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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琦与《红楼梦图咏》 改琦（1773-1828），字伯韫，号香白，又号七芗、玉壶山人、玉壶外史、玉壶仙叟等。宗法华喦，喜用兰叶描，仕女衣纹细秀，树石背景简逸，造型纤细，敷色清雅，创立了仕女画新的体格，时人称为“改派”。改琦为回族，先世本西域人，于元朝时入居中原，世居宛平（今属北京），祖父改光宗一度任松江（今属上海）参将，遂入籍于此。明清以来，松江地区文人荟萃，书画鼎盛，改琦从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青少年时就在艺术上取得一定成就。稍长，结交地方名人，如王芑孙、李廷敬、李筠嘉等，诗、书、画上得到指点，开阔了眼界，名声渐著，慕名索画者接踵而至，作品不但在江浙一带备受推崇，而且还得到京师的王公贵族、官僚文人的赞许。外游期间，与所到之处的文人、画家均有书画应酬、诗词赠答，并游山玩水，领略江湖名胜，使其视野、胸襟得到了开拓和丰富，对其艺术创作有一定的影响。 改琦在当时的受欢迎，很大程度上也是因其仕女画迎合了当时的大众口味。不过，虽然是面向市场的画卷，改琦对于艺术的态度确实非常认真和严肃的。改琦有文学修养，多才艺，既能吟咏倚声，又擅为文；喜欢古玩，精于鉴赏。吟咏结集有《玉壶山房词》。乾隆五十七年（1792）以后，即改琦二十岁后的数年间，在诗、书、画等方面颇受益于当时在上海任“苏松太兵备道”的李味庄。李味庄名廷敬，号宁圃，居官上海时号称“风雅主盟”。李味庄当时备兵于沪上，在上海西城有李氏廨舍“平远山房”，宾朋满座，援琴雅歌，客中皆一时名流，为时人所瞩目。青年改琦在当时就有积极融入上流文人圈的意识，毕竟在当时像改琦这样出生于没落贵族之家的后代，要想立足于上流社会而衣食无忧，仅有才华是不够的，而且改琦的才华很多也并非天份，更多的是后天的努力。他努力的方向是对的，正是在他出入这些海上名流的诗画琴樽集会之间，并得到了李味庄的赏识。蒋宝龄撰《墨林今话》卷十一“玉壶山人”有记载：“李廷敬备兵沪上……琦甫弱冠，受知最深，既而声誉日起。”可见，得到李味庄的知遇可以说是改琦人生的转折点。比如后来他通过李味庄认识了李筠嘉，也就是《红楼梦图咏》的发起者和赞助者。嘉庆以来三十年间，李筠嘉一直与改琦过从甚密。改琦每来上海就下榻于吾园之内，受到特殊款待。《红楼梦图咏》五十幅，最初即归李筠嘉收藏。后来淮浦居士在付梓印版的《红楼梦图咏》序里就说道：“光禄珍秘奇甚，每图倩名流题咏。”有意思的是，所有史料皆说，改琦与李筠嘉二人是在同一年也即1828年“相继归道山”。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了。 那么，李味庄和李筠嘉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是至交，两人志趣相投，于1803年在吾园共同创办书画会，即“吾园书画会”。参加该会的有：方楷、李学璜、改琦、林镐、洪亮吉、陈复堂、龚自珍及钱杜等，共133人。据李筠嘉编的《春雪集》记载，这许多书画家在集会时为“吾园”留下的纪念作品，包括绘画、诗词等，共250余件。“吾园书画社”前后二十余年不衰。 今天的仕女画家盛名，掩盖了改琦除了仕女画之外、亦工山水花鸟的造诣。改琦的《红楼梦图咏》虽然是为赞助人而作，为大众审美而作，但前提是他本人也是《红楼梦》小说的热情读者。比如，他在刻画薛宝钗时融入了自己的想法。都说薛宝钗聪明乖巧成众人宠儿，而林黛玉怨天尤人不谙世故，是两种极端的反差。然而，薛宝钗的这种聪明乖巧真的值得赞扬吗？改琦给薛宝钗设置了“宝钗扑蝶”的造型，但这里的“执扇”很可能是“秋风纨扇”的隐喻，也即“常恐秋节至，凉飚夺炎热”的寓意——纵使审时度势、聪明伶俐如宝钗，命运亦不过是封建礼教的牺牲品，红颜薄命也。其实，改琦的人文主义情怀在这本人物册中有多处体现，如葬花的黛玉、坐禅的妙玉、手握定情剑的尤三姐，即使对于贵为宫中娘娘的元春，改琦没有刻画她风光的正面，而是描绘了一个孤独的背影，一派“思亲泪染杜鹃红”的意境。改琦善于运用景物烘托的特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并非一般的小情小调的怜香惜玉情怀。 此外，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改琦身处那样的一个中国封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品经济介入的时代，其作品本身就带有较强的商品属性。汉唐气象、大明辉煌，到了清朝，尤其是清末，就是一种小家碧玉的精致。郑振铎现在在《中国木刻画史略》如此形容徽派木刻画，笔者认为也可以用来形容清末的艺术风格和审美取向：“还有人说，他们所表现的正是明帝国默契的‘世纪末’的真正生活，气魄小，但十分追逐于小中见大的雅致细巧。他们爱的是小园林，是假山，是小盆景，是甜香沉郁的烟气袅袅。这些话，都是对的。” 因此可以说，改琦的那些仕女画，更多的不是为了美术审美而存在，而是为了赞助人而存在，所以如果仅仅以美学的标准去评价是片面的。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是不太可能挣脱时代的束缚，正是时代造就艺术。毕竟，惊世天才是极少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