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大雷 摘要：古代有两种史官，太史以记录为主，瞽矇以宣讲为主；讲史的特点是从“事”、“义”两方面对原始史书进行阐释，其所谓“辞多”、“捷敏辩给”、“繁于文采”、“雕琢”等特点，改变了原始史书的简略以及“微言”的表达，使其具有“文胜质则史”的状态。后世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进一步提高叙“事”能力，二是史书撰作不再局限于“记言”、“记事”，对历代典章制度等文化建设的记载，也成为其主要内容之一。“文胜质则史”的史学意义，在于其奠定了《史记》、《汉书》的体例，一是以纪传体的叙事，叙写政权的兴亡盛衰；二是以“书”、“志”记载典章制度等政体建设、文化建设，成为纪传体史书的两大支柱内容。“文胜质则史”又标示着“史”以其卓越的叙事能力成为最早的文学性的文体之一。 关键词：记言记事 讲史 文胜质则史 《左传》 典章制度 一、史官撰作的原始目的及其文字的简略 《汉书·艺文志》云：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1] 可知自远古而来，史官撰作史书的原始目的之一，就在于为后世社会“昭法式”而已。于是，就时常有史官如此告诫君王：“君举必书。”君王的一言一行是会让后世人们知晓的，因此要“慎言行”。如《左传·庄公二十三年》载： (鲁庄)公如齐观社，非礼也。曹刿谏曰：“不可。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习之。非是，君不举矣。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2] 曹刿的意思是说：君王的行动必须被记载下来，君王您的不合礼的举动被记载下来，后代子孙看到的是什么？《白虎通义》载： 王法立史记事者，以为臣下之仪样，人之所取法则也。动则当应礼，是以必有记过之史，徹膳之宰。《礼·玉藻》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礼·保傅》曰：“王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三公进读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为非。故史之义不书过则死，宰不徹膳亦死。[3] 君王的一言一行都为“昭法式”，“是以天子不得为非”。 远古时代的“君举必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限于书写的物质条件，简策繁重，当时史官的“记言记事”尽可能简略，此即阮元《文言说》云：“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4]章太炎说：“古者简帛重烦，多取记臆。”[5]此即所谓原始史书的简言。所以宋代起就有人们“黜《春秋》之书，不使列于学官，至戏目为断烂朝报”[6]，称其只是大事记的标题而已。因此，后人往往对史著的“记言”、“记事”不甚了了；且随着岁月的逝去，后人对史著为什么如此“记言”、“记事”更不甚了了。于是后人对其有所解释，如《春秋经》起首《隐公元年》“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左传》解释说：“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书爵。曰‘仪父’，贵之也。”[7]就对为什么“不书即位”、“不书爵”作出解释。又有《公羊传》、《榖梁传》对《春秋》的解释，如《春秋经》襄公七年：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操。 本是郑伯被其大夫子驷弑之，而这里不这样说，只说是“卒”。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公羊传》解释说： 操者何？郑之邑也。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为不言其大夫弑之？为中国讳也。曷为为中国讳？郑伯将会诸侯于鄬，其大夫谏曰：“中国不足归也，则不若与楚。”郑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国为义，则伐我丧；以中国为强，则不若楚。”于是弑之。[8] 其“微言大义”，即以书写出郑伯死在自己的封地里，隐晦地表达郑伯是弑而死，这是“为中国讳也”，故“不言其大夫弑之”。而《榖梁传》是这样解释的： 未见诸侯，其曰如会何也？致其志也。礼，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则何为加之如会之上？见以如会卒也。其见以如会卒何也？郑伯将会中国，其臣欲从楚，不胜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9] 郑伯将会中原诸侯，其臣“欲从楚”，如此意见不合而被弑；楚当时为“夷狄”，《榖梁传》称如此记载是为了“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国之君也”。正因为古代史书的“记言、记事”的简略，当时过境迁，人们往往不易理解，因此，需要作出解释。 正是因为对《春秋》有着种种解释，于是又有对这些解释体例的说明，如杜预称《春秋》所谓“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而《左传》的解释有“三体”：一是“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为正例；二是“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三是“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此为“归趣”[10]。 原始史书的简言，也是其书写习惯与体例，这就使后世人们需要通过解释才能对“史”有明晰的理解。这种解释，或者多以较为详细的叙事来清楚地说明史事，或者从“微言”中探求“大义”，或者是二者的结合。我们从《公羊传》与《榖梁传》的不同解释，可知人们对史官的原始记载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得出其不同的“微言大义”；这也就从反面证明，史官的原始记载是需要人们去解释的，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利用这种对原始记载的解释，来表达自己当下性的观念。所以，“《春秋》笔法”被称为“微言大义”，“微言”，微眇之言，《逸周书·大戒》言“微言入心”[11]，以“微言”述“大义”。人们认为历史记载的有些地方不是实话实说的，而是用精微的用词去暗示深刻的道理，以此来打动人心，于是通过对原始记载的解释，以实现历史与当下性的结合。 二、讲史及其两种范式 古时对史官所为，需要阐释者很多，如对史官的占卜结果，也是需要解说的，《左传·文公十三年》载： 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12] 邾子就对史的卜辞“利于民而不利于君”作出自己的判断。 “微言入心”，这是需要具有相当的领悟能力的；而更多的情况是，“微言”是需要解释才能让人们领悟的，史事是需要详细讲述才能知其来龙去脉的。因此，在先秦的史官制度设计上，史官又要有讲史的任务。当时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述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诵为主，而以太史的记录帮助记诵”[13]。《周礼·大史》载大史的职责，其中有： 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会同、朝觐，以书协礼事。及将币之日，执书以诏王。[14] 讲的就是大史“执书”以讲礼、讲史。如《逸周书·史记》载左史戎夫为周穆王讲史，就罗列28件亡国之事。又如《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论国宝“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 [15]，称史官陈辞君王，是通过讲史来提供从政鉴戒的。所以，《国语·周语上》载天子听政，有所谓“瞽、史教诲”而“王斟酌焉”[16]。 阎步克称：“古史传承本有‘记注’和‘传诵’两种形式”，“史官记其大略于简册之上，其详情则由瞽矇讽诵” [17]。从讲史是以太史的记录的底本来看，可见所谓“春秋三传”都是以《春秋》为底本的阐释。讲史主要是讲什么？ 杜预《春秋左传序》称《左传》之作： 左丘明受经于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后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辨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18] 正是以《春秋》为底本的“讲史”。桓谭《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持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 [19]是说“传”之类的解释的重要性。唐人刘知几《史通·六家》称《左传》的“释经”： 《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经作传。盖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后人……观《左传》之释经也，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或传无而经有，或经阙而传存。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信圣人之才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20] 所谓“事详传内”就是《左传》的“释经”方式，依《春秋》讲述事件。左丘明本来就是史官，“丘明既躬为太史，博总群书，至如梼杌、纪年之流，《郑书》、《晋志》之类，凡此诸籍，莫不毕睹。其《传》广包它国，每事皆详” [21]；他的“释经”，即说明《春秋》笔法，更多依据深厚的史事材料来补充《春秋》。最显著的一例如《春秋》“郑伯克段于鄢”一句，《左传》就有详尽的史实解说。 《公羊传》也是依《春秋》而讲史，《四库全书总目》“春秋公羊传注疏提要”称说其“释经”的渊源： 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于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于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22] 《公羊传》专讲“微言大义”，如《公羊传》闵公元年称“《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23]，那就要对这些情况作出说明。一般认为：《公羊传》讲“改制”，宣扬“大一统”，为后王立法；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的“三世说”历史哲学。《榖梁传》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来讲解《春秋》，以“讲史”宣扬儒家思想的礼义教化和宗法情谊。 因此，从现今所看到的《左传》与《公羊》、《榖梁》而言，《左传》以释事为主，而《公羊》、《榖梁》以释义理为主；释事与释义理可谓讲史的两大范式，二者往往相辅相成。《左传·宣公二年》记载现实的一例“讲史”： 乙丑，赵穿攻灵公于桃园。宣子未出山而复。大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宣子曰：“呜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24] 史的记载是“赵盾弑其君”，但以事释之是怎么样的，以义释之是怎么样的以及大史为什么这样记载，“讲史”就应该把这些都讲清楚。 《论语·雍也》载：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5] “史”与“野”相对，那么，“文胜质则史”就是叙说一种状态，此后多有类似于“文胜质则史”的说法，如《韩非子·难言》称“捷敏辩给，繁于文采，则见以为史”[26]；《仪礼·聘礼》称“辞无常，孙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27]；《论衡·量知》称“能雕琢文书，谓之史匠”[28]。可见作为状态的“文胜质则史”的几个要点：与《尚书》、《春秋》的文字简略质朴相比，其特点显然是辞多，所谓“辞多则史，少则不达”；相对于“质”来说，“捷敏辩给”、“繁于文采”、“雕琢”，要把史事说透说全且要能够说得好听，要有说服力，易于人们接受。但这些都是概括而言，“文胜质则史”还是有具体指向的，这些具体指向又成为史学撰述发展的方向。 三、“文”之指向其一： 提高叙事能力 古代史书的叙事，首先是围绕着帝王政绩、王朝历史以及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展开的，“文胜质则史”也首先显示出史书叙事能力的提高。 刘知几《史通·杂说上》对《左传》的叙事能力有具体解说： 《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哤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29] “述行师”、“论备火”、“言胜捷”、“记奔败”、“申盟誓”、“称谲诈”是指“史”之“文”，更好地实现“史”的纪事功能。而“煦如春日”、“滋味无量”、“凄凉可悯”，则是指《左传》叙事的感染力。“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云云，则是指《左传》叙事的语言运用。 孟子论先秦史学曰：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0] 孟子的这段话先称“口出以为言”的《诗》亡而“笔书以为文”的《春秋》作，叙说了先秦史学的各个方面：一是“其事则齐桓、晋文”，“史”是叙事的；二是“其文则史”，“史”的“文”，既是文字记述的，又是有“文”的；三是“史”在“其事、其文”后，“其义”仍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史”的“微言大义”的传统并未丢失，这个“义”也就是司马迁所称《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 [31]的“指”。 《左传》叙事能力的提高又有代言体的出现。僖公二十二年载： 晋大子圉为质于秦，将逃归，谓嬴氏曰：“与子归乎？”对曰：“子，晋大子，而辱于秦，子之欲归，不亦宜乎？寡君之使婢子侍执巾栉，以固子也。从子而归，弃君命也。不敢从，亦不敢言。”遂逃归。[32] 夫妻密谋，何人知之？但史家通过密谋的叙写讲述逃归是怎样实施的。又如《左传·宣公二年》： 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33] 人死之前的独白，何以知之？当出自联想，只是按理来说应该是这样，以此来惩恶劝善。钱锺书说： 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罄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如僖公二十四年介之推与母偕逃前之问答，宣公二年鉏麑自杀前之慨叹，皆生无傍证、死无对证者……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叙真人实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记言特其一端。[34] 称史家的“代言”做法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相通”。或称《左传》亦有纪事文辞上的浮夸，如韩愈《进学解》称“《左氏》浮夸”[35]，元人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卷1云： 晋景公病，将食麦，张如厕，陷而卒，国君病，何必如厕？假令如厕，岂能遽陷而卒，此皆文胜其实，良可发笑！[36] 事见成公十年。钱锺书曰： 论景公事，言外意谓国君内寝必有如《周礼·天官·玉府》所谓“亵器”、《史记·万石君传》所谓“厕牏”者，无须出外就野溷耳。[37] 称如此叙说其事并无“史”的价值；这当然是作为讲史时的遗留之风，只是为了增强读者对“史”的注意而已，这也是“文胜质则史”的效应。 四、“文”之指向其二： 对礼乐等制度建设的关注 “文胜质则史”，又可谓对礼乐制度建设的关注。“文”，其义或指礼乐制度。《论语·子罕》“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集注：“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 [38]章炳麟《文学总略》：“孔子称尧、舜，‘焕乎其有文章’，盖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取丧祭之分，谓之文。” [39]又指礼节仪式，《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裴駰集解引郑玄曰：“文，尊卑之差也。” [40]《汉书·地理志下》：“(鲁俗)丧祭之礼文备实寡。” [41]“礼文”即指礼乐仪制。 “文胜质则史”在《左传》中的表现即多言礼，杨伯峻指“礼”字在《左传》中出现了462次，另外还有“礼食”、“礼经”、“礼书”、“礼秩”、“礼义”等。又说：“把礼提高到最高地位，《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对齐景公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42]《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回答赵简子“何谓礼”的问题： 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牺，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大，不亦宜乎？[43] 讲述了礼不只是一套可供遵循的外在仪节、形式，还有着自身本质的观点与作用。又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史墨叙说“蓄龙”家族谱系及其职责，在回答魏献子“今何故无之”后，又回答其“社稷五祀，谁氏之五官也”的问题：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44] 这应该是后世史书“祭祀志”的内容。《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郯子论古“以物命官”，如“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45]，这是官制的起源。《国语·周语上》载虢文公给周宣王讲“籍田”制度。《国语·楚语上》有“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论述太子教育制度。《国语·鲁语上》展禽讲“制祀”制度，展禽曰：“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46]《国语·齐语》记载齐国的行政制度：“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以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乡，泽立三虞，山立三衡。” [47] 这些内容或溢出于记事，更多的是礼乐文化、典章制度的记载和叙说。这表明，古代史书不仅仅只是关注事件的记叙，还关注文化建设诸方面的记叙。 五、“文胜质则史”与史书新体例 “文胜质则史”重在礼乐文化、典章制度的记载和叙说，这一传统被司马迁《史记》继承并发扬光大。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称： 《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48] 认为《春秋》之“本”在于“道义”，而《史记》有《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八书，其内容是关于对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专题记载和论述，司马迁亦自称“作八书”所载是“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 [49]，点明了这些对礼乐文化、典章制度的记载、叙说，是有关政体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的。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称“八书以铺政体” [50]，即是此义。司马迁引孔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51]所以，“八书”铺叙国家典章制度也是以记载具体事例的面目出现，阐述其兴废沿革，并非只是有关政体建设、文化建设方面的条文。班固《汉书》“十志”传承《史记》“八书”，铺叙国家典章制度，更是被纪传体史书列入体例，并延续下来。“文胜质则史”以其重“文”，终于促使了史书“以铺政体”体例的创建，以其对典章制度等政体的记载，讨论历代文化建设的得失，以为传承与鉴戒。 可以说，“讲史”而形成的“文胜质则史”的状态，影响了纪传体史书的内容，一是叙事之类的“纪、传”，二是铺叙国家典章制度之类的“书、志”，所以，后世形成了这样的观念：“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 [52] “文胜质则史”倡导提高叙事能力，也正是汉代以来纪传体史书所遵循的史书传统。司马迁《史记》创立纪传体史书，班固称世人“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正是对其叙事而言；扬雄《法言·君子》称“子长多爱，爱奇也” [53]，也是对其叙事而言。而《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如此之“文”又更合乎统治阶层的理想文风。“文胜质则史”亦标示“史”为最早具有文学性的文体之一。“史”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放简策的容器，下面是手，合起来表示掌管文书记录。当“文”作为文字及文字作品来讲时，“史”是最早的“文”。当把“文胜质则史”之“文”视为提高叙事能力的文饰，“文胜质则史”则表明，“史”的文学性是自先秦时代就具有的，且“史”以“文”而标榜。“文”之衍生，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有文字而有文字作品，有文字作品而有各种文体，至经、子、史、集，各为独立；但所有的文字作品都汲取着“文”的滋润，又有共同的“文”的基因。“文胜质则史”之“史”，其“文”的基因则在于其叙事能力。文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在文体的一分而众、众合而一的“泛文学体系”的循环往复中，我们不应忽视：“史”本是中国古代“泛文学体系”——“文”的源头之一，也是其最早的表现形态之一。 注释： [1]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5页。 [2]《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78下—1779页上。 [3]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37—238页。 [4]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5页。 [5]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2页。 [6]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550页。 [7]《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713—1714页。 [8]《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302页下。 [9]《春秋榖梁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426页下。 [10]杜预：《春秋左传序》，萧统撰，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639—640页。 [11]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12]《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52页下。 [13]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47页。 [14]《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817页下。 [1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526页。 [16]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2页。 [17]阎步克：《乐师、史官文化传承之异同及意义》，《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94页。 [18]杜预：《春秋左传序》，萧统撰，李善注：《文选》，第639页。 [19]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46页上。 [20]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0—11页。 [21]刘知几撰，浦起龙释： 《史通通释》，第418 页。 [22]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10—211页。 [23]《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244页上。 [24]《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67页中下。 [25]《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第2479页上。 [26]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页。 [27]《仪礼注疏》，《十三经注疏》，第1073页上。 [28]王充：《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5页。 [29]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第451页。 [30]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2页。 [31]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297页。 [32]《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13页。 [3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1867页。 [34]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166页。 [35]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910页。 [36]盛如梓：《庶斋老学丛谈》，《丛书集成初编》第32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页。 [37]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06页。 [38]朱熹集注：《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85 年，第 138 页。 [39]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第 49 页。 [4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93页。 [41]班固：《汉书》，第1663页。 [42]杨伯峻：《试论孔子》，《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页。 [43]《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107—2108页。 [44]《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124页。 [45]《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第2083页。 [46]《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54页。 [47]《国语》，第228页。 [48]司马迁：《史记》，第3297页。 [49]司马迁：《史记》，第3319页。 [50]刘勰撰，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576页。 [51]司马迁：《史记》，第3297页。 [5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81页。 [53]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新编诸子集成》，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07页。 作者简介：胡大雷，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 (10＆ZD102)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