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瓊 
    《新唐書》的版本問題，清代以來的書目、版本學論著中偶有提及，民國時期張元濟輯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時也有探討，但較爲零散。之後則以日本書志學家尾崎康（ＯｚａｋｉＹａｓｕｓｈｉ）的研究最爲系統[1]。在《正史宋版の研究》一書的“正史宋元版書志解題”部分，尾崎康對《新唐書》的宋版系統作了專節討論，認爲《新唐書》宋代版本存在3種不同的行款：南宋初期刊本（十四行本，即所謂的嘉祐刊本），南宋前期建安刊十四一十六行本，以及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十行本）。其中南宋初期刊本現存4種：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的陸心源皕宋樓舊藏本、日本足利學校藏本、日本梅澤紀念館藏本以及國圖所藏的“宋紹興刻宋元遞本”，前3種均爲同版，第4種爲同版補刻本。南宋前期建安刊十四一十六行本現存2種：丁丙舊藏本（今藏南京圖書館）、傅增湘雙鑒樓舊藏本（今藏國家圖書館），爲同版。南宋中期魏仲立宅刊十行本則有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本、國圖藏殘本、靜嘉堂本中用來配補的零本，均爲同版[2]。
    尾崎康所作梳理較爲系統且極有價值，他所提及的《新唐書》足利學校本、梅澤本此前并不爲國内學界所知，其中足利學校本尚存1〇9卷，印刷精美，是《新唐書》現存最古的印本，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同時尾崎康也充分補充乃至糾正了清代以來一些書目對《新唐書》宋代版本的一些誤判。但這一問題仍有值得進一步探討之處，例如國家圖書館所藏的一種宋刻本（存八卷）、一種宋刻元明遞修本（存一百三十二卷）均有納入討論的必要，却被尾崎康遺漏；再如他對“南宋初期刊本（所謂的嘉祐本）”刊刻者與刊年的判斷、對南圖丁丙本和雙鑒樓版本關係的判斷也均值得商榷。尾崎康之後，國内林曉潔《德藏吐魯番出土宋版〈新唐書〉殘片小考》[3]文也對《新唐書》宋版系統作了探討，并將之劃分爲四個不同的版本系統，這一結論實與尾崎康的結論相矛盾，且無法成立。以下按次叙之。
    一、《新唐書》宋刊十四行本
    （一）南宋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
    《新唐書》南宋紹興年間湖州所刊十四行本，也即尾崎康所稱的“南宋初期刊本（所謂的嘉祐刊本）”，如前文所述，今存4種同版刻本（含補刻本），分别爲國圖藏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日本靜嘉堂所藏的皕宋樓舊藏本、日本足利學校本、日本梅澤學校本。
    湖州刊十四行本最早被清末陸心源、傅增湘定爲北宋嘉祐五年（1060）官方初刊本[4]，這一結論後爲趙萬里澄清。趙萬里根據該本刻工姓名以及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中的記載，認爲該本實爲南宋湖州刊本，刊刻者爲南宋湖州思溪王氏，且是用雕刻《大藏經》之後剩餘木板刊刻而成，後書板被取入監中，即後世所稱“南監本”[5]，所論令人信服。其後顧音海《〈淳化閣帖〉的刻工問題》從該本刻工姓名入手，也證明了該本應刊于南宋[6]。尾崎康的結論與趙萬里大致相同，不過他進一步指出該本刊年爲南宋“紹興七年（1137）”，刊刻者爲宇文時中[7]。
    湖州刊本的刊刻者是思溪王氏還是宇文時中？尾崎康應是誤讀了《直齋書録解題》中的兩則材料，誤將宇文時中當成了刊刻者，這兩則材料現摘録如下：
    《唐書糾謬》二十卷
    朝散大夫知蜀州成都吴縝廷珍撰。其父師孟，顯于熙、豐……
    《五代史纂誤》五卷（案《宋史·藝文志》作三卷，雜録一卷）
    吴縝撰。宇文時中守吴興，以郡庠有二史板，遂取二書刻之，後皆取入國子監。初，郡人思溪王氏刻《藏經》有餘板，以刊二史，置郡庠。中興，監書多闕，遂取其板以往，今監本是也[8]。
    從《直齋書録解題》中的這兩則材料可知，思溪王氏在刊刻《藏經》之後，以餘板刊刻了“二史”，即《新唐書》和《新五代史》，之後剩餘的木板又被宇文時中取用，刊刻了“二書”，即《唐書糾謬》與《五代史纂誤》。前述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録》即是作此解讀，清代錢大昕也持此看法：“今直寳文閣宇文公時中，自蜀來守吴興，以郡庠有《新唐書》、《五代史》版本，而吴君此書，不可不附見也，遂令并刻之。”[9]王國維《兩浙古刊本考》同樣作此理解[10]。因此，宇文時中并未刊刻《新唐書》，他所刊刻的僅是《唐書糾謬》與《五代史纂誤》。
    據此，湖州刊本的刊年實應推至宇文時中到任湖州之前。《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嘉泰吴興志》均載宇文時中于紹興六年至八年知任湖州[11]，由此可以推斷湖州刊本應刊于紹興六年之前。至於湖州刊本刊年之上限，尾崎康據《直齋書録解題》及《思溪藏》中所附“紹興二年”的刻藏題記推測爲紹興二年[12]，在發現更新材料之前，尾崎康這一推測仍比較合理。綜上所述，湖州刊十四行本刊年非爲紹興七年，而是紹興二年（1132）至紹興六年（1136）之间，刊刻者爲思溪王氏。
    （二）國圖八卷本與吐魯番出土殘片
    除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外，國圖所藏八卷殘本《新唐書》也屬十四行本，但張元濟、尾崎康均未留意，歷代書目也罕見記載。近代以來《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等雖著録過八卷本，但都極爲簡略。20世紀初，德國吐魯番考察隊曾獲得5枚《新唐書》殘片，據林曉潔《德藏吐魯番出土宋版〈新唐書〉殘片小考》一文，復原以後也同樣可以看出每半葉爲十四行。八卷本及殘片與前述紹興湖州刊本之版本關係究竟如何，林曉潔一文雖有探討，但較爲簡單，結論也有待進一步商榷。
    林文在吸收尾崎康結論的基礎之上，對已知的《新唐書》諸宋本作了重新梳理，并對八卷本、吐魯番殘片的版本性質作了討論，認爲《新唐書》宋代版本大致可分爲4個系統：一是《直齋書録解題》中提及的南宋監本，趙萬里《中國版刻圖録》圖版六七即南宋監本；二是南宋初期刊本，包括日本靜嘉堂藏本、梅澤紀念館藏本、足利學校本、天禄琳瑯本、國圖八卷本；三是南宋初期建本，包括國圖的雙鑒樓舊藏本、南圖丁丙舊藏本；四是魏仲立刊本；除這4個系統之外，國圖所藏的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則屬於宋代江浙地區系統的刻本；而吐魯番殘片的版式特徵與字體與八卷本幾乎一樣，因此很可能與八卷本是同一個版本，即與天禄琳瑯本、靜嘉堂本同屬一個系統。事實上，林文並未細讀尾崎康的研究，也未對《新唐書》諸宋本的版式、字體風格、文字異同作細緻考察，就匆匆作出了上述結論。其所劃分的《新唐書》宋版系統實與尾崎康所論相矛盾，較爲混亂且缺乏依據。該文稱爲“南宋初期建本”的靜嘉堂本、梅澤本、足利學校本、天禄琳瑯本，事實上與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爲同一版本（也即《直齋書録解題》中提及的南宋監本、《中國版刻圖録》的圖版六七），如將百衲本《新唐書》中影印靜嘉堂本的部分與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相互比照，即可發現兩者實爲同版，僅補版程度有所不同，尾崎康對此也有詳细論述。因此，林文歸納出的前兩個版本系統以及單列出來的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實應加以合併。此外，前人未有論及的國圖八卷本林文未加任何討論即將之歸入日本靜嘉堂本、梅澤本、足利學校本系統，亦過於草率。
    八卷本[13]最早有民國《舊京書影》所攝書影兩頁，列于該書圖版254與255，題爲“宋刻殘本”[14]。同期《舊京書影提要》對該本有極簡略的介紹，認爲“字體極精”：
    又宋刻殘本，宋諱缺筆，字體極精，舊清内閣書，見藏北平圖書館，亦見京師圖書館照片。
    254 表十二中之一 五寸七分 三寸九分
    255 傳一百四十五之十五 五寸五分 三寸二分[15]
    從《舊京書影》所攝的兩頁書影（卷七十二中首葉、卷二百十六上末葉），以及林曉潔所攝的一頁書影（卷二百二十末葉）來看，該本字體風格瘦勁，筆畫精細有力，而宋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包括補刻本的補刻葉）所使用的字體平整端正、筆畫略粗，與八卷本字體明顯不同。因此八卷本與湖州刊十四行本絶非同版，在比對二者文字之前，亦不可貿然將之歸入湖州刊十四行本系統。
    將八卷本這三頁書影與張元濟輯印之百衲本《新唐書》（百衲本卷七十二中首葉、卷二百十六上末葉均影印靜嘉堂本，卷二百二十末葉則影印雙鑒樓本）對比，可發現八卷本雖字形精緻但誤字、俗體字較多，因此該本版本價值當低於南宋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其中誤字如：卷七十二中首葉“時人號曰‘王家’”，“王”字誤作“生”；“生遵，字伯樂”“生”字誤作“王”；卷二百十六上末葉“帝慾自討賊”，“慾”字誤作“却”。俗體字如：卷七十二中首葉“學”字寫作“斈”，卷二百二十末葉“萬”字寫作“万”，“與”寫作“与”，“無”寫作“无”。而百衲本中這些文字均無一錯誤，也無一採用俗體字。從行款上看，卷七十二中首葉八卷本正文前四列的文字起止分布均與百衲本相同，但從第五列開始，每列就比百衲本多刻一字。卷二百十六上末葉每列文字的位置分布則與百衲本完全不同。因此八卷本有可能源自北宋本，也有可能是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的翻刻本，二者究爲何種關係，尚待進一步考察。
    至於吐魯番出土的《新唐書》殘片，林文復原圖顯示爲《新唐書》卷一百七十一末葉。只需將該殘葉與其他十四行本的卷一百七十一末葉相比對，即可簡便地看出該殘葉是與他本同版還是另有淵源，林文討論殘葉時，正是將殘葉與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的卷一百七十一作了比對。但據筆者核對，遞修本的卷一百七十一實爲元代補版，並非原刻，因此林文的這一對比顯然無助於殘葉版本性質的判定。事實上，據筆者檢核，《新唐書》諸宋本除足利學校本之外卷一百七十一均缺卷不存，而足利本藏于日本難以查證，因此出土殘葉之版本性質目前實難定論。不過，正如林文所説，出土殘葉上的字體與國圖八卷本的字體的確極爲相似，的確存在同版的可能。
    綜上，《新唐書》宋版十四行本至少有兩種不同版本，一爲南宋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另一爲國圖八卷本，兩者字體風格絶然不同，其中八卷本誤字、俗體字較多，版本價值應低於湖州刊本；吐魯番出土的《新唐書》殘片字體與國圖八卷本極爲相似，很可能與八卷本爲同版。
    二、十四——十六行本：丁丙舊藏本與雙鑒樓舊藏本
    《新唐書》丁丙舊藏本今藏於南京圖書館，雙鑒樓舊藏本今歸於國家圖書館。關於丁丙本的版本年代及版本淵源，歷來有不同看法：如丁丙認爲該本爲北宋嘉祐初刊本[16]；《中國版刻圖録》認爲是南宋初建本風格，據北宋嘉祐監本翻版[17]；傅增湘和尾崎康均認爲丁丙本是南宋前期刊本，并認爲雙鑒樓本與丁丙本實爲同一版本[18]；莫友芝則認爲丁丙本“爲宋爲元，未能確審”[19]；林曉潔《德藏吐魯番出土宋版〈新唐書〉殘片小考》一文則未討論這一間題。事實上，如將雙鑒樓本與丁丙本進行細緻比對，即可發現丁丙本實際上是雙鑒樓本的覆刻本。
    丁丙本與雙鑒樓本每一行的行款分布、字體風格、避諱缺筆幾乎完全一模一樣，甚至雙鑒樓本中一些獨特的符號，如卷九十九、卷一百一中的“〇”符號，丁丙本也完全照樣翻刻。但如細緻比較字迹筆畫，以及文字分布，可發現二者有很多細微不同。如進一步比較二者文字，更可確證丁丙本是據雙鑒樓本覆刻而來：丁丙本一方面承襲了不少雙鑒樓本中與他本不同的異文（包括誤字），如卷一百十一“定方始休士”之“始”字誤作“姑”，卷一百五十三“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之“式”字誤作“武”，卷一百五十六“代宗幸陝”之“陕”字誤作“俠”等；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不少誤字，如卷一百八十九“亦已妄矣”之“妄”字，雙鑒樓本不誤而丁丙本誤作“妾”，卷一百十一“休璟以爲不可”之“休”字，雙鑒樓本不誤而丁丙本誤作“仁”，卷一百五十三“真卿懼不敵”之“真”字，雙鑒樓本不誤而丁丙本誤作“兵”。
    據此可知，丁丙本實爲雙鑒樓本的覆刻本，兩者絶非同一版本。丁丙本的版本價值要低於雙鑒樓本，刊刻年代也晚於雙鑒樓本，不排除有刊刻于元代的可能，莫友芝所言“爲宋爲元，未能確審”，並非鑿空之論。
    三、十行本：魏仲立宅刊本與瞿鏞藏宋刻元修本
    目前學界所知的《新唐書》宋版十行本僅前述南宋中期建安魏仲立宅刊本一種（今藏臺灣“中央圖書館”，筆者所見爲該本的複印本）。但據清代藏書家瞿鏞所撰《鐡琴銅劍樓藏書目録》，《新唐書》宋刊十行本除魏本之外還應存在另一版本。瞿鏞在同一頁上一併記載了兩種宋刊《新唐書》，一種爲宋刊殘本（該本即國圖所藏魏仲立本的殘本，存三卷），另一種爲宋刻元修本，後者行款與魏仲立本同爲“每半葉十行，行十九字”，但“内多元時補版”。瞿鏞特地標出前者爲“嘉祐刻本”，“板印墨甚精”，却不提後者是否爲嘉祐刻本，刊印質量如何，僅猜測後者爲汲古閣本之底本，并將之與汲古閣本作了異文比對。由此可見他所見到的這兩個十行本，應屬不同的版本。瞿鏞藏書多歸國圖，今國圖尚藏有一種宋刻元明遞修本《新唐書》（存132卷），即爲十行十九字，很可能就是瞿鏞所藏的宋刻元修本[20]。尾崎康、林曉潔及前人書目均未提及該本。國圖對此藏本不予借閲，待其掃描完成後筆者再進行深入探討。
    四、九行本
    除上述版本之外，《新唐書》諸宋版中，應還有一種九行本。從宋代正史刊本的版式特點看，九行本屬於宋代正史的常用行款之一。趙萬里《兩宋諸史監本存佚考》一文就曾指出，宋代諸史監本有三大系統，即小字本（十四行本）、中字本（十行本）與大字本（九行本）[21]。尾崎康也曾細緻探討過南宋版九行本“三史”與“南北朝七史”的刻版時間[22]。不過趙萬里和尾崎康均未提及《新唐書》有九行本。但據民國傅增湘的一則記載，清代仍有《新唐書》宋刊九行本的殘葉存世：“宋刊大字本，九行十七字，白口，左右雙欄，大字方正，版心有‘記乙十五’四字。沈曾桐處有殘葉。”[23]清代鄧邦述也曾提及《新唐書》有“明修九行本”[24]，然鄧邦述所載只有寥寥數字，此“明修九行本”是否與宋刊《新唐書》九行本有淵源關係，今已無從考察。
    結語
    從上文的討論來看，林曉潔對《新唐書》宋版系統的劃分實難以成立，尾崎康所劃分的宋版系統大致成立却需要加以補充并修正如下：（1）十四行本系統：①紹興湖州刊十四行本（也即南宋監本），現存四種：日本靜嘉堂文庫所藏的皕宋樓舊藏本、足利學校本、梅澤本、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②國圖八卷本；③吐魯番出土殘葉（很可能與八卷本爲同版）。⑵十行本系統：①南宋建安魏仲立刊本，現存3種：臺灣“中央圖書館”藏本、國圖藏殘本、靜嘉堂本中用以配補之零本；②瞿鏞舊藏宋刻元修本（國圖藏一百三十二卷十行本可能即爲該本）。（3）十四——十六行本系統：①雙鑒樓舊藏南宋前期建安刊本；②丁丙舊藏本，爲雙鑒樓本之覆刻本，爲宋本還是元本尚難定論。（4）九行本（已佚）。
    注释：
    [1]尾崎康的相關研究集中在他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博士論文《正史宋元版の研究》(东京：汲古書院，1989年1月)和兩篇論文中：《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宋元版史部正史類解题》，《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一辑，1993年9月；《上海圖書館藏宋元版解题史部(一)》，慶應義塾大學附属研究所斯道文庫《斯道文庫論集》，第31辑，1997年1月。
    [2](日)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版，第497-526頁。尾崎康提及的這些版本中，日本静嘉堂文庫藏本、梅澤本、足利學校本三種為同版刻本，筆者所目驗者为日本網站上所附足利學校本之書影、民國张元濟辑印之百衲本《新唐書》中影印静嘉堂文庫本的部分；台灣所藏魏仲立本、國圖所藏雙鑒樓本，筆者所参與的“二十四史”點校本修訂工程之《新唐書》點校本修訂顶目均有幸獲得了複印本，本文即據複印本進行探討；國圖所藏宋紹興刻宋元遞修本已影印收入《中華再造善本》系列叢書，筆者所見即該影印本。
    [3]林曉潔《德藏吐鲁番出土宋版<新唐書>殘片小考》，《文献》，2009年第4期。
    [4](宋)陸心源《儀顧堂题跋》卷二，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2頁；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三史部一，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5頁。
    [5]趟萬里、鄭振鐸、徐森玉等《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18頁。
    [6]顧音海《淳化閣帖的刻工問題》，《上海博物館集刊》第10期，2005年12月。
    [7]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版，第506頁。
    [8](宋)陈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7頁。
    [9](清)錢大昕《新唐書纠謬·後序》，《叢書集成初編》本，中華書局1985年版。
    [10]王國维《王國维遗書·兩浙古刊本考》，上海書店出版社I983年版。
    [11](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1699頁；談鑰《嘉泰吴興志》，《宋元方志叢刊》，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783頁。
    [12]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版，第497頁。
    [13]受國圖閉館改造影響，八卷本目前仍處於封存狀態，且有破損，需修復後才許閱讀，故本文主要據該本已有照片進行論述。
    [14]（日）蒼石武四郎编拍《舊京書影》，《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16-317頁。
    [15]（日）蒼石武四郎编拍《舊京書影》，《舊京書影·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頁。
    [16](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卷六，《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7册，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影印本，第236頁。
    [17]趟萬里、鄭振鐸、徐森玉等《中國版刻圖錄》，文物出版社1960年版，第36頁。
    [18](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史部—正史類，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9頁；尾崎康《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書院1989年版，第523頁。
    [19](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史部—正史類，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39頁。
    [20]受國圖閉館改造影響，八卷本目前仍處於封存狀態，且已殘破尚待修補，故未能目驗。
    [21]趙萬里《兩宋諸史监本存佚考》，原載《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二十世纪中國文史考據文錄》，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3-847頁。
    [22]尾崎康《以正史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1頁。
    [23](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訂補、傅熹年整理《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四史部—正史類，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40頁；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三史部一中亦有載錄：“宋刊本，九行十七字，白口雙闌，大字方整，版心有‘記乙十五’四字。(乙卯見，沈曾桐藏。)”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17頁。
    [24]鄧邦述藏並编《群碧樓書目初编》卷七，清宣统三年江寧鄧邦述鉛印本，《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24册，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海外教育學院
                                原載《古典文獻研究》第十八輯上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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