有道理有根据，那么，《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以及传本《诗议》的后半，和《诗式》就可能不是作于同一时期。皎然的一些基本思想没有变化，但因为《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以及传本《诗议》的后半，与《诗式》作于不同的时期，思想有变化，有发展，因此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看法。 据《诗式》卷一“中序”，贞元初年，《诗式》草本已经著成，贞元五年编定成五卷[10]。《诗式》卷四“齐梁诗”说，“大历中”，皇甫冉等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诗道初丧，而“大历末年”，诸公改辙。他列举了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诗》、严维《代宗挽歌》、刘长卿《山鸜鹆歌》、李嘉祐《少年行》、张继《咏镜》及朱放《和萧郎中游兰若》。从皎然的论述来看，这些作品都作于“大历末”。这些作品，多被《诗式》收入作为诗例[11]。《诗式》各部分内容撰成的时间是不是不一？是不是有的内容撰写时间前后相差甚远？是不是有一些内容撰成于大历末建中之前？是不是先撰成一些内容，然后不断有添加和修订？贞元五年“勒成五卷”的时候，是不是在草本基础上添加了很多内容，对草本有大的补充和修订？这都是有可能的。《诗式》的编撰过程可能有很多尚不清楚的问题。但有几点可以肯定。《诗式》草本完成于大历末以后，卷四“齐梁诗”的论述就是证明，引皇甫冉等诗人在大历末的作品就是证明。不管《诗式》各部分内容撰成于何时，它的最后定稿即“勒成五卷”，是在贞元五年。 就是说，《诗式》的基本思想至此已经定型。包括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看法不同的那些思想，如我们上一节所分析的那样，关于建安文学、用事、齐梁诗的评价，对俗巧的看法，在这些问题上看法有所不同，甚至走向两个极端的那些思想，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有点针锋相对的思想，已经定型，已经通过“勒成五卷”的形式得到最后确认。 这一年是贞元五年。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承认《诗式》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在一些问题上看法不同，有的甚至走向两个极端，那么就可以肯定，《诗式》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不太可能作于同一时期。但这仍有两种可能，或者《诗式》作于前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作于后，或者相反；或者从《诗式》变化发展到《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或者相反。而确认《诗式》思想定型于贞元五年，似就只有一种可能，即《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撰成于前，而《诗式》撰成于后，皎然的思想是从《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变化发展到《诗式》。理由很简单，因为贞元五年（789年）皎然已经七十岁。再过几年，即贞元九年（793年）至十四年（798年）间，皎然已经离世。从贞元五年到贞元九年至十四年间，没有任何迹象说明皎然在完成五卷本《诗式》之后，还另写了一部《诗议》，这部《诗议》推翻了他在《诗式》形成的一些思想，在一些问题上，比如关于俗巧的问题，针锋相对地提出另一些思想。人到七十，思想应该定型，何况皎然再过四年到九年就已离世，这样短短的暮年的四年到九年间，思想不太可能会有大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材料和迹象可以说明皎然思想在这之后的四年至九年间还有重大的变化。这就只剩下一种可能，即，皎然的思想是从《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发展到《诗式》，《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撰成在前，《诗式》撰成在后，而不是相反。 《诗式》作于皎然晚期，《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则当作于皎然早期。它不太可能作于大历八年之后。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间，皎然所在的湖州出现大规模的联唱活动，皎然是其中的中心人物之一。这一联唱活动，大量的是游戏之作。竭力描绘乐语、馋语、大言、小言、滑语、醉语，争奇斗胜，竭尽夸饰之能事[12]。《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是反对游戏调笑之语的。这一《诗议》说：“调笑叉语，似谑似谶，滑稽皆为诗赘，偏入嘲咏，时或有之，岂足为文章乎？”调笑之语、谐谑俗语、戏谑之语，俗传非庄之语，诗文中令人发笑而近俗的滑稽之语，都是诗赘，《诗议》还说：“剖宋玉俗辩之能，废东方不雅之说，始可议其文也。”只有废弃宋玉、东方朔这样的俗谑不雅之语，才可以谈论诗文的写作。而大历八年至十二年联唱活动的那些大言联句、小言联句、乐语联句、馋语联句，还有滑语联句、醉语联句等等，那大量的游戏之作，哪一首不带有戏谑调笑意味！这是一种诗风，以游戏为诗、以调笑为乐的诗风。这些诗，可考的都在大历八年至十二年之间，反对游戏调笑之语的《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不太可能作于这样一种诗风形成之后。 从这一角度考虑，湖州诗坛的游戏之风，实际上从广德二年（764）就开始了。皎然和陆羽、朱巨川、房从心、阎伯均等人的联句，他们的远意联句、乐意联句、恨意联句、暗思联句，同样是调笑游戏之作。这些联句可考都作于广德二年[13]。不过这时参加游戏诗联唱的诗人不如大历八年至十二年之众，诗风不如那时之盛，但这是一种游戏诗风，却是显然的。反对游戏调笑之语的《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似也不太可能作于这一年之后。 《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可能作于这一年之前。在这之前，皎然是反对调笑游戏之作的，而这一年，诗风变了，皎然接受并参与了这一诗风，他的诗歌思想变了。到了大历八年至十二年，这一游戏诗风更为兴盛，皎然对游戏调笑之作的看法也进一步改变，这才有了《诗式》的“淈没格一品”和“调笑格一品”，有了对“戏俗”之作的肯定。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应该作于皎然参与接受这一诗风之前，作于大历八年（773），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 四 皎然《诗式》编定于贞元五年（789），是皎然晚年的作品。如果前一节的分析还有根据，则《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应该作于《诗式》之前，可能作于大历八年（773）之前，甚至广德二年（764）之前。就是说，从《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到《诗式》，皎然的文学思想有一些变化，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这个变化过程，可能与大历贞元年间诗歌观念的变化有关。诗歌观念变化的一个表现，是对齐梁诗的看法。广德元年（763），皎然与潘述、裴济、汤衡所作的《讲古文联句》（《吴兴昼上人集》卷一〇）是一个例子。这次联句，一面说隐侯似病，惜哉榛梏；一面又肯定他创造规矩，时见琳琅。至于其他齐梁诗人，对吴均尚说他失于典裁，而对谢脁、汤惠休、柳恽，则全是赞美之词。既说谢脁秀发，词理翩翩；又说柳恽高视时辈，汀州一篇风流寡对。对齐梁诗已是作具体分析，而不是一味地否定。这里反映的是他们共同的诗歌观念。颜真卿《孙逊文集序》[14]又是一个例子。颜真卿此《序》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批评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说，道丧五百岁而得 诗歌观念变化的又一个表现，是游戏诗的创作。大历贞元年间游戏诗的创作，自浙东联唱就开始了。据贾晋华考证，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五年（770年），鲍防任浙东从事时，浙东联唱作者57人，考《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存诗38首，偈11首，序2首[15]。另外，蒋寅认为孔延之《会稽掇英总集》卷一四所收的《松花坛茶宴联句》等9首，也当是《联唱集》中的作品[16]。这次联唱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游戏为诗。试看《入五云溪寄诸公联句》和《登法华寺最高顶忆院中诸公》，从一字到九字逐次写成阶梯形，颇有点像从上往下叠积木的味道。试看《酒语联句》,10位作者每人写一句形容酒醉之态。《忆长安十二咏》和《状江南十二月每月须一物形状》,12位作者每人分状每月景物。都带有游戏性质。 浙西联唱继续这种游戏为诗的风气。浙西联唱，据贾晋华考证，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年）在颜真卿任湖州刺史近四年半的时间里，以颜真卿、皎然为核心，大开诗会，前后聚集了95位文士，这一联唱集团的作品由颜真卿结集为《吴兴集》10卷，可考者尚有存诗58首，词约20首[17]。其实，颜真卿刺湖之前，浙西就已有了联唱活动。广德二年（764年），皎然和陆羽、朱巨川、阎伯均、房从心、裴澄等人联句。这次联句，就带有游戏性质。炎洲而往朔方，于阗而望潇湘，陇西而往辽阳，东去扶桑，浮槎天河，烛龙之地，大荒之国，瑶池之上，以此极写远之意。良朋益友自远而来，万里乡书对酒而开，子孙蔓衍均负奇才，以此极写乐之意。还写恨意和暗思，无不以游戏的形式、调笑的情调弄笔呈才。浙西联唱达于极盛，当然在颜真卿刺湖之时。这是又一次以调笑叉语作游戏之诗。极言大，则是高歌阆风步瀛洲，千里鲲鹏餐未休，上下四方无尽头，一啜顿涸沧海流。极言小，则是迢遥长路见丝之吞吐，蟭螟蚊虫之细细睫毛。极言馋，则是拈蒸饼而舐指，见烤肉而流涎，过屠门而大嚼，食店门外淹留。极言滑，则是雨里下山踏榆皮，莓苔满地过石桥，缝靴蜡线油涂锥，急忙骑上蛟龙背。极言醉，则是每逢糟麯便酩酊，覆车坠马皆不醒，狂心乱语无人比。极言乐，则是真僧既济苦恼河，新知满座笑相视，戍客归来见妻子，学生放假偷向市。 浙西联唱或受到浙东联唱的影响。如贾晋华所考证，大历五年陆羽赴越所谒之鲍侯，当即时为浙东节度从事的鲍防。陆羽此次赴越，可能参与浙东的联唱活动，并直接把《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传回湖州[18]。当然还有其他的根据，比如，参加浙东联唱的刘全白，就同时参加了浙西联唱[19]，他也可能把浙东联唱集带到浙西。但不论浙东浙西，诗风都有了变化，都有了游戏为诗之风。 作为一种风气，游戏为诗实际延续到贞元乃至元和年间。试看权德舆的诗作，每两句镶一数字的数名诗，每句须镶一星名、《易》卦名、古人名的星名诗、卦名诗、古人名诗，镶有药名的药名诗，每字均为唐时州名的州名诗，每隔一句即冠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音之字的八音诗，隔一句即冠以作为自寅、卯至子、丑十二辰代号的建除十二字的建除诗，隔句冠以金、木、水、火、土、谷六府之字的六府诗，还有安语诗、危语诗、大言诗、小言诗[20]。再看张荐、许孟容、潘孟阳等唱和的离合诗、回文诗[21]。无不带有游戏性质。 浙西联唱，皎然是重要人物。联唱本身，就反映着皎然的诗歌观念。大历九年（774），皎然在《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中就说：“那知殊出处，还得同笑谑。雅韵虽暂欢，禅心肯抛却。”（《颜鲁公文集》卷一五）他已明确主张“同笑谑”，不是象《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那样批评调笑戏谑之语了！这种变化，无疑反映在皎然《诗式》里。《讲古文联句》对齐梁诗的评价，在《诗式》里留下印迹。《诗式》对卢藏用《陈子昂文集序》的批评，正是沿袭了颜真卿的观点。《诗式》不再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一样主张削其俗巧，反对调笑叉语，不再把调笑滑稽之语，戏谑俗巧之语批评为诗赘，不要说要剖废俗辩之能，不雅之说，不但不反对戏谑嘲咏，甚至提出了调笑之格，淈没之格。这种变化，与大历贞元间诗歌观念，与皎然自己诗歌观念的变化不无关系。 这个变化过程，可能还与当时一些士人性格作风的影响有关。有几个士人性格狂放不束。顾况是一例。他自称是狂生，即使成为笼中之鹤，也要东望沧溟而叫[22]。《旧唐书·顾况传》说他性恢谐，不修检操，即使王公贵族与他交往，他也要戏侮一番。《封氏闻见记》写他作画情形，是帖绢数十幅于地，使数十人吹角击鼓，百人齐声喊叫，着锦袄缠头，饮酒半酣，绕绢帖走十余匝，取墨汁摊写于绢上，又用长巾压住曳之[23]。这是一种迷狂式的作画，反映他狂放的性格。陆羽是又一例。陆羽也是狂士风度。《陆文学自传》自述常扁舟往来山寺，随身唯纱巾藤鞋，短褐犊鼻，往往独行野中，诵佛经，吟古诗，杖击林木，手弄流水，自曙达暮，至日黑兴尽，号泣而归[24]。所以楚人都称他是今之楚狂接舆。还有张志和。他性迈不束，自称烟波钓徒，常以豹皮为屐，以棕皮为屩，垂钓去饵，志不在鱼。他画山水，皆因酒酣乘兴，击鼓吹笛，或闭目，或背面，舞笔飞墨，应节而成，也带着狂态[25]。还有秦系。他的《鲍员外见寻因书情呈赠》说：“犹有郎官来问疾，时人莫道我佯狂。”说自己佯狂，实际他就是狂放之士。他的《山中崔大夫有书相问》自述：“终年常裸足，连日半蓬头。”（二诗均见《全唐诗》卷二六〇）这就是他的生活状态。 这些文人，为诗为文，多有戏谑调笑之言。顾况是一位在诗文中写调笑戏谑之语的专家。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说他“词句清绝，杂之以诙谐，尤多轻薄”[26]。顾况的《梁广画花歌》，前半状画花之美而至于引来天上王母飞琼相求，这已属想像奇特，而后半说女仙上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强蒙。关于强蒙，所存史料甚少，只能从皎然《 这几个士人，和皎然都有交往，有的是相当密切的交往。陆羽与皎然是莫逆之交，而且早在乾元初（758年）陆羽避乱过江，就与皎然定交。《陆文学自传》陆羽自述：“名僧高士，谈宴永日。”[30]这名僧高士，应包括皎然。就是说，皎然与陆羽是常常谈宴永日。他们一起玩月，一起饮茶，陆羽去丹阳，皎然还专门到丹阳去寻访[31]。顾况与皎然也有密切交往。顾况入浙江东西节度使韩滉幕府时，当就在苏湖一带，可能与皎然就有交往。在湖州，顾况和皎然、韩章有联句，皎然和顾况还有诗唱酬，皎然有《洞庭山维谅上人院阶前孤生桔树歌》，顾况有《谅公洞庭孤桔树歌》。皎然还有《送顾处士歌》[32]。这应该在大历四年至六年（769—771年）之间[33]。还有张志和，据《唐才子传校笺》考证，张志和游湖州，在大历七年九月[34]。皎然有《奉应颜尚书真卿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吴兴昼上人集》卷七），应亲眼见了张志和酒酣乘兴作画的作画的狂态。颜真卿为张志和更换舴艋舟落成，皎然写有《奉和颜鲁公真卿落玄真子舴艋舟歌》。张志和在乌程李明府水堂置酒张乐丛笔乱挥画武城，皎然为之作《赞》（《吴兴昼上人集》卷八）。还有秦系，秦系隐居刻山，大历末出山。据贾晋华《皎然年谱》，秦系于建中四年访湖。秦系有《奉寄昼公》的诗（《全唐诗》卷二六〇）,皎然则有一系列的诗奉酬秦系[35]。建中四年秋，皎然又与秦系应李萼之招赴衢州，皎然写有《奉酬 是不是在和这些士人的交往中，受到这些士人性格作风的影响呢？是不是因为这种影响，使皎然的文学观念在某些方面有了变化，从而由《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走向了《诗式》呢？你看他作《 当然，这个变化过程，还可能受到马祖道一洪州禅的影响。从识心见性，自修自悟，即心是佛，到道不用修，平常心是道，任心直行，无疑是禅宗思想的一大变化。马祖反复说：一切法皆是心法，一切法皆是佛法，无非是说，佛在自心，不必外求，佛法就在日常生活一切方面。行住坐卧，应机接物尽是道，如果要说修道，无造作，无取舍，随时著衣吃饭，任心自由就是修道。 洪州禅从江西传到湖州，颜真卿可能起了重要作用。如有研究者指出的，大历八年（773年），颜真卿由抚州转任湖州刺史，延请一批江南文人修订《韵海镜源》，一时诗酒唱和，形成创作群体，这当中包括临川令沈咸和抚州人左辅元。可能就是他们为浙东湖州带来了江西盛行的马祖禅风[40]。但是，一种社会风气，不应是某一个人可以带去的。马祖道一于天宝元年（742年）在建州建阳佛迹岭收信徒，天宝三载左右迁往抚州，后又居南康龚公山，三十多年，创禅林，聚信徒，说佛法。大历八年（773年）迁钟陵，即以洪州为中心传道弘法，收弟子一百多人。湖州邻近江西，马祖道一聚徒弘法的数十年里，他的影响都有可能波及湖州。湖州与江西之间，人员来往还是比较频繁的。仅皎然，就曾送广通上人、萧少府、还本上人、择高上人游江西游洪州，他作有《送广通上人游江西》、《九月八日送萧少府归洪州》、《送还本上人游江西》、《秋日送择高上人往江西谒曹王》（以上诗均见《吴兴昼上人集》卷五）。这些诗作于何时不得而知，但皎然作有《兵后余不亭重送卢孟明游江西》（《吴兴昼上人集》卷五），这首诗，据贾晋华《皎然年谱》所考，则可确定作于宝应元年（762年），就是说，是年，皎然曾送卢孟明游江西，而且从诗题看，是“重送”，就是说，在此之前皎然还曾送卢孟明游江西。事实上，如前所述，广德元年（763年）至大历五年（770年），颜真卿刺湖之前，鲍防任浙东从事时，浙东就已有了联唱，浙东联唱就有调笑戏谑之作。顾况、张志和、陆羽、秦系等人的狂放性格作风，也未必是颜真卿刺湖之后才有的。一方面，洪州狂禅影响着士人思想和风气，但另一方面，可不可以说，洪州禅的产生也要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可能正是适应了士人的生活追求。正是在一定的社会思想基础之上，才产生了马祖道一的洪州禅，而洪州禅的产生，又反过来进一步影响着社会风气。 不管怎样，皎然是接受了洪州禅的影响。如贾晋华所说[41]，皎然从守真受具足戒，守真是遍参天台宗、密宗、华严宗、禅宗北宗诸家义谛，博采兼收的高僧，这也应该反映皎然早年的佛学倾向。直到大历九年（774年），皎然还写《能秀二祖赞》（《吴兴昼上人集》卷八），体现调合南北禅宗的思想。但狂禅思想是明白地进入了皎然的生活。大历末，他写《五言偶然五首》，说：“乐禅心似荡，吾道不相妨。独悟歌还笑，谁言老更狂。”《五言戏作》：“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他的《五言出游》：“少时不见山，便觉无奇趣。狂发从乱歌，情来任闲步。此心谁共证，笑看风吹树。”（以上诗分见《吴兴昼上人集》卷六、卷三）都明白地表现出任情狂放的作风。他写《五言禅思》，按照马祖的说法，一切法都是佛法，万事万物都有佛性，不存在自性难明的情况，因此皎然诗中说：“真我性无主，谁为尘识昏。”按照马祖的说法，平常心就是道，无造作，无是非，无取舍，无断常，无凡无圣，都有佛性，都是道，因此皎然诗中说：“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喧哗曾未喧。”（《吴兴昼上人集》卷六）空与色不相妨，道与日常生活不相妨，寂灭与非寂，喧哗与未喧，没有什么区别，都可入于道。这正是马祖禅的思想。 接受洪州禅，走向任心直行，走向狂放不束，或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下，他不再反对俗巧，不再反对调笑谐谑之语，相反，他以为贞正之旨可以寄于浊俗之言，可以有“淈没格”，可以有俳谑游戏之作，可以有“调笑格”。或者因此，他由《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走向了《诗式》。皎然自己在《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中就说：“那知殊出处，还得同笑谑。雅韵虽暂欢，禅心肯抛却。”[42]他说的是“同笑谑”，也就是《诗议》批评调笑戏谑之语。 皎然的文学思想，向来被看作是一体的，前后一致的。传本《诗议》的前半和后半，和《诗式》，向来被看作一致的整体。现在看来，这一传统看法需要重新考虑。《诗议》前半和后半，和《诗式》并不一致，皎然思想前后并不一致。它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如果这一点能够确立，那么，怎样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皎然的文学思想，怎样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大历贞元年间文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面貌，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值得我们重新思考，需要另外的专门的考察。 注释： [1]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13页、第678页、第1394—1395页。本文所引《文镜秘府论》，均据卢盛江《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 [2]《吟窗杂录》，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嘉靖四十年刊本。 [3]有（清）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关于五卷本《诗式》，下面还要谈到。 [4]主要有：的名对的“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有虚名实名，上对实名也”，隔句对的“始见西南楼，纤纤如玉钩。末映东北墀，娟娟似蛾眉”，双拟对的“可闻不可见，能重复能轻”，联绵对的“望日日已晚，怀人人不归”，互成对的“岁时伤道路，亲友念东西”，异类对的“离堂思琴瑟，别路绕山川。又如以早朝偶故人，非类是也”。 [5]地卷《六义》皎然论比：“比者，全取外象以兴之。”论兴：“兴者，立象於前，后以人事谕之。”皎然《诗式》卷一“用事”论比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关雎》即其义也。”二者相合。 [6]《吟窗杂录》卷七“对”作“偶”。 [7]传本《诗议》有《吟窗杂录》本。除《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传本《诗议》有删削）外，“李少卿古诗十九首”以下，还有21节文字。如果把“李少卿古诗十九首”以下称为传本《诗议》后半，则《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只是传本《诗议》的前半。 [8]《诗议》之外，皎然还有《诗式》。皎然《诗式》有《吟窗杂录》本（《诗法统宗》即《格致丛书》本、《诗学指南》本均出于此）、五卷本（有清代陆心源《十万卷楼丛书》本，又被收入《丛书集成》初编）、一卷本（如《续百川学海》本、《唐宋丛书》本等，被收入何文焕《历代诗话））。吟窗本和一卷本《诗式》都被包含在五卷本中。五卷本《诗式》虽有零散外乱之感，可能在流传过程中有所散失，并由后人采掇辑补，但还没有根据否定其基本内容的可靠性（据张少康：《皎然<诗议）版本新议》，《国学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国家图书馆藏有明清时代五卷《诗式》的三种抄本，由《跋》可以知道，明代嘉靖初年曾有五卷本流传。尽管五卷本《诗式》究竟源自何时还有待研究，但现在还没有根据否定五卷本《诗式》材料的可靠性）。因此我们依据五卷本来讨论皎然（诗式》。以下所称《诗式》，除特别指出之外，均指五卷本，今人整理本有李壮鹰：《诗式校注》，济南：齐鲁书社，1986年；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李著虽注释详尽，但改变原典条目顺序，自行编排，不足为据。本文所引五卷《诗式》，除注明者外，均据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汇考》。传本《诗议》的后半（即“李少卿并古诗十九首”以下）也都被包含在五卷本《诗式》之中，而《文镜秘府论》所收《诗议》即传本《诗议》的前半，却只字未见于《诗式》。 [9]（唐）卢藏用：《陈伯玉集序》，（唐）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 [10]《诗式》卷一“中序”：“至（贞元）五年夏五月……勒成五卷，粲然可观矣。”又，卷五“夫诗人造极之旨”说：“今所撰《诗式》，列为等第，五门互显。”这里说的“五门互显”，可能也指编成五卷。 [11]刘长卿《山鸜鹆歌》和朱放《和萧郎中游兰若》见《诗式》卷三，严维《代宗挽歌》见《诗式》卷四，李嘉祐《少年行》见《诗式》卷五，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诗》和张继《咏镜》未见。 [12]大历八年，皎然参与联句有《七言乐语联句》、《七言馋语联句》、《七言大言联句》、《七言小言联句》、《七言滑语联句》、《七言醉语联句》（（唐）皎然：《吴兴昼上人集》卷一〇,《四部丛刊》本）。大历八年至十二年间湖州联唱活动，参见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之四“《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3]参贾晋华：《皎然年谱》。《七言恨意联句》、《七言乐意联句》、《七言远意联句》、《七言暗思联句》见《吴兴昼上人集》卷一〇。 [14]全称《尚书刑部侍郎赠尚书右仆射孙逊文公集序》，《全唐文》卷三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15]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之三“《大历年浙东联唱集》与浙东诗人群”。 [16]蒋寅：《大历诗人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52页。[17]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之四“《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 [18]贾晋华：《皎然年谱》，第53页。 [19]刘全白在浙东参加《经兰亭故池联句》、《秋日宴严长史宅》（均见《会稽掇英总集》卷一四，《四库全书》本）等诗的联唱，在浙西参加《七言滑语联句》、《七言醉语联句》（以上见《吴兴昼上人集》卷一〇）,《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参见《颜鲁公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本）。参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下编“唐代集会总集七种辑校”之“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和“吴兴集”。 [20]《全唐诗》卷三二七，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1]张荐、崔邠、杨於陵、许孟容、冯伉、潘孟阳、武少仪都有与权德舆唱和的离合诗，张荐、潘孟阳有唱和回文诗，均见《全唐诗》卷三三〇。 [22]柳浑为宰相，他作《酬柳相公》：“天下如今已太平，相公何事唤狂生。个身恰似笼中鹤，东望沧溟叫数声。”（《全唐诗》卷二六七） [23]（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五“图画”，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24]（唐）陆羽：《陆文学自传》，《全唐文》卷四三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25]参（唐）颜真卿：《浪迹先生玄真子张志和碑》，《颜鲁公文集》卷九。 [26]（唐）李肇：《唐国史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7]（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28]（唐）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洞庭湖诗”，《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29]（唐）皎然：《 [30]（唐）陆羽：《陆文学自传》，《全唐文》卷四三三。 [31]皎然有《春夜集陆处士居玩月》、《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往丹阳寻陆处士不遇》，见《吴兴昼上人集）卷三。 [32]皎然《洞庭山维谅上人院阶前孤生桔树歌》、《送顾处士歌》，见《吴兴昼上人集》卷七。顾况《谅公洞庭孤桔树歌》，见《全唐诗》卷二六五。 [33]参贾晋华：《皎然年谱》“大历六年”条。 [34]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94页。 [35]有《酬秦山人出山见寻》、《酬秦山人见寻》、《酬秦山人系题赠》，分见《吴兴昼上人集》卷一、卷二。 [36]《五言赠韦早陆羽》：“只将陶与谢，终日可忘情。不欲多相识，逢人懒道名。”（《吴兴昼上人集》卷二） [37]《酬秦系山人戏赠》：“正论禅寂忽狂歌，莫是尘心颠倒多。白足行花曾不染，黄囊贮酒欲如何。”（《吴兴昼上人集》卷二） [38]《七言酬秦山人赠别二首》：“知君高隐占贤星，卷叶时时注佛经。姓被名公题旧里，诗将丽句号新亭。来观新月依清室，欲漱香泉护触瓶。我有主人江太守，如何相伴住禅灵。”“谁知卧病不妨禅，迹寄诗流性似偏。叶示黄金童子爱，书题青字古人传。时高独鹤来云外，每羡闲花在眼前。对此留君还欲别，应思石赐访春泉。”（《吴兴昼上人集》卷一） [39]《奉应颜尚书真卿观玄真子置酒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歌》说：“盻睐方知造境难，象忘神遇非笔端。”（《吴兴昼上人集》卷七） [40]说见蒋寅：《大历诗人研究》，第355—356页。 [41]贾晋华：《皎然出家时间及佛门宗系考述》，《厦门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又贾晋华《皎然年谱》也有论述。 [42]（唐）皎然：《水堂送诸文士戏赠潘丞联句》，（唐）颜真卿：《颜鲁公文集》卷一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