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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列資料，可見家集的編纂具有全國性，但也有顯著的分布不均衡特徵，江浙居總數之半，這也是清代學術與文學的量與質地域分布不均衡的一個縮影。家集編纂既然在一種風氣之中編輯、印行，難免互相影響。特别是在家集編纂較爲密集的區域，比較參照晚近家集的凡例，或受其推動，似乎更爲常見。 桃源戴氏，有明一代爲甬上世家，其肇興在永樂初年，至嘉靖時同產四進士，輝映壇席，厥後門才輩起，又垂及數世，亦綦盛矣哉。年運而往，文獻闕如，巨製鴻裁，渐以亡佚，於是戴君仁宇出其舊家藏家牒，徵之于史宬圖志，及諸家耆舊傳，搜拾墜簡，得文如干首，都爲五卷，詩亦如之，题曰《戴氏一家稿輯略》。……竊謂吾邑家集之刻，著者如史氏之《世寶録》，屠氏之《遣詩彙編》，李氏之《砌里文獻録》，黄氏之《家世淵源録》，皆前有光，而後有輝。戴氏參列諸大姓，宜不可無傳？[14]（《戴氏一家稿輯略》） 按古之總録，一家言者始于唐廖光圖《廖氏家集》，厥後王氏《文獻》、陳氏《義溪世稿》、李氏《花萼集》、竇氏《聯珠集》、謝氏《蘭玉集》、錢氏《傳芳録》，或專述先作，或兼録生存。兹援南海朱子襄先生《朱氏傳芳録》之例，謂其人既往然後其文克定，所攟拾者皆前人作也。[15]（《番禹潘氏詩略》） 家集之刊，肇于唐《二皇甫集》及《竇氏聯珠集》……有明長洲文氏有《文氏五家詩》，皆其例也。我朝稽古右文，刊家集者益盛，近時浙中平湖朱氏、徐氏、歸安沈氏，皆編刊一家之詩，蔚成巨觀……（先君）趨公之暇……高祖以上父輩以下，復加裒集，計作者二十家，得詩五百數十首。[16]（《浙西張氏合集》） 近例的參照，或風氣的追溯，目光所及，多在本土範圍之内，如上文所及“吾邑”、“浙中”諸家集，其中可見風氣之湧動，有時延及民國時期；而《番禺潘氏詩略》、《香山黄氏詩略》，通過仿近例南海《朱氏傳芳録》、番禺《黎氏存詩匯選》，暗示廣東一省家集的編纂情形，張其淦爲《香山黄氏詩略》作序時，在提及《黎氏存詩匯選》、《香山黄氏詩略》之後，巧妙地帶出自家的《東莞張氏詩略》；又如王延長撰《金陵蔡氏五世詩存跋》，其中亦有牽涉之筆且與吾鄉之《朱氏家集》、郭孝子《雲川五世文稿》前先後輝”[17]。諸如此類，有意無意地拼合出廣東家集後先輝映的譜系。這種地方性譜系建立的意義在於表明一地家集已有數家，同時也强調某一家集立於其中。選擇近例，還與家集體例的變化有關。家集自宋以來，編選旨趣大致不變，但編選方法與内容編排則略有時代差異，以典型的近例作爲參照對象，更具操作的可能。《錫山榮氏繩武樓叢刊》仿永康胡氏《退補齋雜刊》例，是集卷首有嚴懋功撰“叙例”，其一云： 古人家傳著述，往往綜祖孫父子兄弟之詩若文，合刊成編，曰家集。二范、三蘇、蔡氏九儒、寧都三魏，所由昉也。近世編輯家集，兼以閨秀入焉，而慶贺哀挽文字，概加輯録，則又不曰集，而曰雜刊，如永康胡氏《退補齋雜刊》，是蓋以慶贺哀挽文字，出自他人，而其所稱述尤足見其人之生平，而補傳志所不及，似又不可輕棄，爰仿《退補齋雜刊》之例，而以叢刊名焉。[18] 重視晚近家集的現象，還可能與清朝朝野以本朝文治之盛自得的心態有關。道光二十三年錢寶琛撰《食舊德堂家集序》，先述家集自謝氏《蘭玉集》、李氏《花萼集》以至陳氏《義溪世稿》的源流，續接的一句是“而莫盛於吾家之《傳芳集》”[19]，錢氏的自信，若與清代家集編刊的興盛關聯，即可知不是孤鳴，而是存在家集或家族間的“比賽”。 （二）家集編纂與時間意識 家集，是一家一族文學、學術傳承的表徵之一，這些家族多爲書香世家。清人對世家的認識，似有意避開唐以前論高門大族重門第的標準，錢泰吉云：“所謂世家者，非徒以科第顯達之爲貴，而以士農工商各敬其業，各守其家法之爲美。”[20]余集云：“今之所謂世家者，大率以聲施之赫奕，門第之高華相矜尚。簪纓甲第，蟬聯累葉，鄉之人莫不嘖嘖稱巨族。僕竊謂不然。夫世家者，有以德世其家，有以業世其家，有以文學世其家，而窮達不與焉。”[21]德、業、文學、家法在家族綿衍的過程中，作爲一種實質性的内容得到確認。“世”，有三十年爲一世，父子相繼爲一世之説，是時間的長度；又有繼承之説，如“世德”、“世官”、“世家”、“世親”、“世統”、“世學”、“世業”、“世職”、“世族”等等，雖未明言時間長度，其實亦暗涵代際之間的關聯。綿延的時間，對於世家及作爲世家文化表徵之一的家集而言，是一决定性的因素。 希爾斯在論述傳統的持續性時，特别留意世代問題。他指出一種信仰和慣例從宣導者到接受者，至少要持續三代人，即三代人的兩次延傳才能成爲傳統。[22]持續三代之説，正與中國的“三代承風，方成世家”之説相合。持續時間的重要性亦顯露於清代家集名稱之中。在家集名稱中標明“三世”、“四代”之類的語詞這一手法，只有到了清代才盛行。 檢清以前家集，宋代家集名稱中無標世代數的例子，元代有3例（2例標“三世”，1例標“四葉”），明代有4例[23]，至清代則有72例，略舉其要如下： 父子、兩世、二葉：如《畢氏兩世遺詩》、《曹貞吉父子詩稿》等，共12例； 三代、三世：如《卜氏三世詩草三種》、《艮背閣三世詩鈔》等，共33例； 四代、四世：如《畢燕衎堂四世詩鈔》、《長林四世弓冶集》等，共10例； 五代、五世：如《金陵蔡氏五世詩存》、《五代袓孫父子鄉會墨藝》等，共9例； 六世：有《漵浦舒氏六世詩稿》，1例； 七代，七世：如《桐城方氏七代遺書》、《黔陽潘氏七世詩》等，共4例； 八葉、九世、十世：有《八葉詩存》、《賜書樓九世詩文録》、《張氏十世詩鈔》，共3例。[24] 其實以上所列，若論世代數量，多不及前文所列16種容量較大的家集，如《海鹽徐氏詩》共22世，《宜興任氏傳家集》共24世，《菱湖孫氏詩録》共12世。以世代數命名家集，一方面是一種質實的命名方法，另一方面寄寓一種自得，數代持守，終成書香世家，此種“詩是吾家事”的自豪與擔當，是家集序中的一種普遍情感。與這種情感相應的，還有一種家集命名方法，幾乎是清代獨有的，即在家集中標明“一家言”、“一家集”、“一家稿”等，如《四明黄氏一家稿輯存》、《桐城許氏一家集》、《吴氏一家詩》之類，共有44種，而清以前，僅明代有一種《洪氏一家言》。家集名稱中的數代與一家，從不同視角揭示了書香世家文學傳統的形成過程中的驅動力。 清人編纂清代家集或民國時編纂的清代家集，時有某一家族明代成員的作品。清代家集中多有明人著述，而所收録宋元以前著述相對較少，顯示家集中明清兩代的緊密關聯。結合清代家集所收文字起訖時間，可進一步推論，宋元以後的文學世家絶大多數是新生的世家，不是中古社會世家大族老樹上的新枝。毛漢光所考察列舉的綿延三百年至七百年以上的六家士族[25]，在宋以後，尤其是明清，絶少得到延續。 清人家集所收文字，亦有追溯至唐宋者，但多出於“致敬”性質，所收録人物與後世人物往往遠隔數代或關係模糊，或很有可能是攀附，絶大多數家集以晚近時段爲主，略古詳今；或徑輯本朝家族成員作品。其中緣由，杜世祺編輯《雲間杜氏詩選》已有解釋。杜氏指出，若以姓氏而言，自有攀附的便利，然其撰卷首《紀問十則》，有一則專針對此問題而言： 客問：詩以杜名，則自少陵而後，歷唐宋而元，代不乏人，人不乏詩，是集也將合數百世爲一堂以成巨觀乎？余曰：詩稱一家，原本世系，宋元以前，世遠譜逸，余何敢附會，上誣祖宗？故兹選始自有明，取其信而足徵也。[26] 以《北海郭氏詩存》及《續編》等收録人數較多、或時間跨度較長的清人編纂的清代家集爲例，可考察其收録範圍與重點。[27]這16種家集在清代較具代表性，每種家集收録人數、涵蓋世代在清代家集中頗爲突出，但這些家集所收録的上限最遠者只到宋代，然所收人數寥寥無幾；所收元代人數較宋略有增長，但相對於明清而言，仍是少數。這種詳近略遠的編選策略，取决於與文獻的存佚，亦依據於家族的發展狀况，然其中不乏有意的選擇，如孔憲彝道光十六年編訂《闕里孔氏詩鈔》“凡例”中有一則云： 孔氏别集，自十一代族祖藏、二十代族祖融而下，不下千餘家，而世禩遼遠，每多散佚……深懼搜采未當，挂一漏萬，况北海《清江三仲集》，已經先高祖六十八代公重刊，其餘亦有專集行世，無事再刻。是集皆采昭代之間詩，斷自國朝，仿《史通》例限也。[28] 如《湖墅錢氏家集》十八卷，皆選自乾隆朝以下人物，而錢氏家世，據譚獻序可知： 仁和錢氏，吴越武肅王之裔，宋以來綿族三十世矣。世德作求，讀書尚禮，湖墅家風彬彬，衣冠踵接，良士名臣，古王、謝無以尚。[29] 人數在時間軸上分布的懸殊以及與中古社會士族的距離，正可以見明清世家乃“新社會”或“新制度”的産物。潘光旦嘗對明清嘉興望族九十一個血系進行綜合考察，“平均起來，每一個血系的世澤流衍可以到八點三世之久”。“嘉興的望族，平均大約能維持到二百一二十年”[30]。清代家集所包涵具體世家在明清的世代，與潘光旦所説的世澤流衍平均值相當，也説明清代家集所録注重晚近時期，其實也是明清世家生存狀况的反映。 在時間的脉絡中，家集名稱還因融合了典籍中所蕴涵的豐富内涵，與前代關於家族文化的傳統建立精神聯繫。 陸機《文賦》中的名句“咏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芬”被采入清代家集名稱中的詞語有“清芬”（9例）、“世德”（2例）、“誦先”與“誦芬”（各1例）； 《尚書大傳·梓材》中的“喬梓”或“橋梓”，喻父子。清代家集題名中有8例。 《小雅·常棣》：“常棣之華，鄂不鞾鞾；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鄭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拊。拊，鄂足也。”清代家集題名用“棣萼”有4例，“花萼”4例，“莫如”2例，“鄂不”1例，“鄂鞾”1例。 《漢書·律曆志上》：“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聯珠。”《竇氏聯珠集》取竇氏昆弟若五星。清代家集題名用“聯珠”有6例，“連珠”2例。 《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塤篪”喻兄弟親睦。清代家集題名用此詞有5例，另“吹篪”1例。 《晏子春秋·雜篇下》：“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子壯而示之。’”清代家集題名用“楹書”有2例。 《禮·學記》：“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清代家集題名用“弓治”、“箕裘”各有1例。 《莊子·齊物論》：“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于喁”，聲之相和也。清代家集題名用此詞有1例。 《小雅·鼓鐘》：“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清代家集題名用“笙磬”有1例。 《鄭風·大叔于田》：“兩服上襄，兩驂雁行。”清代家集題名用“雁行”有1例。 《宋書·王準之傳》：“曾祖彪之，尚書會。……彪之博聞多識，練習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清代家集題名用“青箱”有2例。 《小雅·天保》：“天保定爾，俾爾戬穀。”清代家集題名用“詒穀”（“貽穀”）有2例。 《書·君陳》：“惟孝友于兄弟。”清代家集題名用“友于”有1例。 經典中的詞語在相隔久遠的清代家集題名中再次獲得生生不息的活力。在諸多用例中，源自《詩經》的家集題名較爲突出，這些極具情意又合儒家思想旨趣的詩句似在家集題名的精心使用中焕發出神采。這一活力與神采源自一家一族的凝聚力，以及家族成員之間的緊密關聯。嘉慶壬午，洪亮吉撰《陳氏聯珠集序》，由“聯珠”聯及“吹篪”而充分發揮《詩》義，以盡“一家之中，兄弟能詩”之意： 一家之中，兄弟能詩，實始於五子之歌，其後至漢，而安平崔氏、安陵班氏，又皆父子兄弟著聲。降及三國晉，而應氏、丁氏、陸氏、潘氏又繼之。至江左六朝……烏衣之王氏、謝氏，彭城之劉氏、到氏，無不人人有集，此又藝苑之美談，而名家之艷事矣。青陽陳君豹章，少與余同師而學，自弱冠日，已知其能詩。别三十年，今歲四月訪余於澤川講院，因出所編《聯珠集》見示，余受而讀之，則皆其一門父子兄弟之詩也，猗與盛哉。陳君家九華之麓，其一門之詩，類皆清遠卓犖，幽迥綿渺，蓋實得於山水之助者。夫《詩·小雅》言‘伯氏吹塤，仲氏吹篪’，疑其爲一家之合奏矣；然《世本》又著云‘暴新公作塤，蘇成公作篪’，則似一家而實非一家也。今《聯珠》一編，宛如塤篪之疊奏，且閉門唱和，不數歲即成一集，工而且多，復至於此，他日連翩直上，吾知其歌咏太平，有可以繼西京班氏、崔氏之逸軌者，又非江左六朝偏安一隅之世王、謝、到、劉諸賢之可以同日語矣。集凡十二人，附録一人，共十有三人。[31] 與這一批源自經典的詞語競秀的還有較爲素樸的詞語，這些詞語在家集題名中的利用情形是：“同懷”有17例，“傳家”有14例，“淵源”有6例，“同根”有2例，“餘芬”有2例，“倡隨”有3例，“遺芳”有2例，“昆季”有1例。這些具有延展、包涵性質的詞語，與前面所列世代數，經由家集的命名與編選排列，將家族成員歷時性串連或共時性并置，形成一種以血緣或姻親爲聯繋紐帶的整體。在共時性的關聯中，家集中有父子、叔侄、父女、兄弟、姑嫂、姊妹、兄妹、夫婦、母女等組合，或者爲以上若干組合的混合體。 三 家集的編纂及家集的“家族性”特質 （一）家集與家譜及家譜中的藝文 家集的家族性特徵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家族成員著述按照一定的順序予以梳理編選，此一特徵於家集的編、卷、小傳、詩文選目中具體呈現；而其意圖則往往在家集序言或凡例中闡明，在這類文字中，由姓氏而及家族發展史、家學之形成與衍變，是常見的論述路徑。這一論述方法與家譜序中論姓氏淵源、家族遷徙、修譜緣由、修譜目的、修譜經過等有不少關聯，[32]而關聯最緊密的應是爲何要編家集與修家譜？或許可以類比爲殊途同歸，其要點在敬宗收族。以下録嘉道以至民國時的家集序片段： 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郡邑有志乘也。國史非文藝，無以驗氣泽之盛衰；志乘非文藝，無以稽人事之隆替；家譜非文藝，無以徵文獻之存亡，是三者相因而不墜也。（方世敬跋）[33] 人幸而生於詩禮之家，譜系可考，遺文軼行，流布人間，而先人又各有著撰，不同泯泯，使數百年以上祖宗之性情謦欬，與數百年以下之子孫相接，不亦幸歟。假使不幸，而家世單微，子孫絶續，或祖宗有遺行而失所傳，或祖宗本無遺行而人莫之知，遂至畢生惘惘，幾不知厥祖爲何如人，厥考爲何如人，其恨悵更當何如耶？又嘗見華膴子弟，名門之冑，其祖宗之功業文章，炫赫一代，他人知之，而其子孫或不知也；他人守之，而其子孫反不能守也，遂使清門貴裔與蓬户同譏，通德鴻儒與編氓同滅。吁，其危矣！基幼承家學，無所建樹，有負先人，然抱殘守缺之心，耿耿於懷而不能釋，欲有所纂集而未遑也。（趙基序）[34] 惟日月如流，老成遷謝，死者既不可作，而生者又决不能百年，不及早圖之，將文獻無徵，日甚一日，恐更難爲力矣。况族譜久未修輯，小子後生每數典而忘其祖，斯集一刻，有詩者固開卷了然，而履歷之下，上而祖宗，旁而昆弟，凡有德行文章、勳名閥閲者，得以連類并書，略存梗概，一舉而生孝弟之心，興風雅之教，並藉以爲修族譜之嚆矢。竊謂吾族之事，莫大於此，更莫急於此也，但近代之詩患其多，遠代之詩患其少，至前明科目仕宦諸公，世遠年湮，流傳益復無幾，鄙意欲先期周知各房長老及留心此道者，預早搜羅，得吉光片羽，亦稍慰孝子慈孫之心，且令祖德宗功，不致湮没，此則第一著也。（何天衢序）[35] 竊見世所傳刊合一郡一邑之作號爲文徵者，視此一家之集美盛，猶或遜之，况尋常士族，所輯家集，譬爝火之於日星，詎可同日語哉？意猶有感者……又曰所謂故國者，非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爲，此故家大族之有繫于世道人心也。世運循環，文質遞嬗，盈虚消息，不期而然，要自有不可變者以維持其間，古所謂士食舊德，今所謂保存國粹，家之粹即國之粹也。（夏孫桐序）[36] 夫一家之集，即鄉邑文獻之一部；而鄉邑文獻，亦即全國文化之基礎。然則是編也，雖寥寥數文，而以文存人，固大有益於鄉邑者也，鳥可爲一姓之書而少之哉？（胡士瑩序）[37] 時代變遷中，方、趙、何序與夏、胡序立論旨趣亦有差異。前兩序立足於家族之内，論説家集之功用，或者家集在某一時刻可彌補家譜未修時的缺失；後兩序放眼於鄉邑或一國，表明家集是構成文化的單元，是維繫世道人心的國粹。 家集中留有家譜的，在一些家集中可見，如朱美鏐輯《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中收録《胥溪朱氏世系圖》，尹掄輯《尹氏歷代詩草》中收録《尹氏歷代詩草世系圖》，皆藉“世系圖”以示書香之綿衍。方世敬跋的特别之處在於指明譜、志乘、史這一系列中“文藝”不可替代的功用，從而間接論説家集作爲“集”的價值的獨特性。 家集與家譜的聯繋，其重要處在功用，而返回其編纂過程，在家集的序或凡例中可查檢出有20種家集，其編修或者是家譜的“副産品”，或者是從家譜中輯録詩文編成的。家譜中的“藝文”或“著述”部分，近似家集，據《中國家譜總目》稍顯簡單的提要及數十種家譜的查閲結果，推測大約有394種家譜中有“準家集”。之所以稱爲“準家集”，是因爲這一部分藝文爲脱離家譜單獨刊行。就同一家族而言，如在某一時段同時修家譜、編家集，且家譜中有藝文部分，則該家族的家集内容比家譜中的藝文部分豐富，這是因爲家譜的體例與篇幅所導致的。道光六年黄庭撰《黄氏詞翰録序》云： 前此二十餘年，族伯繡莊先生諱春林纂修宗譜，業已搜羅成帙，采輯成編，增刊藝文數卷，以爲先世表揚。……今歲季春，復修宗譜，上承己卯之遗，下續庚申之舊，族伯絳泉先生（名尊）實總其成，謂修譜重在世系，與碑銘傳贊等而已。世系日益增，碑銘傳贊等日益多，卷帙日益廣，更加藝文，得毋有嫌其浩繁者？且藝文雖佳，而一载入譜，或反束之高閣，不見不聞，孰若擇其有關於宗譜者，登载數條，其餘則另鐫詞翰録，分給族中知書識字者，案置一編，供其翻閱，大而記序，小而詩歌，以及書啓雜著，時加揣摩，開卷自然有益。[38] 家譜中的譜與藝文性質不同，譜供查檢，而詩文可讀，更見性情，故有必要析出獨立成書；此外家譜與家集流傳範圍不同，家譜主要是族内分發，印數有限；家集則可面向族内外，印數較家譜爲多。家集有意的廣泛傳播，可以缪荃孫編《舊德集》爲例。 缪荃孫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初二日記有重編《舊德集》第二卷之語，[39]稍後有重編第三、第五卷的記録，並於六月廿九日交陶子麟刻印第二卷。至此年末，光緒二十二年初編校《舊德集》工作完畢。光緒二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缪氏日記云：“《舊德集》已刻畢，錯訛極多，未知何日修起耳。”[40]光緒二十四折正月初七日，“發陶子霖信，寄《舊德集》十四卷付修”。[41]至光緒二十五年六月十一日日記有送傅苕生《舊德集》一部的記録。至此《舊德集》修改後的定本面世。之後缪荃孫頻頻以《舊德集》贈送師友，光緒二十五年送給徐乃昌、蒯光典、譚獻、陸潤庠等27人，光緒二十六年送夏仁虎、張謇等14人，光緒二十七年送張之洞、沈曾植、汪康年、吴昌碩等28人，光緒二十八年未見記録，光緒二十九年、三十一年共送給3人。1914年、1918年分别送給3人。共計送78人，這其中有2位爲缪姓，是缪荃孫族人，光緒二十六年四月廿二日日記記載：“交《舊德集》卅部與養和。”[42]養和即缪荃孫弟。 缪荃孫主動贈送家集，以及清人私家藏書目録藏書題跋中絶少見關於家譜的記録、文人日記中少見買賣家譜的記載，都可證示家集雖然受家譜影響，但它畢竟屬於集部，有通常集部書籍所具有的流通空間。 （二）家集的彙集與編刊 家集的編纂刊刻，需要一人數年或幾代人數十年的心力方能完成，這在清代家集序跋、凡例及編輯者名單中常有顯示，然皆作爲一種總結性文字，三言兩語帶過，在管庭芬的日記中記録了《管氏家集》以管氏一己之力的“累積”過程，[43]現録其要如下： （道光三年六月十七日）偶閲桐鄉吴干歧先生所刊《金絲桃倡和集》，得先叔祖竹溪公詩二章，即摘録於此。……案公諱風翽，字振飛，增廣生。（第217頁） （道光三年十月十九日）是時余欲輯家集，復得先嫂楊孺人（處士鼎和兄室）哭女七絶句（七首）……《感懷》二首。（第230—231頁）。 （道光六年二月十七日）燈下閲卜氏節孝詩舊本，喜得先叔祖竹溪公（諱鳳翽，號振飛，增廣生）题詩，敬録於此……當補入平昌家集。（第340—341頁） （道光七年二月十二日）撿得先大人《影談》原序，敬録於此……（第401頁）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是時武林吴氏有《續杭郡詩輯》之刻，來徵詩，因選録家集，今附數首於此。伯曾祖右民公諱宏淳，康熙辛酉舉人，《自題秋林讀易圖》云：……伯祖桐南公諱鳳苞，字翔高，康熙己丑進士，直隸高陽知縣。《哈密道中》……伯祖南棠公諱式龍，字剛中，康熙癸巳進士，工部都水司主事檢討，湖北學政。《中書值宿口占》……從伯祖又庵公諱汝錫，字幼安，雍正甲辰舉人。《登澉水湖山嶺》……祖父菊棠公諱風岡，字上九。《夜吟》……從伯鰲峰公諱聯，字思復，乾隆丙子武舉，福建澎湖千總兼守備。《自澎湖抵台同蒞參戎作》……（第708—709頁。） （道光十二年十一月廿七日，録汪遠孫致錢泰吉書札）其略曰：前奉到《管氏家集》一卷，《詩輯》中皆未經采入者，詩並清雅，貫履亦詳，即可照録，惟《詩輯》之例，凡門才之盛者，必書其世系，如某爲某之子，某之孫，某之弟或從弟，或從子，或從孫，如可再向芷香茂才詢明開示，更爲詳備。（第710頁。） （道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是時春蘋作姚江之游，甫歸，即出余姚明經吴雙匏先生大本所輯《三祠列傳》十二卷見示，其五卷有遠祖石峰公傳一首，吾家木本水源有所考鏡，欣録於此。……又雙匏先生《書石峰公傳後》云……（第746—747頁） 管庭芬日記中關於《管氏家集》的記載，可見家集具體的輯録過程中有持續的關注，在道光十二年已大致編成，但並未就此收結，次年又有補録之舉；又可見地域詩總集與家集之間的互動，因管氏平時積累，故《續杭郡詩輯》編者向管氏徵詩，立即得到回應，並可補《續杭郡詩輯》之不足，而《續杭郡詩輯》對作者世系的要求，或可促進《管氏家集》小傳文字更趨嚴密。 從管庭芬日記的零星記載，可見《管氏家集》的累積時間有十年之久。從清代家集的序跋來看，最順利的家集編刊也要五六年時間，十年或許只是接近平均編纂時間，朱美鏐稱《胥溪朱氏文會堂詩鈔》“編集於乙酉（道光五年）至丙午（道光二十六年）冬月，歷二十二載，七易稿始輯成”。[44]甬上屠氏家集現有兩種存世：其一爲《甬上屠氏家集》，嘉慶四年刊刻，“十七世孫屠繼序（淇篁）輯録，二十世孫屠彝（芝泉）增輯，二十一世孫屠志恒（倬雲）補傳”，值得注意的是此集十六世之後只存目録，未收詩作。其二爲《甬上屠氏遺詩》，前編四卷、續編二卷，北京大學圖書館藏鈔本，屠紹理嘉慶二十年撰《甬上屠氏遺詩跋》云：“將宋至明十二世列爲前編四卷，至我朝自十二世大司馬芝岩公起，至十七世列爲續編二卷，後有作者，則可自十七八世以至數十世，亦可自六卷續至數十卷也。”家集鈔本較刊本有積累增加的内容，兩者之間則是屠氏幾代人的努力。張美翊序《甬上屠氏遺詩》，有贊美之語： 歲在戊午，屠氏重修宗譜，復事搜訪，於是芝泉、倬雲叔侄兩君網羅放失，冀補鳧園所未及，久之得文四卷、詩八卷，名曰家集，且人爲小傳，付之排印，以存屠氏一家著作。……余嘗慨世澤之難延，而遗書之不易守，往往而是。即以吾鄉言之，如王厚齋尚書集百卷，迄元季後裔析產，割裂分藏，遂以散亡；而萬氏一門，晦庵父子，各有著述，今欲求充宗、季野之集而不得，續《騷堂集》亦非完帙，文獻彫落，鄉邦之耻，抑亦子孫不振致之也。屠氏後人，鄭重先世遣文，守而弗失，鳧園輯之於前，芝泉師弟補之於後，裒然成此巨觀。[45] 數代人對家族文獻的搜求與續補，綿延形成一個系列，如錢塘吴氏的家集，嘉慶庚午年吴鈶孫匯刻的有《竹洲集》一卷、《竹洲秀衍集》六卷、《竹洲秀衍續集》八卷；吴慶坻接續的編纂是《吴氏一家詩鈔》。浙江圖書館藏有此家集的三種鈔本，即“遺墨”一册本、“初稿”二册本，“已繕清本”六册本。吴氏家族的幾種接連不斷的家集，有保存家族文獻的精神流貫；而這種精神還存在於吴氏家族對杭郡詩的搜集保存，吴慶坻高祖編有《杭郡詩輯》，祖父吴振棫編有《杭郡詩續輯》，從家集到鄉邦文獻，範圍雖有大小，但内在的精神却一致。 有責任感的世家子弟，常以繼往開來自勉，故所承受的壓力不同尋常，平日搜輯文獻之舉，亦常有憂懼之心。 是集成於式微之際，蓋深懼先人手澤日以散逸，輯録十餘年之久，僅能存什一於千百。[46]（陳秉焯《高都陳氏傳家集》“集意”） 既殁，而外舅嚴士竹簵先生搜撿殘零，藏之篋中有年。……忽忽三十年矣，橐筆依人，頭顱衰白，三家子姓都濩落，不急爲刻傳，懼遂湮没。[47]（孫錫祉《二談女史詩詞合刊跋》） 余受而讀之，零章片簡，雖未足見詩人之全，而音雅志和，猶有乾嘉以來之流風餘韻，是可珍也。嗟乎，世衰道失，瓦缶爭鳴，即此篇什所存，已不勝人往風微之感，恐數十年後，愈益晦盲否塞，不待秦火之焚，行且蕩爲灰燼，斯文將喪，天意難知，余故於披覽斯編，不禁惕然深懼，至詞之工拙，傳有久暫，皆末而無足言也。[48]（王伯恭《高要馮氏清芬集序》） 上列陳序點明家集成於家族“式微之際”，孫跋則指出家集成於“子姓濩落”之時，王序所述乃“世衰道失”、“斯文將喪”時家集編成，由家族至世道，皆在不同層面上表明家集成於“危機時刻”是在“深懼”的憂患中輯録散逸。 對於清代家族文獻或文化而言，最嚴重的“危機時刻”，莫過於咸同之際的太平天國戰爭。[49]在清代家集序跋等文字中多次提及兵燹之後的搶救性整理家族文獻，其中專指太平天國戰火摧毁的家集有52種，泛指性質的戰火有9種，明清之際的戰火有3種，指明其他戰火有4種。書籍的天敵是水、火、兵、蟲，陳登原在《古今典籍聚散考》中論析典籍聚散之原因，四種原因中有“受厄於兵匪之擾亂而成其聚散[50]”。52種家集的痛訴，只是江南舊家文獻劫難冰山之一角，而類似“自發賊倡亂以來，遺編藏帙，毁于兵燹者何限，而諸先生之著作巋然獨存”[51]這樣的表述，慶倖免於兵燹之害，在382種有序跋或凡例的家集中只有寥寥三例。 戰火對包括家集在内的家族文獻的嚴重摧毁，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家族後人在戰亂後的搶救文獻，“（錫山顧氏著述）咸豐間粤寇一炬，已刻未刻之作谮而爲灰，存焉者寡。文字之劫，無過於是矣。……頻年所求得者，倘不急爲刊播，深懼後復散佚，而漸即於澌滅，何以謝後起之責耶？”[52]《浚儀世集序》云：“毅盦修輯家乘，搜訪有年，掇拾於兵燹之餘，雖片什零箋，珍如拱璧，雪鈔露纂，匯成巨編，本敬宗收族之心，寓誦詩知人之意，可謂篤於務本者矣。”[53]有文獻在，不但是在保存故舊，更重要的是護持根本，有根本則可以開來，家族之書香將有復現之機。正是因爲這種意識和踐行，清代家集在各個時段的分布顯示出有特别之處，現將782種家集的版本情况作如下統計：
若將咸、同、光、宣四朝的刻本、石印本、鉛印本家集數量合併，且除去太平天國戰爭所造成的編輯刊印空白期，就可得出一個判斷：晚清家集大量刊刻應是在這次戰亂之後，其總數超過以前兩個較長時段。當然數字背後也要考慮愈早編刊的家集因多種原因造成存世數量相對較少這一可能性。此處還可引入一個參考資料，即對與清代家集關係密切的清代家譜作一普查性統計，《中國家譜綜合目録》著録1949年以前編成的家譜14719種，[54]大致情形是順治朝少有家譜編成或刊印，康熙、雍正兩朝每年編成或刊印家譜平均不足5種，乾隆朝每年在5—20種之間，嘉慶朝每年在15—25種之間，道光、咸豐以及同治朝初年，每年在25—40種之間；自同治七年之後，每年至少有65種，如同治十一年有90種，同治十二年有75種，光緒朝毎年至少100種以上。而民國時期，1937年以前，每年至少有170種。家譜在同治七年以後年均數量的明顯增加，與兵燹後家集的編輯刊印情况相似，其中有搶救性的文化保存與宗族重振。戰亂後激發文獻的新生，或者説浴火重生，就是中國文化傳統中十分有文化内涵的現象。 家集與家譜在民國時期編刊的密度與數量，也可調整過去對傳統文化在民國命運的認識。傳統文化果真在西潮衝撃，在新文化、新政治、新教育等體制中迅速衰落嗎？以家族爲依附的家集與家譜顯示了傳統文化另外一種存在，傳統文化還有屬於自己的空間，在多重壓力之下，它仍有頑强的生命力。 （三）家集文獻系列的行成 因爲時間延展而形成的家集文獻增補，以及家集内部文體的擴充，累積爲某一家族的家集文獻系列，如上文的甬上屠氏與錢塘吴氏即在此系列之中。又如海寧查氏，有常見的《查氏文鈔》四卷、《查氏一家詩略》，還有内容十分豐富的《海昌查氏詩鈔》鈔本；海豐吴氏，有《海豐吴氏詩存》四卷，《海豐吴氏文存》四卷，《海豐吴氏硃卷》、《海豐吴氏硃卷續刻》四卷；山陽丁氏，有《山陽丁氏家書》二册、《山陽丁氏兩先生遺稿》、《山陽丁氏著作》。更爲完備的是陽湖張氏，有《武進張氏家集》[55]、《宛鄰書屋叢書》、《陽湖張氏四女集》、《擬古詩録》，還有《棣華館詩課》。研究陽湖張氏家族及其文學，通常多利用張惠言、張琦、湯瑶卿，及張氏四女的别集，然此種研究，只能稱爲張氏家族文學的“上編”；“下編”全在十二卷本的《棣華館詩課》，此種家集的作用，在於延續《陽湖張氏四女集》的部分文學活動，更在於呈現這個家族在“二張”之後，在張曜孫艱難支持之際，仍有活躍的家庭文學活動。道光三十年，張曜孫序《棣華館詩課》云： 余自道光癸已承先大夫命，割宅與姊婿孫叔獻、王季旭同居。余與季旭常出游，叔獻家居課諸子讀，並女子亦課之，時女甥采蘋、采蘩年十二三，讀書最慧，稍長出塾，習女紅，以其暇讀書閨中，而時就叔獻爲講貫。會余卧病里居者四年，授以唐人詩，輒能效爲之，旋學書，篆隸行草鐘鼎文皆爲之，又學畫，山水、卉木、禽鳥、蟲魚皆爲之，余喜其敏慧好學，又病中無所事，日與論詩書讀畫以自遣，諸女之出塾者，皆令督課之。及官武昌，伯姊孟緹自京師先至，乃迎婉紃、若綺來居官舍，見諸女皆長成，學日進，甚樂之，而叔獻、季旭相繼病卒，婉紃、若绮憂傷樵悴。若綺奉靈南歸，孟緹旋返京師，余方困於簿書，恒經月不問門内事，偶相對亦戚戚無歡顏，而諸女讀書不輟。逾年，若绮自南來，復與婉紃共課之，於是一庭之内，既損米鹽井臼之勞，又無膏粱文繡之好，遂日以讀書爲事，相與礴切義理，陶澤性情，陳説古今，研求事物。凡讀書，作詩文書畫，治女工，皆有定程，而中饋酒漿瑣屑之事，各於其間爲之不廢，日無曠晷，語無雜言。余偶于宵分得餘隙，共坐棣華館，各出所業，爲品評而指摘之，積三年得詩二千餘首，擇其略可誦者，命兒子晉禮匯録成册，以寄孟緹于京師，並付塾中諸子觀覽，聊志一時歡輯之雅，諸女力學之勤，差有合于敬姜思善之旨，以厲諸子而慰孟緹焉。客有聞者多索觀，疲於鈔寫，遂付梓匠，詩凡九百六十首，爲十二卷，斷自武昌爲始，前之所作不與焉，以作詩之先後爲次，後有所作續入之。作者凡六人：采蘋，字澗香，年二十四；采蘩，字筥香，年二十三；采藻，字錡香，年十七，皆姓王氏，太倉人，若綺女也。采藍，字綠香，本若綺第三女，婉紃愛之，撫爲女從孫，氏姓更名嗣徽，字少婉，年十八，陽湖人；祥珍，字儷之，年二十一，余女也；李孌，字紫畦，光山人，與祥珍同齒，爲余侍婢，皆學於采蘋。棣華館者，武昌官舍之内室，婉紃、若綺譚燕之所，故名。[56] 張曜孫的叙説，是對其父張琦道光九年一段文字的回應。 䌌英年十三，即學爲詩，余時奔走乞食，歲恒一歸，不過留數十日，兒女有問學者，心輒善，然不得常授書，偶一講説大義而已。歲甲戌九月，余自豫返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