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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易代之际,学术文化发生重要转型。对此,日本学者清 一、 经今古文的兴衰 秦火之后,汉初学术主要是通过师徒间口传心授的方式加以传承。随着社会的稳定,民间藏书也陆续出现。这样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由此分野。如果仅仅限于学术层面,经学的纷争也许不会有后来那样的影响。问题是,武帝以后,儒家学说被确定为主流意识形态,而今文经学则被立于学官,为官方所认可。为了维护这种学术霸主地位,今文经学自然通过各种方式打压古文经学的发展空间。西汉末叶,古文经学逐渐壮大,今、古文经学之间开始形成对垒态势,但此时的古文经学毕竟还处下风。东汉以后,古文经学日益兴盛;特别是汉魏之际,形势发生逆转,今文经学逐渐走向衰微,而古文经学一跃而成为主流。汉魏经学的分化及其兴衰的缘由,《汉书·儒林传》《后汉书·儒林传》《经典释文序录》以及《隋书·儒林传》等文献多有记载,譬如: 1.《易》:西汉易学正宗有三家,即施雠、孟喜、梁丘贺。此外,还有所谓“古文《易经》”起自西汉末叶之东莱费直,刘向曾以之校三家《易》,“唯《费氏经》与古文同”（1）( P33) 。然而,直至东汉前期,费氏《易》未能立为官学,唯“民间传之”。“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1）( P34) 按后汉马融传费氏《易》,授郑玄;郑氏所注即费氏《易》。故《隋书·经籍志》说:“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2）( P912)是魏晋时期,古文《易》经兴起。 2.《书》:汉初伏胜口诵二十九篇,为今文《尚书》之祖。此后,欧阳氏、大小夏侯三家皆立于学官。这些著作也在永嘉之乱时亡佚。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餘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隶古写之,多出二十五篇,加上伏生者凡五十八篇,孔安国作传。后来“藏之私家”。刘向曾校读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古文在王莽时曾立。东汉之后遂显于世。然后“永嘉丧乱,众家之《书》并灭亡”（1）( P70) 3.《诗》:鲁人申公传《鲁诗》、齐人辕固生《齐诗》、燕人韩婴《韩诗》、赵人毛公《毛诗》。“前汉鲁、齐、韩三家诗列于学官。平帝世,《毛诗》始立。《齐诗》久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在,人无传者。唯《毛诗》郑笺, 独立国学, 今所遵用。”（1）( P90) 4.《春秋》:齐人公羊高《公羊传》汉初即立,鲁人穀梁赤《穀梁传》乃宣帝时立,平帝时立左丘明《左传》。“(明帝)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后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于世。”（2）P935则属于古文系统的《左传》也振兴于魏晋之际。其他经典如《三礼》《孝经》《论语》等,书写形态以及传授源流,也都是在汉魏之际发生若干重要变化,即今文经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古文经学悄然从民间兴起,并逐渐走向学术文化的中心位置。考察这种兴衰变化,笔者特别注意到下列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时间方面说,这种学术文化的转型,多始于马融,集成于郑玄,至西晋后期始告终结。马融(79 - 166)字季长,扶风茂陵人,将作大匠马严之子。其家族以外戚起家,为关中望族。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隐于南山,不应征聘,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遂为通儒。后来,教养诸生,常有千数。涿郡卢植,北海郑玄,皆其徒。马融虽研习儒术,然而达生任性,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可谓不拘儒者之节。尝欲训《左氏春秋》,及见贾逵、郑众注,乃曰:“ 郑玄(127—200)字康成。北海高密人。郑氏亦为高密望姓［3］。郑玄十三岁即博览群书,弱冠已成通人,也与乃师马融一样遍注群经,《隋书·经籍志》著录:《周易》九卷、《尚书》九卷、《尚书大传》三卷、《毛诗》二十卷、《周礼官》十二卷、《仪礼》十七卷、《丧服经传》一卷、《丧服谱》一卷、《三礼目录》一卷、《三礼图》九卷、《驳何氏汉议》二卷、《孝经注》、《论语》十卷、《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六艺论》一卷、《易纬》八卷、《尚书纬》三卷、《尚书中候》五卷、《礼纬》三卷。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祫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馀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五行类著录《九宫经》三卷、《九宫行棋经》三卷。集部著录《郑玄集》二卷［4］。 马融、郑玄等人注释群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古文经学为核心,又融入多家经说。特别是郑玄的经注,不仅包含今古文经,还广泛涉及东汉以来盛行的谶纬之学以及当时新兴的道家学说等,统铸镕汇,不拘一格,成为当时一大文化景观。马、郑的经学注释工作极大地加速了今古文经学的融合进程,使今文经学的权威地位得以动摇。晋代所立博士,与汉代十四博士已无传承关系,似乎标志着今文经学所引以为自豪的师法传统走向终结。 第二,从地域方面说,这种学术文化的转型,多集中在北方,特别是黄河流域。这里以《诗》为例。《汉书·艺文志》:“《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凡《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3）( P1708)《鲁诗》与《齐诗》为当时最为盛行的学问,自不必说。而在黄河以北,还有《韩诗》和《毛诗》。《韩诗》作者韩婴,燕人。孝 第三,从学术风气与社会思潮的变化来看,这种学术文化的转型,在西汉后期发生重要变化,即与政治密切相连的今文经学逐渐受到质疑,而古文经学抬头。东汉中后期,随着普通文人学者阅读范围的拓宽,古文经学著作渐渐浮出水面,不再神秘,成为很多学者的读物。在比较中,学者们逐渐感觉到今文经学中那种天人感应之说的虚妄,而更倾向于实事求是的古文经学。随着古文经学在世间的传播,文人学者逐渐把他们的视野从朝廷转向民间。同样是在东汉中后期,源于民间的道教亦在此时兴起,佛教则加大向中土民间传播的速度。这样看来,东汉中后期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儒、道、佛三教都开始关注民间,努力向民间渗透,魏晋以后逐渐影响到上层社会。笔者曾撰写《曹植创作“情兼雅怨”说略》［5］一文,专门讨论三曹创作所表现出来的平民化与世俗化的倾向。笔者认为,曹氏家风以及曹植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平民化、世俗化的倾向并非仅仅是个别现象,而是东汉中后期的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正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氛围,才为出身寒微的曹氏家族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反过来,曹植家族当政后又为这种“风衰俗怨”的世俗化潮流推波助澜,逐渐推动了建安文学的繁荣。 问题是,这种平民化、世俗化的社会思潮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当然可以从政治上寻求原因,譬如,东汉后期,国势凌夷,统治集团昏庸腐化,丧失了对于社会的强力控制;与此同时,随着豪门望族的崛起,逐渐控制了社会舆论导向,并以清流自居,向朝廷权贵、向所谓浊流势力施加压力。以往的学术思想史以及文化史对此多有论述。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从经济上、从民俗上甚至从民族上寻找原因。其实,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那就是文化的普及,很多读书人已经不甘愿受摆布,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化活动,试图在社会各个阶层上制造影响,树立形象,逐渐形成体现自己利益的各种集团。体现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逐渐走向衰败,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纸张的应用对于汉魏学术转型的推动作用 物质文明的进步,往往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带来不同程度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对于当时学术文化的影响,往往更直接、更迅速。这种情形,在春秋战国之际曾经出现过,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6）( P2084) 。故战国以来的学术文化走向分化:、《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均将当时文化分六家,当然各家划分的标准并不相同。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又结合西汉文化,将学术文化分为九流十家。战国到西汉时期的学术文化,主要是经过“杀青”后的竹简和丝帛记录下来,尽管较之钟鼎文字更易于传播,但是限于少数精英的手中。而汉魏之际的文化普及,则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纸张的发明和广泛运用。文化已经不仅仅掌握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手中,更多的读书人,都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各类典籍,既包括前代流传下来的典籍,也包括同时代的创作。我们看《汉书》《东观汉记》《后汉书》的传记,那些传主自幼好学的记载比比皆是,哪怕是出身寒微的人,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阅读书籍,譬如匡衡穿壁引光读书,就已成为熟典。而在先秦,这种情形是很难见到的。通过排比相关资料,我们不难发现,汉魏之际学术文化的转型与纸张的日益广泛的使用,几乎是同步的。两者之间的变化,虽然还不能说是因果关系,但彼此影响、彼此推动,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一,从时间方面看,尽管在西汉时期已经有了纸张的实物（7）( P24) ,但显然还非常稀少。宣帝时期著名文人路舒温曾用蒲为纸作为书写工具［6］。可见当时尚无纸张的使用,至少普通读书人还接触不到。东汉章帝(76 - 88)时,纸张逐渐流行开来,且与简帛并用。清 《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先贤行状》曰:“延笃从唐溪季受《左传》,欲写本无纸。季以残笺纸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乃借本诵之。”［10］这是东汉后期的情形,纸张还没有普及到民间,但是,官府已经常用,故有前引“教以《左氏》,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的记载。《初学记》又引“魏武令曰:自今诸掾属侍中别驾,常以月朔各进得失,纸书函封。主者朝常给纸函各一。”［10］西晋时期,纸张还多用于“豪贵之家”,因为左思《三都赋》问世后,主要是他们“竞相抄写,洛阳为之纸贵。”［11］唐修《晋书》载,陈寿死后, 朝廷“诏下河南尹、洛阳令, 就家写其书”[9]( P2138) 。今天所能看到的《三国志》最早写本就有东晋时期用黄纸抄写的,显然是官方本子［12］。2006年5月国家图书馆举办《文明的守望———古籍保护的历史与探索》展示了这个残卷,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千年一瞬的历史意识。 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经学传承,主要靠口传心授,五经各有师承,这在《汉书·儒林传》有明确的记载。从现存的资料看,经学家们所依据的五经文本,似乎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在一字差别之间如何解说。西汉时期,今文经学占据着官方统治的地位,但是它们各执一端,解说往往差异很大。在没有大量简帛书籍传播知识的情况下,弟子们对老师的师法、家法只能全盘照搬而别无选择。谨守师法,努力保持原样,就成为当时经生们所追求的目标。因此,师法与家法对于汉代学术而言,与其说是限制,不如说是经生们的自觉追求。各派之间要想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就以家法与师法的传承作为依据来证明自己渊源有自。显然,这不仅仅是学术问题,更是政治话语权的问题。这当然已经远远超出学术范围。 东汉之后,随着纸张的广泛使用,书籍日渐丰富。由于有众多文献可作比勘,今文经学支离其文、断章取义的做法,也就逐渐失去其神圣的光环。从西汉末叶到东汉时期,在思想文化界出现一股离经叛道的潮流,或者说是异端思潮。从两汉之际的桓谭《新论》,到东汉中后期的王充《论衡》、王符《潜夫论》以及仲长统《昌言》等,无不如此。如果我们细心梳理这些著作的资料来源,就会发现,有很多资料不见于今天存世的五经或者正史,或采自其他史籍。据此,他们还可以对神圣经典及其传说提出质疑,匡惑正谬。这正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阅读选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融、郑玄才有可能汇集众籍、修旧起废,完成汉代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工作。 第二,从地域方面看,纸张发明早期,在北方就得到了广泛使用。1996年在长沙走马楼第22 号古井内发现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数万枚,其中基本完好的有2000枚以上。这批简牍都是官方文书,说明东吴时的官方文献主要还是以简牍的方式留存。而与此同时的北方,纸张已经为官方广泛使用。《三国志· 魏书·文帝纪》注引胡冲《吴历》曰:“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10）( P89)《典论》是曹丕特别看重的独立撰写的著作,故用纸张抄写,作为礼品赠送。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早期纸质抄本如西晋元康六年(296年)《诸佛要集经》, 就藏于旅顺博物馆。2008年6月,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国家珍贵古籍特展》第一次公开展现了这部抄本残片。从文献记载来看,当时纸张的生产地主要集中在东汉首都洛阳周围。此外,山东、河北等地也是纸张的重要产地。张怀瓘《书断》称东莱人左伯:“尤甚能作纸。汉兴用纸代简。至和帝时,蔡伦工为之,而子邑尤得其妙。”（11）( P292) 东晋之后,纸张的使用应当非常普及,而且分为不同的种类,如捣故鱼网做成的网纸［13］,用生布做成的布纸,用麻做成的麻纸［14］,用树皮做成的纸［15］等。此外,还有服虔《通俗文》中记录的白纸,前面提到流行的黄纸以及土纸［16］、布纸［17］等。 第三,从传播方面看,随着纸张的出现,私人著书、藏书、佣书、卖书也就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东汉之后,私人著述之风甚盛,笔者在《秦汉文学编年史》中尽量辑录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不胜枚举。魏晋以后,著述更成一时风气。曹丕《典论·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徐*著《中论》,曹丕以为成一家之言,可为不朽。他自己也组织编写了大型类书《皇览》“凡千餘篇”（10）( P88) 。这些汉魏六朝的著书情况,《隋书·经籍志》有详尽的记载。与著述之风相关联的就是藏书之盛。蔡邕的万卷藏书,见载于《后汉书·列女·蔡琰传》、《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等文献,其中蔡邕送给女儿蔡文姬的就有“四千许卷”,还有《博物志》卷六所记载的,“蔡邕有书万卷,汉末年载数车与王粲”［18］。张华藏书三十乘之多,也见于《晋书·张华传》记载。往年,笔者曾撰写《关于<金楼子>研究的几个问题》集中讨论了齐梁时代藏书著书风气兴盛的原因［19］。随着著述、藏书的普及,图书出版业也出现了萌芽。这就是职业抄手和书肆的出现。如班超随母至洛阳。“家贫,常为官佣书以供养。”（12）( P1571) 江南人王充“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13）( P1629) 。阚泽“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14）( P1249) 。说明汉魏时期,都城已经有卖书的专门场所,也有职业抄手。文人求学读书,较之匡衡时代,似乎更加便利。此外,纸张的推广应用,对社会文化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催生了一批以纸张为材料擅长写“帖”的书法家。汉灵帝光和元年,擅长书法者被任为鸿都门生,高第者升至郡守,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重视书法的风气。从东汉末年至两晋,中国古代书法出现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15）( P552) 。这种社会文化风尚的形成,对于汉魏学术转型也起到积极作用。联系到前面说到的今古文经学的兴衰,这里可以找到一些参考答案。 三、从纸质文本到电子文献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沿袭既久的文化,如果没有更多的民众的参与,如果没有文字载体的变化,仅靠其自身,不可能完成其转型任务。纵观中国历史,每一次学术文化的转型,除了人们熟知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方面的原因外,还应当特别关注物质载体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先唐时期曾经历过三次重大的学术文化的转型:金文石刻伴随着春秋、战国之际的文化转型,逐渐取代甲骨文字;而竹简帛书又成为战国、秦汉之际重要的文字载体,推动了民间私学的创办,诸子百家由此而起。而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则与纸张的发明应用与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从此,中国文化进入了以纸质文本为基本载体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而今,随着信息革命的到来,不管你愿意与否,我们都要经历一个从纸质文本向电子文献逐渐转化的历史阶段。在纸质文化时代,文化话语权还主要掌握在少数所谓文化精英手中。有的时候,他们就像救世主似的,发蒙解惑,以炫博雅;另外一些时候,又把自己想象成帝王师,吐属不凡,指点江山。而今,随着网络的普及,这种文化特权被迅速瓦解,大众也可以通过网络分享部分话语权力。因此,他们不再愿意听从那些所谓精英们的“启蒙”与教诲,而是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网络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传统的纸质文化,在此情况下,不仅仅是中国文化,其实,整个人类文化都面临着一次空前的挑战,面临着一次历史的选择。2002年,美国曾举办一场“电子书籍”研讨会,有学者幽默地把这次研讨会界定为“下载或死亡”( Download or Die! ) （16）( P2) 。这个论断是否符合实际姑且不论,一个基本事实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文化转型已经势不可挡。如何抓住这样一个历史契机,迅速适应日益变化的形势,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位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当前,中国古籍电子化的时代即将到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虽然这项工作还仅仅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了无比广阔的学术空间。 从目前趋势看,笔者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纸质文本的霸主地位很可能会受到电子图书、电子杂志的挑战。这恐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革命性变化。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看,在纸质文化的时代,我们强调文献学的价值和意义,更多强调的是传统文献学,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等学问,还有历史地理学、历代职官、年号、名讳等,与幼承庭训的前辈相比,我们难免会有一代不如一代的感觉。但是学术的发展,终究要与时代相适用。一代学术自有一代学术的价值,一代学者自有一代学者的使命。随着域外文献、石刻文献、特别是电子文献的发展,我们虽然还要强调文献学的价值和意义,但是这已跳出了传统文献学的固有藩篱,而把我们的学问建立在电子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具有现代文献学的意义。就像纸张的发明改变了古代人的文化生活一样,网络时代的到来,必将逐渐改变我们固有的学术文化理念、学术生产流程以及学术文化传播方式等。为此,我们应当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迎接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注释： ［1］《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收录在《清水茂汉学论集》中,中华书局, 2003年,页22。 ［2］参见《纸简替代与汉魏晋初文学新变》,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0年第5期。 ［3］参见《汉书·郑崇传》:“郑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与王家相嫁娶。”中华书局, 1962年,页3254。 ［4］参见《后汉书·张曹郑传》,中华书局, 1965年,页1207。另参王利器《郑康成年谱》,齐鲁书社, 1983年;张舜徽《郑学丛著》,齐鲁书社, 1984年。 ［5］载《光明日报》 ［6］《初学记》卷二十一“文部·纸”载:“古者以缣帛,依书长短,随事截之,名曰幡纸,故其字从丝。贫者无之,或用蒲写书,则路温舒截蒲是也。”中华书局, 1962年,页516。下引该书仅注页码。 ［7］《艺文类聚》卷三十一:“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一十二言耳。”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年,页560。 ［8］《后汉书·皇后纪》记载邓皇后事:“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墨而已。”中华书局, 1965年,页421。 ［9］《后汉书·百官志》:“守宫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御纸笔墨及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页3592。 ［10］《初学记》卷二十一,页517。 ［11］当时纸张在民间应该还没有广泛使用,《后汉书·列女传》记载蔡琰应曹操之召而著书,自称“乞给纸笔”,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2］《太平御览》卷六○五引桓玄:“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中华书局, 1960年,页2724)按《旧唐书·高宗下》:“戊午,敕制比用白纸,多为虫蠹,今后尚书省下诸司、州、县,宜并用黄纸。’”(中华书局, 1975年,页101)《云仙散录》卷九“黄纸写敕”条载:“贞观中,太宗诏用麻纸写敕诏。高宗以白纸多虫蛀,尚书省颁下州县,并用黄纸。”(中华书局, 1998年,页119)说明黄纸不易为虫蠹。 ［13］《初学记》卷二十一引张华《博物志》曰:“汉桓帝时,桂杨人蔡伦,始故鱼网造纸。”页517。 ［14］《初学记》卷二十一引王羲之《笔经》曰:“探毫竟以麻纸裹柱根,次取上毫薄薄布。”页517。 ［15］《初学记》卷二十一:“以树皮作纸名纸。”页517。 ［16］《太平御览》卷六○五引范宁:“土纸不可以作文书,皆令用藤角纸。”页2724。 ［17］《初学纪》卷二十一《晋虞预请秘府纸表》:“秘府中有布纸三万馀枚,不任写御书,而无所给。愚欲请四百枚,付著作吏,书写起居注。”页518。 ［18］参见拙文《蔡邕行年考》《蔡邕生平创作与汉末文风的变迁》等文,载《秦汉文学论丛》,凤凰出版社, 2008年。 ［19］参见:《古典文学文献学丛稿》,学苑出版社, 1999年,页221;廖铭德《齐梁朝藏书文化评析》,载《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吴承仕. 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 ].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2）隋书·经籍志[M ]. 北京:中华书局, 1973. （3）汉书·艺文志[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4）汉书·儒林传[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5）汉书·景十三王传[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2. （6）左传·昭公十七年[M ]. 十三经注疏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7）清水茂. 纸的发明与后汉的学风[A ]. 清水茂. 清水茂汉学论集[C ]. 北京:中华书局, 2003. （8）《后汉书》卷三十六[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9）晋书·陈寿传[M ]. 北京:中华书局, 1974. （10）《三国志》卷二[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1）《法书要录》卷九[M ].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12）后汉书·班超传[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3）《后汉书》卷四十九[M ]. 北京:中华书局, 1965. （14）三国志·吴书·阚泽传[M ]. 北京:中华书局, 1982. （15）劳·中国文字之特质及其发展[A ]. 劳. 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C ].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16）哈罗德·布鲁姆. 西方正典·序[M ]. 江宁康,译. 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4. [作者简介] 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1007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