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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禹锡诗所咏非夷陵西塞山莫属 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刘禹锡由夔州（今重庆奉节）刺史调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在顺江而下的途中写下了著名的《西塞山怀古》：“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1]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这首七言律诗都受到了极高的赞誉。清人薛雪《一瓢诗话》评此诗：“似议非议，有论无论，笔着纸上，神来天际，气魄法律，无不精到，洵是此老一生杰作。”[2]足见此诗的特殊地位。 对于这首享誉古今的杰作所咏何地，“西塞山”位于何处？古往今来的学者几乎众口一辞地指为鄂东大冶县（今划归黄石市）境内。兹举当代一些颇具代表性的诠释如下：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西塞山，在今湖北省大冶县东，是长江中流要塞之一。……三国时，西塞山一带成为吴国境内重要的江防前线。”[3]陈谦豫、唐文英等《历代名篇选读》：“西塞山，在今湖北省大冶县东，地势险要，是三国时东吴西部的江防要塞，晋、吴水军曾在这里决战。”[4]萧涤非、程千帆等《唐诗鉴赏辞典》：“西塞山，在今湖北大冶东面的长江边。岚横秋塞，山锁洪流，形势险峻，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长庆四年（824）刘禹锡由夔州刺史，调任和州刺史，沿江东下，途经西塞山，即景抒怀，写下了这首诗。”[5]198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由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编的《中国名胜词典》亦云：“西塞山：又名道士洑矶。在湖北黄石市东郊。……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王濬率晋军船队，自西蜀东下灭吴，在此用烈火烧熔吴国所横于江面的千寻铁链，得以进取金陵，统一全国，而使山名益行远闻。唐刘禹锡《西塞怀古》诗记其事。” 这些学术界的权威注释明确了三个要点：其一，西塞山位于鄂东黄石境内，刘禹锡诗所咏即为此地；其二，西塞山是三国时期吴国的江防前线；其三，吴国军队在西塞山用铁锁横江以防晋军水军进攻，双方曾在此决战，王濬水军大获全胜，吴国因此而败亡。 然而，查考刘禹锡当年之行踪及相关史籍可知，将黄石西塞山同吴军铁锁横江处和刘禹锡诗作联系在一起实属想当然的解释。那么，刘禹锡所歌咏的曾是晋、吴水军激战之地的西塞山究竟在何处呢？我们不妨针对学术界注释西塞山的三个要点来辨析这一问题。 （一）《西塞山怀古》所述时令与诗人游历鄂西宜昌的时间吻合。 中国地名复杂，随意性强，重名现象突出，号称“西塞”或“西塞山”的地方不止一个。根据魏嵩山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的粗略统计可知，称“西塞山”或“西塞”的至少有四处：湖北黄石（古属鄂州），湖北宜昌（古属夷陵），江苏南京，浙江湖州。当年刘禹锡从夔州顺流而下前往和州，无须到江苏和浙江，所以可以排除江苏和浙江两处的西塞山，刘禹锡诗所歌咏的只能是他路过的湖北境内的两处西塞山。 对于湖北境内的两处“西塞”，郦道元《水经注》均有记述。《水经注》卷三十四记宜昌西塞：“江水又东历荆门、虎牙之间，荆门在南，上合下开，暗彻山南，有门像。虎牙在北，石壁色红……。此二山，楚之西塞也。”《水经注》卷三十五记黄石西塞：“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可见，两处的“西塞”均与位于江滨的险山密切关联，而“西塞山”之称则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既可以称西塞的某一座山为“西塞山”，也可以称西塞周围的山为“西塞山”。宜昌荆门、虎牙既可称“荆门山”、“虎牙山”，亦可称“西塞山”；黄石东山既可称“西塞山”，也可称“东山”。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不过是面对“西塞之山”怀古抒情而已，大可不必界定为某一座山。 从刘禹锡当年之行踪来看，《西塞山怀古》描写宜昌西塞的可能性比描写黄石西塞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刘禹锡到和州上任后作《和州谢上表》，表文后落款时间是“长庆四年十月二十六日”，而他在《历阳书事七十韵》的序言中说：“长庆四年八月，予自夔州转历阳（即和州）”，可知刘禹锡在中秋八月间从夔州出发，经两月余，抵和州时已经是初冬的十月下旬。据刘禹锡留下的诗文可知，他在东下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历了夷陵、江陵、洞庭湖、夏口、鄂城、浔阳等地。宜昌（古夷陵）地区往往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出川之后逗留的第一站，在唐代隶属江陵府。刘禹锡路过夷陵期间，游览了不少名胜古迹，诗中多有记述，如《松滋渡望硖中》云：“梦渚草长迷楚望，夷陵土黑有秦灰。”“松滋渡”即夷陵境内位于长江南岸的著名渡口。“硖中”指西陵峡。“夷陵土黑有秦灰”感叹秦将白起烧夷陵一事。而在《自江陵沿流道中》一诗的标题下，刘禹锡自注：“陆逊、甘宁皆有庙宇”，说明他游览过长江沿岸的三国遗迹，而陆城（陆逊临江构筑的城堡，在今宜昌宜都市区，有陆逊庙）距荆门山、虎牙山仅三十余里，这表明当年刘禹锡极有可能游览过事关吴国命运的三国古战场——楚之西塞。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一诗中有“是时白露三秋中”之句，说明他离开江陵府至岳阳游览洞庭湖时已到“白露”节令，即大约在九月的中下旬之交，以此朝前推算，他游览夷陵一带的时间应在八月下旬左右，正是秋意正浓的时节。宜昌为丘陵地带，又濒临长江、清江，温湿多雾，适宜芦苇生长，江之两岸，芦苇丛生，《西塞山怀古》所述“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情景与刘禹锡游历夷陵西塞的时令物象十分吻合。从夔州到岳阳与从岳阳到黄石西塞山的距离相近，刘禹锡从八月出发至九月上中旬才到岳阳，那么到黄石西塞山（中间逗留夏口、鄂城等地）时当已进入冬季十月，“故垒萧萧芦荻秋”的景象描写不大符合这一时令。所以，无论从诗人行踪看，还是从诗作描写的时令物象看，刘禹锡歌咏黄石西塞山的可能性不大。在刘禹锡诗文集里找不到其游览黄石西塞山的迹象也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二）黄石西塞山并非三国时期吴国的江防前线。 说黄石西塞山是汉末东吴集团的西部江防前线与军事要塞，则大体是不错的。因为汉末荆州是刘表的势力范围，东吴长期与刘表大将黄祖对峙，其主要战线就在黄石西塞山到夏口一带的长江沿岸。曹操大军南下时，孙权与刘备联手抗曹，黄石西塞山一带的确是东吴集团重兵布防的要塞。但是，曹操败退后，尤其是吕蒙、陆逊智取南郡擒杀关羽之后，三国鼎足局势逐渐形成，东吴势力范围向西扩展了一千多里，黄石西塞山成为东吴的腹地，已经失去江防前线的价值，吴国还曾经一度在鄂城建都，而最西部的夷陵地区成了各方争战的前沿，这样东吴的战略防务重点也就自然地转移到了夷陵地区。 由于夷陵具有不同寻常的战略价值，吴国有头脑的军事家们无不意识到其重要性。《三国志•甘宁传》载，早在孙权继位之初，甘宁就力劝孙权西征荆州夺取夷陵：“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诚是国之西势也。……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此处所言“南荆之地”和“楚关”即指楚之西部关塞夷陵。后来孙权倾全力占领了此地，并改夷陵为“西陵”，从此东吴一直派名将重兵布防西陵。 蜀汉灭亡之后，夷陵地区更是成了晋、吴争夺之焦点，吴国军事家们对于夷陵在战略上的致命性极为敏感。《三国志•陆逊传》载，黄武元年（222年），大将陆逊给孙权上疏云：“夷陵要害，国之关限，虽为易得，亦复易失，失之非徒损一郡之地，荆州可忧。”《三国志•陆抗传》载，凤凰三年（274年），荆州牧陆抗在重病中给孙皓上疏说：“西陵、建平，国之蕃表，既处下流，受敌二境。若敌泛舟顺流，舳舻千里，星奔电迈，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悬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机，非徒封疆侵凌小害也。……如有不虞，当倾国争之。”可见，夷陵地区是吴国西部防务的重点之重点，铁锁横江的设防也只能设在这里（详下），不可能后退一千三百里跑到黄石西塞去设防，把黄石西塞说成是吴国江防前线实属无稽之谈。 （三）黄石西塞山不可能是晋、吴水军决战的古战场。 既然吴国后期的江防前线已经转移到夷陵地区，吴国军事们又制定了“如（夷陵）有不虞，当倾国争之”的战略决策，那么晋、吴水军最大可能的决战之地应在夷陵。事实上，《晋书•王濬传》记载十分明确：“太康元年正月，濬发自成都，率巴东监军、广武将军唐彬攻吴丹杨，克之，擒其丹杨监盛纪。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余，暗置江中，以逆距船。……濬乃作大筏数十，亦方百余步，缚草为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铁锥，锥辄著筏去。又作火炬，长十余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燃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二月庚申，克吴西陵，获其镇南将军留宪、征南将军成据、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克荆门、夷道二城，获监军陆晏。乙丑，克乐乡，获水军督陆景。”这就是“千寻铁锁沉江底”战役的全过程，所记地名如丹杨、西陵、宜都、荆门、夷道、乐乡等几乎全在今宜昌市境内。“吴人于江险碛要害之处”设置横江铁锁，固然不止一处，但号称“西塞”的虎牙、荆门一带肯定是重点布防地之一。 那么，王濬水军攻克夷陵之后是否行进到黄石西塞山时又进行了一次惨烈的大战呢？《晋书•王濬传》同样作了明确的记述：夷陵水战之后，王濬“兵不血刃，攻无不克，夏口、武昌，无相支抗。于是顺流鼓棹，径造三山。……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吴国重镇夏口（今武汉）、武昌（今鄂州）都没有经过像样的抵抗，更何谈早已失去军事价值的黄石西塞山呢？史籍连记录都没有。就这样王濬一路顺风而下，大摇大摆地直杀到“三山”——吴都南京。毫无疑问，黄石西塞山不可能是晋、吴水军决战的古战场，甚至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就顺流而过了。只有夷陵西塞才是当年吴国重兵把守之地，是吴国的屏障所在，失去这个屏障，吴国国门洞开，剩下的命运也只能是肉袒负荆了。王濬所俘获的陆晏、陆景是吴国名将陆抗的两个儿子，正是吴国晚期镇守夷陵地区的重要将领，当年陆逊、陆抗父子对夷陵与吴国命运的深深忧虑没想到真的在他们的后代身上应验了。 由此足以证明，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所描绘的西塞之战，毫无疑问发生在鄂西古夷陵境内，诗作是以“晋吴西塞之战”为例来抒发江山险要不足凭的历史感慨罢了。 二、西塞山的张冠李戴源自《水经注》的错讹与含混不清 史书记载如此清晰，而学术界却对“千寻铁锁沉江底”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之地作出了张冠李戴的解释，未免失之严谨。实际上，黄石学者 西塞山的张冠李戴，首先源自郦道元《水经注》的混乱与讹误。郦道元对于古代山水地貌的考察、研究功劳卓伟，所作《水经注》在我国古代地理学、考古学、水利学等领域里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郦道元生活在南北分裂的时代，他是北魏人，对北方山水地貌多有亲身考察的经历，因而记述较为准确，而他从未到过南方荆州，对荆州山川地貌及相关典故并不熟悉。《水经注》描述荆州山水多半从《后汉书》、《宜都山川记》、《荆州记》等书及传闻抄缀提炼而来，出现讹误在所难免。正如明人王世懋在《重刻〈水经〉序》中所说：“道元虽称多历，未便遍行魏疆，况泽国在南，天堑见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谙未见之都？”[8] 《水经注》卷三十五叙鄂东江水时说：“江水又东迳西陵县故城南，……东历孟家溠,江之右岸有黄石山，水迳其北，即黄石矶也，一名石茨圻，有西陵县，县北则三洲也。山连延江侧，东山偏高，谓之西塞，东对黄石九矶，所谓九圻者也。”此处叙述颇含混不清。 其中所言“黄石山”、“黄石九矶”、“石茨圻”、“九圻”、“三洲”、“东山”等地名，其方位在何处？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黄石山称作“西塞”，还是东山叫做“西塞”?是东吴时始称“西塞”,还是此前就有“西塞”之称？诸如此类的问题，郦道元均没有说清楚。而且，西塞山东临大江，而它“东对黄石九矶”，这个“黄石九矶”在长江对岸呢（与黄石西塞山相对的江对岸并无山丘），还是在哪里？足见郦道元对于鄂东地理方位并不熟悉，所作注释颇有臆测之嫌。 更麻烦的是，郦道元将鄂东、鄂西一些类似的地名和历史事件混杂一起而未作任何辨析，如记鄂西有“西陵县”，县内有“西塞”，记鄂东亦有“西陵县”，县内同样有“西塞”；叙鄂东历史是“江水又东迳西陵县故城南，《史记》秦昭王遣白起伐楚，取西陵者也”，叙鄂西历史是“北对夷陵县之故城，城南临大江，秦令白起伐楚，三战而烧夷陵者也。……吴黄武元年，更名西陵也”，等等。《水经注》给人的印象是，两个西陵县均有“西塞”，均被白起攻占过。而事实是鄂西西陵县有西塞，鄂东西陵县无西塞（西汉所置西陵县，在今武汉新洲、黄州西部一带，汉末为曹操集团所占。东吴集团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在鄂东设置西陵郡，辖阳新、下雉两县，即今湖北阳新、黄石、武穴、蕲春、浠水等地的沿江一带，西塞山在西陵郡境内。郦道元将两地误为一地），白起只攻占过鄂西西陵而从未到过鄂东西陵。郦道元不仅没有予以辨明，反而胡乱罗列了两地一些重名地名和相类似的历史事件，结果造成了后世的混乱，后人往往将两处西陵和西塞及有关历史典故混为一谈。 由于郦道元《水经注》是地理学与考古学界的权威，后世学者在注释古地名时大多因循其错误说法。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唐人张守节撰《史记正义》，他在注释《史记·楚世家》中“白起拔我西陵”时云：“《括地志》云：西陵故城在黄州黄山西二里。”而在注释《白起列传》中“白起攻楚，拔鄢、邓五城”时云：“鄢、邓二邑在襄州。”唐代襄州即襄阳郡。这样，在张守节的诠释中就出现了两个进攻楚国的白起：一是从鄂东西陵向鄂西夷陵进击的白起，一是从西北襄阳向东南江陵、竟陵进击的白起，这种矛盾恐怕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楚。显然，错把白起“拔我西陵”解释为鄂东西陵，无疑是受郦道元的影响。 同样，后人在“西塞山”问题上亦多囿于郦道元的含糊说法。郦道元注释宜昌西塞时用的是“楚之西塞”，而注释黄石西塞时用了“谓之”一词，也许其本意不过是说东吴人或当地人将东山一带称作“西塞”而已，但使用“谓之”一词极容易导致后人产生此山就叫“西塞山”的想法。中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志》，在介绍鄂东武昌县时云：“西塞山，在县东八十五里，竦峭临江。”[9]不仅在郦道元的基础上明确了西塞山山名，还特别突出其险峻临江，这就进一步使世人产生了西塞山为江防要塞的联想。《水经注》叙述鄂西西塞时插入了东汉初期大将吴汉等攻打军阀公孙述烧毁荆门、虎牙之间的浮桥而大获全胜的历史事件，却在鄂西和鄂东两个西塞处均不记王濬烧铁锁之事，这很有可能是郦道元已经弄不清事件发生地而出于谨慎之举。但由于他没有明说哪个西塞是当年晋、吴水军激战之地，这反而容易使人产生一个印象，即王濬烧铁锁事不是发生在鄂西西塞，因为王濬烧铁锁比吴汉烧浮桥更有名，如果发生在鄂西西塞，为什么不提及呢？所以，当刘禹锡用《西塞山怀古》作诗专咏王濬灭吴一事时，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将“千寻铁锁沉江底”的历史故事附会于鄂东西塞山。 晚唐以降，文人学者作诗和诠释刘禹锡诗时莫不指向鄂东西塞山，诗人们往往将鄂东西塞山视为吴国噩梦断魂之地。唐末罗隐作《王濬墓》：“男儿未必尽英雄，但到时来即命通。若使吴都犹王气，将军何处立殊功。”又作《西塞山》，题目下自注：“在武昌界，孙吴以之为西塞”，开头云：“吴塞当时指此山，吴都亡后绿孱颜。”综合两首诗作及题注看，罗隐显然读过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且认为王濬在武昌西塞山（即黄石西塞）的大战导致了吴国的灭亡。五代王周作《西塞山二首》：“西塞名山立翠屏，浓岚横入半江秋。千寻铁锁无由问，石壁空存道者形。”明代王世贞作《道士洑西塞山》：“西塞山前啼杜鹃，湔涛百尺泻楼船。”同样有刘禹锡《西塞山怀古》的影子，同样将鄂东西塞山与王濬烧铁锁事联系在一起。可见，自刘禹锡作《西塞山怀古》诗之后，世人附会的作品和张冠李戴的注释便越来越多，这大概是刘禹锡始料未及的事，而这个根源无疑来自郦道元《水经注》。 清人沈炳巽注意到了《水经注》流行之后所引起的西塞山方位的混乱现象，其《水经注集释订讹》在《水经注》“此二山，楚之西塞”下特别提醒道：“罗隐《西塞山》诗注云：在武昌县，吴以之为西塞。则西塞之名自吴始也。然隐所指在武昌界，乃道士矶，非荆门、虎牙也。”[10]沈炳巽虽然没有辨析西塞山与刘禹锡诗作的关系，但他意在提醒人们：鄂西西塞是荆门、虎牙，鄂东西塞是道士矶，两地不能混淆，发生于两地的历史故事更不能混为一谈。遗憾的是，千百年来由于研究条件所限，加上尊古从旧心态的作用，大批富于学识的文人、学者还是真伪莫辨，对《西塞山怀古》的地名问题作出了张冠李戴的解释。 今天应该还历史的本来面目了：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之西塞，是指今宜昌境内之西塞。 注释： [1]参见高志忠：《刘禹锡诗文系年》第134-135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王夫之等：《清诗话》第71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朱东润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第1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陈谦豫、唐文英等：《历代名篇选读》第3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5]萧涤非、程千帆等：《唐诗鉴赏辞典》第82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 [6]刘法绥《铁锁何处沉江底》第180页，《黄石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7]吴钢、张天池等：《刘禹锡诗文选注》第203页，三秦出版社1987年版。 [8]李知文：《〈水经注〉评论资料选辑》，见谭家健、李知文：《水经注选注》第49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9]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二十八《江南道•鄂州•武昌县》，《四库全书》第468册，第4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0]沈炳巽：《水经注集释订讹》，《四库全书》第574册，第53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