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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初词学复兴的过程中，朱彝尊是一个在创作和理论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的作家。他的创作，从《静志居琴趣》到《江湖载酒集》、《茶烟阁体物集》、《蕃锦集》，都能具有独特的美学追求，是那个时代词风变化的某一方面的见证。他在词学理论方面的论述也是有破有立，促进了浙西词派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浙西词风不断走向深入。 朱彝尊的词学理论，在表述形式上，大致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选本，二是序跋，三是评点。可是，考察历来对朱彝尊词学理论的探讨，其选本(主要是《词综》)和序跋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关注，而评点方面则似乎还少有涉及。本文拟对此加以讨论，以进一步加深对这位开创风气的代表作家的全面认识。 一、评点活动是朱彝尊开始被词坛认可的重要标志 关于朱彝尊走上词坛的时间，据其自述：“彝尊忆壮日从先生(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酒阑灯灺，往往以小令慢词更相唱和，有井水处辄为银筝檀板所歌。”[1]按朱彝尊客于曹溶广东布政使幕时为顺治十三年，其后又随曹溶至山西大同，所以，论者往往认为他是从顺治十三年才开始填词的。不过，在我看来，他从事词的创作，时间可能更早一些。在《陈纬云〈红盐词〉序》中，他这样记载自己与陈维崧的关系：“方予与其年定交日，予未解作词，其年亦未以词鸣。不数年而《乌丝词》出。迟之又久，予所作亦渐多。”[2]朱、陈二人定交是在顺治十年(1653)，“未解作词”和“未以词鸣”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认为，朱彝尊追随曹溶时，只是他开始倾全力作词而已。 但是，尽管他在顺治十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词的创作，其成就却显然一时还没有得到词坛的承认，顺治末到康熙初，邹祗谟和王士禛在扬州合选的《倚声初集》完全没有提到他的词，就是明证。我们现在还无法具体还原词坛对他的认识过程，他在岭南追随曹溶，其后又到处漂泊，居无宁所，让词坛不大了解，可能也是一个原因。据况周颐记载，他曾有早期词集《眉匠词》，编定于顺治末和康熙初。这个集子的抄本收藏在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后来收入《全清词·顺康卷》中。不过，对于其真实性，也有人提出质疑。退一步说，即使真是朱彝尊所写，这个集子在当时恐怕也没有什么影响，至少，我们目前尚未发现相关的资料。朱彝尊的第二个词集《静志居琴趣》是给他带来大名的作品集，编定于康熙六年。那么，是否可以说朱彝尊受到词坛的关注就是在这一年呢？ 朱彝尊在广陵的词学活动，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朱彝尊是康熙三年(1664)来到扬州的。他到扬州投献诗作给王士禛，说明他希望得到已有盛名的王士禛的注意，虽然当时王士禛因前往金陵，二人未能见面，但其中可能产生了一些预期之外的效果。作为一个词人，朱彝尊当时虽然还没有真正可以打响的词集刊刻，但他的一些作品应该已经开始流传了，近距离的接触无疑使扬州的词人群体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因而也就直接导致了他被列入词学评点的队伍中。 朱彝尊的名字出现在康熙六年孙默所刊刻的词集中。在此之前的康熙三年，孙默刊刻了邹祗谟、彭孙遹和王士禛三家词，还不见朱氏的身影。康熙六年，孙默续刻曹尔堪、王士禄和尤侗三家词，就出现了朱彝尊为曹尔堪作的评语。让我们试着还原当时的情境。 朱彝尊是什么时候为曹尔堪的词作评的？曹尔堪序尤侗《百末词》有云：“余以放废余生，停骖吴市，悔庵握手劳苦如平生。各有近词一帙，拟授无言较梓……”[3]曹尔堪以事牵连而获罪，其放归在康熙四年。王士禄也是同时受牵连者。他们一起得到宽免，适逢孙默拟在三家词之外续刻三家，所以，就把同样遭遇不幸的曹、王二人，加上“握手劳苦如平生”的尤侗，三人之作合为一帙。而康熙五年(1666)，宗元鼎为陈维崧《乌丝词》作序时说：“丙午之秋，余与陈子其年俱落第后，会黄山孙子无言意欲以吾两人诗余梓以行世。”[4]这就说明，在康熙四年，孙默已经大致安排好了曹尔堪等三家词的刊刻，所以次年就开始从容设想刊刻陈世祥、陈维崧、董以宁、董俞四家词。 朱彝尊在扬州只停留了很短的时间，然后就继续其四方漂泊的生涯了。他接受为曹尔堪的词作评，是由于其康熙三年在扬州时，孙默已经有了为曹刊集的意思，因而在评点者中将其考虑在内；还是康熙四年曹被放归后孙才托人致送的消息，今已不可确知。但是，有一点可以非常明白，朱彝尊在康熙三、四年间就已经在扬州词坛树立起了“名流”的形象，所以孙默才会找他。或者甚至可以说，他真正在词学界亮相，是通过评点开始的。自从参与了曹尔堪词的评点，朱彝尊的地位就渐渐得到确认了。《国朝名家诗余》共选录了十七家词[5]，作评者当时遍及大江南北，人数众多，据统计，为二个词集以上作评者共89人，朱彝尊以其评点六家的表现，在其中与董俞、吴伟业、严沆、孙默并列第十(在他们之前有17人，其中3人并列第三，2人并列第五，2人并列第七，2人并列第八，4人并列第九)[6]，这是一个不错的表现。 基本上可以说，从评点曹尔堪的词之后，朱彝尊在《国朝名家诗余》中评点的作品越来越多，这非常明确地反映出他的词坛地位越来越高。在他的代表性词集还没有正式出版的时候，他能参加《国朝名家诗余》的评点，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指标。 当然，不仅是邹祗谟和王士禛合选的《倚声初集》没有收朱彝尊的词，甚至后来孙默陆续刊刻的《国朝名家诗余》也没有收朱彝尊的词。对此，清末的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批评说入选的不少人都无法与朱彝尊相抗衡，“去取太不当人意”[7]。从后人的眼光看，确实如此，但是站在当时的角度，或许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因为朱彝尊的得名比较晚，他在词坛产生影响力，是一个渐渐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不仅《国朝名家诗余》十七家没有朱彝尊词，甚至该集最前面所列的56人名单，被认为可能是拟刊刻的词人，其中也没有朱彝尊。但不管怎么说，朱彝尊是通过其评点而广泛被词坛认识的，这一点没有疑义。 二、从评点对象看朱彝尊的词学视野 由于资料的限制，我们对评点者、被评者，以及主持刊刻者之间的关系还无法做出详细的说明。比如，朱彝尊所评诸词集，是朱彝尊主动的行为呢，还是被评者的请求，甚或是主持刊刻者的要求，都还需要再作细致的考订。这些考订当然是非常有必要的，有助于还原当时词坛的生态。但即使我们对这些暂时还无法了解，朱彝尊之选择这些人作评，而不是选择其他人，除去一些偶然的因素，一定也能说明些什么。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朱彝尊一共为15个人的词集作了评点[8]，分别是：吴伟业《梅村词》、宋琬《二乡亭词》、龚鼎孳《香严词》、曹尔堪《南溪词》、陆求可《月湄词》、梁清标《棠村词》、丁澎《扶荔词》、丁炜《紫云词》、曹贞吉《珂雪词》、江闿《春芜词》、沈朝初《洪崖词》、陆次云《玉山词》、姚炳《荪溪词》、王锡《啸竹堂词》、沈时栋《瘦吟楼词》。下面根据《全清词》小传，将这15个人介绍如次。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江苏太仓人。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生。崇祯四年(1631)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官至少詹事。入清，累官国子监祭酒。清康熙十年(1671)以病卒。有《梅村词》等。 宋琬，字玉叔，号荔裳，山东莱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清顺治四年(1647)进士，授户部主事，累迁永平兵备道、宁绍台道。顺治七年、康熙元年(1662)两次被诬系狱，得白，流寓吴越。寻起四川按察使。康熙十二年(1673)以入觐卒于京师。诗与施闰章齐名，有“南施北宋”之目。著有《二乡亭词》，《安雅堂未刻稿》附词。 龚鼎孳，字孝升，号芝麓，庐州合肥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兵科给事中。降清，起吏科，转礼科，擢太常寺少卿，迁左都御史。与冯铨、刘正中争门户，为所中，骤降十一级，补上林苑蕃育署署丞，再降三级调用。卒以才名受知。清康熙元年(1662)以侍郎候补，再起左都御史，累官至礼部尚书。十二年(1673)卒。谥端毅。有《香严词》，亦名《定山堂诗余》。 曹尔堪，字子顾，号顾庵，浙江嘉善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编修。丁艰，起补侍读，调侍讲学士。诗与宋荔裳、施愚山、沈绎堂、王阮亭、王西樵、汪苕文、程周量称海内八家。康熙十八年(1679)卒。著有《南溪词》。 陆求可，字咸一，又字月湄，号密庵，江苏山阳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授裕州知州，入为刑部员外郎，调福建提学佥事，转布政司参议，未上而卒，时康熙十八年(1679)。有《月湄词》。 梁清标，字玉立，号蕉林，一号苍砶，直隶真定人。生于明泰昌元年(1620)，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入清历官礼部侍郎、兵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康熙三十年(1691)卒。有《棠村词》。 丁澎，字飞涛，号薸园，浙江仁和人。生于明天启二年(1622)。清顺治十二年(1655)进士，官刑部主事，调礼部郎中。顺治十五年充河南乡试副考官，以科场案牵连，谪徙尚阳堡五载。康熙二十四年(1685)卒。有《扶荔堂词》。 丁炜，字淡汝，一字雁水，福建晋江人。约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清顺治八年(1651)补县学生。十二年(1655)授漳平教谕，改鲁山丞，迁知献县，擢户部主事，除兵部武选司郎中，出为江西分巡赣南道，湖广按察使，补姚安知府。康熙三十五年(1696)卒。有《紫云词》。 曹贞吉，字升阶，又字升六，号实庵，山东安丘人。生于明崇祯七年(1634)。清康熙三年(1664)进士，考授内阁中书，出为徽州府同知，内召礼部仪制司郎中，调湖广学政，寻以疾辞归。康熙三十七年(1698)卒。工诗，为金台十子之一。有《珂雪词》。 江闿，字辰六，榜姓越，安徽歙县人。吴绮婿。康熙二年(1663)举人，康熙十八年(1679)举鸿博不第。选益阳知县，擢均州知州，再擢解州知州，拟擢员外郎，未上，卒。受知于王士禛，因占籍贵阳乡试，又自称黔人。有《春芜词》。 沈朝初，字洪生，号东田，江苏昆山人。生于清顺治六年(1649)。康熙十八年(1679)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转左春坊左赞善，迁司经局洗马，擢左庶子，官至侍读学士。曾分纂《大清一统志》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卒。有《不遮山阁诗余》。 陆次云，字云士，浙江钱塘诸生。清康熙十一年(1672)游洞庭，继至京师，与陈维崧、朱彝尊等唱和，并与章昞、韩铨同辑《见山亭词选》。十八年荐试鸿博，放罢。十九年授河南郏县知县，未几以忧归。康熙二十四年起复，知江苏江阴县。著有《澄江集》、《玉山词》。 姚炳，字彦辉，浙江钱塘人。与其仲兄姚之駰齐名，词继西泠十子。著有《荪溪词》。 王锡，字百朋，浙江仁和人。累试不第，清康熙四十六年(1697)，尝应南巡召试，亦不遇。早年师事毛奇龄。有《啸竹堂集》，附诗余。 沈时栋，字成厦，一字城霞，号焦音，又号瘦吟词客。江苏吴江人。永启子。一门皆工吟咏。 著有《瘦吟楼词》，编有《古今词选》。 从这份名单中，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两点： 第一，朱彝尊对于词的评点至少涉及了清初三代词家，吴伟业、宋琬、龚鼎孳等大他14、15岁以上，谊属前辈；曹尔堪、陆求可、梁清标分别大他9-12岁，谊在前辈和同辈之间；丁澎、丁炜、曹贞吉等肯定是他的同辈；至于沈朝初，已经比朱彝尊小了足足20岁，是名副其实的晚辈了。这些或许可以从一个角度说明，朱彝尊对词坛发展的整体趋势非常关心，这使他具有了宏观的眼光，是其后来成为词坛领袖不可或缺的因素。 第二，在他所评点的诸家中，吴伟业成名甚早，各体皆工，是公认的文坛领袖；龚鼎孳和梁清标仕清之后，作为辇毂之臣，在北京主持风雅，是引导风气的人物；丁澎、曹尔堪等分别被构陷进科场等案中，成为名满天下的词家；曹贞吉与纳兰性德等号称“京华三绝”，声望也非同小可。朱彝尊为他们的词集作评，原是题中应有之义，表达了对词坛名家的进一步认定。但是，朱彝尊所评诸人中，还有几家没有什么名气，如姚炳、王锡等，也能体现朱彝尊特定的追求。王锡《啸竹堂集》共有诗余37首，朱彝尊为其中的25首作评。对这位学生辈的词人，朱彝尊给予了热情的鼓励。但是，一般意义上的提携后进，当时词坛上不少人都能做到，朱彝尊如此欣赏王锡等，还在于要通过表彰，宣传自己的主张，如对“雅”的提倡等。作为最能代表朱彝尊理论追求的词学观念。这也不妨视为扩大声势之举，浙西词派一时产生如此浩大的影响，此种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三、思想的发展与理论的印证 朱彝尊的词学理论有一个逐渐明确、逐渐清晰的过程，这一点，从其评点中也能看出来。 考察他来到扬州，加入《国朝名家诗余》的评点队伍，先后为曹尔堪、吴伟业、梁清标、宋琬、陆求可、龚鼎孳诸人的词作评，按照出版的时间跨度，是从康熙六年(1667)到康熙十六年(1677)。我们暂时无法确认朱彝尊的这些评点是作于同一年，还是以后陆续交给孙默的，以当时的情形推测，倘若孙默在心里已经有了一份刊刻名单的话，则他初见朱彝尊时，或许已经对评点之事有所安排。如果这个猜测不错，则这些评点大约是同时写出的。 做出这样的判断，也有助于理解朱彝尊的这些评点。基本上，朱彝尊对上述诸人词的评点与其他评点者相比，并无太大差别，大都是一些常见的话头。比如曹尔堪《念奴娇·湖上夏景，同澹心赋》：“西湖千顷，尽消残红粉，又倾金穴。柳带画楼珠箔静，恰是晓妆时节。小扇风迴，曲栏人悄，兽炭初烹雪。泉声断续，倍添今夜呜咽。还讶苏小当年，停歌不语，轻与多情别。离恨如天愁似海，软怯肝肠似铁。三竺云浮，六桥烟涨，总化鹃啼血。桃笙角枕，谁怜香汗微热。”朱评“描画浓至，能令佳人心死，才子魂消。”[9]这是称赞曹氏此词对西湖的描写，不过淡淡着语，泛泛而论。宋琬《念奴娇·郭璞墓》：“弘农太守，挽羲轮三舍，乃心王室。龟策如神撩虿尾，臣命尽于今日。气作长虹，魂归华表，骨葬金鳌脊。冯夷舞罢，数声欸乃渔笛。安得温峤怀中，通天犀借我，下窥龙国。江左夷吾今在否，石马沉埋荆棘。铁瓮旌旗，金山钟磬，阅尽兴亡迹。中泠满酌，一帆高挂遥碧。”朱评：“绰板琵琶，得此淋漓慷慨，可不唱‘大江东去’。”[10]这是进行风格论述，也是评点者常见的。至于追溯渊源者，如评宋琬《浣溪沙》(乍暖犹寒二月天)：“置之欧晏集中，几不可辨。”[11]自然与古代文学批评中的追源之法深有渊源。而语言上的推扬就更多了，如陆求可《念奴娇》(平分秋色)，朱评：“结语在人意中，却未经拈出。”[12]梁清标《贺新郎》(十里珠帘卷)，朱评：“‘东风剪漏’，大是奇语。”[13]所有这些，放在那些为孙默所刊词集作评者中，都是很普通的。 然而，朱彝尊离开扬州之后，开始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时，他所进行的评点就有了自己的特点了。比如，非常明显的，他在评点中更加注意表彰咏物词，这种倾向不是偶然的。在朱彝尊词学思想成熟的过程中，对咏物词的提倡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康熙十八年，他在京师推动刊刻重新复出的《乐府补题》，以至于大江南北唱和者达数百家，有力地推动了浙西词风的进一步发展。《乐府补题》所体现的外在形式，正是咏物词，因此，也可以说，浙西词派的发展过程，与对咏物词的体认密切相关。关于浙西词派推动咏物词所产生的利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在当时，这种做法对词坛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展现出新气象。在讨论朱彝尊的这一类评点时，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他在表彰他人的咏物词时，往往自抑。如评沈朝初《沁园春》(高压乌云)：“换头处奇想天成，我亦俯首佩服。”评丁炜《八宝妆》(烟暗珠江)：“向有拙作，当胜吾百筹。”前者是说局部，后者则言整体。不妨先看前者： 沈朝初《沁园春·美人额》 高压乌云，低分凤眼，粉样天庭。记小姑初见，覆随发短，王郎乍嫁，剃与眉平。蝉鬓轻笼，翠钿新贴，玉骨分明似琢成。堪怜甚，当瓜痕初破，蹙处声轻。 阶前拜月盈盈。惯俯首、低来两袖迎。笑东都新样，广添螺翠，南朝旧主，妆伴梅清。色比酥花，形同钩月，怪底珠联罩凤屏。春寒早，有红绵一缕，浅勒吴绫。 试比较朱彝尊同题之作： 镜槛初开，宜对粉题，休笼紫纶。记折花共剧，兰云才覆，涂妆伊始，翠钿曾安。惯叠纤罗，微嫌短发，手袅红丝著意删。犀梳敛，护貂茸一剪，阁住轻寒。 日斜倚小门阑。但端正、窥人莫便还。见障羞月扇，低时半露，吹愁梅瓣，点处成斑。素柰看匀，小蝉比并，料是诗人想像间。蜂黄浅，爱夕阳无限，映取遥山(原注：李白诗：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王建诗：素柰花开西子面。《卫风》：螓首蛾眉。孔氏疏云：小蝉也。温庭筠诗：额黄无限夕阳山)。 换头处是否比朱彝尊强，或许见仁见智，但朱彝尊的“日斜倚小门阑。但端正、窥人莫便还”，尚是接着写，仍是对额的刻画，而沈朝初则引入拜月风俗，将形象刻画与心理描写合而为一，不仅写其形，更写其神，如此思路，确实较之朱彝尊更胜一筹，朱彝尊的评价并非故作谦虚。 再看后者： 丁炜《八宝妆·孔雀》 烟暗珠江，雨深桂岭，归路迷离难省。十二雕栏帘幕卷，且斗云屏葱倩。晓来风信楝花，莫惜绡衣，山香按节临妆镜(原注：孔雀毛羽，初春而生，四月后复凋，与花俱荣衰)。偏妒鹬裘鸳锦，夸他明靓。 舞罢渴想寒泉，尚愁卷角，几回羞对银井。倩谁刷、尾花项毳，向县圃、青霄重整。叹难遇、贞元画圣。暗金浅碧休抛剩。试绣向轻纨，有秦女乘鸾堪并。[14] 试比较朱彝尊的同题之作： 庭暗娑罗，山明踯躅，正值好春时候。不用红楼三十级，合在回廊疏牖。朝来弹指阿谁，妒杀芳心，绿蕤响处开难骤。绝胜织成步障，编他铜扣。 看场压倒窗棂，一迴舞旋，更教人立屏后。数项翠尾花如缕，怎染出、轻纨图绣。除非是、边鸾好手。郁伊声里低丹咮。问饫眼蛮奴，莫销残碧暗金否(原注：孔雀舞将罢，以咮著地鸣，乃敛其羽)。[15] 两篇都是写孔雀之舞，但朱作囿于观赏的特定情境，以此来描写孔雀之形态，略嫌拘谨。丁作则想落天外，不仅写孔雀的舞姿，更试图揣摩其心理，将其赋予人的感情，更符合咏物词不即不离的审美要求，也更符合朱彝尊本人所推崇的姜夔一路风格。这可以视为后出转精的典范之一。 当然，关于优劣问题，朱彝尊的说法只是提供一种思考角度而已，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作一种策略，目的是推动咏物词的发展。丁炜比朱彝尊略小几岁，沈朝初则明显是朱彝尊的晚辈，作为一个已经打出旗号，迫切需要创作实绩的人，朱彝尊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追求，应该是行之有效的。 更值得关注的是朱彝尊在评点中与他自己明确提出的理论彼此呼应，构成了一个互相印证的体系。在评曹贞吉《珂雪词》中的《咏物词》一集时，朱彝尊说：“‘词至南宋始工’，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惟实庵舍人意与余合。今就咏物诸词观之，心摹手追，乃在中仙、叔夏、公瑾诸子，兼出入天游、仁近之间。北宋自方回、美成外，慢词有此幽细绵丽否？若读者仍谓不如北宋，则舍人亟藏之，俟后世子云论定也矣。”[16]“词至南宋始工”，出自朱彝尊《词综·发凡》[17]，是朱彝尊词学理论非常重要的纲领性论述。后来《莲子居词话》曾经解释朱的这句话：“‘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人孟浪言词者示刀圭。”吴衡照特别提到这一点，当然是看到了此说的影响及引起的争论，因为朱彝尊要面对的是明代以来具有强势力量的词风，所以，他自己也说：“斯言出，未有不大怪者。”但同时又说：“惟实庵舍人意与予合。”怎么样的“合”呢？曹贞吉的友人曹禾曾这样说：“云间诸公论诗宗初盛唐，论词宗北宋，此其能和而不能离也。夫离而得合，乃为大家。若优孟衣冠，天壤间只生古人已足，何用有我。实庵与予意合。其词宁为创不为述，宁失之粗豪，不甘为描写妍媸好丑，世必有能辨之者。”[18]曹贞吉的意见不仅与朱彝尊合，也与这个曹禾合，可见当时朱彝尊还是“吾道不孤”。而曹贞吉词(主要是咏物词)的风格，据宋荦曰：“今读实庵咏物十首，仿佛《乐府补题》诸作，拟诸白石《暗香》、《疏影》，何多让焉。阮亭读之拍案称善曰：‘曹大乃尔奇绝。’予亦云。”[19]所以，朱彝尊的评点，正好是其整体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另外，这种思想的传播形式是借着当时另一著名的词人别集，效果又不同一般。曹贞吉的词别集是后来《四库全书》中唯一收录的清人词别集，可见其独特的地位，朱彝尊对此进行评点，以宣扬自己的理论，其用心也是很深刻的。事实上，这种做法可以看作朱彝尊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例如，在对王锡《啸竹堂词》作总评时，他就说：“曩与梁汾典籍论词，典籍论词以拙词近南宋人，意欲尽排姜史诸君。余无以难。使见《啸竹》一集，定当把臂入林，恨晚也。”[20]朱彝尊与顾贞观的这种思想分歧，是清初词学复兴过程中的一件大事，看来朱彝尊是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一分歧的，因而他努力寻找一切机会，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评点中还值得提出的是对于雅词的提倡。众所周知，倡雅反俗，是朱彝尊词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论述如下： 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21] 昔贤论词，必出于雅正。[22] 词以雅为尚。[23] 言情之作，易流于秽，此宋人选词，多以雅为目。[24] 这些看法，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向《草堂诗余》，将这个明代人非常喜欢的词选作为批判的靶子，实际上，仍是针对明代词风而来的。这种思想，当然也会贯穿在其评点中，仅仅在对王锡《啸竹词》的评点中，就分别有“笔笔雅丽”(《南乡子》之“十里芙蓉烟水乡”评)、“各句纵极香倩，亦复浑雅绝伦”(《踏莎行》评)、“不为激烈之言，一味婉转痛惜，真是大雅”(《满江红》评)。将这些论述互相印证，就说明朱彝尊的词学思想是一个整体，他不仅充分利用了评点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且，有时候会更加具体，更加清楚。 四、词学观念的具体化和细致化 毫无疑问，朱彝尊词学理论的主要体现形式如《词综》，以及一些序跋，确实能够代表朱彝尊的词学追求，有着更大的影响力，但是，那些理论形式往往也有一点欠缺，即不够具体。具有宏观性的理论，一旦落实到具体作品中，还有一个空间，需要读者自己去填补。比如，《词综·发凡》中说：“填词最雅，莫过石帚。”[25]可是，这只是一个大判断，究竟如何的雅，还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尤其是，在一个作者名下，不同的作品仍然还有不同的特性，不能一概而论。正是在这些方面，评点发挥了特定的作用，可以更加具体地阐发其词学思想。 例如，朱彝尊促成《乐府补题》的刊刻，大力推动咏物词的创作，是浙西词风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过，关于咏物词，也还有着不同的创作思路，事实上，在咏物的旗帜下，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作品也会有不同的格调，这都需要细致辨别，具体分析，才能指出向上一路。沈朝初有《念奴娇·走马灯》一词，云：“天工巧绝，惯无端、簸弄古今人物。何处沙场顷刻里，走遍北辕南辙。有焰银釭，无声金鼓，漏尽难休歇。人生何事，寸场如许炎热。谁夸汗马江山，徒然逐鹿，麟阁多豪杰。待得弓藏高鸟尽，同作灰消烟灭。紫燕腾空，桃花拍浪，掩映中庭月。持杯高照，上元人醉佳节。”[26]写走马灯上历史风云的变幻和人物命运的起伏，抒发作者的感慨，这就不仅是追求咏物的工巧，而且也有特定的内涵寄寓其中，至于是什么内涵，可以见仁见智，考虑到作者身处明清易代之际，是则作品中对种种剧烈变化的描写，不可能没有一点时代的影子。对此，朱彝尊的评点是：“借小题写大文，沉雄顿挫，直逼坡仙，岂独咏物称工而已。”不仅对沈词风格的体认非常准确，更值得重视的是，朱彝尊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在咏物的工稳之外，还有一种历史的思考，能够启人遐想。文学史上一般认为，朱彝尊提倡咏物词，其本人的创作往往追求穷形尽相，过于重视物的形，而忽略了神，因而有着不良影响的一面。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当然是对的，只是，朱彝尊对于咏物词的态度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中也有层次高低的区别，他对沈朝初词的这段评价，就提供了一个特定的角度，可以让我们对朱彝尊有更为全面的了解。 朱彝尊论词提倡南宋，尤其追慕姜张。在《词综·发凡》中，他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27]又在词中表示：“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28]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曾经指出，虽然朱彝尊提出的师法对象是姜夔和张炎，但事实上，在创作中，他更为趋向于张炎[29]。他本人的创作固然可以体现出实际操作的状况，评点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朱彝尊在评点中揭示张炎词风的后世传承就是服务于他整体的词学思想，提供一个更广泛的可供操作的样例。如丁炜《满庭芳·甓园夜坐》：“隔市林园，依家亭榭，闲中涉趣偏长。虚檐人悄，翠影落新篁。羃 雅正也是朱彝尊大力提倡的词学理论，其具体论述上文已经言及，但里面的内涵还是应该结合所评的作品，才能认识清楚。如王锡《踏莎行·燕子》：“青草池塘，绿阴庭院。香泥衔尽残红片。春来惟傍画梁栖，晚归却趁珠帘卷。墙外声清，楼头舞倦。穿花逐柳时时见。随风下上爱双飞，闺人泣掩新妆面。”[33]朱彝尊评：“各句纵极香倩，亦复浑雅绝伦。”试比较史达祖《双双燕·咏燕》：“过春社了，度帘幕中间，去年尘冷。差池欲住，试入旧巢相并。还相雕梁藻井，又软语、商量不定。飘然快拂花梢，翠羽分开红影。芳径。芹泥雨润。爱贴地争飞，竞夸轻俊。红楼归晚，看足柳昏花暝。应自栖香正稳，便忘了、天涯芳信。愁损翠黛双蛾，日日画阑独凭。”[34]王词描摹的细腻，甚至基本思路，都能从这里看出传承。出语清新，而且本色，固然是雅而不俗，更可贵的是整体感强，不仅形象地传达出燕子的情态，更能宕开一笔，开启联想的空间，却又不露痕迹，所以朱彝尊用“浑雅”称之。又如王锡《满江红·吊鄂王岳武穆墓》：“宋室偏安，笑君相、不思邦族。只有个、孤忠慷慨，誓收六服。无奈朝廷金字召，可怜父老朱仙哭。便虚教、血战十年勋，同蕉鹿。二圣驾，终难复。三字案，传成狱。痛一门节孝，尽登鬼录。旧恨早随东逝水，英风尚满南枝木。最堪悲、月夜子规声，啼空谷。”[35]这一首词要和明代文征明的《满江红·题宋思陵与鄂王手敕墨本，石田先生同赋》对读：“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依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悲，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36]王词或感岳飞豪情盖世，功亏一篑；或悲岳飞蒙受冤屈，壮志难酬，引发深入思考时，却只用“笑君相、不思邦族”一语轻轻带过，其中有着尖锐的批判锋芒，与文征明的词正可以互参，却又含而不露，所以，朱彝尊评为“不为激烈之言，一味婉转痛惜，真是大雅”。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出，朱彝尊所谓的“雅”，是怎样具体表现出来的。 五、总结 朱彝尊的词学理论大致上由词选、词的序跋和词的评点构成，其中第一个方面已经得到了学术界充分的认识，第二个方面也在不同程度上被讨论，唯有评点，关注者较少，这对全面认识这位著名的词人和词学理论家，是有缺陷的。 事实上，朱彝尊被词坛接受的重要标志之一，正是借助于评点。康熙六年前后，他得到广陵词人群体的承认，先后为孙默所编纂的《国朝名家诗余》十七家中的六家作评，让人们初步认识到了他的才华和思想。 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朱彝尊一共为15个人的词集作了评点，这其中有他的前辈，有他的平辈，也有他的晚辈，充分体现了他对词坛创作的持续不断的关注，而且，他所评点者，既有已经名满天下的词人，也有刚刚崭露头角的新秀，在后者身上，更能体现出他提携后进，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的用心。事实上，当时师从朱彝尊或追随朱彝尊的词人不少，对于他们的词学活动，尚缺少具体的认识，这些评点给了我们一个别致的思路。 朱彝尊的词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评点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和其他部分互相印证，互相补充。朱彝尊提倡咏物词，号召学习南宋，复兴雅词，这些在其评点实践中都体现了出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够进一步理清朱彝尊的词学思想发展的脉络。 同时，还应该指出的是，朱彝尊的评点有一个其他理论无法代替的优点，即这些评点往往是针对具体作品而发的，因而可以从作品分析入手，去看他怎样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实现自己的理论，进而也可以总结出其操作的可行性。正是在这个方面，朱彝尊所评点的十五家词，是一些绝好的例证，可以将他的一些理论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来看，评点一途，自有其他批评形式所无法代替的重要价值。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211工程”三期“中国语言文学与民族文化复兴”子项目“清词研究” 附录：原刊主持人语： 词在清代新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群体活动进一步繁盛，群体意识进一步增强。本专栏刊发的三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涉及这个问题。词的评点一直要到晚明才真正形成风气，而至明清之际，更发展出非常繁盛的局面，营造了集体性参与及面对群体发声的宏大场景，从一个重要方面见证了清词的复兴。不过，文学历史上的重要存在，并不一定都能引起文学研究的及时关注，只有文学观念发生了相应变化时，才能水到渠成地提出问题。这正是研究朱彝尊词学评点所带来的启发。文学史上又充满着偶然性，有时候，一个突发的事件，往往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宋元之际诸遗民词人所进行的“乐府补题”唱和，将近四百年后重新出现在文坛，带来了新的文学资源。这一事件，不仅当时即引起不同文学观念的激荡，而且造成了后世解读时的众说纷纭。这种现象足以说明，在文学发展的激烈变革时代，必须采取多元的视角，才能充分理解其复杂性。清末词坛，涌现了不少词社，其中京城尤其突出。京城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因此，历来是文学发展的晴雨表。京城的文学领袖，引导着创作的方向，也对其他地区的文学活动有着重要的指针作用。在晚清复杂多元的文学生态中，找到了王鹏运这样一个点，与此相关的问题无疑就比较容易梳理了。 注释： [1]朱彝尊：《静惕堂词序》，陈乃乾：《清名家词》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卷首第1页。 [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0，《四部丛刊》本。 [3]尤侗：《百末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630页。 [4]陈维崧：《乌丝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4册，第320页。 [5]孙默留松阁原刊《国朝名家诗余》诸序都说是十六家词，事实上，他一共刻了十七家。至乾隆时修《四库全书》，除了以“贰臣”之故删掉了龚鼎孳之外，不知为何也没有了其中的程康庄，所以，《四库》本就题为《十五家词》。关于《国朝名家诗余》的有关情况，请参阅拙作：《孙默的词学活动与〈国朝名家诗余〉》，《清词探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6]参见李丹：《顺康之际广陵词坛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章“开启与延续：广陵选政”。 [7]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5，唐圭璋：《词话丛编》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887页。 [8]参见朱秋娟：《清初清词评点研究》，南京大学文学院2009年博士论文，未刊稿。 [9]曹尔堪：《南溪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2册，第612页。 [10]宋琬：《二乡亭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1册，第715-716页。 [11]宋琬：《二乡亭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1册，第642页。 [12]陆求可：《月湄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2册，第199页。 [13]龚鼎孳：《棠村词》，清初留松阁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3册，第453页。 [14]丁炜：《紫云词》，清希邺堂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6册，第839-840页。 [15]《全清词·顺康卷》第9册，第5336-5337页。按朱词题为《舞孔雀》。 [16]曹贞吉：《珂雪词》，清《珂雪全集》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355页。 [17]按，《词综·发凡》原文为“词至南宋始极其工”。 [18]曹禾：《词话》，《珂雪词》卷首，清《珂雪全集》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8册，第363-364页。 [19]宋荦：《跋曹实庵咏物词》，《西陂类稿》卷28，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3册，第320页。 [20]王锡：《啸竹堂集》卷十六《诗余》，上海图书馆藏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21]朱彝尊：《静惕堂词序》，陈乃乾：《清名家词》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卷首第1页。 [22]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0，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3]朱彝尊：《曝书亭集》卷43，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24]朱彝尊：《词综·发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25]朱彝尊：《词综·发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26]《全清词·顺康卷》第15册，第8730页。 [27]朱彝尊：《词综·发凡》，第10页。 [28]朱彝尊：《解佩令·自题词集》，《四部丛刊》本《曝书亭集》，卷25。 [29]参见拙作：《浙西别调与白石新声》，《清词探微》。 [30]丁炜：《紫云词》，清希邺堂刻本，张宏生：《清词珍本丛刊》第6册，第872页。 [31]如陈廷焯《云韶集》就说：“玉田词亦是取法白石，而风度高远，襟期旷达，不独入白石之室，几欲与之颉颃。”(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5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157页) [32]吴熊和：《唐宋词汇评·两宋卷》第5册，第4157页。 [33]《全清词·顺康卷》第19册，第11073页。 [34]唐圭璋：《全宋词》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326页。 [35]《全清词·顺康卷》第19册，第11074页。 [36]饶宗颐初纂、张璋总纂：《全明词》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01页。 [作者简介]张宏生，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