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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 寅 摘要:關於韓愈詩歌對怪奇風格的追求，歷來都從避熟取生的動機著眼，在唐宋詩變革的格局中加以認識和討論。實際上，韓詩最重要的變革是在唐詩清奇雅正的美學理想中單單發展了“奇”的一面，遂以險怪、謔俗、生新、粗硬的趣味，衝擊和顛覆了古典詩歌典雅和諧的審美理想，開中國文學“現代性”之先聲。韓愈詩歌在清初以前始終未得到較高評價，典型地表現為“被壓抑的現代性”。從葉燮《原詩》推崇韓愈為古今三大詩人之一，到清代中葉詩壇全面肯定宋詩，其間的同步性顯示了一種新審美價值觀的確立，意味著中國詩學語境已由古典進入現代，韓愈評價的戲劇化變化是與中國文學的現代性進程密不可分的。 關鍵字：韓愈 宋詩 評價 美學 現代性 關於韓愈（768-824年）詩風的變革，前人與當代學者多有論述，大都從避熟取生的動機著眼，論述他對怪奇風格的追求。如清代批評家方世舉說：“大曆以上皆正宗，元和以下多變調。然變不自元和，杜工部早已開之，至韓、孟好異專宗，如北調曲子，拗峭中見姿制，亦避熟取生之趣也。”[1]而對韓愈這種變調的結果及影響，現有的論著也只在唐宋詩變革的格局中來認識和討論。[2]實際上，正如清代批評家葉燮所指出的，韓愈詩是詩歌史上的一“大變”，有著超出唐宋而波及以後整個中國詩歌史的影響。中唐作為“百代之中”的詩史變革，很大程度上就是由韓愈承擔的。韓愈詩歌的“大變”固然體現在許多方面，包括詩體方面的聯句、語言方面的以文為詩、聲律方面的體制意識等等，但最重要的我認為是在唐詩清奇雅正的美學理想中單單發展了“奇”的一面，遂以險怪、謔俗、生新、粗硬的趣味，衝擊了古典詩歌典雅和諧的審美理想，以一種新的詩歌美學開了古典詩歌走向近代的先河。從這個意義上說，韓愈詩風的變革不只是個詩學的問題，更是個美學的問題，只有從美學的層面，從審美意識的變化來審視，才能全面地認識韓愈創作的全部意義。這方面的探討已有學者進行嘗試，認為韓愈詩歌帶來的新審美經驗“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詩人審美領域的廓大，他們藝術地掌握世界的能力的發展與方式的多樣化”。[3]這無疑是很有見地的，但從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來審視韓愈詩歌的美學意義，問題會延伸向另一個方向，引出一些更大的判斷。 一、 韓愈詩歌評價的戲劇性變化 無論作為“唐宋八大家”之首，還是作為韓孟詩派的宗師，韓愈都是唐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但縱觀韓愈詩文的接受史，評論家對他詩歌成就的評價一直是有所保留的。韓愈平生以古文家自居，自稱“余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而杜牧則稱“杜詩韓集愁來讀”（〈讀韓杜集〉），暗示了韓愈在唐代主要作為古文家被推崇。到宋代，即使韓愈詩因歐陽修喜愛、推崇而稍稍見重於詩家，但正如秦觀《韓愈論》所說：“杜氏、韓氏，亦集詩文之大成者。”[4]韓愈的經典性仍只是在古文方面，而他的詩歌卻被認為有很大的缺陷，甚至有悖於詩歌的本質屬性。由宋及元明，韓愈始終不冷不熱，沒有受到特別的注意。[5]只是到清初，韓愈詩歌的地位才突然有了飛躍性的提升。這引人注目的變化首先出現在葉燮的《原詩》中。 在葉燮的筆下，韓愈與杜甫、蘇軾相提並論，被推崇為古今最重要的三位詩人之一，所謂“杜甫之詩，獨冠今古。此外上下千餘年，作者代有，惟韓愈、蘇軾，其才力能與甫抗衡，鼎立為三”。[6]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相當獨特的見解。當然，將韓愈與杜甫、蘇軾相提並論，並不始於葉燮，明代李東陽《麓堂詩話》已啟其端：“昔人論詩，謂‘韓不如柳，蘇不如黃’。雖黃亦云‘世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者，殆蘇之謂也’，是大不然。漢魏以前，詩格簡古，世間一切細事長語，皆著不得，其勢必久而漸窮。賴杜詩一出，乃稍為開擴，庶幾可盡天下之情事。韓一衍之，蘇再衍之，於是情與事無不可盡。而其為格，亦漸粗矣。”[7]李氏此論只就開拓詩境一點而言，葉燮卻是從創變之力整體而論，不僅立足點更高，評價也更高，而且對前人的成見是一個根本性的扭轉。 葉燮推杜、韓、蘇為古今三大家的理由，是基於其改變和影響詩史走向的才力。 杜甫之詩，包源流，綜正變。自甫以前，如漢、魏之渾樸古雅，六朝之藻麗穠纖、淡遠韶秀，甫詩無一不備。然出於甫，皆甫之詩，無一字句為前人之詩也。 韓愈為唐詩之一大變，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為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可謂極盛。 如蘇軾之詩，其境界皆開闢古今之所未有，天地萬物，嬉笑怒駡，無不鼓舞於筆端，而適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韓愈後之一大變也，而盛極矣。[8] 在這裡，杜甫、韓愈和蘇軾的成就都是在變異前人、啟發後人的意義上加以肯定的——以變而至極盛。然而回顧詩學史，歷來的批評家卻不這麼看。呈現在以往批評家眼中的這三大變，倒是對應著詩“壞”的3個步驟。 首先，詩家夙有唐詩體壞於杜甫之說，如臧懋循〈冒伯麟詩引〉云：“少陵淹通梁《選》，出入楚〈騷〉，其志量骨力豈不淩厲千載，然而唐體亦自此亡矣。”[9]杜甫的創變，更多的是開後世法門，也帶來某些負面效應。比如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等。黃庭堅曾說：“杜之詩法，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不工爾。”[10]焦竑《焦氏筆乘》載鄭善夫論杜詩語，一云：“詩之妙處，正在不必說到盡，不必寫到真，而其欲說欲寫者，自宛然可想。雖可想，而又不可道，斯得風人之義。杜公往往要到真處盡處，所以失之。”一云：“長篇沈著頓挫，指事陳情有根節骨格，此杜老獨擅之能，唐人皆出其下。然詩正不以此為貴，但可以為難而已。宋人學之，往往以文為詩，雅道大壞，由老杜起之也。”[11]其次，詩家又有詩格變於韓愈之說。此說正出於蘇軾：“詩之美者，莫如韓退之；然詩格之變，自退之始。”[12]既承認其美，又強調變異於傳統詩格，這等於判定它為一種另類之美。至於詩壞於蘇，張戒《歲寒堂詩話》已有說：“〈國風〉、〈離騷〉固不論，自漢魏以來，詩妙於子建，成于李、杜，而壞于蘇、黃。（中略）子瞻以議論作詩，魯直又專以補綴奇字。”[13]這便是嚴羽說的“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14]直到袁枚還說，近時風氣詩必讀蘇，字必學米，“有不可解者”。[15]大體說來，在杜→韓→蘇這詩格頹壞的鏈環中，韓愈始終處於一個承前啟後的位置上，承擔著較大的責任。 雖然據張蜀蕙研究，“從《文苑英華》到《唐文粹》，宋初對文學權威的認定，已逐漸由白居易轉為韓愈，姚鉉透過選取唐代之文將《文苑英華》元和文壇以白居易的論述，轉變到韓愈為主的古文運動集團”。[16]但這主要體現在文章方面，而在詩歌方面，即便經過歐陽修推崇、提倡，韓愈仍不能在評論家中獲得較高程度的肯定。沈括說：“韓退之詩乃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而格不近詩。”[17]明確判定韓愈詩歌有著背離世所公認的詩歌美學特徵的傾向，後來許學夷引前述《後山詩話》“詩文各有體”云云，更進一步指出： 退之五言古，如“屑屑水帝魂”、“猛虎雖雲惡”、“駑駘誠齷齪”、 “雙鳥海外來”、“失子將何尤”、“中虛得暴下”等篇，鑿空構撰；“木之就規矩”，議論周悉；“此日足可惜”，又似書牘。此皆以文為詩，實開宋人門戶耳。 [18] 韓愈“以文為詩”的具體表現，最突出的是改變句脈，即詩句節奏“已脫詩人常格”，這一點宋代張耒《明道雜誌》即已指出，如〈符讀書城南〉：“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答柳柳州食蝦蟆〉：“常懼染蠻夷，失平聲好樂”。〈送區弘南歸〉：“我念前人譬葑菲，落以斧引以纆徽。雖有不逮驅騑騑，或采于薄漁於磯。”“嗟我道不能自肥，子雖勤苦終何希”，“人生此難餘可祈，子去矣時若發機。”〈陸渾山火一首和皇甫湜用其韻〉：“溺厥邑囚之昆侖”、“雖欲悔舌不可捫。”至於〈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獨行。念此日月者，為天之眼睛。”尚可不論。其次則是“鋪敘而無含蓄”，這在晁說之《晁氏客語》中也有所指摘。 韓愈詩中這類有悖於詩家常規的藝術表現，在堅持傳統審美理想的人看來，是對詩歌本質特性的根本背離。嚴羽說：“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唯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19]就是出於以審美直覺為詩歌本質的觀念。在古典主義美學觀念的主導下，直到清初，韓愈詩歌還只是在某些方面得到肯定，如王漁洋肯定其古詩聲調的典範性。而像葉燮這樣全面肯定韓愈的詩歌創作，應該說意味著韓愈所有悖於常規的“變”已被承認為正價的因素。葉燮還針對歷史上以杜甫為江西詩派之祖的成見，強調韓愈才是宋詩的鼻祖，“宋之蘇、梅、歐、蘇、王、黃，皆愈為之發其端”。[20]這一評價，在將開宋詩先聲的歷史角色換成韓愈的同時，等於也宣告了宋詩藝術特色的自足價值和合法地位。由此我們不僅看到清初唐宋詩之爭的詩學語境中發生的詩學觀念的變化，更看到一種與近代文化轉型相聯繫的美學理想的轉變。 近代以來，對韓愈“以文為詩”的認識成為韓愈評價的核心問題。韓愈詩歌所有逸出常規的表現，都被歸結為好奇變異的藝術追求，從拓展詩歌表現力的方面給予積極評價，認為韓愈詩“既有詩之優美，複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21]而與此同時，韓愈詩歌的閱讀感覺及文體學評價卻無形中被忽略或回避了。其實，只要我們拋開那些文學史的後設評價，以一個讀者的平常心，平心靜氣地閱讀韓愈那些詩作，就不難感覺到，他對古奧趣味和奇異風格的追求，明顯可見遠承顧況、近師孟郊，帶有刻意造作的痕跡，與當時詩壇的一般趣味格格不入。聯繫到書法方面對“羲之俗書趁姿媚”（〈石鼓歌〉）的鄙視，都讓我們看到韓愈文藝觀中一種追求陌生化、流於粗俗化而遠離傳統審美趣味的現代文化品格。 二、 韓愈詩歌的生澀感 作為讀者，無論我們多麼高度評價韓愈詩歌的獨創性，也無法擺脫實際閱讀時缺乏樂趣的艱澀感覺。事實上，韓愈詩歌受到的批評大都緣於閱讀經驗與感官愉悅的背離。 這首先當然與“陳言之務去”的詩歌語境有一定的關係。葉燮曾指出：“開、寶之詩，一時非不盛，遞至大曆、貞元、元和之間，沿其影響字句者且百年。此百餘年之詩，其傳者已少殊尤出類之作，不傳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撥正之，則不得不改弦而更張之。愈嘗自謂‘陳言之務去’，想其時陳言之為禍，必有出於目不忍見、耳不堪聞者。使天下之心思智慧，日腐爛埋沒于陳言中，排之者比於救焚拯溺，可不力乎？”[22]他的看法顯然是有道理的。韓愈留下的早期作品，如〈芍藥歌〉之類，還“頗有嫵媚之致”。[23]但他內心同時也深懷有不合時宜的感覺。那就是〈出門〉所說的“豈敢尚幽獨，與世實參差”。[24]貞元9年（793年）與孟郊的相遇，讓他在長久的“求友昧其人”（〈北極一首贈李觀〉）之後，終於發現一個合乎自己藝術理想的“古貌又古心”的當代詩人。對韓愈來說，這“古”與其說是合乎往古的傳統，還不如說是異於流俗的時尚。因為孟郊的詩風在前代實在找不到淵源，頂多上溯到顧況，再往上就沒有可擬似的作者和作品了。所以，韓愈在孟郊身上或詩中看到的“古”，實際就是一種異於流俗的新。 在此之前，大曆詩人憑著高超的藝術技巧和對律詩的專精功夫，以數量不菲的創作，將已被盛唐人磨得圓熟的五律和尚未及磨得圓熟的七律都推進到一個相當成熟的境地，同時也因熟而至陳，使後繼者不得不在“影響的焦慮”下產生求新求變的意識，急切希望尋找到一條陌生化的途徑。後來我們看到，元和詩人求變的訴求顯示為兩種選擇，韓孟一派的險怪與元白一派的平易。生性好奇的韓愈，在孟郊詩風的啟示下，立即投入“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的寫作實驗中，以至於給後人這樣的印象：“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境。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25] 應該說，韓愈的文學創作整體上都有著求奇主變的傾向，這也與他對文學的根本理解有關。他在《答劉正夫書》裡說：“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睹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因此他堅信：“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26]這種觀念與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年）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學說有異曲同工之處，它主導了韓愈詩文創作的根本追求。不過，這種努力在詩歌與古文中的表現及結果卻是截然不同的。韓愈作文取法極廣，《文選》之外的經、子、史，他都有所採擷。尤其強調“氣”的統攝作用，以為“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相宜”。所謂“氣”，在內即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發為文即為自然語氣、天然音節。將時行的排偶句變成散行文字，任其參差錯落，而不求整飭偶儷。結果他的文章顯得文從字順，改變了前輩古文家那種生搬古語的習慣。章太炎將韓柳古文所以能別開生面，歸結於“韓柳二人，最喜造詞”，[27]是觸及問題實質的灼見。 造詞在古文中改變了黏貼古書片段的纏夾感覺，使語言風格和音節趨於統一，但在詩歌中卻不免帶來生澀的結果。雖然韓愈詩歌也有不同面目，如劉熙載《藝概‧詩概》所說：“昌黎詩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謂‘約六經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謂‘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詞’。”[28]但從文學史的眼光來看，總的趨勢是以新異為目標，以生澀為終點，而無論其數量多少或產生多少反響。毫無疑問，生澀是一種全新的感覺，相對大曆詩的圓熟尤其如此。它使詩歌閱讀變成一種需要反復咀嚼的艱難體驗，絕不可能輕鬆而不費心思地完成；它還要求讀者具備相當的知識儲備，甚至多識字通訓詁。在這之前沒有人敢於這麼對待讀者，或對讀者的資質提出如此高的要求，就連藝術感覺和表現手法異常奇特的孟郊也不至於如此，不會在詩歌語言的層面上造成閱讀困難。這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量，敢於漠視習慣於傳統範式的讀者。清代詩人王士禛稱韓愈詩為“英雄語”（《帶經堂詩話》卷1），如果就其無所顧忌、勇於自我作古的氣概而言，那是一點不錯的。韓愈《送無本師歸范陽》詩云：“無本于為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正不妨視為他的夫子自道。他這一步跨得非常之大，結果讓他的詩歌徹底突破古典審美理想，而展現給人們一個全新的詩歌美學範本。 三、 韓詩取材對“雅”的顛覆 韓愈以前的詩歌，儘管人握驪珠、家抱荊玉，但都不越古典美的藩籬。即使杜甫詩歌在日常化和俚俗化兩方面露出苗頭，也只是邁向生活化的方向，無悖於唐詩清奇雅正的審美理想，更未破壞甚至動搖古典美學的基礎。眾所周知，古典美的要義不外乎這樣幾個層次：內容是典雅的，形式是和諧的，內在精神與傳統有著密切的聯繫，而直觀上又能給予欣賞者感官上的愉悅。以此衡量韓愈的詩歌創作，處處都見牴牾不合。 首先，在題材層面，韓愈詩歌變李白的雄奇而至險怪，變杜甫的家常而為俚俗，在很大程度上放棄了典雅的追求。羅聯添先生曾從用字、用韻、題材、想像四個方面論述韓詩的奇險。在取材層面，指出：“韓愈好將自然界雄奇景物寫進詩篇，如高山、大水、雷霆、電光、冰雪、颶風、蠻瘴、海氣、蛟龍、蛟螭、兩頭蛇、百舌鳥、鵂鶹、猨猴、鬼魅、神仙、瘧鬼等，都是發人所未發，道人所不道，使人讀之有新鮮奇特之感。”[29]這固然是事實，但若就韓愈異於前人之處而言，則取材的俚俗一點更為突出。比如韓愈寫到生理現象，有〈落齒〉、〈嘲鼾睡二首〉；[30]寫到食物，有〈初南食貽元十八協律〉、〈答柳柳州食蝦蟆〉，都詼諧、粗俗而至於鄙俚醜陋。劉熙載曾斷言“昌黎往往以醜為美”，[31]其實也不真的就以醜為美，只不過是敢於以人所厭惡的事或形象入詩。〈送侯參謀赴河中幕〉寫與侯遲暮相見，曰：“我齒豁可鄙，君顏老可憎”，“默坐念語笑，癡如遇寒蠅”。〈贈劉師服〉寫到自己落齒的情形，曰：“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我今呀豁落者多，所存十餘皆兀臲。匙抄爛飯穩送之，合口軟嚼如牛呞。妻兒恐我生悵望，盤中不飣栗與梨。”在以前的詩歌中，還從來沒出現過這樣鄙俗的內容。不僅如此，〈病中贈張十八〉更劈頭就說：“中虛得暴下，避冷臥北窗。”暴下就是急性腹瀉。顧嗣立評道：“以此為發端，自是累句。”[32]除了韓愈，還有誰敢如此開篇呢！ 與取材的鄙俗相應，韓愈詩的意象時常闌入粗鄙、醜陋的事物。如〈病中贈張十八〉寫到軀體，又言：“連日挾所有，形軀頓胮肛。”“胮肛”（音膀夯）即笨重的樣子。〈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述老態：“我雖未耋老，發禿骨力羸。所餘十九齒，飄颻盡浮危。玄花著兩眼，視物隔褷褵。燕席謝不詣，游鞍懸莫騎。敦敦憑書案，譬彼鳥黏黐。且吾聞之師，不以物自隳。孤豚眠糞壤，不慕太廟犧。君看一時人，幾輩先騰馳。過半黑頭死，陰蟲食枯骴。”其中“鳥黏黐”、“豚眠糞壤”、“陰蟲食枯骴”三個比喻滿是腥臭陰森的感覺。此外還有〈劉生〉寫南方瘴癘之厲，曰：“毒氣爍體黃膏流”；〈納涼聯句〉寫夏蟲，曰：“晝蠅食案繁，宵蜹肌血沃”；“和虞部盧四汀酬翰林錢七徽赤藤杖歌〉形容赤藤杖的奇異形態，曰：“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須血淋漓”。〈孟東野失子〉為說明“有子與無子，禍福未可原”的道理，舉了4個例子：“魚子滿母腹，一一欲誰憐？細腰不自乳，舉族長孤鰥。鴟鴞啄母腦，母死子始翻。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其實他所詠的這些事物，本身並沒什麼特別猙獰的氣象，可他硬是要描繪、比喻得如此猙獰和血腥，只能是朱彝尊所說的有意“逞誕”。[33]劉熙載認為這類以醜為美的表現，“但宜施之古體，若用之近體，則不受矣”。[34]實則就是用於古體，又有什麼妙處可言呢？袁枚曾說：“即如韓昌黎之‘蔓涎角出縮，樹啄頭敲鏗’，此與《一夕話》之‘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何殊？今人將此學韓、杜，便入魔障。”[35]這裡涉及一個古代笑話。據元懷《拊掌錄》：“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日暖看三織，風高鬥兩廂。蛙翻白出闊，蚓死紫之長。潑聽琵梧鳳，饅拋接建章。歸來屋裡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鬥於兩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潑飯，聞鄰家琵琶作〈鳳棲梧〉；食饅頭未畢，閽人報建安章秀才上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36]恐怕韓愈做夢也料想不到，他的作品竟會同如此鄙俚不堪的下劣詩作相提並論。由此也不難想見，他無所顧忌的“逞誕”最終給讀者帶來什麼樣的閱讀感覺。奇倒是奇了，但未見得美，而清奇雅正中“雅”的趣味卻已被破壞。 四、 韓詩聲律的反和諧傾向 取材和意象層面的鄙俗化畢竟還只是部分作品的局部問題，而韓詩在聲律層面上的反和諧、反自然傾向則更明顯而整體性地體現了韓愈對古典審美理想的叛逆和背離。我們知道，近體詩格律的形成是中國古代詩歌史上劃時代的事件，它在改變詩歌寫作意識和範式的同時，也給古典詩歌提供了一套有格可循的聲律形式。由於這些格律並非一成不變的定格，平仄（上去入）的陰陽、清濁間還有許多微妙之處可經營，更兼古體的不拘一格又為近體提供一種補充形式，這就為詩人追求內容與聲律的完美融合，以充分實現韻律的表情功能展開了很大的空間。殷璠《河岳英靈集﹒集論》云：“詞有剛柔，調有高下；但令詞與調合，首末相稱，中間不敗，便是知音”，[37]正反映了盛唐人在掌握近體格律後又試圖超越格律而追求理想韻律形式的意識。 但這種追求，到韓愈的創作中卻被放棄，或者也可以說轉到另一方向上去。在此之前，詩人們都以流利清暢的聽感為目標，追求琅琅上口的和諧感覺，而韓愈一反此道，專門尋求生澀粗硬、喑啞拗口的韻調。其具體表現，首先就是好押強韻。這在貞元14年（798年）31歲所作〈病中贈張十八〉中已開其風，全詩押窗、逄、邦、撞、扛、雙、摐、江、幢、杠、缸、釭、厐、降、肛、哤、龐、腔、瀧、㟅、椿、淙等字，半數以上屬於難押的強韻。前人指出的詩例，還有〈雪後寄崔二十六丞公〉，趙執信稱“押強韻穩，開宋人法門”；[38]又〈答張徹〉，何義門謂“以強韻為工”；[39]又〈送文暢師北遊〉，義門謂：“未免好用險韻，減其自然之美”。[40]趙翼更舉〈南山詩〉“突起莫間簉”、“仰喜訝不僕”、“堛塞生恂愗”，〈和鄭相樊員外〉“稟生有剿剛”，〈征蜀聯句〉“剟膚浹瘡痍”，“陸渾山火和皇甫湜〉“衁池波風肉陵屯”等句，以為“徒聱牙轖舌，而實無意義，未免英雄欺人耳”。[41]有時他押的字甚至不見於韻書，如〈征蜀聯句〉，嚴虞惇就指出：“詩中用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