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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宓是学者也是诗人。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又经受了东、西两种文明的洗礼。他以研究和教授西洋文化与文学为主要职业，但又志存“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补充西洋文化之缺点”（《吴宓日记续编》 吴宓最初接触顾炎武的诗，是受了著名学者黄节的影响。据他自己说： 宓最先闻碧柳言“顾亭林之诗甚好”，未及读也。一九三四年秋冬，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讲顾诗。宓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始在北京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顾亭林诗集》木刻本二册（平定张穆〔石洲〕刻本）。次年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假得黄师铅印讲义一份，恭录讲义要目于书眉（十六日送还讲义，师已病，不能赐见。二十四日师即逝世）。至（1937年——引者按）七月初，学校放暑假，宓乃借取山阳徐嘉（遯庵）注本，逐首细读，并录其要点于书眉。日夜为之，至七月二十二日卒业。（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531页。） 吴宓《空轩诗话》之十《黄节注顾亭林诗》，则较为详细地介绍了他受黄节影响而读顾诗的经过： 黄晦闻师在北京大学授毛诗未完，乃于甲戌秋起，改讲顾亭林诗，并依例作笺注。宓昔闻碧柳盛称顾亭林诗，至是乃始研读。本年一月三日，宓谒黄师，续借讲义，归而抄录。师复为阐述亭林事迹，谓其既绝望于恢复，乃矢志于学术。三百年后，中华民族由其所教，卒能颠覆异族，成革命自主之业。今外祸日亟，覆亡恐将不免，吾国士子自待自策当如亭林。是日，师言时，极矜重热诚。宓深感动，觉其甚似耶稣临终告语门弟子“天地可废，吾言不可废”之情景。宓心默诵黄师“束草低根留性在，寸稊寒柳待春分”及“人伦茍不绝，天意必有寄。方冬木尽脱，生机盖下被”之诗，颇以自警。（《吴宓诗话》，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90页。）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吴宓最早接触顾亭林诗是在1935年，但真正认真研读则始于1937年。这也可以从后面所引的日记得到证明。 二 从《吴宓日记》和《吴宓日记续编》所记录的情况看，吴宓对顾亭林诗集的阅读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这一点与读梅村诗的情况不同），即1937年和1956至1958年两年间。 1937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正是秉着这样一种信念，他对当时有人倡导的以汉语拼音化为方向的文字改革，极力痛斥，他说：“甚至如最近破灭汉字、斵丧国魂之种种所谓文字改革运动，亦以‘国难’为根据，为理由。岂不可愤可伤哉！”这一态度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 因为这种为文化守护的责任感，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极左思潮的不断加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日趋升级，让吴宓有了一种触处皆误的忧疑和愤懑。所以他不禁感慨“藏名避世身同苦，保教存文事益难”（《叠前韵寄稚荃》，1950年11月作，见《吴宓诗集》第454页）。 吴宓对顾炎武的接受虽然比较晚，但顾氏“守先待后”、“留播中国文化种子”的责任感却对他影响至深，使他不悔“为圣者徒”。这从他至始至终反对文字改革，“文革”末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愿意批林而坚决反对批孔，以致为此遭受种种磨难而始终不悔，都可以得到证明。 三 吴宓在诗作和日记中屡屡将吴梅村和顾亭林并举。1935年12月，他写了《读顾亭林吴梅村诗集》七律一首： 史可为诗吴祭酒，身能载道顾亭林。殊途壹志忠和爱，隔代相怜古类今。天下兴亡原有责，江山文藻尽哀音。商量出处吾谁与，豹变龙潜看陆沉。（《吴宓诗集》第306页） 对于这两个易代之际的著名人物，吴宓曾凭个人的体会，做过如下的比较： 顾亭林（1613—1681）：1.阳刚性。2.主道。3.注重政治（兼包军事）斗争，地理，历史。4.富于责任心：自为英雄，从事复国抗清，以至讲学术、传文化，为天下后世谋。5.恒觉自己坚强不屈，是守志而成功之人。6.其道尊，可敬。7.归宿于宗教（儒教）。8.是正面人物，精深，博大，雄伟。9.所作是史诗（寓我之情）。10.其诗是自传。 吴梅村（1609—1671）：1.阴柔性。2.主情。3.注重社会（特别是爱情）生活，文化，艺术。4.富于感受力：自觉无用，而了解同情一切人，各种事。5.恒觉自己软弱，是偷生苟活而失败痛苦之人。6.其情真，可亲。7.归宿于文学（诗）。8.是旁观者，细密，明敏，真挚。9.所作是情诗（□国之诗）。10.其诗似小说。（见王泉根《重庆发现的吴宓佚文》，《多维视野中的吴宓》第529页。据王泉根描述，这段文字抄录在吴宓自藏之《学衡》杂志1922年总第五期“述学”栏第15页柳诒徵《顾氏学述》一文的空白处。又，据吴宓 在 晚读吴梅村《长平公主诔》，泪下不止。宓夙爱顾亭林与吴梅村之诗，近年益甚。盖以时势有似，故感情深同耳。比而论之，亭林阳刚，梅村阴柔，各具其美，一也。亭林诗如一篇史诗，叙明之亡；梅村诗如一大部小说，皆合其诗集全部而言之，二也。亭林诗如《书》经，梅村诗如《汉书》外戚传及唐人小说，三也。亭林诗如《三国演义》，梅村诗如《石头记》，四也。亭林写英雄，而自己即全诗集之主角；梅村写儿女，而深感并细写许多各色人物之离合悲欢，五也。亭林诗，读之使人奋发；梅村诗，读之使人悲痛。亭林之诗正，梅村之诗美，此其大较也。然二人者，其志同，其情同，其迹亦似不同而实同，不得以“亭林遗民、梅村贰臣”为说也。亭林诗，黄师曾注释讲授，碧柳亦早称道之。而能言梅村诗之美者，陈寅恪与宓也。 除了这样的比较外，吴宓曾认为在他的同时代人中，自己似吴梅村（ 四 吴宓自幼秉承家学，深受传统文化的濡染，其自我修身以儒家的道德为准则，实际上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君子人格。他重义轻利不斤斤于金钱，对人坦诚真率而拒绝奸诈伪饰，做事勤勉尽责而反对敷衍马虎，勇于自省并苛于自待，这都使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显得格格不入，甚至迂腐可笑。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不管上个世纪初如陈寅恪、吴宓等所持的文化立场如何，但那部分知识份子身上所体现的人格力量，确是值得后人尊敬的。他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评价和态度虽然有其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那就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文革”结束前，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是绝不可取的。吴宓对文字改革的反对，故然有其偏激之处，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汉语拼音化的提法现在已经被完全否决了；简化字的推广虽有助于文字普及，但又在实际上造成了大陆民众对传统典籍的陌生和疏离。如今，我们正极力在全球设立孔子学院，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恰好说明儒学仍“有裨于全世界”。再考虑这一批知识份子大都饱读传统经典，又曾游学欧美，其对中西文化价值和当时中国现实的认识，自有其深透之处。他们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使他们不甘违背良知而随世浮沉。 吴宓曾强调自己的人生观是“殉道”、“殉情”。在一九三五年所作的《自题空轩诗话后》绝句中，就有“殉道殉情对帝天”的句子。同年所作的《忏情诗三十八首》之六亦云：“强为儿女又英雄，殉道殉情事两空。”据何兆武先生回忆：“1939年秋，同学们请（吴）先生在昆中北院作过一次公开讲演，先生选的题目是‘我的人生观’。……先生以非常诚恳的语调把自己的人生观归结为四个字：殉情、殉道。”（《回忆吴雨僧师片断》，《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吴宓所殉之道，统而言之，就是文化，具体一点，则应指中西古代文化。 宓近数年之思想，终信吾中国之文化基本精神，即孔孟之儒教，实为政教之圭臬、万世之良药。盖中国古人之宇宙、人生观，皆实事求是，凭经验、重实行，与唯物论相近。但又“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达于至高之理想，有唯物论之长而无其短。且唯心唯物，是一是二，并无矛盾，亦不分割。又中国人之道德法律风俗教育，皆情智双融，不畸偏，不过度，而厘然有当于人心。若希腊与印度佛教之过重理智，一方竞事分析，流于繁琐；一方专务诡辩，脱离人事，即马列主义与西洋近世哲学，同犯此病者，在中国固无之。而若西洋近世浪漫主义以下，以感情为煽动，以主观自私为公理定则者，在中国古昔亦无之也。 1974年春，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要求人人表态，吴宓再次“固执”地说：“批林，我没意见；批孔，把我杀了，我也不批。”（《吴宓日记续编》（第十页），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570页。）结果再次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受到批斗。这些都可以说明他至死不悔所殉的道是什么。因此也不难理解 另外，吴宓的感情生活一向为人们所艳称，但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在感情世界中，吴宓是把生活当成了诗，而为了追求理想中的爱情，他最终落得孤苦一生。所以在实际上，他也为感情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只是相较于晚年在政治上受到的伤害来说，这已经显得微不足道了。 [作者简介]周绚隆，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