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学术范式的创新与启示
最近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会通》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问世。杨义先生自八十年代治学以来一直在推出大作，1998年出了7卷10册《杨义文存》，分别是《中国叙事学》、《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国新文学图志》、《鲁迅作品总论》、《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2000年以来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金、西夏、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近年来又上溯先秦诸子，有“诸子还原四书”和待出的《论语还原》。这部58万字的《文学地理学会通》是杨义先生近二十年来以文学地理治学的大论集，汇集了文学地理学内涵与方法专论、中华民族文化总体研究、吴文化、巴蜀文化、江河源文化的板块研究，先秦诸子研究、屈原诗学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京海派研究等。这些专题专论曾以论文或专著的形式发表，近几年经过多次修改整理，结集成现在的《文学地理学会通》。
杨义先生文学地理的眼光与旨趣很早就有，早在七八十年代在王士菁先生指导下撰写鲁迅硕士论文时期，他就注意到鲁迅与越文化的关系，包括大禹文化、勾践文化，与越地有间接关系的嵇康思想文化；后来的《中国现代小说》、《京派与海派研究》注重从文学地理的眼光研究现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群体；古典诗歌学方面，则有《楚辞诗学》、《李杜诗学》，注重从文化诗学、生命诗学、感悟诗学的角度研究经典，同时强调《楚辞》与长江文明，李白与胡地及长江文明，杜甫与中原文明的关系，以文学地理学的维度深化诗学解读； “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命题将少数民族文学整合到中国文学版图，站在观照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高度，提出“边缘的活力”与“中原凝聚力”， 从中原与边缘互动的角度，深化研究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同时，开始系统性建构自己的文学地理学理论；近年来的诸子研究，从地理、民俗、家族等层面还原先秦诸子的文化生命，为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做出贡献。
如今，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地理学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无论是以文学地理学的视角和方法进行一些文学专题研究，还是具有文学地理学理论体系建构的研究，甚至将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建设的努力，都方兴未艾。2011年，在江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广州大学中文系共同主办的“中国首届文学地理学会暨宋代文学地理研讨会”上，60多位学者联名倡议成立了筹办中的“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首次明确界定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任务及研究意义所在。那么，在形形色色的文学地理学中，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到底带着怎样的特质，给学术界以怎样的启示呢？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来自几十年的摸索和积累，并几乎会通了他全部的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以及很大部份的研究成果，因此我们今天讨论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还不该仅仅站在文学地理学视阈中进行讨论，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是可以超越文学地理学的视域进行审视的。
一、大文学观下中华民族文化的动力系统考察与“文学——文化（文明）”的双向研究。
《文心雕龙》中刘勰有“各照隅隙、鲜观衢路”[1]之说，批评做学问关注各种问题，却没有宏通的大眼光，若化用此说，改成“各照隅隙，通观衢路”正可以用来评点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既有各个不同的专题研究，同时又有宏通的大眼光、总旨归。这一宏观的大眼光、总旨归即是杨义先生提出的“大文学观”和观照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生发展的问题意识，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学术范式的创新根本上看即建立在此文学观念和由此而来的问题意识之上。
杨义先生的大文学观是超越整个现今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它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以往的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多是中华民族内的汉语文学史，实与中国这一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不配，从1910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到现在数不清的文学史专著多是如此。在这点上鲁迅和程千帆看得很清楚，鲁迅有《汉文学史纲》，程千帆受鲁迅启发，把他的文学史叫《程氏汉语文学通史》。[2] 然而，杨先生的学术追求不止于此，他要将少数民族文学整合进中国文学版图。值得注意的是，杨义先生的整合不是简单的1+1式的整合，他不是在汉文学之外，孤立地添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而是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研究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边缘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探索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机制，提出“边缘活力”与“中原凝聚力”的互动互补正是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出了不少各民族自己的文学史著作，综合方面亦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毛星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马学良等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论》（梁庭望、张公谨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等，但各民族文学关系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仍然不多，在这方面杨义先生的民族文学文化系列研究和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朗樱、扎拉噶主编《中国各民族关系研究》（朗樱、扎拉噶主编，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是非常重要的成果。杨义先生的民族文学文化系列采取中原与边缘的二元互动思维，得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三面的文化动力学，“一是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太极推移’原理；二是由‘太极推移’衍生的‘太极眼’、‘太极环’以及民族迁徙中的‘剪刀开合’的原理；三是汉族的‘中原凝聚力’与少数民族‘边缘活力’共构的‘内聚外活’，类乎儒学‘内圣外王’的文化动力学结构的原理。这三方面的原理互拓互补，互动互补，综合为用，共通激活、更新、增厚着中华民族文化千古不磨的生命力。”[3]这无疑是民族文学研究的深化，同时也为少数民族文学怎样整合进入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范式。
大文学观创新之二，“吸收了纯文学观的学科知识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同时又兼顾了传统杂文学观所主张的博学深知和融汇贯通，把文学生命和文化情态沟通起来，分合相参、内外互证。因为世界上不存在着纯文学。过度强调纯文学，就是对文学与文化，对文学与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的一种阉割。”[4] 大文学观将“文学——文化（文明）”丰满融合在一起。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固然可以说是文学的文化研究，但与一般文学地理学文学的文化研究路数不完全一样。一般的文学地理学，甚至一般的文学的文化研究，可以说是纯文学观的文化研究，文学与文化仍然分得很清楚，它们要研究的多是文化怎样影响了文学。可是杨先生文学地理学不止于此，除了研究文化怎样影响了文学，他的“文化推原法”还要推到研究文化（文明）自身的发展、特点。于是我们看到诸如《中华民族文化的生命之根》、《吴文化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之对角线效应》、《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与西南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也都是他的文学地理学的成果，所用材料融贯文史哲，甚至常常用文学的材料、文学的眼光研究文化（文明）问题。比如《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三维推进”》，举许多西南少数民族古老的口传诗歌和表演，说明相对封闭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储存功能，并且在文化的储存和创造中输入了一个边缘民族独特的视野和原始又敏锐的眼光，比如分析到《苗族古歌》中“隐晦曲折地透露了苗民认同蚩尤为始祖。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得了的大事，蚩尤在中原眼光里凶恶的化身，竟然与炎、黄并举，成为中国‘人类三祖’。”[5] 再比如，从《格萨尔》中提出一个定位叫“江河源文明”，“就是长江和黄河的源头文明。这种判断是从中华文明的整体性出发，加以定位的。一旦定位为‘江河源文明’，就启示我们进一步思考：这是汉族、蒙古族、藏族的一个结合部，是中原、西域、印度文明的一个结合部，是丝绸之路的一侧的文明。这是高原文明，高原特有的原始性、宏伟性、魄力和想象的奇丽程度，都可以从文明的定位归类上获得深度解释。这些错综复杂、交织共生的文明单元和文明要素，都在互相吸收、互相调适、互相濡染、互相交融，活力因接触而生发，每一种文明现象、文明因素都处在跟其他文明现象、文明要素互动互补的体系中形成整体生命。”[6] 杨义先生成功命名的“江河源文明”如今已成为跨越文学领域，甚至学术领域的相当有影响力的术语，青海省博物馆以“江河源文明”作为青海历史文物展览的题目，以“江河源文明”为题拍摄专题片，还有江河源文化研究会，google上与“江河源文明”有关的条目多达1520万条，这是杨义先生大文学观下文学研究的外涉影响力。
因此，杨义先生大文学观下的研究不仅从文化中为文学释因，做文学的文化研究，即用文化学眼光和方法研究文学，还进一步探究文化（文明）自身的问题，由文学研究穿升到文化（文明）研究的高度，是既有文化到文学的研究，也有从文学到文化（文明）的研究，是文学——文化（文明）的双向研究，而在他这些都是文学研究。曾经一度，文学的文化研究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当许多声音集中在立足于、归宿于文学研究之上肯定文化研究的方法时，詹福瑞先生提出过一个特别的意见，他说“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文化的研究，是一种开放性的研究思维。它不仅从各种文化因素与文学的联系来研究文学，作由外向内的思维运动；还要立足于文学这一独特的人类精神活动来反观文化，作由内向外的思维运动。这种逆向型的研究，过去一直把它视为与文学研究有关联但又不是同一性质的研究。其实这种认识是比较褊狭的，限制了文学研究的视域。文学是一种文化意义的载体，无疑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文学不同于其他人类文化的特殊性，还要研究文学作为文化组成部份，与其他人类文化的共同性。这样，才是完整的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产生于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氛围之中，呈现出丰富的文化色彩，带有大量的历史文化意义。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前辈学者已经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闻一多通过神话研究来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伏羲考》、《高唐神女传说》等文章，均以文学为材料，进行原始社会为对象的文化人类学研究，成为我国最早从事文化人类学的成功范例。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钱柳因缘诗释证稿》，以诗证史，也是通过中国古代文学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典范。近些年来，一些学者继闻一多研究之余绪，利用文化人类学来研究《诗经》和《楚辞》以及神话，这些研究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引起一些非议，但它却辟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方新天地，给这一领域带来了生机和活力。”[7]詹福瑞先生其实是在大胆地倡导由文学到文化的研究同样属于文学研究。而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就是包含了这样的一种研究路数，给古代文学研究僻出一方新天地。只有在学科分化越来越细的现在才有跨学科研究到底属于哪个领域的担忧，不用说面对古人，就是面对“五四”一代学者，当面对陈寅恪以诗证史，顾颉刚用故事的眼光研究古史，周作人以歌谣研究民俗，闻一多以民俗学眼光研究中国文化，我们再去争论它们属于文学研究还是什麽研究还那么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提出真正有眼光的问题，有没有足够广博的知识去解决问题。我们现在学术创新不够，提不出有眼光的问题，多少与学科分化越来越细，自身知识结构窄化有关。从这个意义而言，杨义文学地理学学术范式的创新是破体制性的，这种创新无疑具有典范意义，但并不容易效仿，因为这对研究者跨学科的知识功底是个巨大考验。
二、“各照衢路”的文学地理学个案实践
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是在长期治学生涯中，经过一个一个专门领域的精深积累，由不自觉到自觉慢慢发展而来的，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除了总论性的理论建设，提出其别具一格的文学地理学的本质、内涵、方法论，更多的是一个一个个案实践。与同样有文学地理学理论建构努力的梅新林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以时间为序，以文学空间为研究对象，从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建构整个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化的模型体系[8]不同，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没有一个贯穿整个古代文学的模型体系，而是选择一个一个的个案进行研究。杨义先生选择的个案诸如先秦诸子研究、屈原诗学中的人文地理研究、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研究，京海派研究等几乎都是文学文化史上的大题目，提出的问题如先秦诸子发生学考察、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系统考察，都是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杨义先生的文学地理学个案实践不单纯在为文学地理学打工，而还在解决文学史、学术史上的大问题，他选择了以文学地理学切入，并做了很好的解答。
《京派和海派的文化因缘及审美形态》最早的雏形是1994年太白文艺出版社的《京派与海派的比较研究》，杨先生完稿还早在80年代末，他在完成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后，选择了京派与海派这个现代文学史上的大题目做专题突破。京派和海派，特别是京派在现代文学史上观念歧出、人说人异，从哪个角度去把握它呢？杨先生在那个时候就明智地采用了地域文化的角度分析、比较京海派文学渊源脉络、审美形态，这是现代文学研究史上最早以文化学系统研究京派和海派的成果之一，为后来京海派研究开启了思路，后来的优秀研究多是很好地抓住和透析了京海派文化意蕴的优秀者。这是杨义先生早期带著文学地理学眼光治学的个案，还并不是最具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特色的个案。最具杨义先生特色的文学地理学是随着1998年以来酝酿并渐渐形成的“大文学观”和“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命题的提出，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关注文学与文化（文明）发生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尤其关注“边缘的活力”，运用民间的资源和材料。
杨义先生近年的诸子还原研究，是用文学地理学解决问题的典范。先秦诸子研究虽然已经卷帙浩繁，但整体上缺少发生学的研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源头缺少发生学的研究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杨义先生携带着他的文学地理学穿越历史，拨开层层迷障，烛照先秦文化现场与诸子的精神世界，他“将人文地理学、先秦姓氏制度的方法，置于与文献学、简帛学、史源学、历史编年学、文化人类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进行生命分析和历史还原，廓清和破解两千年来学术史上遮蔽了的，或没有认真解决的许多千古之谜。据《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书的统计，其中着手解决的千古之谜就有三十八个。对诸子学术发生过程的透视，发现‘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即《汉书·艺文志》所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之类，并不能成立。诸子面对有限的文献传统及浩瀚的民间口头传统，虽然对王官之学有所汲取，但更为本质的是诸子引入民间资源，包括黄帝、尧舜禹传说，民间风俗信仰一类资源，打破王官之学的一统局面，使‘道术将为天下裂’，从而打开了中国自由原创的大时代。对诸子的此项重要发现，与文学地理学有这深刻的内在联系”[9]。杨义先生既对学术史上留下的一系列谜团作出了自己的解答，如《史记》是为老聃做传，还是兼为老莱子、太史儋合传？老子故乡苦县赖乡的山貌水文、氏族状态、原始风俗信仰，为《老子》写作输入何种文化基因？庄子是谁？他的身世、居住地自然环境对《庄子》有何影响？墨子是谁？他所创造的“草根显学”，与他出入鲁国南鄙所接触的东裔文化有何关系？又在透视先秦诸子思想与生命中，发现他们在礼崩乐坏之际集体汲取了浩繁的民间文化资源，结成中华民族文化史上灿烂的原创性智慧。这与其文学地理学“在文学研究通常使用的时间维度上，强化空间维度；在原本关注核心动力基础上，强化‘边缘活力’，在坚持文献坚实的前提下，强化对自身文明和审美的深度解释能力”[10]有深刻的关系，没有文学地理学视角和方法的引入，就没有这项学术史上的大发现。同时，又可看到这一系列各照隅隙的问题，最终旨归到关怀中华民族文化动力系统的大衢路中。
三、“悟性细读”、文化还原、“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诗性气质与史家精神的兼美并长
刘跃进先生曾精确地道出杨义先生学问的一个特点，那就是“经历中国动荡年代而体现出很强的生命感觉。生命感觉很强烈，把历史当活生生的人物，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作品、任何一首诗，他都能读出活生生的生命来。这种感觉，就是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11]生命感觉强烈始终是杨义先生治学很突出的特点，杨义先生往往能从习焉不察的寻常文本中，作家的生平行迹中读出别人读不出来的东西。杨义先生提倡“悟性细读”，“中西方不是讲细读法（close reading）吗？中国的细读要进入自己的悟性，细读不光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更不能拘泥于‘评价一首诗就像评论布丁或一台机器’。因为从结构到意义、从文字到理性之间是有一段距离，这就需要用悟性来沟通，还原其细针密缕的语言脉络和活泼鲜灵的生命整体。通过感悟给文字增添活性，在语言顺序的拆卸组合中，在语言意义的贴近和超越中，看出它产生审美和意义的机制。同时，感悟又以材料反刺激于研究者自我，使之产生广泛的奇妙的联想，达到一种知识的攀连和聚合，甚至破解原本的结构，从中剥离出某些具有深度阐释可能的生命片段。因此，感悟在人与文字相对时，形成精神的默契，形成双向的情感和意义的交流，从而把死文字读成活文字。”[12]杨义先生不仅能把死文字读成活文字，还能面对历史记载的缺失，于“空白处运思，致力于破解空白的深层意义。”[13]尤其是诸子还原中，面对先秦资料的匮乏，诸子许多谜团的解答就靠着这非凡的“悟性细读”和“空白处运思”的文化还原。前面第一节中，我们曾经说到杨义先生的文学研究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研究，有文化研究、文明研究的倾向，但是这里我们又想说，杨义先生的研究又是文学浓度很高的研究，文学是什麽？文学就是人学，是关切人类心灵与精神的学问，杨义先生的研究文学浓度之高，正因为生命感觉之强烈，把文献读活，将心比心，把远去的古人、圣人还原成血肉丰满的人。还原，是杨义先生治学的方法论和文化精神。杨义先生总是怀着对本位文化积极的负责的态度说，我们要做的是有若考古学将出土陶片，按其形状、纹饰、弧度、断口加以拼装、弥合、复原为原本陶罐样式。复原后的陶罐尽管不与原来的陶罐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不能任由碎片散碎一地，甚至再将其砸成粉末。还原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有史料支撑的逻辑论证，杨义先生的还原焕发着老熟于人性人情的诗性神采和求真求实的史家风范。杨义先生对千古之谜的解答也许不能求得人人信服，但这种学术追求仍然值得敬佩。在先秦研究中，再大的学者也遭遇过出土文献一出来，自己的结论就被打翻在地的尴尬，杨义先生对此未尝不了然，即使这样，杨义先生仍然富有魄力地献出自己大量的结论，不求即获认同，而求时间的考验，而求引导我们对待本民族文化遗产不再使“碎片化”、“空心化”的文化态度。
凡大学问者，学问背后总是鼓荡着力透纸背的精神性，杨义先生也是如此。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学问深处，散透着关怀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归还文学的大地气息、生命感觉的精神性。詹福瑞先生曾指出杨义先生文学地理学在三个方面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开拓，“第一，突破了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以朝廷为中心的考察视野。通过文学地理学，认为中国古代整个文化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朝廷这个中心，还有一些在边缘地带。这实际上开拓了研究的视野。第二、突破了传统古代文学研究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研究格局，广泛涉及少数民族。这一点对今后的文学史书写有重要意义，因为地理学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是总体的综合考察，不再是像过去写文学史那样，条块分割，让人感到互相之间没有关系。第三，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撰写以传世文献为主、为载体的模式，也关注民间文献、口头文献。这在王国维那里已经提出。民间文献是中华文学记忆里重要的组成部份。就目前来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不太注意田野调查，也不太注意口传，实际上是在约束这我们研究的视野。”[14]杨义先生能有这些开拓正来自关怀整个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生发展的精神性。其实“五四”一代学者也眼光向民间，研究民间文学文化，但与这些在“个性解放”、“平民文学”思潮中成长起来的学者研究民间唯民间价值是取的精神性不同，杨义先生在此用力的精神性是他看到了民间、边缘、少数民族之于整个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重要性，历史上缺失了它们，中华文化不会这样源远流长，研究上缺失了它们，便也说不清“我们”到底是什么。杨义先生对于当代的中国文学研究总有一种忧患之心，近来提出“现代大国的文化揭示能力”命题，认为“这是我们‘文化自觉’的根本性命题。一个现代大国应该启动和培育自主的原创能力，当然要开拓现代世界视野，但也大可不必在思想理论上任凭外国人提供说法，我们只需鹦鹉学舌。我们应该提升对自身典籍、巨匠、文化特质、历史过程的解释能力，形成系统的学理体系与话语体系。西方文化之所以成为强势文化，除了经济、军事、历史等原因之外，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自身的典籍、巨匠、文化特质、历史过程，在文化复兴以来的数百年中，形成了自己的学理体系与话语体系，并将自身体系解释为具有“普泛性”。这种体系性的言说，就是一种力量。在现代大国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需要“碎片化”的是那些陈陈相因、或拾人牙慧的理论框架，而不是我们民族的文化根柢，更不是从这种深厚的文化根柢上生长出来的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使自身文化的根系和大树“空心化”的民族，是可悲的。我们应该以现代性意识和创新性方法，启动数千年文化遗产内蕴的活力，使之可以生气勃勃地感动现代人的心灵，使之成为我们与当代世界进行对话的浑厚精深的文化底气。这种文化解释能力，实际上也是现代大国能力的体现。”[15]杨义先生有一颗史家之心，除了史家实学的风范，就是这种忧患之心，他导示着中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文化做出中国自己的风范。
注释：
[1] 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35页。
[2]详见程千帆《程氏汉语文学通史》，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第659页。
[3]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第392页。
[4]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第66页。
[5]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第426页。
[6]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第417页。
[7]詹福瑞，《文化研究：寻找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最佳思维》，《文艺研究》（北京），1997年第3期。
[8]《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是梅新林2004年毕业上海师范大学的博士论文，2006年改编成同名专著由复旦大学出版。梅新林是当代具有文学地理学理论与体系建构努力的学者之一，他将文学地理学定位为“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他把文学空间作为本体研究，以“场景还原”与“版图复原”“二原”论为理论为支撑，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因素——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理论”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详见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9] 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第569页。
[10] 同上，第569—570页。
[11] 转引自邵颖涛，《先秦诸子还原四书发布会暨文化经典研究座谈会综述》，杨义编，《“先秦诸子还原”四书问学录——澳门大学中文系课程档案》，澳门：澳门大学，2011，第211页。
[12]杨义：《现代中国学术方法通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第194页。
[13]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第195页。
[14]转引自《接地气蕴发生命力》，http://cppcc.people.com.cn/n/2013/0415/c34948-21130516.html，2013年4月15日。
[15]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序言”，第3—4页。
【作者简介】戎琦，澳门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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