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语，又名致辞、乐语、词语、教坊词、俳优词等，是乐舞、戏剧演奏前由教坊乐人念诵的祝颂之辞。在宋代，凡皇帝大宴或私家宴会如使用乐舞、戏剧者，例有之。对于致语的渊源、流变和特色，胡适、向达等前辈学者曾作过简略的探讨；[1]近年来又有黄竹三、杨晓霭、谷曙光、韩启超、张 一 宋代致语主要是指公私宴会上的祝颂之辞。从表演形态的角度看，致语在宴会间的乐舞、戏剧演奏前由乐人念诵出来，所以又常被称为“乐语”。由于带有当众表演的性质，并带有介绍乐舞内容、戏剧剧情之意，因而也具备较强的实用性。从文体形态的角度看，一套完整的致语往往包括致语、口号、勾队、问队、勾杂剧、放队等多个部分，每部分因应于乐舞表演的程序而撰作，结构较为严密；而其文字一般由骈体文和近体诗组合而成。 以下不妨先从表演形态的角度看看宋人的致语一般在何种场合、以何种形式进行演出。据《东京梦华录》卷9《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载： 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余人，列四行，每行队头一名，四人簇拥。……乐部举乐，小儿舞步进前，直叩殿陛。参军色作语，问小儿班首近前，进口号，杂剧人皆打和毕，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小儿班首入进致语，勾杂剧入场，一场两段。……杂戏毕，参军色作语，放小儿队。[3] 第七盏御酒，慢曲子。……参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槛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采莲讫，曲终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勾杂戏入场，亦一场两段。讫，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4] 引文提到的第五盏、第七盏御酒，都是宋代宫廷宴会时的程序之一，每上一盏御酒，则进不同的食品并伴有不同的乐舞、戏剧表演形式。所谓“参军色”，乃教坊乐官之一；而所谓“作语”，就是念诵教坊致语；至于“勾队”、“进口号”、“问队”、“勾杂剧”、“放队”等，均是宋人乐语中常见的组成部分，因应于队舞、杂剧的表演而念诵。 以下再举《宋文鉴》所录北宋名臣王珪所撰的一套乐语为例，以便从文体形态的角度看看致语在组织结构上和文字运用上的具体特点： 教坊致语：臣闻高廩登秋，美粢盛之已报；需云命燕，嘉饮食之维时。况宝历之逢，复皇居之乘豫；乐与群臣之饫，翕同万物之和。恭惟尊号，皇帝陛下，德迈前王，德敷中宇。虎旗犀甲，韬兵武库之中；桂海冰天，献宝彤墀之下。邦有休符之应，民跻寿域之康。候爽气于重霄，置清觞于别殿；下珍群之鹓鹭，发和奏之笙镛。于时日上扶桑，风生阊阖。度芝盖于丹墄，降金舆于紫闱。百兽感和，来舞帝虞之乐；群生遂性，如登老氏之台。固已追平乐之胜游，掩柏梁之高会。臣缪参法部，获望清光，靡揆才芜，敢进口号：翠辇鸣梢下未央，千官齐望赭袍光。霜清玉佩中天响，风转金炉合殿香。仙路忽惊蓬岛近，昼阴偏度汉宫长。年年万宝登秋后， 勾合曲：露泛帝觞，凝九秋之颢气；星联朝弁，灿初日之长晖。方鱼藻以均允，宜箫韶之合奏。宸游正洽，乐节徐行，上悦天颜，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燕觞飞羽，方歌湛露之诗；广乐摐金，已极钧天之奏。宜命游童之缀，来陈舞佾之容。上奉皇慈，教坊小儿入队。 队名：红茵铺禁戺，绛节引仙童。 问小儿队：宸庭广御，仰侔太紫之躔；钧乐更和，曲尽咸英之奏。何处采髦之侣，辄趋文陛之前。必有所陈，雍容敷奏。 小儿致语：臣闻舜帝深仁，众极慕羶之乐；周家盛德，时歌在藻之娱。矧逢下武之期，屡治登年之瑞； 勾杂剧：华旌伭影，观童舞之成文；画敔妆声，识钧音之终曲。助以优人之伎，卜为清昼之欢。上怿宸颜，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铜壶递箭，屡移宫树之音；鹭羽充庭，久曳童髦之彩。既阙韶音之奏，难停舞缀之容。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勾女弟子队：华簪照席，再严百辟之趋；宝幄更衣，复睹中天之坐。宜度仙馨之曲，更呈舞袖之妍。上奉皇慈两军，女弟子入队。 队名：宫锦祥鸾下，仙韶采凤来。 问女弟子队：金徒缓刻，延丽日于壶中；翠羽飞觞，醉流霞于天上。何仙姿之绰约，叩丹陛以踟踌。须有部陈，近前敷奏。 女弟子致语：妾闻候凝霜降，属百工之告休；歌起鹿鸣，见群臣之合好。矧万几之多豫，复千载之盛期。启燕良辰，腾欢绵宇。恭惟尊号皇帝，响明紫极，储思岩廊。迈三皇五帝之风，绍一祖二宗之烈。候亭相属，不资万里之粮；年廩屡登，又美曾孙之稼。时及授衣之假，民多击壤之禧。广慈惠于前仪，庆升平于兹日。玉觞盈醴，均流湛露之恩；翠虡摐金，合奏洞庭之曲。感福休于靡极，召和乐于无穷。妾等幸遇昌时，预陈法部。举听铿纯之节，来参蹈厉之容。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鸾拂宫茵，极七盘之妙态；凤仪仙曲，终九奏之和声。方镐饮之穷欢，宜秦优之进技。宸颜是奉，杂剧来欤。 放女弟子队：宫花翦彩，恍疑天上之春；海日衔规，忽觉人间之暮。宜整羽衣之缀，却回云岛之游。再拜彤庭，相将好去。[5] 以上是一套比较完整的致语，当中既有骈体文的“致语”，又有近体诗的“口号”，[6]分别由参军色、小儿班首、女童队首等依次念出，[7]还有“勾杂剧”、“勾队”、“队名”、“放队”等有机组成部分，[8]把这套致语和前引《东京梦华录》的两段引文结合起来看，对它将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当然，宋人的乐语也有写得相对简单的，如陆游所撰的《徐稚山给事庆八十乐语》： 伏以就第而赐宴，爰及常珍之岁。为酒以介眉寿，宜伸善颂之诚。恭惟致政，龙学给事，东省近臣，西清宿望。体钟和气，生元祐之盛时；道合圣君，赞隆兴之初政。抗议每先于诸老，遗荣靡顾于万钟。虽容疏傅之归，行见谢公之起。至若籯金比训，庭玉生辉，出将使指之荣，入奉色难之养。膺兹全福，属我耆英。维降岳之嘉辰，当发春之令月。庙堂旧弼，纡华衮以临觞；台阁名卿，焕绣衣而在席。式歌且舞，俾炽而昌；上对台颜，敢陈口号：欲知主圣本臣忠，倾尽嘉谟沃舜聪。同载方如周吕尚，安车不数汉甲公。日烘盎盎花光暖，烛映鳞鳞酒浪红。白首同朝各强健，莫辞烂醉答春风。[9] 这篇乐语也由骈体文和近体诗两部分文字组成，但结构简单、篇幅短小，实际只相当于王珪所撰乐语的“教坊致语”部分，勾合曲、勾队、问队、放队等程序均被省略。这就须要从表演性和应用性的角度去理解，因为宋代乐语毕竟是一种实用性的文体，因应于乐舞、戏剧表演程序、表演场合的不同，其长短、结构是可以自由伸缩、增减的。徐稚山家宴的场面、规模肯定远远不如宫廷大宴，家宴上的乐舞、戏剧表演一般也不会太复杂，其祝颂乐语相对简单也就不难理解了。[10] 二 了解过宋代致语的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就须要进一步考察这种带有应用性质的文体是何时发韧并发展形成的，其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而这些恰恰是过往有关研究中最为薄弱之处。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乐语》指出： 按乐语者，优伶献伎之词，亦名致语。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朝觐聘问，皆有燕飨，以洽上下之情，而燕必奏乐，若《诗小雅》所载《鹿鸣》、《四牡》、《鱼丽》、《嘉鱼》诸篇，皆当时之乐歌也。夫乐曰雅乐，诗曰雅诗，则虽备其声容，娱其耳目，要归于正而已矣。古道亏缺，郑音兴起，汉成帝时，其弊为甚，黄门名倡，富显于世。魏晋以还，声伎寖盛。北齐后主鱼龙烂漫等百戏，而周宣帝徵用之，盖秦角抵之流也。隋炀帝欲夸突厥，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为黄龙、绳舞、扛鼎、负山、吐火之戏，千变万化，旷古莫俦，呜呼极矣。自唐而下，雅俗杂陈，未有能洗其陋者也。宋制，正旦、春秋、兴龙、地成诸节，皆设大宴，仍用声伎，于是命词臣撰致语以畀教坊，习而诵之；而吏民宴会，虽无杂戏，亦有首章：皆谓之乐语。其制大戾古乐，而当时名臣，往往作而不辞，岂其限于职守，虽欲辞之而不可得欤？然观其文，间有讽词，盖所谓曲终而奏雅者也。[11] 从上引可知，徐氏认为：致语之“制”形成于宋代，而与古乐之制“大戾”。明人贺复徵在其所编《文章辨体汇选》卷200中又说：“致语始于宋人，盖内庭宴飨，侍御优伶之辞，皆词臣拟撰，今制同之。”[12]其观点与徐氏相近。笔者认为，致语之制不同于古乐一说颇有道理，但谓此制形成于宋代则明显与史实不符；近人多承用徐、贺二氏之说而不疑，更有辨明的必要。 以下打算先从表演形态的角度罗列事实，证明宋代以前早就有乐人于宴会筵前念诵致语这种表演形式的普遍存在，以便进一步寻找致语最初形成的时间及其形成的原因，请看有关五代的几条史料： 《游宦纪闻》卷2： 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我龟儿口号：六只眼耳睡一觉，抵别人三觉。”[13] 《旧五代史·李守贞传》： （后汉开运二年）夏，契丹寇边，以守贞为北面行营都部署。少帝开曲宴于内殿，以宠其行。教坊伶人献语云：“天子不须忧北寇，守贞面上管幽州。”[14] 《五代史补》卷5： （后汉乾祐二年）李相縠尝为陈州防御史，一日，谒夫子庙，但见破屋数间，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縠叹息久之。俄而伶人中李花开趋进而前，献口号云：“破落三间屋，萧条一旅人。不知负何事？生死厄于陈。”穀惊，以为伶人之词趋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15] 以上所引都是有关五代时期的史料。第一条史事属后唐，敬新磨为教坊伶官，“献口号”的表演形式与王珪《乐语》中的“敢进口号”接近，只是文字虽押韵却并非近体诗，所献场合也不能确是否宴会奏乐之前。但第二条有关后汉的史事则显然是宫廷宴会间进行的，教坊伶人的“献语”也显然是“呈献致语”的意思。致语的全文虽不得而知，但从现存的两句看，属祝颂性质，而且平仄协谐，应是致语口号时近体诗中的两句。第三条史事也在后汉，亦属伶人进口号，只是五言绝句的形式在宋代比较罕见。 与五代大约同时的十国，也有不少伶人献致语的表演情况，以下再看几条相关的史料： 《类说》卷19： 李先主以国用不足，税民间鹅卵出双子者，柳花为絮者。伶戏，词云：“惟愿普天多瑞庆，柳条结絮鹅双生。”[16] 《诗话总龟》前集卷48： 李家明，江南李璟时为乐部头，善滑稽为讽咏。……璟于后苑，命臣僚临池而钓。诸臣屡引，致数十巨鳞，惟璟无所获。家明乃进口号曰：“新甃垂钩兴正浓，御池春暖水溶溶。凡鳞不敢吞香饵，知道君王合钓龙。”璟大喜，赐宴极欢。[17] 《南部新书》卷10： “王延彬独据建州，称伪号，一旦大设，为伶官作戏，辞云：只闻有泗州和尚，不见有五县天子。”[18] 第一条史料是南唐时事，“词云”之“词”当是指“致辞”，是致语的另一个名称，“惟愿”一语带有祝颂性质，其表演亦在伶人杂“戏”之前。第二条史料也是南唐时事，表演形式是教坊乐部伶人进七言近体口号，也是在“赐宴”时呈进。第三条史料是闽事，场合在设宴作戏之时，“辞云”之“辞”自然也是指“致辞”。从现存的两句文字上看，应是致语中的骈体部分而不是口号。 以上五代、十国的多条史料足以证明，伶人于筵宴乐舞之前奏致语的表演形式肯定在宋代以前就已流行，而且其文字形式与宋代成熟的乐语也有颇多相似之处。不过，五代十国远未算是致语出现的最早时期，以下另看两条史料： 《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 “太祖入觐昭宣，昭宗开宴。坐定，伶伦百戏在焉。俳恒直颂圣，先颂帝德，然后说元勋梁王之功业，曰：‘我元勋梁王，五百年间生之贤。’九优太史胡趱应曰：‘灼然如此，四海之内共知。’”[19] 《金华子杂编》卷上： 李赵公绅再镇广陵，郑傪犹幕江淮。傪，永贞二年相公权德舆门生。洎武宗朝踰四十载。赵公虽事威俨，而亦以傪宿老，敬之。傪列筵以迎府公，公不拒焉，既而出家乐侑之。伶人赵万金前献口号以讥之曰：“相公经文复经武，常侍好今兼好古。昔日曾闻阿武婆，如今亲见阿婆舞。”赵公囅然久之。[20] 第一条史事当唐末昭宗时，内宴百戏，伶人颂圣，其表演肯定与宋代的致语同一性质，只是优人所念之词却不是很严谨的对仗，这与宋代致语微有差异。第二条史料当晚唐武宗时，表演场合也是宴会，伶人所献是口号式的七言仄韵绝句，并兼有叙述乐舞内容的意思。除此二条外，敦煌遗书也保存了这方面的证据： 《太子成道经》（S.2440号背面）： 队仗白说：白月才沉，红日初生。仪仗才行，天下晏静。烂满（漫）绣衣花灿灿，无边神女貌萤萤（莹莹）。[21] 由于卷子上标有“队仗白说”等语，不少学者认为此乃有关晚唐队舞甚至是晚唐戏剧的史料。[22]而据前文可知，宋代致语基本上都是在队舞表演或戏剧表演前念诵的，与此相合。而敦煌此卷中的“白说”也是相对工整的骈体形式，与宋代致语的骈体部分相近。由上述史料可以证实，至迟晚唐时期已有乐人念诵致语的表演形式存在。 以上证明了《文章明辨序说》和《文章辨体汇选》中的说法不尽可靠，但往前追溯还不能到此为止。前文提到，宋代参军色念诵致语叫“作语”，《旧唐书·李实传》中就记载过“作语”： 贞元十九年，（李实）为京兆尹，……二十年春夏旱，关中大歉。……德宗问人疾苦，实奏曰：“今年虽旱，谷田甚好。”由是租税皆不免，人穷无告，乃彻屋瓦木，卖麦苗以供赋敛。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伍石米，三间堂屋二千钱。”凡如此语数十篇。[23] 贞元二十年当公元804年，是在中晚唐之交。优人成辅端所作的致语，是七言平韵绝句，且有数十篇之多，这说明致语除“因戏”表演外，在文体形式上已经比较复杂。[24]此外，致语、乐语还有一个别称为“致辞”，[25]如《宋史·乐十七》云： 每春秋圣节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进酒，庭中吹觱栗，以众乐和之，……第六、乐工致辞，继以诗一章，谓之“口号”，皆述德美及中外蹈咏之情。……[26] 所谓第六，乃第六盏御酒的意思，“乐工致辞”、继以口号相当于《东京梦华录》呈御酒时的“致语”。而“致辞”这个词在中唐的诗歌中已经出现。据唐人白居易《西凉伎》诗云： 西凉伎，假面胡人假师子，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如从流沙来万里。紫髯深目两胡儿，鼓舞跳梁前致辞：应似凉州未陷日，安西都护进来时。须臾云得新消息，安西路绝归不得。泣向师子涕双垂，凉州陷没知不知？师子回头向西望，哀吼一声观者悲。贞元边将爱此曲，醉坐笑看看不足：享宾犒士宴三军，师子胡儿长在目。……[27] 诗中所谓安西路绝、凉州陷没，乃指贞元（785－804）间吐蕃占夺河湟事，“致辞”者乃鼓舞胡儿，自然是伎乐人，表演的场合则在“醉坐笑看”的军宴当中，可见乐人于宴会乐舞之前作祝颂致辞的表演形式在中唐时期恐怕就有了。 此外，较贞元时代略前的大历年间，有一位著名的诗人叫李端，作了一首《胡腾儿》诗，诗中所述也与致语有关： 胡腾身是凉州儿，肌肤如玉鼻如锥。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胡腾儿，胡腾儿，故乡路断知不知。[28] 对于此诗， 胡腾舞大约出于西域石国，舞此者多属石国人，李端诗“肌肤如玉鼻如锥”，则其所见之胡腾儿为印欧族之伊兰种人可知也。……李端诗“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大约系指舞人起舞之先，必须略蹲以胡语致词，然后起舞。宋朝大曲，奏引子以后，竹竿子口号致语，李端所云之本音语，疑即大曲口号之大辂椎轮也。[29] 向氏指出胡腾儿源于西域，应当可信；而把他所表演的“本音语”释为“胡语致辞”，并把它视作宋代教坊致语（“大曲口号”）的前身，虽然没有作出具体论证，也不失为一种有启发性的说法。 不过，向氏所发现的“致语”尚不是最早的，据笔者掌握的材料看，盛唐时已有筵前念致语一类形式的表演。《唐语林》卷1《政事上》载： 明皇宴蕃客，唐崇句当音声，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慕义，言甚明辨。上极欢。崇因长入人许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30] 唐崇在宫廷宴会上“句当音声”，所述、序、赞的内容又为祝颂性质，与宋人教坊致语的表演场合和功能基本一致。而“句当音声”的“句”字，古与“勾”字通用，这与宋教坊乐语中勾队、勾杂剧的“勾”恐怕不无关系。 还有一个证据可以佐证盛唐之有致语，前引《旧唐书》提到成辅端“因戏作语”，这件事在《新唐书·李实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优人成辅端为俳语讽帝，实怒，奏贱工谤国，帝为杀之。[31] 可见，致语似乎又可称为“俳语”，而传为宋人朱胜非所撰的《绀语集》曾有一则关于俳语的记载： 帝（唐玄宗）幸华清宫，有刘朝霞献赋，杂以俳语，有云：“遮莫你古来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又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首莫五角六张。”[32] 从刘朝霞的四句“俳语”看，是比较工整的骈体，而且有祝颂性质，与后世的致语恰好相当。结合唐崇“句当音声”一事，说明盛唐时期大约已有致语一类的表演形式，甚至其文字形式与后世的致语亦有一些相似。 以上主要从表演形态的角度论证了宋代以前必有念致语表演形式的存在，如果从文体形态的角度对上述史料再进行一些分析的话，宋以前已有致语的结论恐怕也无太大问题。 比如，在前引史料中，后汉少帝教坊伶人、南唐李家明、晚唐赵万金等所进的口号，就基本上是七言近体，与宋人乐语中“进口号”的形式没有太大区别。又如，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中的队仗白说、十国闽政权伶人的致辞均有骈体痕迹，这则可视为宋人乐语中骈文的先声。另据《宋史·高锡传》载： （后周）世宗尝令翰林学士及两省官分撰俳优词，付教坊肄习，以奉游宴。锡复上疏谏。[33] 这是一条比较重要的史料，其中所谓“俳优词”付“教坊肄习”，乃指“游宴”时的教坊致辞无疑。五代时期既已有学士、省官等词臣参与致语的创作，则写出骈体文、近体诗等都不会是什么难事，而这一文体的艺术性大约毋须质疑，它与宋代完整、复杂的乐语大概不会相差太远。 再从念诵的结构考虑，唐末俳优“颂圣”时，先颂帝德，再说梁王功业；中唐优人成辅端作语时，至有数十篇之多；盛唐唐崇“句当音声”时，先述国家盛德，次序朝廷欢娱，又赞扬四方慕义；以上均可看出，这些致语的结构都比较复杂，而且应该分有段落，所念诵的文字显然也不少。如果这些优人事先准备有底本，或把他们念诵的文字完整记录在文本上，应当就是一篇较为象样的致语了。换言之，盛唐以至五代十国的致语确已有不少地方和宋代致语相同。至于不同之处，如李花开进口号用五言近体的形式，敬新磨进口号用杂言的形式，晚唐胡趱颂圣时并不使用骈体，这都是致语在宋代以前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表现，但决不能说宋以前无致语。 当然，可能有人会提出《文章明辨序说》和《文章辨体汇选》所说的“致语始于宋”是指专用词臣以撰致语之制，但这也不对，前引《宋史·高锡传》那条史料就是有力的反驳证据。另外必须指出，贺复徵所说宋代致语“皆”由词臣撰写一说也是错的，[34]据《宋会要·职官二二·教坊》载： 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诏教坊优词令使、副与掌撰文字人修定。[35] 天禧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诏，自今赐契丹及高丽使御筵，其乐人语词，教坊令舍人院撰，开封府衙前令直馆撰，以承前乐工致语未合程式也。[36] 第一条史料所说的“教坊优词”当然是指教坊致辞，它们在北宋初本是由教坊使、教坊副使、教坊掌撰文字等乐官共同修定、撰写的；[37]第二条史料虽提到乐工所撰致语多不合程式，但毕竟说明宋代的致语也并不专用词臣撰写。由此反观宋以前的致语，其不合宋以后程式之处，或就是由于优人撰词、文字水平不高而造成的，但决不能说致语“始于宋”。 三 以上援引多条史料，从表演和文体两个方面证明了致语的形式在唐五代时期已有之，那么它是因何而产生的呢？如果从功能的角度考虑，在宴会时由乐人说一些祝颂的说话，甚至用念诵、说唱的形式表演出来，有很好的活跃气氛的作用，也让大家明白以下节目所要表演的内容，这是大家都乐意听的，这些应当就是致语产生的内在原因。若从外部原因考虑，则 首先，从前文援引的史料看，致语表演时往往与胡乐有关。比如“帐前跪作本音语”的胡腾儿是出自粟特九姓之一的石国；“鼓舞跳梁前致辞”的西凉伎人来自安西都护；另如唐崇“句当音声”时，所宴请的恰恰是“蕃客”，蕃客也就是外国客使，唐时多是胡人；再如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太子成道经》，现身于西域，与西来佛教的寺庙音乐自然有关。而我们知道，由汉及唐是胡乐西来最为繁盛的时期，胡乐之影响中国是多方面的，如果胡乐中早有俳优念诵祝颂之辞的表演形式，则其影响致语之产生就大有可能。 其次，从现存史料看，在部分胡人乐舞的表演过程中确有一些类似优人念致语的情况。以下先看萧梁时周捨（一曰范云）所作的《上云乐》歌辞： 西方老胡，厥名文康。遨游六合，傲诞三皇。西观濛汜，东戏扶桑。南泛大蒙之海，北至无通之乡。昔与若士为友，共弄彭祖扶床。往年暂到昆仑，复值瑶池举觞。周帝迎以上席，王母赠以玉浆。故乃寿如南山，志若金刚。青眼眢眢，白发长长。蛾眉临髭，高鼻垂口。非直能俳，又善饮酒。箫管鸣前，门徒从后。济济翼翼，各有分部。凤皇是老胡家鸡，师子是老胡家狗。陛下拔乱反正，再朗三光。泽与雨施，化与风翔。觇云候吕，志游大梁。重驷修路，始届帝乡。伏拜金阙，仰瞻玉堂。从者小子，罗列成行。释知廉节，皆识义方。歌管愔愔，铿鼓锵锵。响震钧天，声若鹓皇。前却中规矩，进退得宫商。举技无不佳，胡舞最所长。老胡寄箧中，复有奇乐章，赍持数万里，愿以奉圣皇。乃欲次第说，老耄多所忘。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未渠央。[38] 这首歌辞详细描述了“西方”《上云乐》这一大型乐舞的表演过程，其中虽然没有出现致语、致辞一类字眼，但最后几句提到老胡“次第说”，而且有“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等祝颂之语，与后世乐舞中的致辞可谓同一性质。《乐府诗集》还收录了唐人李白拟周捨（范云）诗而作的《上云乐》歌辞一首，[39]录如次： 金天之西，白日所没。康老胡雏，生彼月窟。巉巉容仪，戍削风骨。碧玉炅炅双目瞳，黄金拳拳两鬓红。华盖垂下睫，嵩岳临上唇。不睹谲诡貌，岂知造化神。大道是文康之严父，元气乃文康之老亲，抚顶弄盘古，推车转天轮。云见日月初生时，铸冶火精与水银。阳乌未出谷，顾兔半藏身。女娲戏黄土，团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濛濛若沙尘。生死了不尽，谁明此胡是仙真。西海栽若木，东溟植扶桑。别来几多时，枝叶万里长。中国有七圣，半路颓鸿荒。陛下应运起，龙飞入咸阳。赤眉立盆子，白水兴汉光。叱咤四海动，洪涛为簸扬。举足蹋紫微，天关自开张。老胡感至德，东来进仙倡。五色狮子、九苞凤凰，是老胡鸡犬鸣舞飞帝乡。淋漓飒沓，进退成行，能胡歌，献汉酒，跪双膝，并两肘，散花指天举素手。拜龙颜，献圣寿，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岁杯。[40] 从诗中所述看，远在“金天之西”前来进献乐舞的“康老、胡雏”，表演时亦有祝颂的话：“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万岁，长倾万岁杯。”大致可视为致语一类。由于李白的诗是拟周捨（范云）而作，所以反过来可以佐证周（范）诗中的祝颂之辞与致语属于同一性质。[41] 除此以外，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进献《上云乐》的老胡又称“康老”，应是中古时期的撒马尔罕人，故其所献之乐实为胡乐，[42]与《西凉伎》、胡腾舞等都是通过西域传入中国的。第二，两首《上云乐》诗都提到狮子舞表演，而《西凉伎》中致辞胡儿所表演的也是狮子舞，可见《西凉伎》与《上云乐》在表演形式上有若干相通之处，由此推导《上云乐》可能也像《西凉伎》一样有致辞。 从两首《上云乐》诗歌中可以看出，南北朝时期胡人乐舞中的一些表演形式已和唐宋致语有部分的相似之处，或者就是影响致语形成的外在原因之一。前引徐师曾有关乐语的评述中，提到宋乐语产生之前汉唐俗乐杂陈的情况，俗乐中又夹杂了大量的胡乐，徐氏似乎也觉得这些俗乐对大戾古制的乐语之形成是有一定影响的，只是没有作出论证而已。当然，由于现存史料有限，致语源于胡乐一说还处于推测阶段，有待日后的补充。 小 结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致语又称致辞、乐语、教坊词、俳优词等，原是筵宴乐舞演奏前乐人念诵的祝颂之辞，现存的多条史料可以证实，这种表演形式在盛唐、中唐、晚唐均有出现，五代十国时期更是相当流行，而且当时优人念诵的文字内容与宋代成熟的乐语文体也存在形式上的相似。所以，前人关于致语之制“始于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要寻找致语产生的外部原因，则汉唐时期胡乐的大量西来可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上云乐》、敦煌遗书《太子成道经》、部分唐诗为此提供了若干证据。 到了宋代，致语发展成为完整而复杂的乐语，包括骈体文形式的致语，近体诗形式的口号，骈体形式的勾队、勾杂剧、放队等多个组成部分，往往由词臣撰写，篇幅一般较长，主要在宫廷大宴时由教坊乐官于乐舞、杂剧表演之前念诵，并有指挥、引导节目表演的功能。此外，致语又被应用于其它一些场合，如皇家仪仗、[43]丧礼、[44]军队礼仪。[45]至后世，致语还进入或残存于其它文艺形式当中，如小说创作、民间伎艺演出、戏曲表演等。当其进入小说创作时，其面貌近似于头回、引子一类；当其进入民间伎艺演出时，开呵、收呵等都是致语形式的残存；当其进入元明戏曲时，引戏色的开呵也与参军色念致语颇为类似。由此可见，致语这种形式不但源远，而且流长。由于致语流变的问题过于复杂，只有另文再作阐述了。 总而言之，致语既是一种表演形式，也是一种文体形式，它和文体学、戏剧学、乐舞学均有密切联系，甚至可能是中外艺术交流的产物，因此值得相关学科研究者的注意。本文主要就前人关注不够的一些问题作了考述，特别是对致语“始于宋”的说法作了批驳，不当之处，敬祈教正。 附识：本文的撰写得到 注释： [1]胡适：《水浒传后考》附录《致语考》，见《中国哲学史大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五《西域传来之画派与乐舞》，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2]黄竹三：《参军色与致语考》，《文艺研究》2000年第2期；杨晓霭：《乐语口号的表演与近体诗在宋代的入乐》，《江海学刊》2008年第1期；谷曙光：《宋代翰林学士撰教坊乐语考论》，《中国文化研究》2005秋之卷；韩启超：《宋代乐语名实考辨》，《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06年第1期；张国强：《教坊致语考述》，《音乐研究》2007年第1期。 [3][4]孟元老撰、李士彪注：《东京梦华录》卷9，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92，92页。 [5]吕祖谦编：《宋文鉴》卷13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01－504页。 [6]笔者案，口号一般是七言律诗或七言绝句，此例是七言律诗；另外，小儿队和女弟子队都是宋教坊队舞的组织，其领头者称为小儿班首和女童队首，负责小儿致语和女弟子致语。 [7]笔者案，在现存的宋人乐语中，小儿和女弟子致语时往往也念近体诗口号，此例则省。 [8]有学者把“致语”视为一套完整“乐语”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对致语和乐语两个概念作了区分，就王珪的作品分析，也说得通。参见前揭谷曙光文，第86页。 [9]陆游：《渭南文集》卷42《致语》，《陆放翁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63页。 [10]笔者案，有学者认为宋代的致语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系统，北宋的复杂而文详，南宋的简单而文略，这种观点恐怕不确。因为南宋《鄮峰真隐大曲》中所载队舞表演中的一些致语就比北宋的致语还要复杂，实际上，宋代致语写作的复杂、详略与否主要由表演场合、表演程序所决定，而与时代没有太大关系。 [11]徐师曾撰，罗根泽校点：《文体明辨序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169－170页。 [1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0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20页。 [13]张世南撰，张茂鹏点校：《游宦纪闻》卷2，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8页。 [14]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09，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438－1439页。 [15]《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07册，第681页。 [16]曾慥编：《类说》卷1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37页。 [17]阮阅编，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前集卷48，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66页。 [18]钱易撰，黄寿成点校：《南部新书》卷10，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3页。 [19]李昉等：《太平广记》卷25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册第624页。 [20]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30页。 [21]黄征、张涌泉校注：《敦煌变文校注》卷4，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81页。笔者案，是书编者校语指出，为与其他敦煌文书之《太子成道经》区别，将此卷拟名为《太子成道吟词》。 [22]参见任半塘：《唐戏弄》第5章《伎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876页；饶宗颐：《敦煌曲与乐舞及龟兹乐》，《新疆艺术》1986年第1期；石路：《释熊踏》，《新疆艺术》1985年第5期；李正宇：《晚唐敦煌本（释迦因缘剧本）试探》，《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笔者案，有学者极力反对以上的说法，但即使剔除这条史料，对本文的结论影响似乎也不大。 [23]刘昫等：《旧唐书》卷135，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731页。 [24]笔者案，敦煌遗书P.2641号《丁未年（947）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破用请凭牒》提到：“设打窟人细供拾伍分，贰胡并。……音声作语，上次料两分，又胡饼贰拾捌枚。”所谓“音声作语”，与宋代参军色“作语”当是同一性质，这是敦煌遗书中存在致语的另一个证据，只是时间则系于五代。 [25]笔者案，《文体明辨序说•致辞》有云：“按致辞者，表之余也。其原起于越臣祝其主，而后世因之。凡朝廷有大庆贺，臣下各撰表文，书之简牍以进，而明廷之宣扬，宫壶之赞颂，又不可缺，故节略表语而为之辞。观《宋文鉴》以此杂表中，盖可知已。今之祝赞，即其制也。”（第167－168页）《序说》所说的“致辞”与作为乐语的“致辞”不是同一种文体。 [26]脱脱等：《宋史》卷142，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348页。 [27]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4，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5页。 [28]《全唐诗》卷284，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3238页。 [29]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66页。 [30]王谠撰，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3页。 [3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7，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12页。 [32]朱胜非：《绀珠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00页。 [33]脱脱等：《宋史》卷269，第9250页。 [34]笔者案，关于这一点，上举张国强先生一文已作了揭示，本文不敢掠美。 [35]徐松辑：《宋会要》，《续修四库全书》第77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页。 [36]《续修四库全书》第779册，第15页。 [37]笔者案，“掌撰文字”是宋教坊中专设的乐官，《宋会要•职官二二》亦有记载。 [3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51，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46－747页。 [39]李白原案：“老胡文康辞，或云范云及周捨所作，今拟之。”李白著，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3《乐府》，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4页。 [40]《乐府诗集》卷51，第747页。 [41]对此，许云和先生曾撰《梁三朝乐＜上云乐歌舞伎＞研究》一文（收入《汉魏六朝文学考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29－259页），认为周捨的《上云乐》是一首“俳歌辞”，其性质就是“俳语口号”，“专作祝寿之用”。笔者以为，许先生的论证是一个有益的参考，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文的看法并非全无根据。 [42]笔者案，《上云乐》一名《文康乐》，据岑仲勉先生考证，文康一词即“古康国名称Markand之音写”。（岑仲勉：《隋唐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65页）。而张星烺先生也认为康老胡雏为西域康国人（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466页）。所谓康国，即撒马尔罕，乃中古西域粟特九姓国之一。 [43]如《武林旧事》卷1“登门肆赦”条载：“驾自文德殿诣丽正门御楼，教坊作乐迎导，参军色念致语，杂剧色口号。”（周密撰，傅林祥注：《武林旧事》卷1，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44]如宋人撰有《老苏先生会葬致语并口号》，见苏洵著，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附录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32－533页。 [45]如宋人洪适曾撰有《广东春教致语》、《广东秋教致语》、《水教致语》等，见洪氏《盘洲文集》卷65、6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