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散文发展迅速，几乎形成了一个散文时代。这得益于不同身份的人群加入到散文写作的队伍之中。散文属于比较自由的文体，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粗通笔墨的人都能进行散文写作，关键在于在写作中要有真性情，在一个言说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人们愿意以散文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比如不少学者在治学之余也写了不少散文，学者散文也引起人们的重视。还有另一类人群加入到散文写作队伍之中，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这一类人群就是处于党政领导部门的官员。官员写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赖以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古代的士大夫身兼二任，一方面在朝廷辅助君王统治天下，这是他的官员身份决定了的；另一方面要作为一个时代的道德表率体现精英意识传承文化精神，这是他的文人身份决定了的。“学而优则仕”必然带来一个文化现象：“仕而优则文”。因此那些优秀的官员几乎都在文学上有所建树。从政与为文，是古代士大夫的两大事业目标，不能低估两大事业目标集于一身的意义。一方面，从政是士大夫对于自己的匡世济民的道德理想的实践；另一方面，这种道德理想实践的体验和情感通过为文得到了倾诉和宣泄，从而赋予中国古典文学一种现实关怀和社会使命的宏大气势，这也是古代强调“文以载道”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士文化精神，这种儒士文化精神突出表现在社稷精神、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几方面。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后，可贵的儒士文化精神并不会消失，它在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在这里，特别值得提到的，就是加入到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儒士文化精神似乎有一种先天的亲近感。他们将儒士文化精神与他们所接受的革命思想融为一体，进行着一种中国式的革命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上的战略转移，以及官员年轻化和知识化的实施，是形成官员写作热的客观条件。同时由于散文这种样式更适于率情表达，且没有写作技术上的约束，因此，官员写作更多的是在散文上引人注目。比较有影响的官员散文作家有梁衡、王充闾、冯伟林等。官员散文直接承接了古代儒士文化精神，具有鲜明的政治情怀。梁衡是从新闻记者走上仕途的，他的散文因此带有新闻的敏感性和现实的针对性，出版有《觅渡》《名山大川》《人杰鬼雄》等散文集。他钟情于山水散文，将政治情怀巧妙地融入到人文地理之中。王充闾和冯伟林都在历史散文方面有所造诣。王充闾出版有散文集《春宽梦窄》《面对历史的苍茫》等。冯伟林出版有散文集《谁与历史同行》《书生报国》等。对他们来说，关注历史，也就是关注现实政治，关注社稷兴亡、民族命运，在他们的历史叙述中，充溢着浓烈的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两人的散文也被称为历史文化散文。冯伟林的散文还被称为“新儒生散文”。所谓“新儒生”，也是强调作者对古代文人风骨的追慕，追问前贤，是为了本土新的政治文化建设。从他们的充满政治情怀的散文中也可以看出文学对政治家的浸染和滋养。正是他们浓郁的、富有现实性的政治情怀，使他们的历史文化散文区别于余秋雨的历史文化散文。余秋雨缺乏他们的政治情怀，因而就容易滑到玩味文化的写作上去。王充闾曾经提出一个“文化赋值”的概念，他指的是赋予某一事物以文化价值，以提高它的知名度、生命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我觉得可以把“文化赋值”这个概念扩展开来，其实对于任何一种特定社会身份的人来讲，也存在一个文化赋值的问题。一个政治家，一个政治官员，他的文化赋值含量越高，他的政治生命力和影响力也越大。在某种程度上，一些官员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不断地丰厚了自己的文化赋值，因此他也就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官员。
    王充闾在官员散文写作中成就比较突出，但他不事张扬，是时间把他托出了水面。这更加证明了他是凭借文学本身来说话的。他的散文虽然也被称为文化散文，但他不是因为迎合了时尚而红火，所以尽管有人用“南余北王”来赞美王充闾，但余可以被明星化，王却不会被明星化。王充闾看上去走的是传统文人的路子。传统文人的路子就是士与仕相结合，虽然有入世和出世之分，其实出世背后的台词还是入世。而历代有成就的文学家大多数都是参政的官员，有的还是担当国家重任的大官员。像这些古代的文学大家，他们匡世济民的政治抱负是深化他们文学境界的重要因素。他们同时也把文人的“道统”带入到帝王的势统之中，才使得中国历史长河中保持着一道清流。王充闾受到文化传统的熏陶，他也乐于向先贤们看齐，所以他写诗道：“情知宦后诗怀减，俗吏偏思诵雅音。”但还应该看到，王充闾不是传统文人，他是一名现代知识分子，他的散文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和现代意识。所以，他对历史的反思和借鉴，并不像传统观念约束下旧文人那样总是陷在循环论的历史框架内不能自拔。他对道统与势统这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关系看得非常透彻。这一点在他的《青山魂》中通过对李白的剖析表现得相当充分。他从李白坎坷人生入手，分析李白内心冲突，既有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的一面，又有超越时空的深远魅力的诗意所在。王充闾由此感叹：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源，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宫，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的暗淡与寥落。王充闾在另一篇短散文中更精辟地说到，从前的文人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需要晋谒公卿，应酬世务，入朝问政，自然不肯脱离目迷五色的都会。王充闾深深知道，在传统社会里，道统与势统的矛盾永远无法解决，因此他既为李白庆幸，也为李白叹息。李白在政坛失意不失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李白必须有这份政治情结，没有这份政治情结，就没有他的内心冲突，也就没有李白留给我们的深邃的诗意。王充闾对李白的剖析说到底是对现实的剖析。他把古代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在朝的，在野的和周旋于朝野之间的。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不管选择哪一种人生道路，最后都是悲剧性结局。这构成了一个文化悖论的问题，而悖论常常表现为一种张力。王充闾的写作其实可以看做是一位身处政界的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当代中国处理和化解这种张力的。王充闾从骨子里是崇尚自由精神的，这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无法同传统的道统与势统的矛盾相谐调。所以王充闾在位时所写的散文，其自由精神就有所控制，而当他卸任以后，他的散文明显地更加潇洒、更加洒脱、更加自由奔放了。
    王充闾在散文写作上能够卓有成就，还在于他是一位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在内心深处涌动着强烈自由精神的作家。他的散文背后包含着现实生活的不自由感与内心深处对绝对自由的渴望之间的张力，这也是他能够保持着创新性写作的内在动力。最近王充闾的新书《张学良人格图谱》出版了，这就是一部凝聚着作者创新精神的新书。我以为，这本书的创新性集中体现在作者对传记这种文体的突破上，他将散文的自由表达与传记的真实性原则有效地结合为一体，提供了一种散文体传记的新的写作方式。
    《张学良人格图谱》是由十余篇写张学良的散文组成的，因此有的批评家将其定位为系列散文。从作者的写作过程看，这本书也是一本在思索和实践中逐渐成型的作品。王充闾与张学良出生在同一故乡，故乡之情加上他对张学良的景仰，使他对张学良的人生经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持续不断地收集张学良的资料，研读张学良的生平，也自然而然地将张学良作为自己写作的重要对象。当他以张学良为对象进行写作时，也就是在梳理张学良的生平传记。也许从他开始写第一篇以张学良为对象的散文时，就萌生了系统研究张学良的构思。因此，每一篇都有所侧重，相互之间又不重复，从而构成一个整体，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展示了张学良的生平、性格和思想。作者本人就介绍了这本书的成书过程，他在有了思考张学良的人生轨迹的系统想法之后，相继写出了十余篇以张学良为对象的散文，然后又对这些散文进行了重新修订、润色，加强其整体性，从而让我们看到了这本以张学良传记为基础的《张学良人格图谱》。说它是传记，是因为它全面记述了张学良的一生，具备了传记的基本要素。当然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传记，它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记述张学良的生命历程，而是以不同的角度来记述之。这只是在结构上不同于一般的传记，这种结构从阅读传记来说，的确有一种新鲜感，但这样一种新颖的结构并不是王充闾的创造。王充闾这部传记为我们提供的创新意义并不在形式和结构，而在传记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所称之为散文体传记的特别意义所在。
    一般来说，传记是一种纯粹客观性叙述的文体，作者的主体意识是隐藏在客观叙述的背后的，是以传主为核心的。而王充闾的这部关于张学良的传记却是让自己的主体意识浮出水面，将传记的以传主为核心的结构变为以作者主体意识为核心的结构。这也正是我所说的散文体传记的关键所在。散文这种文体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直露胸臆的文体，是一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文体。王充闾本来就是一位散文大家，对于这种主观性非常强的文体写作起来得心应手。如今，他将散文体的主观性和鲜明的主体意识带到了传记体中，从而改变了传记叙述的思维方式。如果说传记叙述的思维的逻辑关系是循着传主的生命轨迹而构建的话，那么王充闾在这部传记中所表现出的逻辑关系则是在自己解读和体悟传主生平的思想脉络上构建起来的。其实，这种写作方式很接近文化历史散文。文化历史散文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历史人物为叙述对象的，散文作者通过历史人物抒发情怀。王充闾的这本书可以说与这种散文类型有相似之处，但是当他把书写张学良作为一个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构思来写作时，就具有了传记的效应。也就是说，他的写作既任主体意识自由驰骋，也始终把握着传主的客观性，让传主的客观性全面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看重的还不是散文体传记对于传记文体的创新和突破的意义，而是对王充闾选择了散文体传记这种明显具有新的文体试验的内心动机。王充闾在谈到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时告诉我们，他写作这本书“是积蓄心中已久的一桩夙愿”。他首先是要把这本书当成传记来写，“概括汉公的生命轨迹与人格图谱”，但他同时又感到大量已经出版的记述张学良身世、生平事迹的书籍几乎都有一个令人不满足之处：“都着眼于弄清事件的原委，而忽略了人物的内在蕴涵。”虽然他也意识到作为传记类的文体只能如此，但他要突破这种约束，“向心灵深处进逼”，“探求内在精神的奥秘”。毫无疑问，王充闾所说的“向心灵深处进逼”，是要揭示出传主张学良的“内在蕴涵”，但我以为这只是第一层意思。在王充闾的意识深处，还跃动着一个强烈的冲动，这就是对自我心迹的表白，因此，王充闾所说的“向心灵深处进逼”也是要向自我的心灵深处进逼，这是他的第二层意思，而且应该也是更重要的意思。这就涉及王充闾为什么会选择张学良大做文章。他是从张学良身上得到一种精神的共鸣，他在阅读张学良的生平身世中有一种引以为同调的感悟。那么，张学良身上的什么东西引起了王充闾的强烈共鸣呢？有一个词透露了王充闾的心迹，这就是他在书中作为最后一个章节的标题的“成功的失败者”。王充闾认为，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为时很短，却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就此，可以说他的人生是成功的。当然，如果从其际遇的蹉跌、命运的残酷，他的宏伟抱负未能得偿于什一来说，又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成功的失败者。王充闾的这段论述富有深意，令人感慨。成功的失败者，把成功与失败这两个截然对立的词统一在一起，这是一种辩证法，一种揭示社会人生复杂悖论的辩证法。如果联系到王充闾的人生经历和他的主要身份特征，大概就可以明白，王充闾未尝不是把自己看成为一个“成功的失败者”。王充闾在谈到张学良是一位成功的失败者时，是把他作为一名政治人物来看待的。王充闾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官至省级高位，从职业来说，王充闾无疑首先是一位政治人物。我以为，成功的失败者可以说是王充闾对政治人物的基本概括。在一次研讨会上，王充闾特别谈到了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他认为，政治家具有明确的政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方向；而政客没有政治理想和政治原则，一切从实用出发，只要能达到现实的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用上。王充闾的论述别有一番深意。从现实层面上说，政客往往是成功的，但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上说，政客的成功也许带来的是对文明的破坏和造成社会的倒退。而政治家要获得成功的难度就非常大，因为他的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会有相当大的距离。他不能向现实妥协，他只能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为实现政治理想铺平道路。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环顾中外历史，真正成功的政治家并不多见。作为一名政治家，最艰巨的事情就是无论现实如何险恶如何充满诱惑力，仍然坚守着自己的政治理想，这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人格的问题，也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实际上，对于那些长年在党政部门工作的人来说，对于公务员这种职业来说，几乎每时每刻都会面临坚守还是不坚守的拷问。但是，无论是政治官员也好，还是普通公务员也好，你身处所在位置，你既不愿与现实的丑恶同流合污，又不能无所作为，在有限的空间里尽力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如此一来，你就会放弃很多风光红火的机会，牺牲很多现实的功利，于是以世俗的眼光看，你失败了，然而正是在这种失败中你坚守了，你在坚守中默默地播下了理想的种子。跳出世俗眼光，就会发现，你才是真正的成功者。成功的失败者，王充闾的这一论断真是太精彩太深刻了。正是出于对失败的成功者的感慨和自许，王充闾在张学良身上得到强烈的共鸣。他以成功的失败者为切入点，剖析了张学良的方方面面。而在这些叙述中，渗透着作者本人的感叹和识见，这是两位智者心灵与心灵的沟通，精神与精神的对话。通过对张学良人生传记的重新铺陈，王充闾展示的不仅是张学良的心灵，同时也在袒露自己的心灵。显然，这是一般的传记无法做到的，通过将散文叙述和散文思维引入到传记体中，王充闾做到了这一点。这正是《张学良人格图谱》在文体上的意义。
    王充闾的写作始终洋溢着浓烈的政治情怀，沿着这条线索，我们也许能够画出王充闾的人格图谱来。我曾在一篇论述王充闾散文创作的文章中谈到王充闾的政治情怀的意义：“王充闾散文中的政治情怀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过去对其重视不够。从20世纪初中国开始现代化运动以来，就有一批现代知识分子陆续投入到政治运动之中，尽管他们选择的政党不同，各自的政治理念不同，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情怀却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做学问与做人并重，文章与道德兼胜。可以列举出胡适、傅斯年、丁文江等，瞿秋白、陈独秀、顾准等。当年丁文江的一位朋友写诗评价丁文江：‘诗名应共宦名清。’这其实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追求。他们热爱和推重自由、科学、民主，坚守人格上的独立性，在学术上更有开创性，在政治上更有建设性。因此这种政治情怀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精神。”在阅读《张学良人格图谱》时，我对王充闾的政治情怀有了更深的理解。王充闾作为一名政治官员，在现实中是很难完全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官员有着官员的不自由，身处官场其言行不得不遵循官场的规则。但王充闾作为一名作家，其心境又是最向往自由和开放的。精神的自由与为官的不自由，这二者之间的交织和冲撞，则酿成了王充闾不尽的文学思绪。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酿成的文学思绪是一种平稳、谐调、含蓄、深邃的风格，我在阅读王充闾的作品时，就对这些特征感受最为强烈。说到底，这是一位政治官员顿悟的结果。当王充闾清醒意识到精神的自由与为官的不自由之间是永远不能整合为一体时，他就将政治理想的自由向往依托到文学写作之中，因此，我们就在他的作品中读到浓烈的政治情怀。成功的失败者，在这一点上王充闾与张学良引为同道，不过，当王充闾将政治理想依托到文学写作之中后，他的“失败”也许就在转化为“成功”，因为通过文学的输送，他的政治理想就能进入人们的内心。从这一点来看，王充闾又比张学良多了一层幸运。或许，王充闾在写作《张学良人格图谱》这本书时，也曾涌动过对张学良在这一点上的惋惜？
    王充闾散文中的政治情怀并非独有的，这种政治情怀突出体现在官员散文的写作中，正是这种政治情怀赋予了官员散文的特别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