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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当下我国文论话语体系的确立与发展必须正确对待三种理论资源：中国古代文艺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文艺理论。本文认为，对中国文论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研究，是我国文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努力使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社会实践、文艺实践紧密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和具体化，是我国文论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据我国文艺实践与理论的现实需要，汲取西方文论的最新成果，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论的有益补充，是我国文论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文论；文论体系 作者简介：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研究室主任，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创新工程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青年论坛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学术职务有：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理事，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集刊）执行主编，《中外文论》（集刊）执行主编，《外国美学》编委。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文学基础理论研究，已在《文学评论》、《光明日报》等国内重要学术刊报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马尔库塞美学思想研究》、《论艺术——承诺与守望》等6部，主编各种学术文集10余部。 客观地说，今天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论话语体系的确立与形成面临着至少三种理论资源，一个是经过两千多年历史发展的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一个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另一个是中国长期以来在与西交流交往中引进来的西方文艺理论。20世纪以来的百余年年间，由于历史原因，这三种文论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发展是不平衡的，受重视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从新时期以后30多年的时间来看，我们一直重视对西方文论的引介学习与研究，而对我国古代文论传统却有所忽视，缺乏转化和创新性研究，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样重视不够，缺乏有创见性的理论成果。由于历史原因，如果说新时期之前，我国文论呈现出较明显的“政治化”倾向，那么新时期之后，我国文论则表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去政治化”特征，而这种“去政治化”又是通过文论的“西化”来实现的。今天西方文论在我国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占有绝对的话语优势，拥有绝对多的学习者、研究者和崇拜者，有学者甚至认为只有西方才有学术，而“不懂英文写作，没有英文论著发表，将很快被学界边缘化，甚至于有被淘汰的可能”[1]，这种以语言使用作为衡量学术标准的看法虽然无可厚非，但透过这种主张，我们所看到的则是我国文论“西化”“洋化”的严重程度。因此，面对当前我国文论存在的这些问题，冷静审视当下我国文论基本状况、基本格局与世界文论发展的基本走向，尽快扭转以往过于“西化”的学术倾向，重视我国古代文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就是摆在理论界的一件重要任务。以下本文将做出较为详细的分析与论证。 一.如何看待我国古代文论 中华民族不仅有漫长辉煌的“原始文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而且在经历了夏、商、西周之后，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春秋时期）出现了影响世界的伟大思想家孔子和老子，他们对人类自身命运与人性精神进行反思和追问所形成的思想准则，塑造了中国后来的文化主导形态。经过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进一步强化，孔儒思想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二千多年的持续发展与繁荣，而且对日、朝、韩以及越南等周边国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国的文学艺术更是长期地以其独特的东方魅力、东方精神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注视的目光，出现了许多闻名世界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理论家，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一般认为，西方文论传统以思辨的严密性和系统性为其思维特色，而中国古代文论则以直观感悟的思维方式，多是描述性、比喻性的阐述，很难有理论上的系统建构。实际上，并非这样。我国古代文论不仅拥有丰硕的理论成果，而且以一种独特的塑造模式形成了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在创作论、文体论和鉴赏论等多方面都有系统的理论阐述。就创作论而言，我国古代文论形成了以心物感通的感兴论为主线的创作论理论体系。如《礼记》较早提出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陆机《文赋》中论述灵感时强调的“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际，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影灭，行犹响起”，刘勰《文心雕龙》《物色》篇谈到的“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中提出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等等，这些都是对物感情起的很好表达和阐释，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古代文论创作体系的基本内容。另外从更具体的层面看，如在创作的主体要求方面，我国古代文论也有着非常清晰的论述和阐发，如创作主体方面的“文气”说（刘勰、曹丕等）、作为诗歌创作重要关节的“妙悟”说（严羽等）、关于作家的主体能力的“才、识、胆、力”说（叶燮等），以及强调作家学养积累的“神思”、作为创作主体综合因素的“胸襟”等，历来文论家对此都有非常详细的论述与总结。这些观点与有关创作的其他命题一起，构成了我国古代关于创作原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由此来看，我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不是由某一个理论家，而是由许多理论家共同完成的，理解我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必须以熟悉我国古代文论的发展历史为前提。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理解，不能以西方的标准来衡量，西方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都是自成体系，自成一格的。如我们非常熟悉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谢林、海德格尔、德里达、福柯等，他们都有系统的哲学观点，都以独树一帜的体系性理论著称。但对于我国古代文论而言，个人的体系性远不如西方文论家那样明显，或者说个人体系常常是很难存在的。中国哲学、美学以至于文艺理论的体系性，是以中国文化大背景为根基，“体现在两千多年来的文艺思想的诸家论述和流变之中的”[2]。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论（美学）范畴多由个人或某一思想流派提出，而后经由历代文论家、艺术家反复运用，不断丰富，从而逐步形成为具有活力的理论范畴、理论体系。就整体而言，中国的传统思想以儒、道、释三家为主干，又衍生出玄学、理学和心学等思想派别，这样中国古代文论也便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比较系统的文论传统。“儒家文艺思想是由孔夫子、孟子开创而一直到封建社会末端都在文艺领域占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道家文艺思想是由老子、庄子开创，而其中的一些重要的文艺观念也是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始终的。佛家思想从汉代进入中国本土后与玄学相结合，开始对文艺创作和评论产生影响，迄唐宋而至高峰，其后到明清时代甚或成为文艺思潮如明代李贽‘童心’说、汤显祖的主情论和公安‘三袁’的‘性灵’说的哲学根基。儒、道、释这三个大的思想系统，既相互视为异己、又彼此交融，但其文艺观念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最重要的三大脉络。”[3] 当然，我国古代文论的体系性并不是单一的粗线条的，而是多元多样、多方向多层次的。不同的体系之间既有外部的相互关联，又有内部的范畴交叉，或者说每个自成体系的理论叙述都是我国古代文论整体中的某一方面、某一部分，同时透过这任何一个方面或一个部分又能窥探到我国古代文论所应有的整体性特征。与西方理论追求理论的个体自恰性不同，我国古代文论则具有整体自恰性特征，这一特性与中国文化固有特征又是分不开的。中西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欧美文化重视科学技术，强调二元对立，以成长为进步，强调对自然的征服，等等，而“中国文化中有教无类的观念与民胞物与的思想，则有极大的包容性”[4]，这使中国文化较之西方文化而言，具有更多的宽容和耐性，对问题的看法更加全面和辩证，对未来世界的发展也将会产生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当西方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屡屡给世界和平与稳定带来威胁的时候，中国文化所强调的“天人合一”，其自身内部臻于文化成熟之境的“高度妥当性与调和性”[5]，中国人所具有的“平静而受到庇佑的心态”[6]等，就更显示出它无与伦比的优越地位。文化如此，文论也如此。“中国古代文论家和艺术理论家，基本上本身都是诗人、作家或艺术家，都有颇为丰富的创作实绩，他们对文学艺术的论述，很少有纯然的理论思辨，大多数都是在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感悟中，直接感发的，带有非常强的原生态性质和审美体验性。”[7]因此，我国古代文论强烈的人文精神，对文艺规律的尊重，以及总体辩证观等都是西方文论所无法比拟的。西方文论和美学理论，往往在一个元范畴或命题之下作出非常周延而细致的论述，使读者感到玄奥难懂，这就造成西方很多的文艺理论或美学著作都以深奥费解著称，其所建构起的理论体系在实践运用中难免要大打折扣。 如上所述，正因为我国古代文论并不追求那种突出个人创造以及具有很强的体系性逻辑论证，而是靠多朝多代多人共同努力才完成的，因此，如“气韵”、“情景”、“风骨”、“言不尽意”等等这些范畴，尽管都有自己的提出者、首倡者，也有相应的义界阐释，但其意蕴往往并不止于初始时的范围，而是在其千百年的传承和运用中既保留了其基本的义界，又不断地增添许多新的内涵，这样也就大大拓宽了我国古代文论的适用界域和时间跨度，也使它显示出极强的大众化特性。可以说，中国古代文论的相关范畴、命题，具有比西方文论更加明显的开放性、延展性、大众化。它们的义界不是封闭的、固定的，而是可以不断添加的，因而就使其有了更多的造血功能和生成的性质，更易于进行当代的创新性转换，更易于同当下的文艺现实相结合，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适用性。 我国古代文论不仅是有体系的，而且它还有自己迥异于西方的一套话语体系。有学者就对我国古代的“诗文评”传统进行了研究，认为“诗文评”是中国古代评诗论文的一门特殊学问和独立学科，其命名虽起于明代，其诞生则源于魏晋。与西方的“文学批评”不同，“诗文评”重在“品评”、“品说”、“赏鉴”、“赏析”、“玩味”、“玩索”，其“感性”特色更浓厚些；而“文学批评”则重在“评论”、“评价”、“评说”、“评析”、“裁判”，其“理性”特色更强一些。同时，在这表面差异背后，更有中西不同民族在哲学思想、思维方式等文化本性上的区别与不同。在作者看来，今天我们不应再套用西方的学术名称和学科称谓硬将“文学批评”加在我国古代文论的头上，而要郑重其事地还给它本来就有的称呼“诗文评”，同时“中国文学批评史”也应该叫做“‘诗文评’史”。[8]这里我们姑且不说，是不是一定要将当下已经叫习惯了的西方术语“文学批评”改称为我们的“诗文评”，但就作者对我国“诗文评”所做出的深刻研究而言，不仅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我国古代文论鲜明的体系性特征，同时也将我国重品评和赏玩的文化审美情趣与其大众特色揭示了出来，对展示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文论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文化交往越来越多，一个未来的“世界文化”格局正在形成，哪一个民族在文化交往中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将意味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在这个“世界文化”构成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也就意味着这个民族能更多地保住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文化传承，在未来的文化交往与贸易中获得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今天，我们必须重视我国传统文化，加强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扩大其优秀部分的传播与推广，使其焕发活力，在提升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努力发掘我国文论传统与文化优势，让它在未来世界文化艺术的竞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就不仅仅是对中国民族文论传统的保持与维护，是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而且还是世界文论更加健康、更加人性完美的责任与义务。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说，“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这里我们要说“让中国传统文论活起来”，这既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文论新体系的现实要求，也是弘扬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长远目标，我们必须努力践行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