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帆
    摘要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引起了小说研究者的关注，近二十年来，小说文体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认为，小说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许还需解决三个问题：“细化”、“深化”和“本土化”。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应着重处理四种关系：“中”与“西”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和“内”与“外”的关系。
    关键词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研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引起了小说研究者的注意，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颇多关注小说文体的演进，提出了不少小说的文体或文类概念，对后世的小说研究影响深远。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单列专章《中国小说形式上之分类及研究》，将古代小说划分为“记载体”、“演义体”、“描写体”、“诗歌体”四种体式。[1]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趋势》则将古代小说分为“笔记小说”、“传奇小说”、“平话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五种形式。[2]而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中提出了“笔记小说”、“传奇小说”、“短篇小说”、“章回小说”的小说文体概念。[3]可见小说文体之分类已在当时成为小说研究的重要内涵，并形成了相对统一的区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核心概念。虽然这些概念折中于传统与西学之间，带有明显的西方小说痕迹，如“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等，但毕竟为后世的小说文体研究奠定了基础。一些在后世小说文体研究中已然固定的概念如“笔记小说”、“传奇小说”、“话本小说”（“平话小说”）、“章回小说”等在此时期均已出现，且逐步为学界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中约定俗成的概念术语。小说文体研究在以后的小说研究领域中曾经历了一段颇为漫长的沉寂阶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古代小说研究主要沿着作家作品考订、思想艺术分析、题材类型和创作流派研究等方向展开，文体研究主要停留在篇章体制特征的介绍层面。学界重提小说文体研究大致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其因缘主要有二：一是观念的改变，学界反思以往“重内容轻形式”的研究格局，文体研究重新成为大家关注的重要对象;二是西方小说研究“文体学”、“叙事学”等理论方法的引进。两者合力促成了中国小说史研究从题材引向了文体，开拓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如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董乃斌《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等专著均有开创之功。同时，小说史研究中还出现了一批分体小说史专著[4]，但这些分体小说史或主要罗列作家作品，或主要概括几个发展阶段的创作态势、题材主题、艺术特色，并未把小说文体从整个创作中独立出来加以考察，只是以“分体”的形式按照传统研究思路撰写小说史。进入新世纪以来，小说文体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一批明确以“文体研究”为标目的小说研究论著，[6]相关论文更是举不胜举，借鉴西方“文体学”、“叙事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也呈兴旺之势。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历史脉络，我们认为，小说文体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或许还需解决三个问题：“细化”、“深化”和“本土化”。具体而言，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应着重处理四种关系：“中”与“西”的关系、“源”与“流”的关系、“动”与“静”的关系和“内”与“外”的关系。以下我们分而论之。
    一、“中”与“西”的关系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与“西”的关系问题乃“老生常谈”，但却又无法绕开。这是晚清以来一直延续、至今仍未能解决的问题，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学科的生成和学科内涵的构成。其中有两个方面最为人注目且影响深远，一是关于“小说”的观念，二是关于小说的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
    经由晚清的过渡，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建立了“现代”学术框范，开启了“全新”的“现代小说学术史”，而所谓“现代学术”的建立和开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研究的“西化”——以西方的观念和方法从事中国传统小说的研究。
    一般认为，现代“小说”之观念是从日本逆输而来的，“小说”一词的现代变迁是将“小说”与“novel”对译的产物。近代以来，小说之研究受日本影响显而易见，其中最为本质的即是小说观念，而梁启超和鲁迅对后来小说之研究影响最大。经过梁启超等“小说界革命”的努力，小说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虽然近代以来人们对传统中国小说仍然颇多鄙薄之辞，但“小说”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言论在20世纪初的小说论坛上成了一个被不断强化的观念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7]而鲁迅等的小说史研究更是以新的文学史观念和小说观念为其理论指导，其中最为主要的即是小说乃“虚构之叙事散文”这一特性的确立。故小说地位的确认和“虚构之叙事散文”特性的明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形成全新格局的首要因素。这一新的研究格局对于中国小说史学科的构建意义是深远的，其价值也毋庸置疑。[8]但由此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将小说与“novel”对译，其实只是汲取了中国古代“小说”的部分内核， 20世纪以来对于中国古代“小说”观的认识基本依循西人的路数。但人们也无法回避“小说”在中国古代的丰富内涵及其指称对象的复杂性质，于是探寻“小说”的语源及其流变成了学界绵延不绝的课题，尤其是近三十年来，考订“小说”的文章充斥于报刊。但不无遗憾地看到，人们虽然承认了“小说”在中国古代的丰富与复杂，然西人的“小说”观仍然是横亘在绝大部分研究者心目中一根无司逾越的标尺。要么是从“进化”的角度梳理“小说”的流变，探寻其最终符合西人“小说”观的发展脉络;要么干脆以“两种小说观”标目，认为中国古代有小说家的“小说观”和目录学家的“小说观”，前者是指“作为散文体叙事文学的小说”，后者“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是属于子部或史部的一类文体”，而其中之“分水岭就是实录还是虚构”。更让人遗憾的是，当人们区分了这两类“小说”之后，研究的重心就自然转向了前者，而仅将后者视为“只是文学意义上的小说的胚胎形态”加以适当的追溯。[9]不难看出，在这种研究路向中起决定作用的仍然是西人的小说观。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国人一个世纪以来热衷于以西方小说观念解读中国小说时，海外汉学家对此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解释：“期望中国小说与其西方对应文类彼此相似的读者，必然会感到吃惊。尽管翻译家和汉学家惯常用‘novel’一词称中国的‘小说’，但这只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词儿。”[10]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此处“小说”是指元明以来的章回小说，章回小说尚且与“novel”难以“彼此相似”，更遑论其他了。
    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的“西化”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也是非常明显。早在1905年，定一在分析中西方小说异同并以西方观念评判中国小说时就说出了一句颇有经典意义的话语：“以西例律我国小说。”[11]这一非常精确的概括不幸“一语成谶”，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绝好注脚。自晚清以来，“西学东渐”是中国古代小说在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上的常态，虽然“西学”随时代变化而有不同，但“东渐”始终如一。如在晚清时期，西方小说理论是梁启超等倡导小说改良、小说革命的“利器”，西方的小说价值观和小说类型观不断输入，成为评判中国小说的基本语汇。“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学观念”的引进，小说成为纯文学之一种（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西方以“人物、情节、环境”为小说三元素的理论在当时颇有影响，“西方小说理论的兴盛，意味着对中国小说的批评从思想层面向文体层面的深入，而古代小说一旦在文体层面纳入了西方小说的分析与评价体系，它要得到客观的认识势必更加困难了”。[12]30年代“典型理论的广泛运用”，“表明以刻画‘人物’为中心的写实小说被视为小说创作中的‘正格’，而人物典型化的理论，环境与人物关系的理论，特别是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理论也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小说理论。这一理论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几乎成了评价中国古代小说的不二法门，小说人物论也成了小说研究的主流。”[13]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随着国门的重新打开，西方理论又呈兴旺之势，“文体学”、“叙事学”等大量引入，取代了以往以典型理论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小说理论，成了古代小说研究的思想新贵。
    小说观念的“西化”给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影响是显见的。近年来，学界开始反思这一现象，提出了不少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对此，笔者同意学者林岗的基本判断：“遮蔽”。在其《口述与案头》一书中，林岗分析了中国小说的两大传统——口述传统与案头传统，认为中国小说的重要源头来自“文人的案头世界”，即形成为以“笔记”为主流的小说文体，这种小说文体是中国小说的“正身”，但“西学东渐”遮蔽了“本土的小说概念”及小说文体。著者分析道：“随着小说观念的西方化，中国汉语文学源远流长的小说传统逐渐沉入了文学边缘的世界，从前是文学诸体裁的正宗，……在一部煌煌的文学史里，只处于被网罗的‘放逸’的位置，其正面的名声和显赫的身世一朝不再。西来小说观念的普及的确遮蔽了中国古代语境下小说的真实面目。”并申言要“正本清源”，“重新探讨作为案头文学传统的古代小说及其观念”。[14]
    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的“西化”对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影响也是显见的。我们仅举一例：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古代小说的研究往往取用西方叙事文学的研究格局，持“思想、形象、结构、语言”的四分法来评价中国古代小说，且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性格化在小说研究中几乎成了恒定的标尺，并由此判定其价值。这一评判路径和价值尺度其实与古代小说颇多悖异。譬如，这一格局和路径勉强适用干以“话本”、“章回”为主体的白话小说领域，以此评判“笔记体小说”简直无从措手，甚至对“传奇小说”也并不适合。又如，中国古代的白话小说绝大部分是通俗小说，而通俗小说有自身的规范与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性格化其实与通俗小说大多没有太大关系。在这一尺度的筛选和过滤下，符合标准的其实已寥寥无几，人们感叹，为什20世纪的古代的白话小说绝大部分是通俗小说，而通俗小说有自身的规范与追求，“思想”的深刻性、“形象”的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语言”的性格化其实与通俗小说大多没有太大关系。在这一尺度的筛选和过滤下，符合标准的其实已寥寥无几，人们感叹，为什么20世纪的古代小说研究集中于《三国》、《水浒》、《红楼梦》等少数几部？道理其实很简单，真正“作祟”的、起决定作用的就是我们持有的研究路径和价值标准。
    由此可见，小说观念的以“西”释“中”和研究方法、价值标准的以“西”律“中”是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一个非常突出和普遍的现象，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已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回顾、反思这一现象对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深入发展有重要意义。我们认为，反省古代小说研究中的西来观念，尽量还原被“遮蔽”的中国古代小说，回归中国传统的小说语境是古代小说研究的当务之急。落到小说文体研究领域，则要拓宽小说文体的研究范围，不再以“虚构的叙事散文”作为衡量小说文体的唯一准则，尤其要加强“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研究。在研究方法和价值尺度上，不能一味“西化”，而要以贴近“古人”、贴近“历史”、贴近“文体”自身为原则，努力寻求本土化的理论方法和西学的本土化路径。同时，运用分类指导的原则，对不同的小说文体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价值标准，从而梳理出符合中国古代小说“本然状态”的文体史。
    二、“源”与“流”的关系
    受西方小说观之影响，“虚构的叙事散文”成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小说”观念的基本内涵，并以此为鉴衡追溯中国古代小说之源流。于是，“虚构”与“故事”成了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的核心，而“虚构”之尺度和“故事”之长度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了考核小说文体成熟与否的首要标志，在小说文体的源流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颇为流行的思想观念。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源流首先得辨析这些思想观念。
    一是以“虚构”为标尺，唐代传奇是中国古代小说中最早成熟的文体。所谓小说的“文体独立”、“小说文体的开端”、小说文体的“成熟形态”等都是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耳熟能详的表述，这种思想观念已然成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中的定论。此论较早由鲁迅先生所创立：“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15]又谓：“唐代传奇文可就大两样了：神仙人鬼妖物，都可以随便驱使；文笔是精细，曲折的，至于被崇尚简古者所诟病；所叙的事，也大抵具有首尾和波澜，不止一点断片的谈柄；而且作者往往故意显示着这事迹的虚构，以见他想象的才能了。”[16]然鲁迅先生仅指出传奇文体与志怪之区别，虽有“成就乃特异”、“见他想象的才能”等表述，但尚未把传奇文体视为最早成熟的小说文体形态，只是指出“虚构”是唐传奇区别以往小说的一个重要标志而已。后人据此延伸，进一步放大了“虚构”在小说文体构成中的地位，甚至视为衡量小说文体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得出传奇乃小说文体的开端等涉及小说文体源流的关键性结论。其实，中国古代小说本来就有两种传统，形成两种“叙事观”，两者如清代纪昀所言有“著书者之笔”和“才子之笔”的差异，前者重在记录，是“既述闻见，即属叙事”，不可“随意妆点”的笔记体小说的叙事特性。后者追求虚构，是可使“燕昵之词，媒狎之态，细微曲折，摹绘如生”的传奇体小说的叙事特性。[17]两者本各有其体性，无须强作比附，而以单一的虚构为标的，判定其或为“孕育”、或为“成熟”更属不伦不类。对此，浦江清先生的一段论述至今仍有意义：“现代人说唐人开始有真正的小说，其实是小说到了唐人传奇，在体裁和宗旨两方面，古意全失。所以我们与其说它们是小说的正宗，无宁说是别派，与其说是小说的本干，无宁说是独秀的旁枝吧。”[18]故笔记体和传奇体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两种著述方式，体现了不同的叙事观念。两者之间虽有传承关系，但不能以虚构作为梳理小说文体源流关系的准则。
    二是以“故事”为基准，“故事”的长度和叙事的曲折程度是衡量小说文体成熟与否的标志。于是“粗陈梗概”的笔记体小说自然与“叙述婉转”的传奇体小说分出了在文体上的高下，传奇体小说成了文言小说中最为成熟的文体形态。此说的提出大概亦与鲁迅先生相关。鲁迅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始有意为小说。”[19]鲁迅先生对笔记体小说和传奇体小说在故事形态上的总结是精确的，“粗陈梗概”与“叙述宛转”很好地概括了两者在故事形态上的特性。而对于两者之优劣对比，鲁迅先生则比较审慎，仅以“演进之迹甚明”加以表述。今人对此的研究则又一次放大了鲁迅先生的判断，将“故事”及其长度曲折视为判定文体高下的准则。甚至将两者的演进过程比拟为“猿进化为人”的过程：“唐代小说绝非传奇一体，仍还有‘丛残小语’式的志怪小说和作为志人小说后裔的其余笔记小说。猿进化为人，猿还存在，人猿共存是文学史上并不限于小说的现象。”而在以“故事”为基准的视野下，甚至六朝志人小说也“无法与志怪匹敌”，因为“它的简短程度比志怪还甚，它只是切取生活的一个很小片段，很少能表现一个比较完整的过程和形象结构。”[20]这种以“故事”来判定小说文体的做法在当今小说研究中较为普遍，甚至视为定则。于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人们追溯小说文体源流时首先认定传奇乃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最早的成熟形态，而将以往的小说文体统统归入尚在母体中孕育的小说文体胚胎，并命之日“古小说”，从而完成了一次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源流追溯。以“故事”的长度为依据，20世纪以来人们还习惯于用西方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来为古代小说分类，据此，那些“丛残小语”、“比类为书”[21]且“粗陈梗概”式的笔记体小说则难以归入，因为无论是“故事”的长度还是“叙述”的曲折，笔记体小说的绝大部分都难以满足其要求。诚然，“故事”是小说的基本属性，但如何对待“故事”，不同的小说文体有着相异的体性规范。在古代小说的诸种文体中，大致形成了两种故事观：一种以笔记体小说为代表，笔记体小说的所谓“故事”其实是指某种“事件”，这种事件或是历史人物的逸闻轶事，或是历史人物的言语行为，或是得自传闻的神怪之事。[22]而对这些事件的叙述方式，笔记体小说采用的是“记录”——随笔载录，不作点染。因而笔记体小说的所谓“故事”不求完整曲折，往往是一个片段，一段言行，一则传闻。另一种则以传奇、话本和章回体小说为代表，所谓“故事”就是一个有首尾、有波澜的完整情节。两者之差异可谓大矣！其实难以作相互比照，更不能强分轩轾，以彼律此。故源流梳理要以各自的体性为准的，故事完整但冗繁拖沓者比比皆是，而“简淡数言，自然妙远”的笔记体小说同样显示着中国古代小说的精华。[23]谁能说《世说新语》在文体上还不成熟而仍处于“孕育”状态呢！
    三是从“虚构”、“故事”和“通俗”三方面立论，则以“章回体”为主的白话通俗小说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它的创作业绩，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成就，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体。”[24]并在“凡一代有一代文学之胜”观念的影响下，构拟了“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指白话通俗小说）”的“一代文学”之脉络。而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的梳理中，循此又推演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实现了“由雅入俗”之变迁的结论——通俗小说由此而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这一观念实际上促成了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古今之变”：由“重文轻白”变为“重白轻文”，白话通俗小说及其文体成了小说研究之主流。20世纪以来中国小说文体研究的这一“时代特性”是明显的，而究其原因，一在于思想观念，如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看重的就是小说的“通俗化民”，以后，“通俗性”、“大众化”、“民间性”等观念始终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价值标签。一在于研究观念，如“虚构之叙事散文”的小说观念无疑更适合于白话通俗小说。如何看待中国古代小说或小说文体研究的这一“古今之变”？诚然，我们无需重审通俗小说的历史地位，通俗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所取得的成就已毋庸置疑。但由此所产生的“错觉”——中国古代小说是以“通俗文学”为主流的小说形态——则不能忽视，否则就不能还原历史。我们且不说中国古代小说本身就源于两个传统：文人的案头传统和民间的口述传统。文人小说和通俗小说一直并存于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其间地位成就之消长容或有之，但从没形成通俗小说一统天下的格局。故以“通俗”来看待小说文体不符合历史实际，因为文人小说本身“是历代文人士大夫精神生活中高雅的玩意儿，绝不是下里巴人一类的俗物”。[25]而就通俗小说自身来看，其间之“文人化”或“雅化”的趋向也十分清晰，可以说，“文人化”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发展中的一条明晰的线索。而其关节点则在晚明，晚明文人高度关注通俗小说，且主要之关注点在文体，其目标是试图改变通俗小说的“说话遗存”而将其变为案头的“文人小说”，这尤其表现在对明代“四大奇书”的改编整理。清代以来，通俗小说的文人化更成为一个突出的现象，最终形成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高度文人化的小说巨著。[26]由此，我们不能过度放大通俗小说的文体地位，片面将通俗小说视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主流文体;更不能以“雅俗之变”来看待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源流。
    辨析了上述在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研究中的几个流行观念后，我们可以正面提出对小说文体源流研究的看法了：首先，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之源流是一个历史存在，小说文体源流研究就是要尽可能地理出这一个变化的线索;但“变化的线索”不等于古代小说文体就有一个“发展”的进程，“发展”的观念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它先验地确认了历史现象都有一个“孕育”、“产生”、“成熟”、“高潮”、“衰亡”等发展规律，这种“机械性”的观念不利于还原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的真实面貌。古代小说文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它既是历时的，“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等各有自己产生的时代，由此形成了一个流变的线索。但同时它又是共时的，小说文体之间不是前后更替，而是共存共荣。故而源流研究不能等同于发展研究，而要以清理、还原为首务。其次，古代小说文体的源流研究固然需要一定的思想观念为基础，但不能以单一的观念如“虚构的叙事散文”这一西来思想为指导。以此为指导必然会对小说文体之源流贴上“孕育”、“成熟”等价值标签，这不符合历史本然。因为重视虚构的是小说，不重视甚至贬斥虚构的同样也是小说，故而梳理古代小说文体源流的基础观念主要应是古人对于小说的认识观念。第三，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本源是多元的，其形态也是多样的，各文体形态之间其实绝大部分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传承关系，而维系古代各小说文体之间的内在逻辑是中国古代小说贯穿始终的非正统性和非主流性。[27]中国古代小说文体不是“一线单传”、也非“同宗变异”，因此，古传小说文体源流之研究应该在简要梳理小说文体变化线索的基础上，将研究重心放在各文体形态自身的追本清流上，理出各小说文体自身的源流，从而揭示其各自的体性特征。
    三、“动”与“静”的关系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动”“静”关系基于这样的思想观念：古代小说诸文体均有各自的文体属性，即都有相应的形制和成规，但古代小说诸文体之属性并非一蹴而就，更非一成不变。它既有各自的成型之过程，也有明显的变异之迹象。申言之，古代小说文体之属性是始终处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动态的关键在“作家”，落实在“文本”。故而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既要关注“静”的形制与成规，更要重视“动”的作家与文本的差异性。
    较早提出关注小说文体形成动态特征的是学者刘勇强，他曾呼吁古代小说文体研究要“重视文体构成方式形成的动态过程与运用的实践特性”。并提出了动态特征的四种表现：1.“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首先表现在它既有成规、又不拘一格的创作中，这是与小说的叙事文学性质、主要是它的题材类型和人物塑造等联系在一起的。”2.“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还表现在它具有很强的个性化色彩。每个小说家创作理念的不同，必然显示出不同的叙事风格，而这同样会投射到文体上。”3.“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又表现在它是不断演进的，而非因袭僵化的。一方面，任何一种小说体式的产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有其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小说文体不断相互影响、渗透，也，也造成小说文体的变动不居。”4．“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还与小说的语体有关，这一点在宋以后通俗小说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因为在这些小说的创作中，往往正是由于题材的特点决定了语体的特点并从而使其成为文体的一个外部表征。”[28]刘氏对小说文体动态特征的概括已比较详尽，本文无意对此再作系统论述，只是试图在此基础上提出几点看法，权作引申之意。
    其一，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动”“静”关系要关注单个小说作品的文本差异性，尤其是一些经典性的小说文本往往是某种小说文体的标本和样板，故这些经典文本在小说体制上自身的沿革过程常常也是某种小说文体逐步趋于成熟和稳定的过程。
    我们以章回体小说为例：章回体小说在文体上的成熟和稳定大致是在明末清初，而其标志是“四大奇书”的不断改订所产生的影响和辐射作用奠定了章回体小说的文体形态。这些改订的内容包括：出于“说话”形制需要的诗词被大量删削;整理加工小说回目，使其对仗精致;小说体制的固定和艺术化;小说语言的精细和雅致等。如容与堂本《水浒传》对作品作了较多的改订（在正文中不直接删去，只标出删节符号，加上适当的评语），其所做的主要工作有：1.对作品中一些与小说情节无关的诗词建议删去，并标上“要他何用”、“无谓”、“这样诗也罢”、“极俗，可删”等字样。2.对作品中过繁的情节和显属不必要的赘语作删改，使叙述流畅，文字洁净。对作品中一些不符合人物身份、性格的行为和言语作修改。3.对作品中显有评话痕迹的内容作删节。又如崇祯本《金瓶梅》删去“词话本”中的大量词曲，使带有明显“说话”性质的《金瓶梅》由“说唱本”演为“说散本”。再如《西游证道书》对百回本《西游记》中人物“自报家门式”的大量诗句也作了删改，从而使作品从话本的形式渐变为读本的格局。对回目的修订也是此时期小说改订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工作明中叶就已开始，至此时期渐趋完善。如毛氏批本《三国演义》“悉体作者之意而联贯之，每回必以二语对偶为题，务取精工”。[29]回目对句，语言求精，富于文采，遂成“章回体”小说之一大特色，而至《红楼梦》达峰巅状态。明末清初的文人选取在通俗小说发展中具有典范意义的“四大奇书”为对象，他们对作品形式的修订在某种程度上即可视为完善和固定了章回体小说的形式体制，并对后世的章回体小说创作起了示范作用。故梳理“四大奇书”各自的文本差异不仅能够观照其自身的文本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章回体小说的文体演进及其体性特征。
    其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动”“静”关系还要关注小说文体的“作家差异性”。一种小说文体固然有其基本的文体形制和规范，但一方面，这种小说文体的基本形制和规范是历史地形成的，大多体现为后人对这种小说文体的综合概括，揭示的仅是一种整体的特性，而相对缺少动态流程的描述。另一方面，某种小说文体创作的最终运用实践者是个体的作家，忽略作家个体因素的文体描述往往是一种浮表的现象。故关注小说文体的“作家差异性”无疑是小说文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则。
    譬如关于唐代传奇的文体特性，自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谓唐传奇文体“可以见史才、诗笔、议论”之后，后世大多以此来概括唐传奇的文体特性。所谓“史才”指传奇小说的叙事性，“诗笔”可理解为传奇语言的诗性特征和诗赋等的插入，“议论”则是叙述者或作者对情节的感慨评价。这一评论可谓抓住了唐传奇文体的典型特征，所以影响深远。但细加考索，我们便可得知，“史才”、“诗笔”、“议论”三者在唐传奇创作中并非处于同一层面，体现“史才”之叙事是唐传奇之主体，显示唐人才情之“诗笔”也是唐传奇创作之常态（引用诗赋等则并不平衡），而“议论”其实不是唐传奇文体之必备要素。同时，由于作家的个体差异，三者在具体的创作中更是各有侧重，且形成了相应的阶段性特征。如在初盛唐时期，引用诗赋等仅少数作品，但到了中唐时期，引用诗歌的传奇作品已大幅增加，尤其在单篇流传的传奇作品中更成为主流形式。“议论”在初盛唐传奇小说作品中亦无足轻重，只有极少一部分传奇中有点滴议论，但在中唐时期单篇流传的传奇小说中，“议论”亦成传奇小说之主流。那为何中唐时期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单篇流传的传奇小说中，“诗笔”与“议论”会大量增多呢？这其实与中唐时期传奇作家的身份以及传奇作家的群体特性密切相关，中唐时期的传奇作家尤其是单篇传奇作家，其社会身份有了明显变化，如鲁迅所言：“性自大历以至大中中，作者云蒸，郁术文苑，沈既济、许尧佐擢秀于前，蒋防、元稹振彩于后，而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辈，则其卓异也。”[30]在这些传奇作家中，不乏当时文苑的名公巨子，而“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也成了当时传奇创作的普遍追求。于是，体现作者才情的“诗笔”和表达文人主体思想的“议论”成为当时传奇文体的主要特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31]
    其三，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动”“静”关系还有一个现象不容忽视，那就是小说集/小说选本的“文体杂糅性”。这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除章回体小说之外，大多是以小说集（或小说选本）的形式出现的，小说作品的集合或选择体现了编选者对小说文体的认识，故研究小说文体不能忽视小说集/小说选本的存在及其功能。二是大量的小说集/小说选本都不是单一的小说文体作品的集合，而具有一种文体的“杂糅性”，这种“文体杂糅性”的背后显示了怎样的文体观念？它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无疑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动”“静”关系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加以说明：
    一是明人编选的通俗类书：《国色天香》、《万锦情林》、《燕居笔记》等既选录传奇小说，也选录话本小说。胡士莹先生对此作了统计：“《国色天香》等书选刊的传奇小说，唐、宋、元、明人作品都有，除去重复，包括话本十三篇，总共刊出了小说八十九篇，这对当时的市民来说，数量不算少了。在这八十九篇小说中，传奇文与话本杂糅在一起，因为在明代人看来，两者是没有什么区分的。”[32]其实，不独传奇、话本杂糅，其他文类的杂糅情况也非常普遍，这从其选文来源便可窥其一斑。如《艳异编》采自史书者凡60篇，《古今谭概》取材于历代正史、稗官野史、笔记杂传，笑话寓言，《舌华录》更用书240余种，其中既有小说笑话，亦有史书地志、诸子文集。可见，这种文体的“杂糅性”是此时期的一个重要特色，尤其是传奇与话本的杂糅更是小说文体史上值得重视的现象。[33]
    二是明清以来的小说集/小说选本：明人所编《虞初志》是一部梁朝到唐朝的志怪笔记体小说与传奇小说的总集，杂糅“笔记”和“传奇”。蒲松龄的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收小说491篇，其中笔记体小说约有296篇，传奇体小说约有195篇，[34]亦体杂“笔记”和“传奇”。清人效仿《虞初志》而成《虞初》系列，如张潮所辑之《虞初新志》、郑醒愚所辑之《虞初续志》、黄承增所辑之《广虞初新志》等，此类书籍杂糅“古文传记”和“传奇”，如《虞初新志》所选篇目大多出自如魏禧、侯方域、徐芳等古文大家之手，“是由叙事性的古文或笔记变异而成”，[35]《虞初续志》则采自“国朝各名家文集暨说部等书”，但其大多取自“文集”，仅有少部分取自“说部”实际上是一种带有传奇性的古文。对此，程毅中先生有一段评述：“清代古体小说的另一派，是古文家的人物传记以及基本纪实的杂录笔记，前人也都称之为小说。传记文与传奇体小说历来有割不断的联系，清初张潮编的《虞初新志》就是一部代表作。继之而起的有《虞初续志》、《广虞初新志》、《虞初广志》、《虞初近志》、《虞初支志》等，收集了不少传记体的文章，成为‘虞初’系列的文选。”[36]
    由上述二例可知，小说集/小说选本的“文体杂糅性”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一现象实际昭示了古代小说文体史上的两个重要信息：一是小说文体之间的逐步融合，如传奇的俗化倾向在宋代就已发端，元明中篇传奇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了受说话艺术影响的文体痕迹。而《聊斋志异》“一书兼有二体”，非独指称《聊斋志异》既有“传记类”的传奇小说，也有“志怪类”的笔记体小说;也指称其“用传奇法以志怪”或以“笔记体小说文体写传奇小说”[37]的“融合”特性。二是小说文体功能的趋同，如明代的通俗类书将众多小说文体乃至其他文类融为一体，其首要标准即为趋同的文体功能，或“广见闻”，或“娱情”、“娱乐”，或“劝诫”、“垂训”。故小说集/小说选本的“文体杂糅性”实际昭示的是小说史上的文体融合性。
    四、“内”与“外”的关系
    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内”“外”关系是将小说文体置于相对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加以审视，主要探讨影响小说文体生成及流变的多种历史文化现象，如小说文体与古代其他文体之关系，小说文体与小说传播、雅俗文化的诸种联系等。进而揭示小说文体发生、流变的成因和规律，属于小说文体的外部研究以及沟通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综合研究。
    处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内”“外”关系首先要强调一个基本原则：外部研究不能纯然等同于背景研究，将小说文体置于相对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加以审视并非要求仅为小说文体研究提供一个宽泛的历史文化背景。长期以来，当我们探究一个文学现象或文体现象时往往习惯于铺叙一个背景框架，如“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这种宏大叙事其实大多不能落到实处，容易流于表面和肤廓。故研究古代小说文体的“内”“外”关系首先要实现两个改变：一是在研究内容上变背景研究为成因研究，二是在表述方式上变描述性为探究性。前者追求研究内容的实在性，使得一般性的背景史料经过甄选“内化”为小说文体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后者强化表述方式的考辩性，从而让小说文体的成因研究更具学术内涵。我们试以晚明章回小说的“按鉴体”为例：在明代章回小说中，自《三国志通俗演义》流行后，历史演义创作繁盛，致可观道人在《新列国志序》中有“其浩瀚几与正史分鉴并架”之叹。[38] 这些历史演义大多冠以“按鉴演义”之名，“按鉴体”遂成创作之风尚，几乎是历史演义共同的编创方式。那作家为何“按鉴”？其创作背景如何？对此，我们大可循着宏大的历史文化背景加以梳理，但其实，真正影响“按鉴体”生成的原因无非是两个：一是晚明以来《通鉴》类史传的盛行为作家创作历史演义提供了题材、主题、叙述方式等可资模仿的文本，创作的便利是“按鉴体”风行的首要成因，故其文体大多似小说而非小说，似史传而非史传。二是商业性的考虑，“明代历史演义中的许多‘按鉴’之作存在高举‘按鉴’大旗虚张声势的成分。这些作品主要出版于明代刻书业非常发达的金陵、建阳等地区而尤以建阳为甚，其作者也多数身兼作者与书商二职。在书商型作者的眼里，历史演义不仅仅是传播历史知识的普及读物，更重要的是它必须为书坊主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故“按鉴体”小说充斥着大量粗糙的作品，虽数量较大，但大多文学价值不高，详细厘清制约其创作的商业操作性即可明了“按鉴体”小说的成因及其特性。[39]
    如果我们循着这个原则来探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内”“外”关系，那小说文体的“内”“外”关系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第一，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内”“外”关系要着重探究古代小说的文体渊源，理清小说文体与其他文体的源流关系，从而揭示小说文体之谱系。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存在，从语体而言，可分文言与白话两大系列，细分之，更有“笔记体”、“传奇体”、“话本体”和“章回体”等大体格局。这两大系列和四分格局既分出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语体和形制特性，又区别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格调和风格特点。由此，我们对于古代小说文体渊源的研究也要区别对待，一方面，我们不否认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有同源现象，如“史传”对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影响可谓是全方位，一以贯之的，故探究古代小说之文体渊源绝对离不开对“史传”的梳理。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小说的诸种文体均有自身的特性，受其他文体影响的程度、多寡也是各异的。如同样受“史传”的影响，“笔记体”与“传奇体”自然有别，“章回体”受“史传”影响也得区别对待，如历史演义小说是一种显性的影响，但人情小说等其他章回小说类型受“史传”的影响则是隐性的、间接的。因此，从研究方法而言，梳理和探究中国古代小说的文体渊源应注意如下两个问题：一是要避免文体渊源追溯的“细大不捐”，而对某一小说文体的渊源作出全方位、多侧面的梳理，并以“多祖现象”或“合力形成”等表述来判定古代小说的文体渊源。如对唐传奇文体的渊源追溯，除了常规的“志怪”、“杂传”之外，还延伸到了“辞赋”、“诗歌”、“说唱”、“佛教叙事文学”、“古文”等多种领域，这样的追溯固然全面，但容易流于表面，全面有余而深入不足。且不同文体的影响在内涵上是有差异的，如“志怪”对“传奇”的影响，自鲁迅先生“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的判断之后，“传奇”出于“志怪”几成定论，但细考之，“志怪”对“传奇”的影响更多的是在题材上，而非落实在文体上，浦江清先生甚至以“古意全失”来说明其文体之差异。而同属唐代文人熟稔的文体，诗歌、辞赋、古文对传奇创作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故这样的文体追溯其实意义不大。二是探究古代小说的文体渊源要分清主次、重点突破，既要落实到文体，更要关注到文类乃至文本。如对于唐传奇的文体追溯应以先唐杂传为主体，而章回体小说的文体追溯更要区别对待，“史传”对章回体小说的影响固然重要，然从体制而言，“说话”对“章回体”的影响可能更为关键。同时，同是“史传”的影响，不同的小说类型受“史传”的影响也是各别的，因此，对于章回体小说的文体追溯也可更细化一些，如“按鉴体”对应的“史传”应是《通鉴》类史书，其文体渊源应以此为中心;《水浒传》在叙事方式上受《史记》影响更大些，而对《三国演义》文体的渊源梳理则不能脱离陈寿的《三国志》。而上述两方面的思考无非想说明一个问题：古代小说文体渊源的研究切忌大而无当、空洞无物，故既要关注文体，更要关注文类和文本。
    第二，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内”“外”关系还要探究影响小说文体生成和变化的文化现象，揭示影响小说文体生成和变化的文化成因。然则影响小说文体生成和变化的文化现象也是一个复杂多元的存在，其表现形态也多种多样，有表现为思想观念的，有表现为制度机构的，也有表现为作家的创作心态和趣味的。故而对于小说文体文化成因的探讨要从小说文体生成和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作出有针对性的追究和个案化的处理。譬如上文提到的晚明文人对“四大奇书”的文本修订实际奠定了章回体小说的文体形态。这一现象的文化成因最为本质的即是晚明以来的部分文人改变了评价通俗小说的思想观念。这些思想观念包括：强化通俗小说的作家独创性，凸显通俗小说的情感寄寓性和追求通俗小说的文学性。而这无疑促成了通俗小说评价体系的转化，也是通俗小说文体走向成熟的必要的思想基础。[40]又如明末《欢喜冤家》、《鼓掌绝尘》、《宜春香质》、《弁而钗》、《载花船》等话本小说在文体形态上普遍出现入话体制退化、叙事韵文运用大量减少。体制章回化、篇幅大增、情节更加丰富曲折等“适俗化”现象。这种文体形态变化的主要成因就是晚明以来书坊对通俗小说创作和传播的控制，以书商及其周围下层文人为主体的创作队伍有独特的创作指归，浓厚的商业传播意识和读者接受意识无疑是其中最为首要的因素，故而文体的变化实际表现为对小说商业传播性的考虑和对普通市民审美趣味的迎合。再如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绵延不绝、贯穿始终的笔记体小说，其文体特征颇为明显，大致可概括为：以记载鬼神怪异之事和历史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题材类型，“资考证、广见闻、寓劝戒”的价值定位，“据见闻实录”的写作姿态，以及随笔杂记、简古雅赡的篇章体制。何以形成这一文体特点？值得花大力气加以探究，而从多个层面进行考索。如从宏观角度言之，笔记体小说的文体特性一方面奠基于先秦“小说家”的著述方式，“小说家不以深刻思索现实世界为追求，而以搜奇记逸、耀辞呈采为本务。那些逸闻异事，零零星星者被小说家搜集起来，发而为笔……于是笔记文体应运而生”。[41]另一方面则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从本质上说，笔记的大量产生就是对正史的一种补充，笔记体小说虽在题材上越出了史的范畴，但仍然受到史学之影响，其文体的价值定位、写作姿态乃至简淡博雅的叙述特征无一不受史学之浸染。而从微观角度来看，刘义庆《世说新语》与魏晋风尚息息相关已毋庸赘言，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文体特性则与其个人的创作心态及趣味密不可分。《阅微草堂笔记》是纪昀的晚年之作，其尝言：“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42]虽为“自谦”之辞，却也道出了作品所体现的文体之特质，故探究纪昀晚年的著述心态和趣味或许能把握作品形成独特文体性质的原因。其“尚质黜华”、“雍容淡雅”、“偏于议论”[43]和“隽思妙语”等文体特性[44]，乃至前人指其“生趣不逮”[45]的评论均可在此依稀寻到根据。总而言之，探究小说文体的生成及其变化与外部文化现象之关系，其视角可大可小，而以“落到实处”为不二法门。
    以上我们探讨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所应注意的四种关系。至此，我们可以回应本文开首提出的一个议题：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的“细化”、“深化”和“本土化”。所谓“细化”是要求对小说文体的研究要以“文本”为基础，以作家及其“文本”的个性为探讨小说文体特性的根基，“文本一文类一文体”是小说文体研究的逻辑顺序，故梳理小说文体史要立足于古代小说“文本”个体的累积史。所谓“深化”是指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不仅要梳理描述小说文体生成与变化之形态，还要探究形成这种形态的深层原因，而对于涉及的多方面文化现象，更要以切实为要务。所谓本土化一方面是指研究对象的本土化，即还原古代小说之实际存在;同时也指研究方法、价值标准之本土化，在借鉴外来观念和方法的同时，努力寻求蕴含本土文化之内涵和符合本土“小说”之特性的研究视角、方法和评价标准。也许，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回归本原，从而探究梳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注释：
    [1]胡怀琛：《中国小说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2]郑振铎：《中国小说的分类及其演化趋势》，载《学生杂志》1930-1月第17卷第1号。
    [3]［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论》，上海，开明书店，1938。
    [4]如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中国小说史丛书”，含苗壮《笔记小说史》、薛洪勣《传奇小说史》、萧欣桥等《话本小说史》和陈美林等《章回小说史》。
    [5]如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林岗《口述与案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陈文新《中国小说的谱系与文体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李舜华《明代章回小说的兴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对小说文体都有比较深入的阐发。
    [6]如王庆华《话本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李军均《传奇小说文体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冯汝常《中国神魔小说文体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纪德君《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生成方式及其他》（商务印书馆，2012）。
    [7]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载《新小说》第七号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十五日第1-7页，上海书店复印本，1980。
    [8]详见谭帆：《术语的解读：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载《文艺研究》，2011（11）。
    [9]详见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1994。特别指出的是，石先生的宏著是国内较早专门研究小说文体的论著，影响深巨。其中关于小说观的论述代表了当时的主流看法。
    [10]见周发祥《西方的中国小说文体研究———关于“小说”文体的辨析》，
    http://www.guoxue.com/xueren/sinology/wenzhang/xfdzgxs.htm. 
    [11]《小说丛话》定一语，载《新小说》1905。
    [12]刘勇强：《一种小说观及小说史观的形成与影响——20世纪“以西例律我国小说”现象分析》，载《文学遗产》，2003（3）。
    [13]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史叙论》，第5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14]见林岗《口述与案头》第六章《小说家的兴起与文人的案头世界》，此处的“小说”主要是指笔记体小说。
    [1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第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7]〔清〕盛时彦：《〈姑妄听之〉跋》，转引自〔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4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18]浦江清：《论小说》，见《浦江清文录》，第18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1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54页。
    [20]李剑国：《唐稗思考录》，见《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第1-2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21]〔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唐人乃有单篇，别为传奇一类”句后自注云：“专书一事始末，不复比类为书。”见《文史通义》第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6。
    [22]〔唐〕刘知几《史通·杂述》划分“偏记小说”为十类，其中“逸事”“琐言”“杂记”三类即为“笔记体小说”。“逸事”主要载录历史人物逸闻轶事，如和峤《汲冢纪年》、葛洪《西京杂记》等；“琐言”以记载历史人物言行为主体，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杂记”则主要载录鬼神怪异之事，如祖台之《志怪》、刘义庆《幽明》等。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将“小说家”分为六类，其中“志怪”相当于刘知几所言之“杂记”，“杂录”相当于刘知几所言之“逸事”、“琐言”，再加上“丛谈”中兼述杂事神怪的笔记杂著均可看作“笔记体小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序”则归入三派：“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
    [23]〔清〕纪昀：《姑妄听之自序》，《阅微草堂笔记》，第35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4]陈美林、冯保善、李忠明：《章回小说史》，第16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25]以上观点参考林岗《口述与案头》第六章《小说家的兴起与文人的案头世界》的相关论述。
    [26]浦安迪曾将这一“文人化”进程中出现的优秀通俗小说单列，称之为“奇书文体”。详见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7]详见谭帆：《术语的解读：小说史研究的特殊理路》，载《文艺研究》，2011（11）。
    [28]刘勇强：《古代小说文体的动态特征与研究思路》，载《文学遗产》，2006（1）。
    [29]〔明〕罗贯中著，〔清〕毛纶、毛宗岗评，刘世德、郑铭点校《三国志演义·凡例》，第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30]鲁迅：《唐宋传奇集》，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
    [31]参见李均军《传奇小说文体研究》第三章《唐五代传奇小说文体分析》，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7。
    [32]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4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
    [33]除了《国色天香》等通俗类书，一些小说选本同样也是杂糅“传奇”和“话本”，“像《清平山堂话本》中的《蓝桥记》、《风月相思》、《翡翠轩》（郑西谛先生藏残本）。万历书林熊龙峰编刊四种话本中，也夹有《冯伯玉风月相思》的传奇文一篇。冯梦龙辑《警世通言》四十卷，其中有传奇文两篇：第十卷《钱舍人题诗燕子楼》，第二十九卷《宿香亭张浩遇莺莺》。《醒世恒言》也有《隋炀帝逸游召谴》（第二十四卷）一篇。”（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下册《读明代传奇文七种》，第538-53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34]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31页。
    [35]陈文新：《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第20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
    [36]程毅中：《古体小说钞》（清代卷），第563-56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1。
    [37]参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第215页：“我以为与其说《聊斋》用传奇小说的方法，不如说是用笔记体小说文体写传奇小说，所以不妨换一种表达方式，说《聊斋》是笔记体传奇小说。”
    [38]〔明〕冯梦龙：《新列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古本小说集成》影印本。
    [39]详见刘晓军《“按鉴”考》，谭帆等著《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第177-17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0]详见谭帆：《四大奇书：明代小说经典之生成》，收《中国雅俗文学思想论集》，第169-18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
    [41]林岗：《口述与案头》，第188页。林氏又谓：“战国之际，百家争鸣，诸子文体无非三类：一是语录箴言体，如《论语》、《老子》；二是论说体，如《韩非》、《荀子》；三是小说家采用的笔记体。”可参看，同上书第189页。
    [42]〔清〕纪昀：《姑妄听之自序》，见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359页。
    [43]刘勇强先生对《阅微草堂笔记》“偏于议论”及“议论”与“叙事”之关系有很好的论述，参见刘勇强：《“言”、“意”之间：〈阅微草堂笔记〉的叙事策略》，载《明清小说研究》，2013（1）。
    [44]鲁迅称：“《阅微草堂笔记》虽‘聊以遣日’之书，而立法甚严，举其体要，则在尚质黜华，追踪晋宋；……然较以晋宋人书，则《阅微》又过偏于论议。盖不安于仅为小说，更欲有益人心，即与晋宋志怪精神，自然违隔；……惟纪昀本长文笔，多见秘书，又襟怀夷旷，故凡测鬼神之情状，发人间之幽微，托狐鬼以抒己见者，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固非仅借位高望重以传者矣。”
    [45]〔清〕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以传纪体叙小说之事，仿《史》《汉》遗法，一书兼二体，弊实有之，然非此精神不出，所以通人爱之，俗人亦爱之，竟传矣。虽有乖体例可也。纪公《阅微草堂》四种，颇无二者之病，然文字力量精神，别是一种，其生趣不逮矣。”见《聊斋志异会校会评本》，第15-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谭帆（1959-），男，江苏省常熟市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11＆ＺＤ106）的阶段性成果。]

原载:《学术月刊》2013年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