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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世人多提唐宋诗之争，而将唐宋文章合为一体，日人内藤湖南氏以为唐代属于中古，宋代属于近古，唐文、宋文不能合为一体。我赞同斯说，以为唐文乃中古之文，宋文有近世之风，唐宋文之争的实质是唐宋文化的转型与差异。 提出这个问题，并非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依据历史的真实存在，将这个被遮蔽的问题重新揭示而已。其实，平步青《唐宋文选》按语曰：“世人论古文，辄曰唐宋八家，又曰昌黎起八代之衰。不知唐之与宋，原委既殊，门户自创，非可概论。”[1]已经指出将唐宋文合一是大而化之的不科学的含混提法。艾南英进一步揭开唐宋文之争的面纱，以为宋文胜唐文。其《答陈人中论文书》云：“……宋人诗诚不如唐，若宋之文，则唐人未及也。”[2]然而，这种见解并没有引起学人的重视而得到一些启迪。具体而言： 一、本文所说的唐文是以韩愈奇崛风格为代表的唐文范式。唐文也有平淡者，而奇怪峭硬是唐文的代表性风格。韩文的怪异，是乱世之文的代表，主要表现在题材怪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送穷文》、《告鳄鱼文》、《柳州罗池庙碑》；立意怪奇，哀而伤，怨而怒，张而狂，不平则鸣，抒发寒士之不平之鸣；再则篇法、章法、字法、句法之怪，形成奇崛有力，近乎《离骚》的抒情风格。[3]韩文之奇崛不是个人行为，是乱世之文的整体风格，韩愈作为文坛领袖，影响并代表了一代奇崛文风。 柳宗元对唐文奇诡追求也有自我体认，他赞赏韩文之“恢奇”、“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4]《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称读《毛颖传》：“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5]韩文之所以成为一种范式，在于他是唐文的代表。他的身边有一批崇拜者、学习者，渐而成为一种风气。其中，与韩愈齐名的文章之士樊宗师（？—821？），《新唐书》本传称他有文一百卷，然而文字艰涩，不可卒读。李肇《唐国史补》说当时社会风气：“元和以后，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李观（766—794）之文也时有浅陋之痕、雕琢之气，韩愈《李元宾墓铭》称其“才高于当世，而行出于古人”。[6]沈亚之（781—832？），《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他务为险崛。韩门弟子皇甫湜《答李生第一书》论文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高则出于众，出于众则奇矣。……非有意先之也，乃自然也。”[7]见怪不怪，以怪为美，以怪为自然，乃中唐奇奇怪怪之社会的折光，是中唐奇怪美学在散文领域的反映。 唐文的艰涩在于唐人主张复古主义，模仿上古的腔调，行文的词语、句式、人称代词、语气词……形式上刻意追踪秦汉，可以称为是唐代的秦汉派。它是宋代新儒学的孕育期和准备期，当然也是宋文的准备期。 二、宋文的范式主要是指欧曾苏文平淡风格的范式。 韩文之气势、怪奇、力度可为唐文代表，是中唐乱世之文的气象；而“纡余委备”、“容与闲易”的欧文则是治世之文的气象，可为宋文代表。艰难劳苦之态，是韩柳之困窘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唐诗为寒士之诗，中唐文为艰难劳苦之文，宋代就有唐宋文之争，唐宋文之争具有曲折历程和多个层面。庆历新政前后是宋代思想学术转型的分水岭。庆历新政期是文士事功期；新政失败后，文人进入沉思期。此前欧阳修被贬夷陵令时，就已对唐人文章的精神品格进行深入的思考，开始以宋学眼光反观韩愈等人，并在《与尹师鲁书》中有微词：“每见前世有名人，当论事时，感激不避诛死，真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其心欢戚，无异庸人。虽韩文公不免此累。”[8] 唐宋文斗争的典型事例是嘉祐时期太学体和刘辉的被打压。欧阳修主张平淡典要——典要是经学立场的强调，平淡是思想的平易表达，是平淡的宋文派。而刘辉是经学与唐文奇崛风格的结合，是奇奇怪怪的秦汉派、唐文派。欧文强调事功，符合近世化的倾向：实用、适用，合乎人情、世情。史书说嘉祐贡举后文风彻底改变，也可以说宋文战胜了唐文。 如果说欧阳修从平易流畅的形式变向，更易唐文之路，那么，从精神品格上彻底否定唐文的是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如韩退之，……它当初只是要讨官职做，始终只是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语似六经，便以为任道。至其每日功夫，只是做诗博弈，酣饮取乐而已”，[9]批评韩愈始终只是个放浪文士，求官生活的。在《与孟尚书书》一文的考异中批评说：“而其平生用力深处，终不离乎言语文字之工”。[10]朱子发现了北宋五子，建立了以宋代新儒学为代表的北宋五子直接孔孟的新文统，而韩柳被撇弃在外。 宋代也有尊唐派。如同唐诗中有宋体，宋诗中有唐体，唐宋文之争不仅是时代区分，也是体性不同。李淦《文章精义》抬高唐文，压低宋文：“读欧苏文，方知韩文不可及”[11]、魏了翁慨然作《唐文为一王法论》：“史臣以唐文为一王法而归之，韩愈之倡是法也，惟韩愈足以当之”；“有昌黎韩愈者出，刊落陈言，执六经之义，以绳削天下之不吾合者”。[12] 金元时期的唐宋文之争中，宋文居于强势。金代王若虚有“宋文一代之变”的提法：“宋文视汉唐百体皆异，其开廓横放，自一代之变”，[13]并认为韩不及欧苏远甚：“韩退之……其不及欧、苏远矣”。[14]刘壎则从文理自然的角度推崇宋文，其《经文妙出自然》：“韩有自然处，而作为处亦多。柳则纯乎作为。欧、曾俱出自然，东坡亦出自然”。[15]以文理自然概括宋文，比韩愈所倡文从字顺，在创作理论上前进了一步。欧是情之自然，曾是理之自然，东坡是道家的自然。至揭奚斯《杨氏忠节祠记》以为宋文卓然有三代之风，将宋文提高到三代之文的高度，评价极高。 金元散文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发现了苏文，以苏轼文章为宋文第一。《滹南遗老集》卷三十六：“邵公济云欧公之文，和气多，英气少；东坡之文，英气多，和气少。其论欧公似矣，若东坡，岂少和气者哉！文至东坡，无复遗恨矣。”[16]东坡文是兼具和气、英气的完美之文。“赵周臣云党世杰尝言：‘文当以欧阳子为正，东坡虽出奇，非文之正。’定是谬语，欧文信妙，讵可及坡？坡冠绝古今，吾未见其过正也。”[17]对苏东坡文的推举，是唐宋文之争的深化，不仅仅是对韩文的超越，也是对理学文派的超越。朱熹极力批判苏文，令苏文在南宋遭到打压。金元时期，理学凋敝，文化环境宽松，文人们可以从纯粹的文学角度肯定苏文，使苏文在此时方受到追捧。 二明代的唐宋文之争 明代散文论争是唐宋文之争的延续。汪琬以为明人文章不过学唐学宋两派，《答陈霭公书二》云：“前明二百七十余年，其文尝屡变矣，而中间最卓卓知名者，亦无不学于古人而得之。罗圭峰，学退之者也；归震川，学永叔者也；王遵岩，学子固者也；方正，学唐荆川，学二苏者也。其他杨文贞、李文正、王文恪，又学永叔、子瞻而未至者也。”[18]明代唐宋文之争演化为秦汉派和唐宋派之争，一般而言，秦汉派尊唐，唐宋派崇宋。 一、前文说过，唐文是唐代的秦汉派，那么明代的秦汉派与唐文则是一脉相承。若说唐宋派更多讲求的修身涵养，秦汉派则有事功的味道，一如韩愈以经济为务，以节义相高，干预现实政治，不平则鸣。细究一下，七子派面临的社会危机一如中唐，外患（土木堡之变）内忧（宦官刘瑾），士人慷慨赴难。李梦阳因反对刘瑾而下狱，何景明由反对刘瑾而免官。以李梦阳为代表的七子派，继承了孟子的浩然正气、韩愈的气盛言宜，以雄辞直道来纠时文之柔弱。文章中直抒个人喜怒哀乐，蕴含著强烈的感情色彩，如李梦阳《省愆赋》、《钝赋》，一如韩愈《毛颖传》、《送穷文》，抒发个人穷愁失意，壮志难酬，以古朴艰涩形式表达了一股勃郁不平之气和悲愤之情。唐宋派批评李梦阳文章剑拔弩张，强梁霸道，过分注重个人义气，仅有节义、血气，而不能宁静致远，安贫乐道。这也正如欧阳修不满韩愈一遇贬谪就怨怨戚戚一样，不乏道学人格讲究对张扬个性义气的批评。 从现代视野看，七子派主要是文体形式的复古派，而唐宋派则强调文章的精神命脉，强调内容复古，实际上是强调文章机理的理学化。唐宋派成员王立道，唐顺之妹夫在《拟重刊〈文章正宗〉序》中批评七子派末流说：“钩章棘句，奇涩聱牙，险詟神龙，高比皇坟，务以刿目怵心，骇眩愚俗，而实则假艰深文其浅近。夫是以言愈工而道愈离，作之愈多而不可以为文之正也”。[19]批评秦汉派古奥的形式主义倾向。贾开宗《侯朝宗古文遗稿序》云：“明初刘基、宋濂辈为古文辞犹有唐、宋文之遗意，至李梦阳、王世贞辈始舍唐、宋而宗《左》、《国》、《庄》、《列》、《史》、《汉》、贾谊、扬雄之文，犹伪鼎伪瓷，貌似而神亡矣。”[20]这个神主要还是宋明理学，如果从文学审美的本体角度说，则秦汉派的义气激情才是散文的神。 先秦两汉散文是古代散文中的元始散文，后代散文要寻根、追寻传统，肯定首先想到先秦散文。秦汉散文代表了高古、古雅的上代散文风格和传统，本无所谓对与错，唐宋派是进化的时代散文，是因地制宜的改良品种。双方各有千秋，不必厚此薄彼，互相攻击。秦汉派与唐宋派之争，从文体学角度看，是古文体制与体性之争。就古文文体体制而言，无疑秦汉派更近先秦古文的味道，而唐宋派尊王攘夷、道德性命则是特重古文的体性。二者对体性、体制的各自强调，正是使古文不断回归传统，继续生存发展的强大动力。就文学性而言，则二者皆未得文学的精神命脉，韩、欧、苏文真正感人的地方在于生命、情感的抒写，这一点只有到公安派才彻底领悟。 七子派在古文形式上的另一个贡献是对古文阳刚美的提倡。唐宋派批评秦汉派“雄豪亢硬”，李开先《荆川唐都御史传》云，文章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硬。其实所谓正法妙意，主要源于宋代理学。秦汉派固有讲求辞章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有过于奇崛刚硬，不合人情的地方，但阳刚之美毕竟是中华民族的最高美学追求之一，是汉唐气象的表征，不能以其偏失而以个人欣赏习惯或门户之见轻易否定。七子派对文章高古美的探索，对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的形式美探索无疑提高了人们对古文形式美的认识。 二、所谓唐宋派，实际上是宋文派。自古并无唐宋派之说，至1922年夏崇璞在《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甲寅》第九期）才提出此称谓。他认为，“慎中、荆川，力重欧、曾……有光深于经术，其文以欧、曾为归”，尊崇宋文、唐宋文派。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干脆用“宋文运动”来指称唐宋派。1947年出版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再次提到唐宋派。 唐宋派基本可以叫宋文派，王慎中《再上顾未斋书》说：“二十八岁以来，始尽取古圣贤经传及有宋诸大儒之书，闭门扫几，伏而读之，论文绎义，积以岁月，忽然有得。”[21]《明史》卷二八七《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以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文亦变而从之。”[22]这两段文字记录了唐宋派主将王慎中、唐顺之从秦汉派向宋文派转型的过程，因此有人干脆称他们为宋文派。由此章培恒先生在《茅坤研究序》中也指出：“唐、王之所宗主者，实为宋文，尤其是曾巩的文章，所以曾经有人指出，他们应该称为崇宋派。其所以被称为‘唐宋派’，乃是因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影响太大，从而给人造成了一种茅坤及其同道都崇奉唐宋文章的印象。”[23] 实际上称他们为宋文派，不如称为宋学派，因为唐宋派的作家基本上都是理学家。宋文派是明代理学繁荣在文坛的反映，无形之中抬高了宋文的地位；理学文派维护封建正统，很合明初歌功颂德的时代口味，所以崇宋的台阁体能够统治文坛160年。后来的唐宋派也与明代理学繁荣相呼应，所以宋文绝对是明代的主流派。明代刘基《苏平仲文集序》以为继唐者宋，有欧、苏、曾、王出，高者上窥三代，超越汉、唐。宋濂也在《徐教授文集序》中说：“夫自孟氏既没，世不复有文。贾长沙、董江都、太史迁得其皮肤，韩吏部、欧阳少师得其骨骼，舂陵、河南、横渠、考亭五夫子得其心髓。……斯文也，非宋之文也，唐虞三代之文也；非唐虞三代之文也，六经之文也。文至于六经，至矣尽矣，其殆无愧于文矣乎！”[24]以为北宋五子的理学家之文上追三代，可以比侔六经。刘基、宋濂、王慎中、唐顺之都是理学家的思路和立场。王世贞曾批评唐宋派囿于道学不讲文采，他在《赠李于鳞序》中批评“今之为辞者”思想僵化，所言无非陈词滥调。[25] 三、南宋时代，朱子主要推崇曾巩质实无文之文，以合理学需要。在明代市民文化与张扬个性才情思潮的大文化背景下，推举唐宋派必须有时代新意，于是欧文的抒情性受到了唐宋派的特别关注，并且成了一面旗帜。唐宋派对欧文别作新解，归有光《欧阳文忠公文选》卷五评《唐书兵志记》曰：“风神机轴逼真太史公。”[26]而重点提炼欧阳深情处，如卷十评《读李翱文》：“感慨悲愤，其深情都在时事上。”[27]评《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表》引徐文昭曰：“累欷感慨，不知文生情，情生文也。”[28]评《祭石曼卿文》引徐文昭曰：“字字泪随笔堕。”[29]将情感提到了散文批评中前所未有的高度。 宋文派有一个内在自我生成、不断生发完善的过程，通过发现实现创新。比如在文体形式上，唐顺之屡赞欧阳修“小文字”（小品文）之妙：《与郭秀才书》“通篇情叙，此小文字之极工者也”[30]；评《菱溪石记》“行文委曲幽妙，零零碎碎作文，欧阳公独长”[31]；评《樊侯庙灾记》“文不过三百字，而十余转折，愈出愈奇，文之最妙者也”[32]；评《北海郡君王氏墓志铭》“此铭与前作皆是善生发处，此是作女人文字之法也”[33]。零零碎碎作文、小文字、作女人文字之法，这些概念、语词都是以前的散文批评中没有的，乃为明代推扬个性才情思潮影响下对欧阳修散文重新发现的新批评。由此观之，韩愈是复古的，是对秦汉文继承的古典主义；欧阳修是创新的，代表了古文的发展方向和近世转型。 三清代的唐宋文之争 就思想学术而言，宋明一体；清代朴学盛行，近于汉唐注疏之学，思想创新不足，所以清人尊唐势在必然。 一、清人对明人崇宋来了个反动。以为宋明理学空谈误国，清代桐城派转而推崇韩愈的唐文。由于桐城派的主流地位和巨大影响，清人崇唐遂为主流。方苞《赠淳安方文舟序》：“夫自周之衰以至于唐，学芜而道塞，近千岁矣。及昌黎韩子出，遂以掩迹秦、汉而继武于周人。其务学属文之方，具于其收者，可按验也。然则，今之人苟能学韩子之学，安在不能为韩子之文哉！”[34]方苞又进一步提出了“务学属文”的“韩子之学”的观点，将韩文提高到了韩学的高度，认为学好韩子之学，则能为韩子之文。 桐城派以为韩文最合“洁”的标准。方苞《史记评语》云：“子厚以洁称太史，非独辞无芜累也。明于义法而所载之事不杂，故其气体为最洁也。此意惟退之得之，欧、王以下不能与于斯矣。”[35] 桐城三祖之一的刘大櫆提出文贵奇、文贵变的审美追求，亦尚秦唐而薄宋风。刘大櫆《论文偶记》曰：“文贵奇……扬子《太玄》、《法言》，昌黎甚好之，故昌黎文奇。”[36]对古文之奇的追求，反映了刘氏反对宋文平淡典要的趋向。又曰：“文贵变，《易》曰：‘虎变文炳，豹变文蔚’。又曰：‘物相杂，故曰文，’故文者，变之谓也。一集之中篇篇变，一篇之中段段变，一段之中句句变，神变，气变，境变，音节变，字句变，惟昌黎能之。”将韩文讲求修辞形式的特点，奉为文的根本。 桐城派从尚文的角度对韩愈作出新解。刘大櫆一改宋文派轻文的主张，提出了尚文的观念：“唐人之体，校之汉人，微露圭角，少浑噩之象；然陆离璀灿，犹似夏商鼎彝。宋人文虽佳，而奇怪煌惑处少矣。”[37]储欣推重唐文，也有重唐文之文辞的倾向，其《唐宋十大家全集录》凡例曰：“西汉之兴，作者麻列，然生龙活虎，变化莫御，司马子长一人而已。建武以后，士气萎靡；贞元、元和之间，士气复振。庐陵之师昌黎也，尽变其奇奇怪怪之词而不失其浑灏流转之气。眉山继之，纵横捭阖，无以加矣。故词气并胜者，唐文也；气胜词者，宋文也。夫气胜词，似不若词气并胜者，尤光焰万丈也。然文固以气为主。”[38]储欣以词气并胜的唐文，胜过气胜词的宋文，但其宋文气胜词之言，应改为宋文以理胜词，才更恰当。 二、桐城派遭遇了古文体制与古文审美的矛盾。桐城派的古文思想体系试图融合唐宋，因而也不得不面对唐宋文的内在矛盾。在具体文本阅读中，他们自然喜爱宋文之美。方苞推重欧阳修情辞之动人心目，《与程若韩书》云：“足下喜诵欧公文，试思所熟者《，王武恭》、《杜祁公》诸志乎？抑《黄梦升》、《张子野》诸志乎？然则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而况职事族姻之纤悉乎？”[39]刘大櫆《诸家评点古文辞类纂》评《五代史一行传叙》云：“慨叹淋漓，风神萧飒”；“跌宕遒逸，风神绝似史迁”。评《江邻几文集序》云：“情韵之美，欧公独擅千古，而此篇尤胜。”[40]姚鼐《复鲁絜非书》云：“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41] 但是在关乎古文本体、意识形态时，他们往往心口不一，高举义法体制大旗，抑下词情审美之帜。他们讨论欧、韩之别，方苞《古文约选序例》：“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42]认为韩得义法，欧得格调、风神。实乃大义取韩，审美取欧。评《岘山亭记》云：“欧公此文神韵缥缈，如所谓吸风饮露、蝉蜕尘埃者，绝世之文也。而‘其人谓谁’二句，则实近俗调，为文之疵累。刘海峰欲删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继于此’为‘羊叔子杜元凯相继于此’。”[43]桐城派并非没有审美鉴赏力，而困于道学之僵化，不近人情，故不能作真情之美文。 清人尊唐，认为宋体不若唐体，唐体不若汉体，近于明代复古派的文学退化观。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曰：“汉体自是高似唐体，唐体自是高似宋体，昌黎无论，即如柳州永、柳诸记，削壁悬崖，文境似觉逼侧。欧公情韵或过之，而文体高古莫及。”[44]认为唐高古雄健、宋得阴柔之美。 清人崇唐还体现在章法上。姚范将韩愈的章法之美推于极致，并扬韩抑欧：“昌黎雄处每于一起、一接、一落，忽来忽止，不可端倪。宋六家及震川俱犯騃蹇之病。欧公《岘山亭》风流感慨，昔人推之至矣，而间不免于挨次迂弱”[45]、“欧文黄梦升、张子野《墓志》最工，而《黄志》尤风神发越，兴会淋漓。然皆从昌黎《马少监》出，而瑰奇绮丽，欧未之及也”[46]。高古之美也是复古派口号，姚范《援鹑堂笔记》卷四十四言：“翕州惜震川铭词不古，人多詈之。然铭词不古自是病，如昌黎铭词之佳，何尝平显”[47]、“凡作文须丘壑万状，若小文自须高古。”[48] 清人尊唐大多停留在口号和理论上，他们的文字没有了唐人的气势与瑰奇、刚劲与文采。由于清代的政治与文化政策，他们人格精神的选择只能是沉潜与内敛，木讷平庸，更象村夫子曾巩。 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三从“古文难易之分”的角度探讨了欧文的白话文特点和现代指向性：“王、李（秦汉派，笔者注）之古文，学《史》、《汉》而伪者也；今人之古文，学欧、曾而伪者也。然为伪《史》、《汉》，犹非多读书不能，若为伪欧、曾，只须诵百翻《兔园册》，用其‘之’‘乎’语助，尽可空衍成篇。盖便于学者之不读书，殆莫甚于此。吾邑前辈冯定远云：‘韩子变今文而古之，欧阳子变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胜言。’推定远之意，亦以其便于不读书，故有此言耳”[49]。此虽是批评之语，却揭示了一个事实：韩愈重在继往，欧阳修重在开来，欧文有散文近代化、白话化的先导趋向，至苏轼小品文已近白话文了。 三、桐城派对唐宋文之争的调和与新解读。桐城派偏爱朱子提倡的阳刚之美，《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云“：朱子曰‘：行文要紧健，有气势，锋刃快利，忌软弱宽缓。’按此宋欧、苏、曾王皆能之，然嫌太流易，不如汉唐人厚重。”[50]卷十二又云：“欧公情韵幽折，往返咏唱，令人低回欲绝，一唱三叹，而有遗音，如啖橄榄，时有余味，但才力稍弱耳。”[51] 至桐城派殿军的曾国藩，更试图全面调和义理与经济、阳刚与阴柔、体制与审美的矛盾。他的《圣哲画像记》很好地处理了刚柔相济的问题：“造句约有二端，一曰雄奇，一曰惬适。雄奇者，瑰玮俊迈，以扬马为最；诙诡恣肆，以庄生为最；兼擅瑰伟诡诙之胜者，则莫盛与韩子。惬适者，汉之匡、刘，宋之欧、曾。”[52]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云：“太史公文，韩得其雄，欧得其逸。”[53]又曰：“昌黎文意思来的硬直，欧曾来的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54]见体制与见涵养是唐学与宋学之特质不同，本没有高低之分。 唐宋文的区别，秦汉派、唐文派，属于旧儒学阶段，主要讲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在事功理想；形式上提倡模仿远古（上古）的文章，特别是《尚书》这些原始古文；风格奇怪古拙、艰涩难懂，但气势开阖豪健，骨力挫顿奇倔。宋明新儒家属于近世儒学，主要讲求修身养性的道德性命之学，与宋明理学内敛之学相适应，文章反对张扬奇怪，追求平易之风。宋文派模仿春秋战国西汉的新散文，文字简易，语体通俗，唐代古文运动讲求语言创新，但是难脱模仿痕迹，留下了古拙艰涩的痕迹；宋代古文运动的典要的追求结果是走向北宋五子、程朱理学。明代唐宋派唐、王、归最终也走向理学。唐文与先唐文是唯旧的，属于古代散文；宋文是维新的，有近代化、平易化的趋势。宋文是现代散文的源头之一。 参考注释： [1]平步青：《霞外攈屑十卷》，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册116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53页。 [2]艾南英：《天慵子集》，四库禁毁书丛刊补编册72，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206页。 [3]熊礼汇：《欧阳修对韩愈古文艺术传统的接受和超越》，《江西师大学报》2008年第4期。 [4][5]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548页、第366页。 [6]韩愈：《韩昌黎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420页、第230页。 [7]皇甫湜：《皇甫持正集》，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册360，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7页。 [8]欧阳修：《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91页。 [9]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139，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05页。 [10]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11]李淦：《文章精义》，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册495，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799页。 [12]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1，宋集珍本丛刊第77册，线装书局2004年版，第655页。 [13][14][16][17]王若虚：《滹南遗老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22页、第183页、第229页、第242页。 [15]刘壎：《隐居通议》，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2页。 [18]汪琬：《尧峰文钞》，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册439，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95页。 [19]王立道：《具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册127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802页。 [20]侯方域：《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21页。 [21][24][26]黄毅：《明代唐宋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6页、第142页、第109—110页。 [22]张廷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368页。 [23]张梦新：《茅坤研究》，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页。 [25]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册1280，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8页。 [27][28][29]高海夫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6页、第2796页、第2687页。 [30][31][32][33]茅坤辑：《唐宋八大家文钞》，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集部册138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第538页、第550页、第647页。 [34][35][39][42]方苞著，刘季高校点：《方苞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91页、第853页、第191页、第615页。 [36][37][38]刘大櫆著，舒芜校点：《论文偶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第8页、第9—10页。 [40][43]姚鼐编：《古文辞类纂》，世界书局1936年第3版，第157页、第163页。 [41]姚鼐著，刘季高标注：《惜抱轩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44][45][46][47][48]姚范：《援鹑堂笔记》，续修四库全书册114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页、第111页、第112页、第112页、第113页。 [49]王应奎：《柳南续笔》，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2页。 [50][51]方东树著，汪绍楹校点：《昭昧詹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4页、第276页。 [5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诗文卷，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373页。 [53][54]刘熙载：《艺概》，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第31页。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岭南文化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