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邦媛的《巨流河》，充满了惆怅、乡愁与理想。  《巨流河》 齐邦媛 著 三联书店2010年10月  这是齐邦媛父亲齐世英的口述自传，是了解齐家历史的重要读本。 《巨流河》是去年港台地区口碑最好的一本书，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评道：“《巨流河》是一本惆怅之书。”在作者齐邦媛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个人史、家族史，更有两代人的家国情怀。 ■ 书评 命运、乡愁与理想 这不是一本小说，却像小说般精彩;这不是一部史书，却像史书般真实。 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先生今年已是86岁高龄，一直致力于文学评论与翻译工作，是将台湾文学推介至西方世界的重要学者。毕生治学，晚年却忽而提笔为文，81岁那年齐邦媛开始撰写回忆录，花费四年之功捧出25万字，是为《巨流河》。2009年此书在台湾出版，旋即引发轰动。论者多将齐邦媛与龙应台并列，认为在从抗日战争到1949再到当下的个人史、家族史叙述中，两位作家都写出了杰作，也为读者的思考提供了别样的视角。现在，《巨流河》简体字版已经推出，我们终于得以走近品味，两代中国人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乡愁。 《巨流河》有两条人物主线，即齐邦媛自己的成长历程，和父亲齐世英在政界打拼、救亡图存的奋斗之路。作品从父辈写起，齐世英(1899-1987)是军阀混战时期，东北地区公派出国的早期留学生，回国后他参加了奉军郭松龄部反对张作霖的起义，兵败之后流亡，辗转到南京国民政府任职。齐世英早年很受蒋介石重用，是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领导人。不过齐与蒋的分歧日渐增大，到台湾后，齐世英被开除党籍。本书对这些都有提及，但主要描述的则是女儿眼中，父亲热心教育事业的另一面。齐世英创办了东北中山中学，带着上千名流亡学生从北平到南京，再一路向大西南撤退。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作者目睹了太多生离死别，也看到了父亲忧国忧民、力撑危局的品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对张学良的评价颇低，认为当年若是张齐二人能够实现合作，东北抗战或许将有另一番格局。 在跟随父亲躲避战火的年月里，齐邦媛也完成了南开中学和武汉大学的学业，她写到自己所受许多名师的教益，如朱光潜、吴宓等人，及至齐邦媛到台湾大学任教后，又与钱穆常有往来。这些学者在动荡时代的细节故事，读来颇多趣味。而《巨流河》最令人动容的叙述，当属作者与空军飞行员张大飞的交往和相互牵挂。生逢乱世，儿女情长总要背负许多责任，这或许是今天年轻人难有的体验。 按照时间和文本内容来划分，《巨流河》又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上述故事主要集中在前半部，至1949年止，跌宕起伏，正如曲折奔腾的巨流河。而后半部则是作者和家人到台湾之后的平静生活，齐邦媛在多所大学任教，见证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文学的兴起发展。这部分内容相对专业，叙述平缓严谨，犹如波澜不惊的哑口海。能从家国情仇的大时代，自然过渡到书香袅袅的象牙塔，《巨流河》呈现了难得的融合气质。这样的写作方式，自钱锺书《围城》以来，确不多见。 齐邦媛先生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曾说：“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要渲染，不要抒怀，尽量让历史和事实说话。”《巨流河》也因此从原稿的三十余万字压缩至二十五万字，成为一部“用简单句、肯定句完成的作品”(台大教授陈芳明语)。更耐人寻味的是，当记者问及倘若此书改编成电影如何，齐邦媛答道：“我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电影的诞生，商业化不是我的目的，我只怕任何具体化的表现，会亵渎了难以言说的、生死投入理想的纯真!” 身世 我的家在松花江上 巨流河是清代称呼辽河的名字，1924年元宵节，我生在辽宁铁岭。那个年代初生婴儿的夭折率很高，我先天体弱，快满周岁时有一回高烧不退，眼看要断气了。祖母差家里的长工连夜到十里外的镇上，找到一位医生将我救活。母亲对医生说：“孩子爸爸在德国念书，还没有给她取名字。”于是这位医生为我取名“邦媛”。 铁岭齐家算是中等大户，祖父齐鹏大在奉军里做到旅长，对张作霖忠心耿耿。父亲齐世英却是个读书人，十八岁考取官费到日本留学，二十二岁又到柏林。母亲裴毓贞和父亲同龄，十九岁嫁到齐家后，便一直恪守妇道，伺候公婆，抚育儿女，十年不出家门。 父亲二十六岁归国，在沈阳遇到祖父的好友郭松龄将军，相谈投缘。两人都厌倦了军阀混战，对张作霖治下的东北局势也深感忧虑。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请张作霖停战下野，张不予回复，郭便率军攻打，父亲也参加了郭松龄的“叛军”。郭军一路夺下葫芦岛和锦州，直逼沈阳。那年冬天的巨流河畔，两军对峙三日，郭松龄终于兵败。他不愿骑快马独自逃生，被奉军部队追上，就地枪决。 当时父亲逃到新民市的日本领事馆躲避追杀，终于在半年后寻机逃出东北，辗转经朝鲜、日本逃到上海，1926年加入国民党。蒋介石接见他时说：“你不像东北人。” 父亲在南京安顿下来后，母亲终于跨出家门，带着我和哥哥前去投奔父亲。幼小的我就在那时告别了巨流河。记得马车出了村口，路旁见一排排秃山，怪石嶙峋。我问母亲：“这叫什么山?”母亲正在前途未卜的惶恐中，随口答道：“鬼哭狼嚎山。” 我们出山海关到北平，转津浦铁路，火车走了三天两夜，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我看到英俊而陌生的父亲站在月台上，等着迎接他聚少离多的妻儿。 我在南京入读鼓楼小学，那是1937年之前的“黄金十年”，城里给我的印象是处处充满希望，我们小学生还去街上贴标语：“不许吐痰”、“振作图强”。父亲在中央政府任职，有一次我上学路上，不小心踩到泥泞里，棉鞋陷住。这时一辆汽车开过来停下，里面坐着我的父亲。他叫司机出来把我的鞋拔出来，然后他们就开车走了。晚上回家，父亲教育我，小孩子不可以坐公务车上学，一则须知公私分明，再则不可以炫耀。 “九一八”事变后，父亲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保存青年力量。他负责黄埔军校招收东北学生的工作，还说服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于1934年在北平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招收了约两千名流亡学生。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也是父亲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1936年华北吃紧，中山中学迁来南京，在南京郊外的板桥镇，父亲带领学生们自己动手修建围墙和校门。进校门前，可以远远看到泥砖墙上巨大的八个字：“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中山中学的学生都是没家的孩子，母亲就经常招呼他们来我家吃饭。那年除夕，哥哥带着一位姓张的学生回家———这位少年的父亲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初是沈阳警察局局长，因放走了不少地下抗日同志，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在我家温暖的火炉前，他忍着泪水诉说家破人亡的故事，我记住了他的名字“张大非”。 从此，张大非就经常来我家。有一天午后，我跟着他们七八个同学去爬山，下山的时候突然起风，我走得慢，渐渐落在后面，在半山腰抱着一块石头，进退两难。在寒风与恐惧中，我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 他牵住我下山。到了隘口，张大非用棉大衣裹住我，说：“别哭。” 我永远记得他眼中的温情。 南开 一九四三春风远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父亲安排中山中学师生分两批撤离南京，我家随第二批一起，沿长江上溯到汉口。这时母亲刚生下我的小妹星媛，不幸得了血崩之症，生命垂危。十八个月大的妹妹静媛也得了急性肠炎，在一天早上离开了我们。我看着她小小的身体被包在一床白色的毯子里抱出去，泪如雨下。 张大非从病房大门进来，我对他说：“妹妹死了，我妈也要死了。” 他走进病房，在床前跪下，俯首祈祷。然后对我说：“我已经报名军校，改名张大飞。临走来看看你们。”说完他给我一个小包，转身走了。 我打开小包，里面是一本皮面烫金的《圣经》，扉页上写着：“邦媛妹妹，愿永生的上帝，永远地爱你，永远地与你同在。阿门!” 也许是上帝真的显灵，母亲活了下来。我们从汉口到长沙，一路上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父母把我送到长沙的周南女中念一年级。哥哥则收到了张大飞写来的信，信上写：“我已经十九岁了，日本人把我们逼成这样，我也没有心情念书，就考进了空军官校，可以真正报效国家。”张大飞还问我有没有看《圣经》，我回信告诉他，赠我的《圣经》放在腰袋里，逃警报都带着，只是不懂为什么耶稣说人打你的左脸，你连右脸也让他打?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广州，我们继续逃亡到桂林。那时候只要天晴，就有日机轰炸，警报一响我们就往郊外跑。在等待解除警报时，我记得有位学姐总爱细声唱：“我每天都到浣纱溪，痴痴地计算，你的归期……”当时我已是少女年纪，却觉得在那样的天空下，听这么“颓靡”的歌很不舒服。 局势更加动荡，我家随着学校逃亡了小半个中国，终于入川，到了战时陪都重庆。父亲送我进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校长是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南开中学在抗战八年里教育了数万青年，在我的记忆里，张校长就是校歌所唱“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化身。 我在南开度过了六年，期间一直和张大飞保持通信往来。他每周用浅蓝色航空信纸写信来，说我们是他唯一可报平安的家人。我上初中时，他已开始驾驱逐机升空作战，在火网中出生入死。而我，只有中学女生那一片小小天地。我常抄些国文课本里感时忧国的文章如《李陵答苏武书》寄给他，他回信则写了更多《圣经》里的话。1942年他被选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与美国空军并肩作战。有位随军牧师告诉他，保卫家乡是正义之战，减少民间无辜的伤亡是军人天职。牧师的话给了他精神指引，使他能在杀伐与救赎间求取心灵的平安。 1943年我临近高中毕业，老师指定我写一首级歌。我写道：“梅林朝曦，西池暮霭……而今一九四三春风远，别母校何日重归来……”那是一个高中女生倾心读了两年古典诗词后，所能作出的幼稚多情的歌。 四月的一天黄昏，我们正在准备晚餐，有个女孩跑来说，有人在操场上等我。我出去，就看到张大飞走过来，穿着一件很大的军雨衣。他已经是中尉了，制服领上是飞鹰，走路真有精神，是战争年代所有少女憧憬的那种英雄。他走了一半突然站住，说：“邦媛，你怎么长这么大，这么好看了呢。”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赞美我。以前我骨瘦如柴，弱不禁风。 张大飞说，部队调防在重庆换机，七点半要赶回机场，他只想来看我一眼。 这时骤雨落下，他拉着我跑到屋檐下，把我拢进他的大雨衣里。隔着军装，我听见他心跳如鼓。 只是片刻，他松开我，说：“我必须走了。” 我看着他在雨中跑步到门口，上车疾驰而去。这年夏天我也告别了一生最美好的生活，溯长江远赴川西，到乐山就读国立武汉大学。一九四三春风远，今生我未能再见张大飞一面。 武大 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往乐山去的时候，正是八月秋汛，江水暴涨，我在船上流下了思家之泪。我自幼是个弱者，处处需人保护，如今独自离家去念大学，后悔已迟。有个女同学到我身旁说：“像你这个哭法，难怪长江水要涨。” 武汉大学的教务长是朱光潜先生，有一天他突然召见我，说：“你联考分发到哲学系，但是你英文很好，考全校第一名，为什么不转外文系呢?你多想想，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 我受宠若惊。朱光潜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我听他的话转了系，从此可以聆听朱先生美妙的“英诗”课。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塾一样，无人能逃。他给我们讲济慈的《夜莺颂》，说诗人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Here, 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 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 1945年2月的一天早上，我们几个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转入文庙广场，迎面看到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写的布告，墨迹似乎还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千八百架轰炸东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相惶恐，入宫谢罪。 我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石柱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遮天蔽日的景象。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也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了。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高髻、穿着大朵大朵花和服的女人呢? 然而中国的战事依然诡谲，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星拱校长对我们训话：“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六月初，又是一个春天过完的时候，我收到哥哥齐振一的信。他告诉我，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于是哥哥收到了航空队寄来的通知，还有一个很大的包裹，用美军的帆布袋装着，里面是我从1938年到1944年写给张大飞的一百多封信。 张大飞上阵前给哥哥留下的最后一封信里写道——— 振一：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由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由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的狂欢之夜，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我跟着哥哥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走到南开中学校门口，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拥挤的人群。我一个人穿过校园，走上无人的小径，放声痛哭。 这年11月，张大飞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我在乐山受洗，成为基督徒。 流离 从巨流河到哑口海  颠沛流离的年代，拍张全家福极为难得，这是唯一的珍贵纪念。前排左起：母亲裴毓贞、父亲齐世英、小妹星媛。后排左起：大妹齐宁媛、哥哥振一、齐邦媛(本书作者)。 1946年，我们是第一批回到武汉大学校园的学生。在四川的时候，总听老师们说武大宫殿式的建筑多么宏丽，东湖多么浩瀚，但当我初次踏上珞珈山时，却只见满目荒凉。 那时朱光潜先生已在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他临行聘请吴宓教授来武大做我们的系主任。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而来到武汉，大约就是与朱先生的私谊。我已读到大四，吴先生建议我以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作论文，我研究了一阵，觉得雪莱那种恋爱观和我的“钟情派”不同。不久，吴先生召我去，把我拟的大纲几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他告诉我，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两个人的事。 大学毕业，前途茫茫。父亲在我这年纪一心要救的中国，如今处在更大的战乱之中。六月下旬，我从汉口搭船回上海。那艘船上沿着栏杆，用粗麻绳连环绑着近百名年轻男子，都是要去支援北方“剿共战争”的新兵。当晚我倦极睡去，朦胧中听舱外人声喊：“有人跳水了!”长江正在涨水期，滚滚浊流哪有生路?军官用大电筒往水里照，有个兵开始哭泣，引起更多哭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喊：“再有人哭就开枪!”哭声戛然而止。 “一将功成万骨枯”，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 1947年9月，父亲的朋友马廷英叔叔到我家，说此来是为台湾大学找教员。我正没事做，就想去见识新的天地。10月，我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他怎知我此去再回，已是四十多年后的事。 我在台大当上了外文系的助教，继而结婚生子。1949年父母也都来到台湾，1954年，父亲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蒋介石大怒，开除了父亲的党籍。以这种方式离开国民党，对父亲来说是一种解脱。他28岁以志趣相投入党，终生称委员长为蒋先生，一生黄金岁月投入报国，老来一身轻闲。1983年的一天早上，84岁的母亲去阳台浇了花，回房吩咐女佣给父亲做饭。父亲当时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清晰地听到母亲说：“主啊!你叫我去，我就去了。”再来看时，母亲已经坐着去世了。 我和妹妹在淡水海边找到了一块山坡地，面朝东北，海水流向渤海湾就是大连，是回家的路。母亲火化后埋骨于此，四年后，父亲也葬在这里。 台湾岛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小小一泓海湾，名为哑口海，海湾湛蓝，静美。太平洋的风浪到此归于寂静，音灭声消。从巨流河到哑口海，埋藏了两代人的悲伤往事。 尾声 少年子弟江湖老 1987年11月两岸开放探亲，1993年5月，我终于登上了回家的航班。飞机到上海，再到北京，我转乘火车去辽宁铁岭，一路经过葫芦岛、锦州、新民……1925年冬天，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这片土地。车过巨流河铁桥时，我又在怀想，倘若当年郭军胜了，东北又当是怎样的格局? 堂弟振烈带我到铁岭老家，我问村人：“鬼哭狼嚎山在哪?”所有人都说，从没这个山名。我才明白，幼年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 在大陆，真正认识我的，只有一起走过青春岁月的同窗们。1999年我再次回大陆，就是去参加南开同学的聚会。当年同班的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是老太太，互相不认得了。我们喊着彼此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一九四三春风远”。我也得知了当年武大老师们后来的遭遇。“文革”期间，朱光潜老师被打入牛棚，1970年遣回北大继续劳动改造，每天扫地和冲洗厕所。而曾向我讲“爱如一炬之火”的吴宓老师，遭到批斗羞辱，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频频呼喊：“给我水喝，我是吴宓教授!我要吃饭，我是吴宓教授!”他之所以受到这样的迫害，是因为他竟敢在“批孔”会上说：“孔子有些话还是对的。” 参加完北京的同学聚会，我又到南京。在紫金山里的航空烈士公墓，我看到了一排排黑色大理石碑，刻的是三千多位中国空军烈士的名字。我一个人静静地寻找，终于看到了这样简单的两行字： 张大飞 上尉 辽宁营口人 一九一八年生 一九四五年殉职 1999年的这一天，五月的阳光照着七十五岁的我，无限温馨。 摘编自《巨流河》一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