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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 会议发言需要简洁明了，因此我在发言稿中略去了具体事例和详细论述。 我不会涉及先秦文献的特殊问题，而将集中于东汉以降的文本传统。 我希望中国学者不要再把海外汉学研究视作“理论”。海外汉学有一个源远流长而且依然精力充沛的文献学、考证学传统。我最初就是在这一传统中接受训练的。当前的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实践的不同，与“文化差异”毫无关系：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欧洲的文献学、考证学实践与中国当下的研究实践基本上一模一样。然而，已经一百多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欧洲文献学、考证学的实践已经全然改观。海外汉学和本土汉学之间的差异是历史的，而非文化的。 中国的文献学和考证学是传统文学史的仆人。它们所提出来的问题，都是文学史家想知道答案的问题：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谁？典出何处？何时所写？怎样把它放回到创作时的历史语境里进行考量？这些问题，如果我们可以对之作出具有相对确定性回答的话，都可以算得上是好的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基于这样一个预设：一个文本写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自一位单一的作家之手，有一个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这个预设并非总是可以成立的。 我坚信文献学和考证学是第一位的，文学史家的工作应该建立在文献学和考证学的研究成果之上。文献学和考证学必须是独立的，而且遵循严格的标准。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来自文学史家的问题，而应该来自特定文本的性质。上面提到的那些常规问题都基于相同的预设，并且看起来总是提供质量划一的答案；这正是传统的文学史所需要的。但是，一种独立的、具有思考性和批判精神的文献学会对文献传统做出迥然不同的考量，并会要求文学史家据此提供一种不同的文学史。 换句话说，这里是一个谁服务于谁或者谁处于首位的问题：文献学不应该服务于现有的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应该是建立在文献学的发现上。 “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这样的问题使所有“最好的文本”都呈现相同的面貌。然而，欧阳修散文作品的“最好文本”，与杜甫诗的“最好文本”，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而它们二者又都不同于一个六朝文本的“最好文本”：一个六朝文本可以仅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但是一个类似文本也可以具有多个早期资料来源，这样的文本就会呈现出很多异文。也有一些在不断的使用中经常发生变更的文本，比如词的文本。在西方对写本传统的文献学研究中，这些问题都是已经得到普遍认识的问题，而且，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成为文学史叙事的一部分。 “作者是谁？”文学史学者不仅想要一个简单的答案，而且他们还想要一个可以用来支持他们固有观点的答案。这是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应该极力抵制的。如果一首诗在某个早期资料来源中系于萧统名下，很多“文学”研究者会心甘情愿地把作者署名改为萧纲，仅仅是为了避免与他们心目中的萧统形象发生冲突，换句话说，也就是篡改文献证据以迎合希望得出的结论。 诗和词经常从一个作者流转到另一个作者，我们往往无从知道究竟是“谁写的”。周邦彦词的1080年本共收有182首词；1211年本收有127首，还有一篇刘肃作的序，称他删去了所有伪作。但是，刘肃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当代学者都遵从刘肃的判断。如果我们阅读那些被删除的文本（两部宋本都留存下来可谓相当罕见），会看出刘肃删除的是那些与周邦彦同时代人写法更为相近的词作。与萧统的例子相似，这个事例也极具典范性：编者根据他心目中周邦彦“应该”写过何种作品的原有观念编辑出一个词集文本，这个文本证实了他的原有观念。 “典出何处？”虽然李善对他所注释的文本做了正确的处理，但他的影响对于其后的中国笺注传统来说是灾难性的。直到今天，笺注家们仍然给出最早的“出处”——即使所注的诗所指称的显然是另一首更早的诗，而那首更早的诗所指称的才是最早的材料。如果我们看到的是典故的真正出处，它会令人豁然开朗；但如果笺注者给出的是“最早出处”，那不过是一个跑题的学术练习。 这里顺带提到一个相当疯狂的预设，也就是认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作者所称引的所有文本资料。对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杨朱泣歧路”）的注解就是一个搜寻诗人“用事”的近乎可笑的例子。关于“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这两句诗，笺注者通常给出两则材料，但二者都不符合诗意的上下文，而且都要求读者对诗句的自然语义作出生硬的扭曲。似乎没有人愿意承认：“此处阮籍显然在称引某个故事，但那个故事已经佚失了。”学者们有时候想象唐前的作家拥有清代藏书或者一个现代图书馆，或者他们都早已经把类似的图书馆藏记诵于心。唐前有我们今天已看不到的类书、书钞、某一特定主题的总集。他们对书籍文本的体验与我们迥然不同。 “何时所写？”这是“编年”的痴迷。我们可以为那些广为人知且有稳定文本的作家做出相当好的编年，然而，也有记载不甚完备、作品归属不甚可靠的作家，记载非常不完备、作品归属非常不可靠的作家，更有除了一个名字之外什么记载都没有留下、作品归属完全不可靠的作家，等等等等，所有这些情况要求我们作出不同的处理。但是，证据越脆弱、问题越多，试图为作品系年的学者就越是展现出独出心裁的智巧。我们看到令人目眩的学问，但若考量其总体论述，通常是站不住脚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考查一下三段推演式的论述，也就是说采取以下形式的论述：“如果甲为真，那么乙就为真；而如果乙为真，那么丙就为真。”这个论证链可以很长，但这种三段推演论证的问题在于，它的强度仅与其最薄弱一环的水平相当，而一般地说往往会有一个甚至多个薄弱环节。 对中国文献学、考证学和历史学最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恐怕正是所有人都视为理所当然、未经检视的“知识”。当一个学者检视“知识”的一小部分并证明它的虚假，那么建立在这一小小部分之上的所有其它论证都将受到冲击。如果周邦彦从未供职于徽宗的大晟府，那么关于李清照《词论》系年的论述将随之崩塌。断裂的环节会把通过它连在一起的链条一根根崩断，这些链条构成的证据网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巨洞。 “怎样把它放回到创作时的历史语境里进行考量？”即使是考虑那些确实写于某一历史时刻的文本，也存在很多问题。问题通常来自缺乏历史主义精神的后设观点，以为中华文明既然具有延续性，也就意味着单一的、不变的统一价值观。文本总是被放在政治大事的背景下，这些政治大事容易知晓；而不是被放在局部和具体事件的背景下，这些事件不容易追寻。在宋代以前对王朝的耿耿忠心并非普遍认可的价值，等等等等，诸如此类。 很多文本和文集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地演变“进化”。我毫不相信现在传世的柳永词集里收录的都是柳永词的“原作”。很多词作的面貌已经在歌伎反复使用的过程中更改，“柳永”只不过是一块吸引某类词作的“磁铁”而已，而吸附到他名下的词作类型也随着百年之中“柳永”形象的改变而变更。 宋前别集之传世者，大多只是小集，经过抄写者出于个人动机所作的删选。十世纪时李涪这样评论李商隐：“无一言经国，无纤意奖善，惟逞章句。”李涪这么说，大概是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一个李商隐小集，其中收录的恰恰是因“逞章句”才入选的诗。只有在杨亿经过多年搜求拼凑出一个相对完整的李商隐集之后，我们才看到那个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李商隐。但是，绝大部分的唐代文学都不曾受益于杨亿这样的人。 如果我们能以不同的方式、带着更多的批评精神使用现存文献，我们就可以从文献中学到非常多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这么做，那么中国文学史的很多内容将不得不进行重新估量。我们这个领域其实处在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得到的新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