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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昕 摘要：“国学小说”指历代史志中的子部“小说家类”，它们是传统学术体系固有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在以西律中的新学术体系中消失了。以“国学小说”命名的原因有二：当前通行的“笔记”、“古小说”、“史料随笔”等名称，各有不周延之处，难以涵盖此类作品的全部；在中西学的格局中，“国学小说”强调“小说家类”作为传统学术固有的属性，与文学的小说划清疆域。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为例，“国学小说”的特征、内涵和价值可以概括为：首先，庞杂广泛的内容和编排方式，反映了传统学术的初级面目；其次，国学小说的学术性主要指通识性和实录精神；第三，国学小说保存了丰富的史料，为文学创作提供资源与摹本，体现传统学术的人文情怀与风骨。 关键词：国学小说小说家类学术性 一、“国学小说”的立名 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两种“小说”，一类是从先秦诸子就有的“丛残小语”小家珍说，历代史志专门将它们划为“子部小说家类”，数目庞大；另一类是借用学术的“小说”之名发展而成的虚构的叙事文学，如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清章回体的小说等。这两类作品因为长时间地共用“小说”之名，引起很多观念与类属的混乱与纠缠。明清以来，各类文学性小说（文言和白话）一枝独秀，但也有很多学者如纪昀、俞樾等还坚持传统学术中的小说之观念以著述。由于近代学者以西学名目比附和整理国学，遂使传统学术之“小说”失去了对应的类属，沦为低级而退化的文学性质的小说。在绝大多数人眼中，小说就是指文学类的虚构作品。现代研究者在小说观念梳理上的纠缠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搞清楚史学家口中的“小家珍说”、“丛残小语”一类的著述，自始至终就是国学体系中一个性质稳定的固有类属。这类作品本指琐屑的言辞，而非文学创作，不应该放到进化论的文学史叙事当中。 本文所谓“国学小说”者，古代学术依“经、史、子、集”四部所划分之“子部小说”也。古人一直都将这类“街谈巷语”、“野老之言”称为“小说”①，但在现当代它们却失去了“小说”之名，而被称为笔记小说、古小说、史料笔记等名目。这些名目对史著小说来说都不贴切。以“笔记”来说，它是古人普遍采用的著述方式，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史料笔记都无法准确涵盖“子部小说”；“古小说”则不是文体定义而是指某时段的小说。而事实上，清末民初乃至当代都有从“识小”的一面进行考据、论述的子部小说作品问世，如王世襄先生的《锦灰堆》等。这种命名法的负面作用却很明显——子部“小说家类”失去了两千年来都属于自己的专名。这既意味着对历史和文化的割断；同时，因为失去了类属，“小说家类”作为整体，在今人眼中就不复存在，又谈何研究？ 为这个数量庞大的文类正名，是进行国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不称其为“子部小说”的原因是因为四部分类法已退出历史舞台，其名不彰；或有称之为“学术之小说”者，以示和“文学之小说”的区别[1]，也不无可议之处。学术即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学术之小说”难以彰显此类小说的本土学术特色，以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学”来统称这类著述，更贴合其为中国学术之特有的实际，故称之为“国学小说”。 （一）被进化论遮蔽的“国学小说” 古代小说史的撰写始于鲁迅、胡适等学人。鲁迅“在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依循是文学的进化论，亦即有意识的虚构、丰富的情节与细节描写，这些文学要素是怎样零星出现，又发展进化成为纯粹的文学小说的。这种追溯推导的方式，固然线索明晰，但却是以今律古，以西律中，褫夺了一向在古代学术体系中内涵和外延相对清晰、稳定的“小说家类”的命名权。内容广泛庞杂的学术性小说，因为文学性的小说进化史叙述，而被视为进化的养料和拘泥守旧的标本。现代的小说史在筛选、编织一条进化线索的同时，把大部分作品扔出圈外，置之不理。存在两千年的“小说家”一门，失去了名分，也就失去了类属价值。 （二）国学小说命名的必要性 自《汉书·艺文志》开始，传统学术体系中就有“小说家”一门，系于子部之中，属于正统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历代的《艺文志》、《经籍志》和各种目录学著作中都著录有序，通常被称为“小说家类”，本无疑义。但自古至今，“小说”一名之下，概念混杂、所指非一，既有“小家珍说”、“子史末流”的目录学定位，又有文学范畴内的“话本小说”、章回小说裹缠在内。到了现当代，小说一词专指文学文体，创作的自觉性和虚构性是其基本特征。因为这个标准，存在了几千年的史著小说，失去了命名的合法性。“文言小说”这个名字，给了唐传奇、《聊斋志异》等文学性强的作品，为了避免混淆，人们一旦提及这些著述，首先要做的是为它们重新命名：“笔记”、“笔记小说”、笔记史料、稗乘杂家、志人小说、野史笔记、“学术之小说”[2]、“史料性笔记体散文”[3]等。之所以出现这么多的名字，是因为每一个新式的命名都难以涵盖这个文类的全部。 从数量上看，唐宋而后，这类作品作者弥繁，书目日益庞大。《隋书·经籍志》小说类，25部，155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小说类列书13部，90余卷；《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则增为123种，19家，600余卷，其中大部分是唐人记唐事；《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列书210种，359部，1866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家类”收小说123部，有存目小说196部，共计319部。这些排斥虚构、藻彩和主观想象的“小说”，和现代文学观念上的小说，“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4]（P83）。在刘廷玑所处的明清时期，国学小说和文学类的小说已经发生混淆，刘廷玑只得用“历朝小说”与“稗官”加以区分。从《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到宋元明清的史书与私家著录，小说都是作为传统学术体系中“子部”或者“史部”中一类边缘化的著述收录的。一直以来，这些“国学小说”就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和研究。人们既受传统学术将“小家之言”视为末流的影响，不曾对它们深入系统地研究，又难以将其归入新学体系，只能以零散地整理和孤立地研究为主，视野和格局都难以和这些小说浩繁的卷帙以及其在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相匹配。 因而，古代学术体系的小说外延要大过笔记、志人小说、志怪小说等等今人用以称之的范围；其内涵包括史学、社会学、博物、地理、文学、考证等诸多方面。研究者仅以文学小说的虚构和创作的自觉意识作为国学小说的特质，是无法为其提供解释框架的。因此之故，审慎认真地对待传统目录学小说，给“国学小说”这样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大文类以充分的重视和全面地研究是很有必要的。从语源学上讲，“小说”一词，先天地就是为“子史末流”的小说家类而创作出来的，名实相符，确乎难以替代。以“国学小说”名之，庶几能还原这一文类的本义，又不至于与文学性的小说相混淆。 （三）立名的意义 目前研究出现的混乱状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学术中的“小说”之名得不到重视和承认造成的。名之不立，使它们与文学小说的交叉之处难以廓清，两者夹缠在一起，使研究工作永远徘徊在辩名析类的原点上。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小说家类及存目为例，目前研究者既欲肯定其选目内在的合理性，又难免将它们作为文学类小说的前文体，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上，先天地被归入幼稚、低劣的一类。总之，文学的小说观念限制了研究者的批评视角。混乱的原因是未能搞清楚四库馆臣的“小说”是传统学术上的立言与个人著述，也就是纪昀所说的“著述者之笔”，而非文学意义上的。 二、“国学小说”的“小”与“杂” 从班固、桓谭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志著录的小说目录一直在子史两部之间徘徊。胡应麟说：“小说，子书流也。然谈说理道或近于经，又有类注疏者；纪述事迹或通于史，又有类志传者。”[5]（P283）《四库全书总目·子部·小说家类》序言概述小说类云：“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缉琐语也。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中。”[6]（P1834） 刘叶秋先生曾为笔记小说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它基本也适用于国学小说：“以内容论，主要在于‘杂’：不拘类别，有闻即录；以形式论，主要在于‘散’：长长短短，记叙随宜”。“凡是较为专门的著作，一概不录：如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元辛文房的《唐才子传》等等，专谈一时一类事实的书不录；如后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阙名的《三辅黄图》、宋陆游的《入蜀记》等专叙地理古迹和记行之书不录；如晋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和《茶经》、《蟹谱》之类专记动植物之书不录。”[7]（P6）。“国学小说”在价值上比不上经史类的典重文章，内容上也不是“较为专门的著作”，故其本质就是一种处于学术边缘的文类。 （一）被“子部”与“史部”边缘化的文类 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小说收录在“诸子略”当中，班固的《艺文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的，所以他对小说划分与评价都是以学术性为旨归的。子书的特点是自立学说，阐述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就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这为后世文人竞相以著小说为名山事业提供了依据。“诸子略”收小说15家，1380篇。因所录小说大部分已经散失，今人只能根据班固的注推测其内容，“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者也。”[8]（P2）小说从一开始就有介于“子”“史”之间的特质，详而论之可分为两点。 （1）“子书”的一面。“小说家”托古代圣贤之名，著书立说，有类诸子著作。或者“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9]（P242）。班固将“小说略”放在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这九家“可观者”之后，为第十家。又强调其“似子而浅薄”，小说家在个人名望和议论的影响力上都不足以自立，要假托名人的“重言”才能行世。“国学小说”在其源头更重视“说”的性质，是“小”的“学说”，故叙事性并非这类作品的必要条件。 （2）近史的一面。从班固的“子之末”到《新唐书·艺文志》的“史之余”，国学小说的概念是有所发展变化的。在《汉书·艺文志》中，班固解释小说家的“记古事”，近于史家的叙事，却“近史而悠缪”，可信度不高，或者是不符合史书的体例。如《百家》百三十九卷，刘向的《说苑·序奏》云：“《说苑杂事》……其事类众多……除去与《新序》重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百家》这本书虽然已经散佚，但从《说苑》和《新序》我们还能看到，如《新序》中的“杂事”记“昔者舜自耕稼陶渔而躬孝友章”、“孙叔敖为婴儿之时章”、“禹之兴也以涂山章”[10]等等，由此可知《百家》记录的也是这样一些无关于治道的轶事。 （3）小说是子史之学的末流。《殷芸小说》径以“小说”为名，其中不乏怪异之谈。梁武帝命殷芸将史传不能收录的内容写为《小说》一书，“小说”的性质就变成了“史之余”。据刘知几《史通·杂说》载：“刘敬叔《异苑》称：晋武库失火，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其言不经，故梁武帝令殷芸编诸《小说》。”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认为，殷芸的《小说》是为编辑史传难以收录的史料而作：“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11]（P5－6）到了刘知几所处的中唐时期，小说多指正史之外的杂史、野史。《史通·杂述》“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如地理类的传说。用刘知几的话就是：“人自以为乐土，家自以为名都，竞美所居，谈过其实。又城池旧迹，山水得名，皆传诸委巷，用为故实，鄙哉！”[12]（P193－195） 随着目录分类的发展，不断有各类著述因可靠性的问题退置到“小说家类”。如《山海经》一直被列为“地理书之冠”，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以其“序述山水，多参以神怪”，“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而归为“小说之最古者”[13]（P1871）。现代研究者认为“《山海经》盖为巫书，乃古代巫觋之宝典”，所以“视此书为地理类书，固非全是，然以为小说家言，亦大不可”[14]（P287）。而如果承认“小说家类”乃子史之余，其中或包含某些不实的叙事，则《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放到“小说家类”就是妥当的。《山海经》、《西京杂记》、《穆天子传》、《神异经》、《汉武故事》等小说的目录分类的历史，就说明了“大概每一个民族历史的发展，最初都是神话与古史不分，其次便是故事与史实的混合，经过此二阶段后，历史乃有单独的发展”[15]。它们最先被放到史部，后退置“小说家类”，反映的正是这样的过程。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此前被史书收入“史部”的一些“近史而悠谬”的小说，如在《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等史书目录中归在史部，《穆天子传》、《山海经》、《十洲记》、《神异经》、《汉武内传》、《汉武洞冥记》、《西京杂记》、《博物志》、《王子年拾遗记》等都放到“子部小说家类”之中，既是对实录的追求，也隐含着小说具有叙事性的认识，这就是一种发展了的小说观。 总之，传统目录学的“小说”，是以“实录”为原则的“琐言”，为“史家别子”、“子部之余”[16]（P4），是正统国学体系中“非正统”、“非主流”的边缘化文类。然而细究起来，这种“琐屑”和“猥杂”的著述方式在传统学术著作中又是很普遍的。 （二）反映传统学术面貌的“小”与“杂” 《四库全书》“小说家类”将子部小说分为异闻、杂事、琐语三类。收异闻类小说32部，724卷，杂事类86部，580卷，琐语类5部，54卷；“小说家类存目”收杂事类101部，475卷，异闻类收60部，352卷，琐语类收35部，227卷。二者相加，共319部，2412卷。这些小说通常以短札的方式书写，一卷之中含有数十条，而相互间内容的关联性不大，属于一条条杂凑成书。在异闻、杂事、琐语这些含有类的定性的名目中，被传统学人视为“杂”与“小”的小说其实是传统学术体系某些特点的集中体现。 以现代学术的标准看，古代学术著作普遍存在体例的小和杂的问题。古人著述鲜少逻辑严密、系统庞大的体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17]（P1636）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明清人的著述的描述就相当有代表性：“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过于琐碎，唐鹤征的叙南直隶、归有光的叙浙江长兴县，也都有欠完整”[18]（P5）。这种琐碎而欠完整的著述在在皆是。以古代文论为例，除《文心雕龙》和《诗品》为专门著作之外，大多是以“诗话”、“晬语”一类零散札记的形式出现，如性灵说、神韵说、肌理说等等。 清代学术史上，小而杂的札记体是学者著述的主要形式。他们以狭小的疑难问题为对象，作窄而深的学问。如顾炎武著《日知录》，一年仅能得十余条，呕心沥血“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著述方式是“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者”；内容上“凡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19]（P2）都包括在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描述《日知录》的体例：“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这类学术著作初无体例的建构，内容与神髓都系于作者自身的见闻和兴趣，可长可短，可精可粗，著述形式服从于表现内容的广博与通识，只能采用以类相从式的最具伸缩性的编次方式。清代的学人著述，如阎若璩《潜邱札记》、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类稿》、陈澧《东塾读书记》、王鸣盛《蛾术编》、汪中《知新记》等都是这种札记体的形式。这种著述体例，被钱钟书、顾颉刚等当代国学大家所继承。钱钟书的《管锥编》和《谈艺录》都是用札记随笔的形式写成。以“锥指管窥”的窄而深的问题意识，体现了广博的内容和通识者的眼光。顾颉刚著《浪口村随笔》六卷，分“地理类”、“制度类”、“名物类”、“史事类”、“文籍类”、“边疆类”，也是以类相从的札记体。作者认为这种小而杂的“拾穗”、“扫叶”式治学方式，承《困学纪闻》、《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流绪，是民族形式的学术，“固我国文体之一种，证据欲丰而辞句欲简，脱不废整理古史、古籍之业者，其体实终古而长存”[20]（P22）。 从“小”而“杂”的著述体例看，传统学术体系中的大学者和小说家，只是价值大小、精粗程度的不同。国学小说可能只属于学术的原材料或者逐渐成形的粗制品，大学者的著述，固然精深得多，但两者在思维方法、知识形式和精神气质上是高度一致的，都是同一学术体系的分支与产物。国学小说在体例与内容上的小与杂，其本质是具备了通儒之学的原始格局。 三、“国学小说”的学术性 从班固《艺文志》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立场，梳理“小说家”的源流开始，历代目录学家大都是秉持着学术的眼光来看待国学小说，将之归为“子部”，即个人著述的一种。尽管其中有夸饰的成分、缛艳的藻彩，但子书在目录学上始终是属于思想家和学者著作的。子书是一种包罗哲学、政治、伦理、经济、文艺各方面思想的个人著述。国学小说的很多特点都可以由子书的性质寻根溯源，其学术性尤其如此。 （一）博学思想的反映 传统学术之精髓在于士君子之通识与博物。孔子《论语·阳货》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说法，后人称为多识之学，又说博物不惑。多识是为了博物，博物是为了达到通识——广博的知识结构。国学小说多以资考据、补史阙为目的，琐事轶闻往往而在，涉及的是典章制度、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乃至技艺、器物等方面的知识。国学短札式的体例和较为随意的结构，为广博地收集、庋存各类零散的知识、见闻，提供了收存空间，成为传统著述不可或缺的一种。国学小说又称为“杂家小说”，其名称也多以“杂”明示其为“琐碎之观”的内容。如《西京杂记》、《明皇杂录》、《松窗杂录》、《酉阳杂俎》、《云仙杂记》、《青箱杂记》、《五杂俎》等，其广见闻、资考证的价值，一直受到肯定。大体来说，国学小说的学术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然科学方面，如地理和博物。博物多识是小说的重要功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山海经》被《四库全书》视为“小说之最古者”，其中包含很多地理物产知识，历代史书中都将之推为地理书之冠。其书主于纪道里，说山川，其中有大量历史、地理、物产、医药等自然科学的文献，虽然限于当时的认知水平，“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21]（P1871）。《博物志》的作者张华对图纬方技之书，莫不详览。《博物志》仿《山海经》、《尔雅》等书之通识博览，“内容包罗很杂，有山川地理的知识，有历史人物的传说，有奇异的草木虫鱼以及飞禽走兽的描述，也有怪诞不经的神仙方技故事的记录，其中还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的材料”[22]（P2）。《酉阳杂俎》的《物异》记载了石油、鱼化石等自然现象：“石漆，高奴县石脂水，水腻浮水上如漆，采以膏车及燃灯，极明”；“鱼石，衡阳湘乡县有石鱼山，山石色黑，理若生雌黄，开发一重，辄有鱼形，鳞鳍首尾有若画，长数寸，烧之作鱼腥”[23]（P94－95）。南宋周登在《酉阳杂俎序言》中说道，“右《酉阳杂俎》二十卷……其书类多仙佛诡怪、幽经秘录之所出，至于推析物理、《器奇》、《艺绝》、《广动植》等篇，则有前哲之所未及知者”[24]（P291），就强调了是书在器物与自然科学方面“推析物理”的求知欲。 第二，人文学术方面，包括历史、文学、考据等。每部书各有侧重，有时颇有专书难奏之功，其学术性一直是受到人们肯定的。 王定保的《唐摭言》是世传唯一一部记录唐代科举制度的专书，从宏观的科举制度、人情掌故，到活跃其间的士人言行、心态，其广泛和详尽是正史所不及的。如王士祯《唐摭言跋》所言：“唐重科目，举措分殊，有国史未具析者，藉王氏《摭言》小大毕识，后代得闻其遗制”[25]（P232）。陆容《菽园杂记》的内容比较典型地代表了唐宋“说部”的体例。一方面是“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26]（P1869）。如“卷五”述洪武、永乐、成化三朝京营的设置大略，“卷九”记载成化以前巡抚总督的增设、名目和职守，可补正史官职志之缺；记录明代风俗经济和手工业，如开矿、造纸的工艺等。另外又有叙掌故、谈学术的考辨和议论，见识和观点都很有个人见地。故宰相王鏊称“本朝纪事之书，当以陆文量为第一”，即指这部《菽园杂记》。王士祯“有事于南海，道间所经都邑、地理、山川、人物，与夫荒墟伏莽之遗迹，鸟兽草木，非常可喜之奇怪，搜讨捃摭，荟萃风别，为《皇华纪闻》四卷”[27]（P2）。这类旅行的纪闻在小说家类中为数不少，如王士祯的《陇蜀余闻》、元人熊太古的《冀越集记》、清人郑与侨的《客途偶记》等。作者在匆匆行旅之中，对山川风物、经济地理、人文典故处处记录考证，笔之于书，此正是浓厚学术兴趣和人文情怀的体现。 很多学术名著在内容及写法上和国学小说并无区别。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等都是学术札记形式的著述，其书中考证文字也多引小说为据。《十驾斋养新录》就引了《野客丛书》、《梦粱录》、《挥麈录》、《癸辛杂识》、《辍耕录》、《池北偶谈》等书，考据讨论，是乃视之为同调者。赵翼就将他的史学名著《陔余丛考》比作《虞初志》一类的小说。《瓯北集》卷二十七《即事》中有“业就敢期传不朽，或同小说比虞初”。这一句后面，他自注“方辑《陔余丛考》”。 关于国学小说的学术性，李光廷的总结比较客观。他在为方濬师的《蕉轩随录续录》作序时，主张把“说部”分为两类：“穿穴罅漏、爬梳纤悉，大足以抉经义传疏之奥，小亦以穷名物象数之源，是曰考订家，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之类是也；朝章国典，遗闻琐事，巨不遗而细不弃，上以资掌故而下以广见闻，是曰小说家，如《唐国史补》、《北梦琐言》之类是也。” （二）实录的态度 作者们自觉地搜集和叙述人事，希图以此在历史事件中引入个人视角和立场，以著述存史留名。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收小说中，以史、见闻、记、录、志、传、载等命名者，就是强调材料来源的真实性以及写作的实录精神。其中以“记”命名者，如《西京杂记》、《搜神记》、《太平广记》、《云仙杂记》、《板桥杂记》等有60部；以“录”为名者，如《明皇杂录》、《因话录》、《松窗杂录》、《贾氏谈录》等有67部；以“志”为名者，如《嘉佑杂志》、《龙川略志》、《钱氏私志》等有23种。②这些都说明了小说作者对记闻载录性质的突出和强调。 欧阳修晚年撰《归田录》，称“幸蒙人主之知，备位朝廷，与闻国论者，盖八年于兹矣”，惊涛骇浪、毁誉怨谤丛于一身，不吐不快。其自序称：“《归田录》者，朝廷之遗事，史官之所不记，与夫士大夫笑谈之余而可录者，录之以备闲居之览也。”[28]（P8）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说，这部政治回忆录尚未完成，宋神宗就向作者索要，因书中所载时事及所经历见闻太过敏感，欧阳修不敢拿出来，只好写成现在这样相对温和的版本。苏辙在《龙川别志自序》言其著述的缘起，是为了将欧阳修、张安道、刘攽等一代才俊的言谈传诸后世。刘攽曾对苏辙感叹：“予一二人死，前言往行湮灭不载矣。君苟能记之，尚有传也。”这种从亲承謦欬者的个人角度传微观历史的愿望成为很多作者的创作动机。参廖子为高彦休《唐阙史》作序称：“其间近屏帏者、涉疑诞者，又删去之”，以期有补于正史。郑綮在《开天传信记序》中称“簿领之暇，搜求遗逸，传于必信，名曰《开天传信记》”[29]（P75）。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序》言：“伯温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张齐贤作《洛阳缙绅旧闻记》也是“追思曩昔缙绅所说及余亲所见闻，得二十余事，因编次之”。范缜“追忆馆阁中及在侍从时交游语言，与夫里俗传说，因纂集之，目为《东斋记事》”。刘祁作《归潜志》，乃是“念昔所与交游，皆一代伟人，人虽物故，其言论、谈笑，想之犹在目。且其所闻所见可以劝戒规鉴者，不可使湮没无传，因暇日记忆，随得随书，题曰《归潜志》”[30]（P1）。明人孙道义撰《东园客谈》，记录从朋友那里听到的近代见闻和名人轶事，为示实录，于每条下各标友人的名字，不避繁琐，达17人之多。 总之，在古人看来，经史之外的诸子，也是羽翼世教的著述，实录的原则是使国学小说具有学术价值的文体基因，即使有时它们只有很微弱的显现。如杨维桢所说，“说铃”（小说）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它们“善著古今存亡之征。”在他看来：“《夷坚》、《侯鲭》、《杂俎》、《丛话》、《桯史》、《墨客》、《夜话》、《野语》等书，虽精粗泛约之不同，亦可备稽古之万一。”[31]（P8）可见，以实录为原则是国学小说具备学术性的一个潜在条件，同时也是古代学人对国学小说的普遍认知。 四、国学小说的价值和意义 在粗率、简单的宏观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重新认识国学小说的价值和意义显得尤为重要。今人鄙视古人缕细节的著述方式，认为那些“论榱栋则尺寸皆书，记草木则根株必数”的详审与微观，让人“瞀乱而难纪”[32]（P195）。故粗陈梗概式的宏大叙事，贯通的线索，纯粹的体例被视为理所当然。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对传统学术的思维方式认识不足。传统学术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重视整体概念和普遍的联系。像国学小说，在大的类属之下，不论条目价值大小、宏观微观都平行地排列在一起，难有轩轾之分，更不善于逻辑严密地进行分析。从积极的方面讲，这种著述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事实与细节、不同的价值观和认识视角。国学小说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有以下三点： （一）为新史学提供有效史料 研究者认为，中国史学从司马光之后少有进步，主要是后世的史家不再像司马迁“传信存疑，以别史料”；不再像司马光“遍阅旧史，旁采小说，能够利用无限的史料，考定旧记”[33]（P225－256）。国学小说的繁荣主要是因为官修史传的体制难以有效地吸纳大量细节性史料的缘故。如葛洪著《西京杂记》、殷芸撰《小说》都是因为这些史料不足以入史或宏大历史无法安插这些琐细之事的结果。③因此，当新史学、新文化史兴起之时，国学小说的价值就得以凸显。 在古代史学家眼里，国学小说提供的多是下等的史材，是远不及“竹帛正言”的“刍荛鄙说”。然而优秀的史家却往往青睐这些下等之史材。司马迁《史记》“独得会通之义”，在于他能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传述扶义俶傥之人的写法。谓“乱道”，主要指取材的广泛与眼光的独特。唐宋以还，官修史书取材僵化、视角单一的问题多为人诟病。传统史书以纪传和编年两种体裁为限，“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34]（P144），日益强化的官方色彩与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使修撰者日趋保守，不论是内容还是态度上，都僵化凝固，不同的史实和人物，面目趋于一致。古代史学家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和批判。明人说：“司马迁敢乱道却好，班固不敢乱道却不好。不乱道又好是《左传》，乱道又不好是《唐书》”[35]（P1227）。 唐修《晋书》“采正典与杂说数十余部”，刘知几抨击说：“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之徒，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其事非圣，扬雄所不观；其言乱神，宣尼所不语。”[36]（P85）当史学家将这些前人视为“粪除”、“秕糠”的小说采入史书时，却让名人之性格风度，无不栩栩欲活，使那些严肃的“竹帛正言”平添一种动人面目。野史、小说、家言，不为僵化的视角所限，保留多样性的史料，对我们重新认识历史至关重要。当代历史的写作，日益以具有历史现场感的史著，如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谢和耐《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等为撰史方向。谢和耐的著作引用了大量的杂史和国学小说，如《夷坚志》、《鸡肋编》、《南部新书》、《萍洲可谈》、《都城纪胜》、《梦粱录》、《后山丛谈》、《东京梦华录》等等。这些古代日常生活和普通人感受的记录，被旧史家看做“著史之余”的下等史材，对新史学来说，离开这些地方史志、小说家言就无从构建古代社会较真实的场景。 （二）为文学创作提供资源与摹本 文学性质的文言小说和国学小说有着外延的交叉和性质的重叠，这是前文讲过的，白话小说取材《搜神记》、《太平广记》等国学小说者不可胜计，国学小说一直是文学性叙事发展的摇篮和府库。对当代作家来说，国学小说依然提供着精神资源和写作典范。当代作家如汪曾祺、李庆西等的新笔记小说，不仅是体裁上借鉴了国学小说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借助国学小说“小”与“杂”的特质，脱卸宏大叙事对文学的拘束，释放个人性情等方面的作用。作家重新运用“笔记小说”这类传统题材，来写普通人的饮食起居、日常交往，此类为“正规”小说掉头不顾的东西，恰恰蕴藏着本民族历世长存的既普遍又恒久的心态世相。 （三）体现传统学术的人文情怀 清人章学诚认为“稗野说部”是“徵材之所余”，“犹经之别解，史之外传，子之外篇也。”[37]（P576）国学小说既具子书性质，又是“识小之学”——从微观具体、价值不大的地方用功的一门学问。其中颇可窥见士大夫朴实本真的著述动机与情怀。略举两端而言：一是对文化风物的兴趣与热爱。如前文所言，文人每历山川风物、时代沿革，乃至日用细物、戏笑不急之事都认真地记录保存下来，那种郑重和珍视之情是士人的精神面目和内心情趣的流露。这种生命态度在与今人的比较中显得弥足珍贵。比如我们喜欢汪曾祺、喜欢王世襄，说他们身上有士大夫气，其实就是那种在小说作者身上普遍流露的悠闲从容的人格，郑重地对待文化的细节和各类“细小事实”的人生态度。我们看小说家仔细地考证述说着一个个细微的物品、不足道的习俗或者消失的人事，在轻松愉悦之外是受到他们生命情怀的感动。先贤冲远温厚的风度和心境是附着在国学小说上的一笔精神财富。二是用世意识和对历史价值的信仰。古之士大夫有强烈的入世意识，自我价值必须从社会价值中得到肯定。著作小说乃是门槛较低的立言，是为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声音和印痕。著小说既为存史实也为明是非，乃至自我辩护，如司马光《涑水记闻》、欧阳修《归田录》等等。尤可志者，苏辙晚年“杜门闭目，追维平昔”，作《龙川略志》记录当日朝政得失、是非彼我之情势。这位苏轼笔下温和亲爱的“子由”，在暮年孤独的谪居岁月中，回视身历的毁谤磋磨，那种激愤艾怨的心绪犹然耿耿在怀。历史的公正是他最后的信仰，这部小说是他留下的诉状。 小说作者的历史信仰，还在于他们自觉地为没有“历史的小人物”留影。如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既有杨琏真伽毁宋陵寝的始末以及事件的几个版本，又有事件中庶民人物——如唐珏、袁俊斋等的个人抉择与命运。这种关注普通人作为和命运的记述方式，是一个传统士君子的价值判断和道德立场。明辨是非，又在琐细之中留下人性的温度。 参考文献： [1][2]王齐洲：《学术之小说与文体之小说》，载《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3]周远斌：《属“小说”类，但非小说——关于〈世说新语〉的一桩公案》，载《蒲松龄研究》，2007（1）。 [4]刘廷玑：《在园杂志》，北京，中华书局，2005。 [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6][13][17][21][26]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北京，中华书局，1997。 [7]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8]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9]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10]刘向编著：《新序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殷芸：《殷芸小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32][34][36]刘知几：《史通》，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14]程憬：《中国古代神话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5]傅斯年：《傅斯年遗作选刊之一——中西史学观点之变迁》，载《中国文化》，1995（2）。 [16]朱寿康：《浇愁集叙》，载邹弢：《浇愁集》，合肥，黄山书社，2009。 [1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三联书店，1997。 [19]潘耒：《日知录序》，载黄汝成：《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 [20]顾颉刚：《顾颉刚书话》，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22]范宁：《博物志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23][24]段成式：《酉阳杂俎》，北京，中华书局，1981。 [25]王定保：《唐摭言》，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 [27]韩序：《皇华纪闻》，清·康熙精写刻本。 [28]欧阳修：《归田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9]郑綮：《开天传信记序》，载王仁裕等撰：《开元天宝遗事（外七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0]刘祁：《归潜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 [31]杨维桢：《山居新语序》，载杨瑀：《山居新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3]傅斯年：《傅斯年全集》，第4册，台北，台北联经事业出版公司，1980。 [35]王圻：《稗史汇编》，北京，北京出版社，1993。 [37]章学诚：《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5。 注释： ①如孙光宪《北梦琐言》：“近代朱崖李太尉、张读侍郎小说”等语，称李德裕《次柳氏旧闻》、张读《宣室志》为小说。类似例子不胜枚举，却罕见今人所谓笔记小说、史料随笔之名。 ②其中杜光庭的《录异记》、祝允明的《志怪录》是重复计算的。 ③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认为，殷芸小说是“此殆是梁武作通史时，凡不经之说为通史所不取者，皆令殷芸别集为小说，是小说因通史而作，犹通史之外乘”。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