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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玲华 摘要：有鉴于英国汉学家程思丽在汉学研究领域所作出的积极贡献，并因国内学界对其鲜有研究之现状，本文选取她早期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论文进行介绍与论析，以期形成她在金圣叹研究领域的专题探讨。在介绍其人背景的前提下，论文着重论析程思丽在多元视野观照下的学术见解，从新的思路去探寻金圣叹获取《西厢记》“隐藏意义”的风格、方法等，以利中国学者进行参考与研究。 关键词：程思丽 金圣叹 评点 视域 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东亚系莎莉K·丘奇（Sally K. Church）博士（中文名程思丽，下文沿用），是英国颇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但在中国国内的汉学研究观照中，却仍是一位鲜为人知的学者。其汉学成果的传播与研究，在中国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1]实际上，程思丽博士在剑桥大学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有多年，且成果斐然，正有待于进入中国学界的汉学研究视野。 一、程思丽其人其作[2] 程思丽长于中国文学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经跨入汉学的研究领域。1971年，她最先在明德学院（美国佛蒙特州）学习中国历史，并以优等生的荣誉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之后，她转向中国文学研究，并相继在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继续深造，于1978、1982年分别获得两个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继取得双学士学位后，她又凭借论文《金圣叹论<西厢记>》，从哈佛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她在剑桥大学担任东方研究系“明清白话小说”课程的客座讲师。1998年，她被正式任命为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初级研究员，并于2001年获得导师资格。由于在英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及公益慈善领域具有较大影响，程思丽博士被委以重职，现任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的大学导师，院士和留学生联络官员，并担任圣埃德蒙德学院、修斯学堂、沃尔福森学院督学职位。 程思丽在剑桥大学的授课内容，以中国文学作为主要方向，涉及到明代文学、现代中国文学，唐诗，汉学目录学方法论等多个领域。教职之余，程思丽以中国古代文学作为基调，选取一些较为重要的文学文本，或者具有显著历史意义的文学现象，作为研究与探讨的对象。论其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明代的外交历史。程思丽是东西方早期交流的专家，对郑和航海学有着浓厚兴趣，并在中、西方学术界发表过多篇研究论文。例如：《郑和：450英尺宝船可信度调查》（2005）[3]、《“记忆的痕迹：论<龙江船厂>的郑和航海”》（2011年）[4]、《郑和与亚飞世界》（与查林森合编，2012年）[5]，即将出版的《考察郑和宝船：已知与可知之事？》（2016）、《郑和的宝船：复制品与现实》（与张娜合著，2016）[6]等专著与论文[7]，在中国乃至世界汉学界产生了较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是对明代文化、文学的异域考察。尽管近年来程思丽偏好前一方向的研究，但作为她跨入汉学研究领域的“垫脚石”，此一方向也是其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先后发表的论文有《超越言词：金圣叹的 <西厢记>隐藏意义观》（1999）[8]、《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明朝永乐皇帝的政策研究（1403—1424）》（2002）[9]、《孟加拉的长颈鹿：中国明朝的中世纪际遇”》（2004）[10]等。 本文所要介绍和探讨的论文：《超越言词：金圣叹的 <西厢记>隐藏意义观》，是她关注明代戏曲的研究“发声”，发表于《哈佛大学亚洲研究杂志》1999年第一期。此文既是她博士学业的成果，也是她早期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此论文进行探讨，可见程思丽博士在中国古代戏曲《西厢记》研究方面的主要学术见解、研究方法论及其研究风格。 二、“新批评”传统的践行 从论文的表达内容来看，虽无明文表述程思丽就是“新批评”流派的支持或拥护者，她本人是否在其他地方认可“新批评”传统对她产生了影响与滋养，也不得而知，但从其研究方法论来看，却无法否认她与“新批评”传统之间的关系，其论述与“新批评”流派的鲜明理论主张高度契合。 “文本中心”是“新批评”流派理论主张的关键性概念，英国流派和美国流派，在此明确方向上具有共通性。主张将文学文本作为文学研究的本体，提倡对文学文本进行精细阅读，认为“语境”构成意义交互的语义场，是英美“新批评派”共通观点的重要组成内容。程思丽论金圣叹评点的原点，很明显立足于金圣叹对《西厢记》评点的具体文本之上。但凡论文所进行的阅读、阐释、剖析、存疑与评论等，都从金圣叹评点文本的本身出发，其意图与新批评的主张相类同，即发掘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意义与价值。 程思丽的文本分析，与“新批评”传统存有重合之处。其一，重视文本细读。以文本为中心，意味着获取作者的真正意图，要以作品作为依据。它与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意图——确保读者能够知晓作者之“心”（mind）相互吻合。程思丽将金的意图论述为：“他（金圣叹）将自己设置为权威，并建立了他自己的评点体系，作为对《西厢记》最为明确的阐释”[11]，并认为它正是金圣叹推崇与推销“隐藏意义”的最终目的。程思丽通过对《新刊奇妙全相注释西厢记》（五卷本）[12]的文本细读，论述金圣叹如何达到揭示“隐藏意义”这一真正意图的技巧、原则与方法等。其对“隐藏意义”的观照，以及论证金如何达成真正意图，都以文本为基础。这一文本不是金圣叹所面对的《西厢记》文本，而是在金圣叹在《西厢记》文本基础上进行了评点的文本。她将金圣叹为论证《西厢记》经典文本地位而做出的努力，理论地归纳为：一是寻找实例为此观点进行佐证，二是详尽地指出了《西厢记》原作的技巧和艺术特征。 其二，重视语境的重要性。“新批评”用“语境”概念来描述某个词、句、段与它们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开阔的视野。在“新批评”派代表人物瑞恰慈看来，“语境”构成的是一个意义交互的语义场，词语在上下文提供的设定中纵横捭阖，从而产生出丰富的言外之意。金圣叹看《西厢记》中的“隐藏意义”，是在上下文的语境中，对其中暗含的“隐藏意义”一一进行罗列。以评点行为而论，他是“语境”的推崇者，其对“隐藏意义”的多维度解读，总是不曾离开“语境”前提。金圣叹对“语境”的重视，这一点被程思丽所察觉和捕捉到，在论文中对此进行了着重分析与归纳。金圣叹的“语境”，实则已经涉及到理解文本的其他因素，程思丽称之为是“心理学的、道德的和社会的”。金圣叹认为“文外有意”、“言外有意”，程思丽将它们诠释为“beyond the words”，并以之作为她论述的主题内容，揭示的正是金圣叹在“语境”中寻求“隐藏意义”这一事实。《西厢记》中看似不合理的事件与情节，透过表面意义，在深层“语境”中却成为合理甚至是必要的存在。程思丽例举了金圣叹评点《酬简》一折来进行说明。《西厢记》饱受争议的情节之一，是此折中张生与莺莺所达成的“实质性”幽会： 【上马娇】“我将你罗带儿解，兰麝散幽斋。…… 【胜葫芦】软玉温香抱满怀。……鱼水得和谐。…… 因为“幽会”情节的存在，《西厢记》被认为“满带脂粉之气”[13]，张生和莺莺也分别被描绘成“狂且”与“倡女”。金圣叹却看到了“幽会”表面意义后的“隐藏意义”。张生病情（相思成疾）的恶化，成为莺莺“回心转意”的前提，立足于这一“语境”，金圣叹将“始终不出一情字”的印象主题正名为“道德之作”。“她决定走向他，因为她是一个慈悲的人”[14]，“莺莺同情心的正面品德，压倒了她希望保留贞洁的自私”[15]；“再者，它（幽会）救了张生的命”[16]。因而，金圣叹称“幽会”情节是“文者见之谓之文，淫者见之谓之淫。”又总结说：“意不再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文，故吾真曾不见鄙秽”（第十四折《酬简》），意在表明，要挖掘“隐藏意义”的存在，及其中所隐含的道德、美学意义，就不可忽视“语境”的重要性。又如，程思丽针对莺莺被误解的情节，对金圣叹的纠偏（“correct”）行为进行了详尽说明。金圣叹为第十一折《闹简》中“莺莺邀约张生前来花园相会却又对他大加斥责”的情节进行了辩护。程思丽认为这是对“语境”的强调，指出金圣叹重塑了《西厢记》的人物形象。金圣叹辩护“莺莺从邀约到谴责张生”的矛盾行为，是“金圣叹为事件的转变提供了一个长长的辩解说明。辩解的是莺莺并不想谴责他，但通过特定环境的设置，又被迫如此做。”[17]特定环境的设置，即为特定“语境”的生成，对作品的解读具有方向性的引导作用。 无文字也是“语境”的一种特定表现。“无文字的交流，发生或未能发生在人物对人物交互作用的层面：一个人物蕴含着另一人物凭直觉应该知道的东西，或者一个人因为误解了词语之外的内容而错失了一种意义。”[18]金圣叹曾谈及： 文章最妙，是目注彼处，手写此处。若有事必欲目注此处，则必手写彼处。一部《左传》，便十六都用此法。若不解其意，而目亦注此处，手一写此处，便一览已尽。《西厢记》最是解此意。（“读法”15） 此段文字可以看成是对无文字交流的说明之一。词在此，而意在彼；意在此，而词在彼，意与词在特定场合，总有一方缺席或被缺席。在词语和意义分离的空间，在字面意义上所未得到描述的内容，即可被认为是“无文字交流”的一种。程思丽认为金圣叹的这种看法，与他倡导简约用词的原则是一致的。她论断说：“词语有唤醒意义的能力”[19]，又说“词语和意义功能之间有着确定的分离：它阻止了意义轻易地被摄取。读者应该去钻研它，而不是简单地一览已尽。”[20]在她看来，“语境”在文本与读者的双向交流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探寻真实“语境”的存在，对确定“隐藏意义”大有帮助。 三、“解释学”视野下的文本突围 程思丽的金圣叹研究又并非单一地受到“新批评”传统的影响。其研究视角既建立在纯文本基础上，又远远超越了纯文本研究的范围。文本细读固然是针对作品本身展开的一系列行为，但要注意的是，“新批评”将文学作品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客体，以种种理由摈弃对它的外部研究。这种极端化的“文本中心”论，隔离、阻断了文学研究与社会、文化、读者等之间的联系，使得文本成为一个固步自封的僵化对象。20世纪60年代以后，“新批评”走向衰落，与此弊端不无关系。文本要流动起来，要在变化了的新“语境”之下获得新的意义，就必然要打破这一僵局，让文本本身成为主体。然而，对文本本体的揭示又是复杂和困难的，因为构成文本的东西虽然确实存在，但却并不是唯一客观的存在，而是不同的读者在阅读中所“感受”到的东西。程思丽观察到，金圣叹对《西厢记》文本的把握，通过对第三人称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的变换，进行了文本在理论上的提升。论其表现，主要在于他重新看待了作者、文本及读者之间的全新关系，从而从文本外部进一步丰富了文本的内容。 这个“丰富”即指意义的多层内涵，是“解释学”理论的强调的重要内容。“解释学”是关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与“新批评”的理解有交叉，又有不同。“圣经阐释学”的文本解读认为理解是对文本本身意义的理解，几乎是“新批评”关于文本细读的同义阐述。到了经典解释学及后经典解释学阶段，理解的意义就扩容化了，阐释者自身的作用被大大提升。海德格尔将理解称之为“此在”的存在方式，伽达默尔则进一步提出了“理解距离”和“视域融合”的观点，施赫还区分出了“含义”与“意义”之不同。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说明意义并不是单一的表现，而是产生于作者、文本与读者对话的过程之中。程思丽在论文中明确提到，金圣叹论《西厢记》，与《左传春秋》的解释学传统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称“金圣叹的规则部分来自于萦绕于《春秋》的解释学传统”[21]，并断言“文学批评已经日益意识到，任何试图确切地宣告文本所说之意，是不可能也是被误导的任务。”[22]为避免走入绝对“以文本为中心”的藩篱之中，程思丽针对金圣叹的评论文本，以其对“隐藏意义”的论述作为中心，重新考察了《西厢记》文本与金圣叹的理解视域及其自己本身视域之间的多重关系。 第一，“隐喻”机制作为传达“隐藏意义”的载体，为意义的丰富理解留下了想象空间，文本的理解视域由此从“新批评”传统的不良弊端中得以突围。“隐喻”是新批评理论的重要批评术语，指“用一种事物暗指另一种事物”。金圣叹的《西厢记》评点，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断言《西厢记》文本是言彼意此，言此意彼的文本。在他的阐述之下，读者看到了文本作者所使用的各种“隐喻”技巧。王实甫作为《西厢记》的文本作者，并未对此类技巧进行言明。隐藏于其中的更深层次的“潜在意义”，是通过金圣叹的评论而得到揭示的。因典故、俗语、成语等“隐喻”技巧在《西厢记》文本中确然存在，才使得金圣叹定义了诸如“眼”（hand）和“手”(eye)、“笔”(brush)和“心”(mind)、“斗笋”和“合缝”以及“狮子滚球”等“读《西厢》者不察，而总漫然制之”的技巧概念。程思丽在归类这些技巧之余，再一次在理解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视野。其独特之处在于，她并没有纠缠于这类技巧是否真正揭示了“隐藏意义”的问题，而是将重心转向论述这些技巧如何替金圣叹指明了“隐藏意义”的更高层面。 揭示具有“隐喻”作用的概念，是程思丽论述金圣叹“隐藏意义”的第一个层次。金圣叹将言外之意、文外之意都视为是“隐藏意义”生成的重要手段，并由此建立起理解与阐释《西厢记》文本的理论依据。他认为，发掘“隐藏意义”，要通过“隐喻”的术语来帮助实现。“眼”和“手”是最先谈及到的具有“隐喻”机制的技巧，意思是指从不相关的主题内容写起，迤逦而至，当写到将至时，又且住，并重复这个过程。它是针对于作者角色的概括。在第一折【村里迓鼓】中，金圣叹描述张生游览寺院，经过一处又一处建筑，最后才将视线集中于莺莺身上，此所谓“相其眼觑何处，手写何处”，“手”写张生之游程，“眼”所写即表达见莺莺带来的震撼与喜悦。 与“手”和“眼”属于同一技巧的其他隐喻概念，还有“笔”和“心”。程思丽认为，“眼”和“手”、“笔”和“心”，标明的都是词语意义之间的分离。尤其是“笔”和“心”，用法在于“阐明了文本中的明意与隐藏之意，再一次注解了存在于两者之间写法的分离之妙。”[23] 心之所不得至，笔已至焉，笔之所不得至，心已至焉； 笔所已至，心遂不必至焉，心所已至，笔遂不必至焉。 这几句文字是金圣叹对第二折《借厢》的总评，也是他对用笔方法的一段介绍。在程思丽看来，金圣叹对“笔”“心”技巧的运用，旨在探讨词和意义之间的留白，因为“留白是构架起阅读进程中的桥梁。”[24]程思丽还认为它是“两套平行叙述之间的悖论关系，……探讨的是两种层次意义间的一些关联，暗示了导向另一个层次的方法”。[25]显然地，此处程思丽所论与金圣叹所论，焦点都集中在“另一个层次”之上，位于同一视线之内。莺莺虽不在张生的视野之中，却在张生的心中，张生看莺莺竟是拿心中的莺莺来看，这文字分明是以一个写另一个，然而却又是另一个之“再现”。以“不在场”写“在场”，无一句写莺莺，而莺莺之情毕现。此番“隐喻”之妙，正如程思丽所说：“笔”清楚地指向作者写出来的“词”，但是“心”之意是模棱两可的：它可能是作者的“心”，也可能是读者的“心”。[26]“笔”“心”偏离所产生的丰富意义，通过“隐喻”技巧得以表现，同时又超越了“隐喻”技巧而得到了提升。 笔之不至而形成隐藏意义，表现这一“隐喻”技巧的，在程思丽看来，还有金圣叹所认为的 “狮子滚球”之法。金圣叹的这一段论述是对“眼”“手”、“笔”“心”的进一步补充： 文章最妙是先觑定阿堵一处，已却于阿堵一处之四面，将笔来左盘右旋，右盘左旋，再不放脱，却不擒住。分明如狮子滚球相似，本只是一个球，却教狮子放出通身解数，一时满棚人看狮子，眼都看花了，狮子却是并没交涉。人眼自射狮子，狮子眼自射球。盖滚者是狮子，而狮子之所以如此滚，实都为球也。（“读法”16） 程思丽认为，金圣叹为使读者获得真正意义，寻求了一个既富审美感又具形象化的理解方法。“狮子滚球”被认为是“隐喻”，是因为“金圣叹提醒读者们不要被作者花式之笔分散了注意力——狮子的滑稽动作即是代表——因为读者可能会被误导，以至于错过了以球作为代表的真正隐藏意义。”[27]此外，金圣叹匠心独运之处，还在于运用了“斗笋”、“合缝”的“隐喻”概念。“斗笋，其始也；合缝，其终也。今日之事，不图合缝，且图斗笋。” 这一“隐喻”的使用，发生在张生计划接近莺莺的情节之中。可怜张生“自夜来见了那小姐，着小生一夜无眠”，故而千方百计想接近莺莺。在此，隐喻和事实之间产生了一种张力，即张生与莺莺之间的关系发展，势必在下文中，通过张生的努力而得以延续发展。此时，作者的预设伏线与读者的预期伏线形成了理解上的统一，这也就就是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之意——作者、文本与读者的视野在此是一致的，或者称之为是融合的。程思丽作为《西厢记》文本读者的读者，揭示了由阐述“隐喻”概念到探寻“隐藏意义”生成的文本逻辑，形成了程思丽论述金圣叹“隐藏意义”的第二个层次。 第二，评论（金圣叹称之为评点）是阅读并理解文本的一种再阐释行为。从文本再现转向文本交流，从意义复制者转向意义交流者，文本意义从而得以单向传递的理解局限中突围出来。经典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均认为，文本意义的阐释不是一个单向的传递过程，而是非常复杂的双向交流。明清时期的戏曲、小说评点家，尚未有“解释学”的理论概念，但也十足意识到了文本意义的解释过程，是一项兀兀穷年、皓首穷经的复杂活动。对评点者而言，猜测并找寻作者的意图，是他们阐释文本的重要任务。评点者在传达文本意义之时，总是夸大自己作为意义寻求者的角色，提醒并告诫其他读者：“不可被作者瞒过”。程思丽举出的实例是金圣叹对“正写”和“曲写”、“实写”和“虚写”、“衬”和“托”等概念的阐述。“衬”与“托”被程思丽认为是“金圣叹在评论中探讨的最有趣、最重要的技巧之一”[28]，例如写红娘之美即为衬托莺莺之美，甚至比红娘更美，此乃正衬；而“一个人物特征的使用带来另一个人物对比鲜明的特征”[29]，此乃反衬。与正、反衬形成参照的同类概念，还有“正”“曲”，“实”“虚”。概念表达不同，意义也具有某些方面的不同。而程思丽之所以能将这些“隐笔”技巧进行汇总，是因为它们在阐释学的层面上，确实具有相同的特征。如其所说：“金圣叹批判了一种阐释，并呈现了另一种阐释”[30]，意在表明，金圣叹认为语言文字自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意义的理解，尤其是“隐藏意义”的理解。例如，其称“檀口，粉鼻，梨花面，以及杨柳腰”为“非实写”，称【村里迓鼓】张生的游览过程为“题之正位”等，其意都在于表述“正写”、“实写”、“衬”即表层意义的获得，而“曲写”、“虚写”和“托”才是隐藏意义的表达。互为对立面的双方，“包含了两种看待文本的不同方式：一种被作为是表面文本资料的呈现，另一种被作为是信息通过但不进入文本资料的交流。第一种方式走向形式主义，第二种则包含了解释学和释义的内容。”[31]文本的理解由此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视角：“正写和曲写关注的是再现，实写和虚写关注的是交流。”[32]它由两个阶段组成：第一阶段是明确主题，实现从文本到作者主题的表层表达。第二阶段是读者从主题转向意义。[33]故而，金圣叹所表述的意义理解过程，实则与解释学的观点殊途同归，即理解并不是一种复制的过程，而总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他将自己认作是意义的发掘者，而非阐述者，充分符合从复制文本意义向创造文本意义发生转向的理论逻辑。 既然金圣叹对“隐藏意义”观的分析是深刻的，是否就意味着金的解读，完成了《西厢记》文本意义的最终阶段呢？程思丽的回答是否定的。在她看来，金圣叹的评点分析，仍有值得商榷的空间（下一节将会谈到），并认为他的“隐藏意义”观，至少在两个方面具有自我矛盾之处：其一，金圣叹认为《西厢记》文本中存在着诸多“隐藏意义”的存在，且“隐藏意义”是他想要传达给读者的真正意图。但是，考察其评点内容可发现，其为阐述自己的“隐藏意义”观而不惜对原文进行的改动，却又经不起仔细推敲。金圣叹改动文本之意，本为揭示“隐藏意义”，改动之后，反却将“隐”文变成了“明”文，其中的深层意义也渐渐趋向表层化。对阅读他的阐释、评点理论的读者来说，理解空间成为了一个封闭而非开放的框架。从其评点全文来看，金圣叹总是担心过于“深”、“隐”之文，容易造成理解上的曲解与晦涩。所以他一方面推崇挖掘“隐”文，一方面又热衷于改动原文，由此形成了其评点《西厢记》文本的一大矛盾。其二，金圣叹认为《西厢记》作者具有传达“文外之意”、“言外之意”的能力和意图，作者“孤行于笔墨之外”，留下的是许多简约用词或无文字交流之后的未说内容。他对作者的此一能力表示赞赏和敬佩。吊诡的是，虽然“隐藏意义”留给他的是交流意义的重要体验，而在他自己的评论内容中，却十分详尽地进行了语词与用意的分析，给后之读者留下了极少的想象空间。这不得不说是他作为读者和作为作者的重大角色反差。程思丽曾如此加以评述： 金圣叹修补《西厢记》，有时仅仅是重新阐释文本，但有时又为迎合阐释，通过更改文本来咄咄逼人地进行干预。文本的更改不仅仅在伦理上是有问题的，而且总感到自相矛盾。一方面，他反对《西厢记》是完全非道德的这一观点，另一方面，他认为有必要变更《西厢记》而让它更易接受，坚持认为读者需要参考的《西厢记》版本非他莫属。[34] 四、作为积极受众的评点者 评点者对文本的关注是必然的，因为评点是一种特殊行为，始终与文本相交，也始终伴随着“以文为本”的解释行为。评点者首先是作为文本的读者或受众，但又不是普通的读者。“它包含的是一个双重角色。首先对作者之意的解释订正，其次是通过评论，传达给读者清晰的意义。”[35]评点者并非被动地接受来自文本意义的灌输，而是站在一个或积极、或消极、或客观中立的角度，以自己的视野来重新考察文本内容和文本对象，揭示出文本对于他及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意义。 接受美学将此评点行为称之为是对文本意义的接受。接受是读者以带有客观、主观性的审美经验重新对作品进行创造的过程，它发掘出的是作品中的种种意蕴。按戴维·莫利的说法及金惠敏先生的阐释延伸，受众又有消极反馈与积极反馈之分。积极受众，大致是具有主动积极行为的接受群体。[36]综观程思丽对金圣叹所形成的评论，用积极受众来称呼以金圣叹为代表的执着于传达“隐藏意义”的评点者而言，是非常贴切并形象的。 从内容而论，金圣叹作为一个积极反馈的受众角色，受到了程思丽的评价。 首先，程思丽论述的是金圣叹对“仵奴”的猛烈抨击。“仵奴”在金圣叹看来，既包括“近世仵奴”，又包括了“后之仵奴”。称呼有多种[37]，对象也能进行具体划分：尽管在评点中，金圣叹没有精确地指名道姓，但“他经常暗指‘仵奴们’是戏剧世界的成员——剧作家，演员或者观众，他们不加批评地接受戏曲作品中主要人物的通常性描绘”[38]，这一点可作为他们的共有特征。“仵奴”也不全是戏剧界的人，也有可能是误读文本的读者。在他的视野里，几乎与其同时代的所有《西厢记》作者及评论者，都被视作是“仵奴”而受到了批判（其概述为“俗本”与“俗笔”），这与他自恃才华横溢相关。[39]其对仵奴的攻击，有时候是相当恶言的。如他批第四折《闹斋》末尾乃“伧”妄添“锦上花”，此处针对的是其他评点者；又例如，其批第十四折《酬简》：“自今以往，慎毋教诸仵奴，与红氍毹上，做尽丑态，唐突古今佳人才子斋”，此处专批剧作者。至于那些被他认为是“误解”了文本意图的读者，其“致力于劝说他们放弃之前关于此剧的观点，而采纳他对文本的解释”[40]。因“仵奴”“只是关注表面意义，因而忽视了深层次的意义传达”[41]，所以是作为“知音”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以其运用“衬”“托”、“正”“曲”、“实”“虚”等概念的目的而言，对仵奴的抨击，也可以视作是以“此”写“彼”的一种技巧。换而言之，金圣叹对“仵奴”的“误解”描述和抨击，实则是突出他作为文本作者之“知音”的角色地位。从受众角度而言，金圣叹便是无可争议的积极探求并发现意义的受众类型。 其次，程思丽对金圣叹的评点行为进行了从温和渐至挑衅性的分类：一是“金圣叹最温和的阐释，简单促成了行间评或者段间评的阐释插入，在单独的介绍小序中，依靠这些评论来塑造或改变剧中读者一直以来的持续印象。”[42]二是“断然地否定文本的表面意义，并提供了完全独立的阐释”[43]，三是“当这些曲折的论据和其他解释的措施不足之时，金圣叹求助于改变文本，或者通过剔除不必要的部分，……更具挑衅性地删去或修改整个文本段落。”[44]无论从插写、否认或者强行修改来看，金圣叹的评点行为都无法被看成是“消极的”、不主动的行为。文中所列大量实例，乃为明证。以评点形式而论，金圣叹的评点在原有文本上直接展开，评点本的每一卷每一章，前有序文，中间有夹批、段批、节批，后还有总评等多种方式。[45]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评点紧随戏曲文本，始终缠绕着文本，是在原有文本上进行的随时、随处评论。它建构的是一个最为直观的“文本——读者”关系，金圣叹认为他在这个关系中的角色，是“能够理解这些意义（指‘隐藏意义’），而且在评点中承担起联贯它们的责任——使隐含意义明晰化，为了确保现在和未来的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文本。”[46]程思丽尤为看重他在“读法”中的角色，认为：“在理解过程中，通过词语媒介，‘读法’能被看作是包含了作者与读者一体性的观念，而且也被看做是通过文辞给予我们一个洞察金圣叹关于‘交流’思想的开端。”[47]这无疑也是作为积极受众的角色划分。 积极的评点就是正确的评点吗？并不尽然。程思丽在文中对金圣叹的评点，进行了较为客观的评价。总体而言，她对金圣叹的评点方法、评点逻辑、及其具体分析，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她也毫不迟疑地指出了金圣叹的矛盾与过激之处。前者已在上文中指出，在此不作重复。程思丽对后者的评断，先是用“挑衅”(aggressively)一词，概述了金在阐释过程中的某些过激行为，甚至做出了“金圣叹的部分文本改写甚至是戏剧性的”[48]论断。例如其在第三折《酬韵》中，改“何须”为“虽然是”，“如此修改具有巨大的影响。通过改换语句，从积极转向消极，它就完全消灭了涉及到莺莺有意义的一瞥，留下了她根本未看张生的印象”[49]，为他断定莺莺具有“大家闺秀”的良好品质而解疑。又例如，他在第八折《琴心》中，将“若由得我呵”的原文改为“他由得俺”，“巧妙地将莺莺希望向张生表露爱意的语句表达，转换为对母亲不允许她来挑选自己丈夫的良性抱怨。”[50]程思丽认为，通过这三种积极行为的评论，金圣叹“形成和塑造了读者对人物及其行为的印象。”[51]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仅是要说明文本，还要重塑文本，或者通过阐释来重塑文本。……调整了章节标题，改编了特定句的说话者，并删除了舞台指导、特定参照物，甚至是更大的文本单元。此处，他正通过重写文本的方式重塑文本。”[52]再一次重申了金圣叹作为《西厢记》文本的积极受众的角色定位。在论文中的最后一段，程思丽又进行了最后的强调： 在所有的例子中，金圣叹声称已经了解了作者的意图，并将自己看成是为读者传达意图的角色。他认为，这种蓄意的意义是文本的终极意义，经常被其他读者所错失，并认为自己要在评论中承担起清楚地阐述终极意义的责任。他这样做，是试图将文本中的隐含内容明确地告诉读者。其终极目标是确保读者能够从文本中接收到人物的“正确”形象和“正确”意义。此外，他对隐藏在文本深处的心理和社会复杂性的描绘也很感兴趣。金圣叹想要确保读者欣赏到《西厢记》的审美技巧和结构的复杂，并明白它是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值得认真思考，并明白《西厢记》不应该被禁止或者束之高阁，而要开放性地进行阅读与研究，因为关于生活和艺术，它能够教会我们很多。[53] 程思丽在论述金圣叹的受众角色之时，从金圣叹的评点文本中获取理论支持，但又始终持有清醒态度，并未卷入到金圣叹的视野漩涡之中去。程思丽的研究在金圣叹的评点本基础上展开，以评点本作为其文本基础，形成的是“读者——文本——读者——读者”的全新关系。如果将金圣叹的评点本视作是针对《西厢记》所进行的阐释与批评，那么程思丽针对金圣叹评点本所作的思考与评论，就成为对文本的批评的批评。文本与金圣叹所构建的“文本——读者”关系，在此相应地转化为“文本——读者——读者”关系。转化之后，前者中的“读者”就成了解释学意义上的新“作者”，重新确立了“（原）作者——文本——读者（新作者）——读者”的关系链，契合了接受美学从受众出发，充分强调读者意义的核心理论主张。 程思丽对金圣叹评点《西厢记》的研究，是从单一的文本解读转向文本交流与对话进行整体思考的一种探索，彰显出多方视野融合的研究风格。 注释： [1]中国本土对程思丽博士的研究，成果极其少见。提及程思丽，关注焦点仅仅集中于她对郑和宝船的介绍，无其他研究内容的延展与开拓。《参考消息》（驻伦敦记者）曾对程思丽进行过一次专访，简略地介绍了她对“郑和下西洋”事件的看法与评论。陈友兵综述英国汉学，时间截止到2009年，其中未见提及包含程思丽在内的当代剑桥汉学的贡献。参见“《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专访英国剑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院士程思丽》，《参考消息》2005年7月7日；《英国汉学的阶段性特征及成因探析——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为中心》，《汉学研究通讯》27:3，民国97年8月。 [2]程思丽（Sally K. Church）博士的简介资料来自于她本人的最新整理。在王莹博士的联络下，程思丽博士通过e-mail发来了她本人详尽的的英文简历，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简略概述。在此对王莹博士和程思丽博士一并表示感谢。 [3]《郑和：450英尺宝船可信度调查》，《纪念碑系列》23期， 1—42页，2005年。"Zheng H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lausibility of 450-ft Treasure Ships", Monumenta Serica, Vol. LIII, pp. 1-42, 2005. [4]《记忆的痕迹：论<龙江船厂志>的郑和航海》，《中国航海文化之地位与使命》，上海中国海洋博物馆编，上海书店，第97—109页，2011 年。"Traces of a Memory: References to Zheng He's Voyages in the Longjiang Shipyard Treatise", in Shanghai Chinese Maritime Museum, ed., The Position and Mission of China's Maritime Culture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pp. 97-109, 2011. [5]2012年与查林森合编 《郑和与亚飞世界》，新加坡：国际郑和协会，发表于2010年7月马六甲召开的郑和国际会议。editor (with Chia Lin Sien) Zheng He and the Afro-Asian World.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Society. Proceedings from the International Zheng He Conference, July 2010, Melaka, 2012. [6]《考察郑和宝船：已知与可知之事？》，克拉格•克鲁纳斯、杰斯卡•哈里森霍尔、吕玉萍合编：《中国明朝：宫廷与沟通 1400--1450》，大英博物馆出版社。"Investigating Zheng He's Ships: What is Known and Knowable?", in Craig Clunas, Jessica Harrison-Hall and Yu-ping Luk, eds, Ming China: Courts and Contacts 1400-1450, British Museum Press.《郑和的宝船：复制品与现实》（与张娜合著），陈中平编辑：《论多文化全球历史：郑和的海洋之旅（1405--1433）与中国与印度洋世界之关系》，正在筹备合集中。(with Chang Na), "Zheng He's Treasure Ships: Replica and Reality", in Chen Zhongping, ed., Toward a Multicultural Global History: Zheng He’s Maritime Voyages (1405-1433)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Indian Ocean World. Volume in preparation.” [7]例一，2009年11月，“‘船与人’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北京召开，大会主办方诚邀程思丽前来参会。她提交了题名为《南京<龙江船厂志>与明代船舶》的学术论文，并作大会发言，引起较大反响。备注：由于编委未能出版这本集子，此文即将收录于《明朝世界》（肯尼斯•M.斯沃皮编辑）第一部分：《机构》中。"Nanjing's Longjiang Shipyard Treatise and Our Knowledge of Ming Ship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Beijing "Of Ships and Men" conference, November 2009, for their Proceedings. Note: Since the editors have not brought the volume out, this paper will be included in the forthcoming volume by Kenneth M. Swope, ed., The Ming World, Part One: "Institutions". 例二：2008年4月，葡萄牙举行“论亚欧工场的中世纪木船——从中国明朝海上航道的庞大性到普通物理学：亚欧古代木船的结构分析”会议，程思丽提交论文：《“一英尺是多长：中国15世纪航海探险的船只规模》，即将出版。"How Long is a Foot: The Size of the Ships used on China's 15th-century Maritime Expedi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Asia-Europe Workshop on Medieval Wooden Ships in Portugal. The subtitle of the conference was "From Naval Gigantism of Chinese Ming Dynasty to Universal Physics in a Seaway: Structural Analysis of Ancient Wooden Boats in Asia and Europe", held in April 2008. [8]《超越言词：金圣叹的 <西厢记>隐藏意义观》，《哈佛亚洲研究》，卷59第1期，1999年6月。 “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 June 1999). [9]“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明朝永乐皇帝的政策研究，1403—1424”，《南洋学报》56，12月， 45—73页，2002年。"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Foreigners from Oversea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Policy of the Ming Emperor Yongle, 1403-1424", Nanyang xuebao (Journal of the South Seas Society) 56, December, pp. 45-73. [10]“孟加拉的长颈鹿：中国明朝的中世纪际遇”《中世纪历史杂志》7集，4月，1—36页。"The Giraffe of Bengal: A Medieval Encounter in Ming China", Medieval History Journal, Vol. 7, April, pp. 1-36. [11]“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9. [12]依其文中注释，文本底本来自于奚如谷和伊维德(Stephen H.West and Wilt L.Idema)所译：《月和筝：<西厢记>故事》，译自弘治版《新刊奇妙全相西厢记》（5卷本），“金台岳家重刊本（1498）”。 [13]此处评论，指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词曲》所论《西厢记》。原文为：“大抵情辞易工。……即《西厢记》与今所唱时曲，大率皆情词也。至于《王粲登楼》第二折，摹写羁怀壮志，语多慷慨，而气亦爽烈，至后【尧民歌】、【十二月】，托物寓意，尤为妙绝，岂作“调脂弄粉语者可得窥其堂庑哉！”何良俊此处所论，主要是针对用词风格，其是“俗”词倡导者，不喜秾丽词风。按其文意，并未指向《西厢记》主题及人物形象的论述。作者此处所引，似有意思偏离。参看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词曲》，《历代曲话汇编》（明代编），俞为民、孙蓉蓉编，黄山书社，2009年，四六四-四六五页。 [14]“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71. [15]Ibid, p.72. [16]Ibid, p.73. [17]Ibid, p.64. [18]Ibid, p,47. [19]“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13. [20]Ibid, p.13. [21]Ibid, p.7. [22]Ibid, p.12. [23]“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19. [24]Ibid, p.19. [25]Ibid, p.20. [26]“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20. [27]Ibid, p.15. [28]“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39. [29]Ibid, p.41. [30]Ibid, p.53. [31]Ibid, p.35. [32]Ibid, p.35. [33]Ibid, p.35-36. [34]“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12. [35]Ibid, p.23-24. [36]参看金惠敏：《积极受众论：从霍尔 到莫利的伯明翰范式》，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4月。 [37]“仵奴”有多类，包括“近世仵奴”、“后之仵奴”，称呼也有多种，金圣叹命名为“仵奴”在金圣叹的概念中被译为“伧”、“伧父”、“伧夫”以及“仵奴”等，还有其他等同概念，例如“不知者”（第二章）、“世之愚生”（第五章）、“不文人”（第三章“紫花儿序”）、“粗心人”（第三章）、“世间生盲之人”。 程思丽将“仵奴”的组成与特点做了描述：尽管不能精确金圣叹所攻击的对象，但是他经常说到“仵奴们”是戏剧世界的成员——剧作家，演员或者观众——，他们不加批评地接受戏剧产品中主要人物的共同描绘。p.54 [38]“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55. [39]第八章“东原乐”，第十二章“绵搭絮”，第十四章“秃厮儿”，第十五章“朝天子”，第一章“”（第十节评），第一章“”（对白）中均可感受到金圣叹对同时代剧作家或者评论家的批评。 [40]Ibid, p.57. [41]Ibid, p.57. [42]Ibid, p.68. [43]Ibid, p.69. [44]Ibid, p.72. [45]程思丽对这些术语进行了注释，原文分别表述为Intro, IC(interlinear comment), PC(paragraph comment), SC (sectional comment) , CC (comment on a comment or subcomment).p.6. [46]Ibid, p. p.7. [47]“Byond the Words:Jin Shengtan’s Perception of Hidden Meanings in Xixiang ji”）,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59；No.1999, p.23. [48]Ibid, p.74. [49]Ibid, p.72. [50]Ibid, p.73. [51]Ibid, p.76. [52]Ibid, p.75-76. [53]Ibid, P.77. 作者简介：刘玲华，女，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 原载《东岳论丛》2016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