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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只有采用新理性的方法才能实现综合创新 现在有一个理论界比较认同一个口号便是“综合创新”。比如陆贵山说“我主张宏观、辩证、综合、创新的学术思路，是多年来潜心思考的结果。”[7]其实，这不光是陆老师一个人的看法，而是理论界共同的心声。 但是如何实现综合创新，特别是用什么方法实现综合创新，却是一大的难题。因为这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够超越现有各种理论的矛盾，在学理通达的意义上将各种理论的合理因素，综合成一个新的有机的系统和理论整体。在这里，综合不是罗列、不是拼接、不是折中式的组合，而是一种学理通达的整合式创新。要实现这种综合创新，首先必须在元理论和哲学层面上解决下述矛盾： 一是辩证唯物主义一元论和后现代主义的破碎的、无序的多元论的矛盾； 二是传统认识论的真理观与不可知论、极端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矛盾； 三是西方18—19世纪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如心理分析等学派的矛盾； 四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哲学、文论与语言学转向后的语言哲学、语言本体论文论的矛盾； 五是西方传统的本质主义文论与20世纪非本质主义文论的矛盾； 六是辩证思维与线性思维、网状思维和系统思维的矛盾； 七是罗格斯中心主义的单因论、机械构成论与20世纪的多因论、有机层次论的矛盾； 八是非此即彼论与亦此亦彼论的矛盾； 九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美学和20世纪生命哲学美学、体验美学、感性美学的矛盾； 十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内部的一元论、二元论、三元论、多元论之间的矛盾。 以上十个方面，还仅是我们对西方人思维成果内在矛盾粗疏的归纳。如果不能找到一种超越性思维方法，不能在上述矛盾性中求得多方面的统一性，那么，我们“综合创新”的理想就是一句空话。 同时，通过以上的归纳还说明，要想在截然对立的西方知识谱系中，寻求一种超越性的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方法，那是十分困难的。这首先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本身就不具有超越性，而是死死地盯住论敌的缺点做学问。总是企图从一个极端去否定另外一个极端，以一种学说摧毁另一种学说，它们之间往往存在着对立性，而无兼容性。其次，他们的思维传统也往往缺乏综合性。除马克思主义懂得综合创新之外，其他学派往往从自然科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语言学取得某种方法论的启示，并把它的方法生搬硬套到哲学、文论或美学中来，从而独创一个学派，只想标新立异，而从来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想到综合利用前人的成果，而产生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再次，由于自然科学和科学主义的影响，分析哲学的方法已成某种思维定势，很少有人想通过整体的、综合的方法追求真理。即使是语言哲学、非理性主义，骨子里使用的仍然是分析哲学的方法，如精神分析学派，由于他们注重于分析而相对忽视综合，所以，使他们的分析、推理往往以非常荒谬的形式进行，企图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得到非理性主义的结论，常常使它们不能自圆其说。这一传统做法，就连解构主义的德里达仍然如此。他说：“只有借助理性，我们才能反对理性；没有理性，我们便无法拒绝理性。”[8]可以看出，他们的分析式思维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他们的学术成果，往往缺少宏观的、整体性观照。因此，若想从这样的学术传统中求得综合创新的方法，无异于缘木求鱼。 这样看来，要求得综合创新的方法，只有跳出西方的圈子，在华夏哲学智慧中搜求了。中华民族历来是善于从宏观上、整体上把握世界的民族，擅长的就是综合性创新式思维。道家哲学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这种综合创新式思维的总框架和总方法。那便是老子提出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说。[9]这既是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又是他们观察和把握世界的总方法。在道家看来，层次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这在《庄子·秋水》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对事物的把握就可以分层次进行了，这便造成了人类对事物本质在不同层次上的认识，这样，真理和本质，就有可能变成一个观念系统，而不是如过去理解的那样：“真理只有一个”了。列宁似乎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0]又说：“真理只是在它们的的总和(zusammen)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Bezeiehuug)中才会实现。”[11]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几层意思：（一）从总体上讲，事物的本质不能只理解为一个，而有可能是一个“总和”；（二）这个“总和”应当与人类的认识过程相统一，即可以表现为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三级本质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从而形成一个观念系统；（三）只有从这个系统所显现的“关系中”，真理才会完全的“实现”自己；（四）从这个观念系统的与道家思想方法的某种兼容性与会通性说明，人类的本质观应当作出必要的调整。 如果我们用老子的方法来调整我们对文学的本质的看法，便可以将古今中外人们对文学的真理性认识，按它们之间的关系描述为一个观念系统，兹列表如下：  在这个按照道家思想方法理解的观念系统中，为满足人类知、情、意的精神需要便产生了文学艺术，这时文学艺术的本质还是一元性的；文学艺术反映生活的审美方式可以概括为再现与表现，这时文学艺术的本质，便呈现为二元共生状态；由此便可以再生出文艺的三种类型和文艺的三元式初级本质观，从而文学艺术的本质呈现为互补的三元状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三”就代表着多，它是对文艺万象的最初的归纳和分类。在这里，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与后现代主张的多元论不再矛盾，这种思维方法象“立体交叉桥”一样，可以将看似矛盾的东西归纳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再成为悖论。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东西，又吸收了后现代的多元论合理因素，但又不是照抄后现代，而是用中国古代多元论重整了后现代多元论，将非理性主义的思维成果，改造成为新理性主义的合理因素。这里，对被西方后现代声讨的所谓“二元对立模式”的态度，也没有盲从，而是将它放在人类对本质认识的中间层次上加以肯定。这是因为二元共生范畴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大量存在，并有着巨大的实践意义，如阴阳、刚柔、高下、雅俗等等，不能简单否定。因此，对于西方理性主义阶段出现的再现说与表现说，也不能简单否定，它在今天仍有理论意义。这样，西方理性主义时代理论精华，便得到了继承和吸纳，而不像非理性和后现代那样，企图将它完全否定和颠覆。在这里，由于承认了文艺的多元性，文学史上“唐人诗主情、宋人诗主理”[12]和可不可“以诗为史”的争论就显得狭隘了，在言史、言情和言理三元并立的局面上，三者的合理性都得到确正。同样，英国科林伍德的主情论[13]、艾略特的主理论[14]和马克思主义的主史论，也没有争论的必要了，三者都正确。是于，西方后现代的相对主义的某些合理性便被吸收进来，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核心地位得到坚守，从而使我们的理论建构，成为一种真正具有无限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理论。这样，三个层面同时展开，便可以它有机的观念系统，整合起人类一切真理性的认识，形成一种巨大的综合能力，创造出一种由中华民族智慧整合和重构的崭新的理论形态。由于，总体上实现了这样的方法论创新，局部上便可以吸收非理性文论的某些合理因素从而调整和改造某些旧理性主义的结论、吸收语言本体论文论的某些合理因素从而改造和调整旧的内容主体论的某些结论、吸收中国文论的某些长处改造和调整西方文论的某些缺陷，等等。于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文论的理想，便成了有可能实现的蓝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