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评论家们大多作出了“平淡”、“平稳”的断语。 事实上，相对于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长篇小说依然延续了自05年以来“长篇热”的惯性，在表面繁荣的轨道上兀自滑行。造成“繁荣”的原因，大概有如下几种：其一是文学内部的规律使然。新世纪以来，长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是作家创作实力的展现，也是构成文学面貌的重要因素。创作者如此，评论界也作如是观。当下的研讨会大多围绕长篇小说展开，长篇小说发展的问题成为评论家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其二是市场的推动。在文学期刊以外，文学出版有力地决定着文学发展图景。获得市场良好业绩的长篇小说被强力跟进，逐本叠加，长篇小说的商业价值被榨取到最大化。另外，在网络文学领域，按字数收取阅读费用的运作方式也使创作者们极力扩张小说的长度。长篇小说几乎成了网络小说的唯一形态。其三是由此带来的写作方式问题。文学新人不再遵循传统的由短篇、中篇开始创作实践，在相当的积累后再涉足长篇小说创作的写作方式，而是一开始就选择了长篇或“小长篇”的形态，给“长篇热”的持续燃烧添柴加薪。然而，在一派欣欣向荣景象的背后，蕴含着评论界深刻的忧思。思想力的贫乏和艺术形式的不断后退与重复构成了评论界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实践批评的主要声音，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被认为低于中短篇小说也并非偏激之词。所以，一边是创作的“繁荣”景象，一边是评论界的“平淡”反应，这一现象就在情理之中了。
    20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也并非完全乏善可陈，总体而言，呈现出几种态势：一是较之于诗歌、纪实文学、散文等体裁，纵横捭阖的时代生活并未完全占领长篇小说。这是由长篇小说的体裁特性决定的。宏篇巨构的体制决定了长篇小说很难迅捷地对社会事件作出即刻反应，文学情感需要沉淀、消化，其影响将在或长或短的时间段内更清晰地显影 。二是精神性重新回到了长篇小说。重新发现人，在想象中展开人生而为人的诸种可能性，不断拓展生活的边界成为作家们的精神追求。三是类型小说的形式要素逐渐渗透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中来。故事性、可读性成为创作者追求的指标之一。如何在借鉴类型小说形式的同时保持文学性是长篇小说创作者需要警醒的问题。
    
    名家力作沉着精巧
    本年度，许多重要作家都推出了自己的重要作品。继《我是太阳》、《父亲是个兵》以后，邓一光用饱蘸个体生命经验的笔墨，写出了浩浩荡荡八十万言的《我是我的神》，可以称得上本年度艺术水准最高的长篇小说。毕飞宇的《推拿》勇敢地穿过我们习焉不察的生活，在狭小的格局里层层深入，将盲人世界的生存与生活、情感与伦理、光明与黑暗一一展现，获得了广泛的称誉。严歌苓近年来创作高产，《一个女人的史诗》、《第八个寡妇》都有不俗反响，《小姨多鹤》同样致力于表现女人在宽阔世界和人生里的独特命运，强而有力的叙述力量使小说情感充沛，丰富深邃。对于精神向度的不断开拓成为这些小说的共同追求。
    《我是我的神》容纳了宏阔的历史，和历史之下人顽强挣扎的痕迹。邓一光在这部小说中，试图考察处于自由之中的人的命运，以及人类为了自由所付出实践之后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邓一光在小说中设置了两种自由：感性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所谓感性的自由，是天生的，不需要被追问和质疑就自然而然存在的自由，它在父一代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乌力图古拉和萨努娅俨然天神一般的人物，他们是神比照自己创造出来的形象。他们果敢、强韧、坚信。在他们眼里，世界是浑然一体，真理以某种朴素而清晰的样子展开他自身。他们用朴素的理想和果敢的行动毫不留情地蔑视并且摧毁旧世界的压制，创造自己的黄金时代。“除了胜利，奴隶们什么也不要！”这是乌力图古拉的豪语，也是刻在他们命运之图上的符码。 相比之下，子一代就没那么幸运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战争年代的生活逻辑已然不能全面覆盖人的日常生活，生存的荒诞性无可避免地暴露出来。没有坚定不移的立场可供他们去遵循，除了出发，去寻找内心的自由，他们似乎别无选择。这种自由，必然是经过否定、挣扎、质疑、追问、求证的自由，是谓之理性的自由。对理性自由的寻找具体落实在了乌力天赫和乌力天扬兄弟身上。其中，乌力天赫承担了思考者的职能。而乌力天扬则辗转于我们身处的日常生活中。他甘心做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因为他要寻回他的相信，去做他所信之事。如果说，天赫象征着“思”的话，天扬则意味着“行”。邓一光正是在“思”与“行”中，在激情与思辨中，在宏大与日常中一再追问“自由”的含义。邓一光在这一场艰难跋涉中完成了“我是我的神”的探索，因为，“所有人类最高的努力大都用在怎样和神接近，完成神意。”（李健吾语）某种程度上，他也成就了他自己的神。
    《推拿》是关于“盲人”的故事。相对于“正常人”，盲人有自身的限制性。因为看不见，他们的生存就格外用力，也格外艰难。可是，小说展现给我们的，恰恰是盲人明亮的目光。正是因为看不见，他们小心翼翼地求证生活，调动自己的全身力量迎战生活。在健全人容易忽略的地方，他们周到得多；在健全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眼明心亮。毕飞宇用温暖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常常为人们忽视的世界。理解他人，不仅是一个小说家的天职，更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他沉迷于各种各样细微的体验，用足够的耐心去挖掘人的内在丰富性，去揭示隐藏在人物内部的光。如果小说止步于此，它依然是一部优秀的小说。毕飞宇的叙述拓展了读者的视野，使读者得以进入那些“遥远”人群的心灵世界。盲人兄弟姐妹们也生活在“我”的疆界之内，参与着“我”的构成。然而，毕飞宇将他的思考又推进了一层。他让我们看到了“最普通、最广泛、最日常”的目光，恍若镜子，在互相投射中暴露我们的幻觉和疑难，看到了我们难以聚焦、难以安定的精神境遇。正如毕飞宇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目光的作用是功过相当的。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桥梁；有时候，目光是我们的阻隔。”因此，《推拿》是在写盲人的看不见与看得见，也是在写人类的看得见与看不见。
    《小姨多鹤》描述了日本孤女多鹤在全然陌生的环境里挣扎求存的故事。多鹤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通过她的子宫，生出自己的亲人来，在孩子的眉眼间，复活她强大的对祖辈的归系。她是如此强大，依凭这样的信念一点点在一个中国家庭里营造她的日本，她的代浪村；她又是如此软弱，只有在与张俭的情感纠缠中才能找到生活下去的动力。然而，这部以多鹤命名的长篇小说，与其说是写多鹤，不如说是写小环。严歌苓写活了小环的语言，那东北女子畅快得劲的言语，正是在这如天花般缤纷绚丽的语言中，小环的形象一点点清晰起来。她有着强大的本能的爱的力量，依凭着这爱，她才可以一次次将内心扩大到让我们诧异的程度，去理解、包容这有着重重矛盾和困难的世界。《小姨多鹤》也有其遗憾之处。在这部小说里，严歌苓把各种情境都推到极端，由此考验极端下人的选择、人的行动。这是戏剧的写法，也是通俗小说的写法，这种写法不是不好，只是，她太知道怎么能吸引读者往下读了，她太明白怎么抓人了，不免就会失去生活的自然逻辑。此外，近乎琐碎的细致叙述使整个故事显得拖沓。缓慢的行进节奏考验着读者的阅读耐心，更考验着作家的叙述功力。
    本年度，引起争议的长篇小说有阎真的《因为女人》和阎连科的《风雅颂》。《因为女人》细致描述了大学女生柳依依爱情理想逐渐幻灭的过程，“性别冲突”成为作家着力思考和探究的问题。小说一出，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作者以“男性视角精细刻画了一类女性困境”，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 。有人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叙事作品，显示了现实主义强大的叙事魅力 。有人则认为，“作者以一种绝对和偏执的方式将本质赤裸裸地撕开、呈现……整体立意与构思就显出悬空与虚妄来。”小说探讨的观念还引发了不同性别读者的争议。 如果说，《因为女人》是在性别立场上引发争议，那么，《风雅颂》则是在知识分子领域掀起了轩然大波。阎连科的创作一直是朝着超现实主义方向努力的趋向。《风雅颂》讲述了一个颇为荒诞的故事。一位研究《诗经》的副教授，多年评不上教授，又遭到妻子的背叛，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逃后回到家乡，与妓女们厮混，最后退守到“诗经古城”过世外桃源的生活。评论界有人认为，作家“对大学体制环境和精神实质缺乏基本了解，对知识分子进行了肆意嘲弄、歪曲。”也有评论家对此表示宽容，认为“小说从性的角度切入，单刀直入揭示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有其深刻、独到之处，而且反映了阎连科一贯直面现实社会的创作精神，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2008年，值得注意的长篇小说还有：徐坤的《八月狂想曲》围绕奥运场馆建设问题引发的种种冲突，寄托了作者对“青春中国”的信念与期待。赵本夫的《无土时代》则在城市化、现代化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落笔，塑造了热爱土地、眷恋自然的人物形象，思考重建人类精神家园的命题。凌力的《北方佳人》以宏大的历史眼光和细致精微的历史细节重建了一个鲜活生动的历史现场，铺陈故事，辨析历史，考察“朱明亡元，元帝北奔”以后，这个昔日强盛的民族是如何诊疗自己的灵魂，又是如何在泥沼中求得自己的生存。莫怀戚的《白沙码头》铺陈了一种浸染着码头性格的生活传奇，一种敢爱敢恨、自由潇洒的“麻辣性格”。方方的《水在时间之下》讲述了汉剧名伶“水上灯”跌宕起伏的一生。潘灵的《泥太阳》围绕信访局干部路江民出任泥太阳村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指导员期间的作为为线索，几乎“全景式”地勾勒出新农村建设的方方面面。党益民《石羊里的西夏》描绘了党项人的西夏王国在蒙古铁骑下抗争图强、干戈不息、阳谋杀戮、血染大地，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图景。
    
    新锐作家探索创新
    本年度，新锐作家也有不俗表现。他们或接续上八十年代文学传统，叩问存在意义的自我；或开掘个体生活经验，重温成长记忆；或回到民族历史、地域风格里寻找审美对象，令人惊喜。
    吴玄的《陌生人》被认为是“塑造了属于中国的一个新的文学形象” 。故事从何开来大学毕业以后讲起。和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选择不一样，何开来选择回到校县城，“并不是想干什么，而是想什么都不干”。对于工作，他无甚追求；对待亲人，他漠不关心；哪怕是对待爱情，他也是疏离的。简单地说，不断逃离、不断后退构成了何开来的人生，也构成了小说的故事内核。“无聊”就是何开来的生存困境。显然，他并不是文学世界里的一个孤立无援的形象，大多数评论者，包括吴玄自己也相信，俄国莱蒙托夫的“多余人”形象系列、法国加缪的“局外人”形象，都是“陌生人”的精神俦侣。有论者为小说主人公何开来梳理出精神谱系。“何开来这种人物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德国的‘烦恼者’维特、法国的‘局外人’阿尔道夫、默尔索、‘世纪儿’沃达夫、英国的‘漂泊者’哈洛尔德、‘孤傲的反叛者’康拉德、曼弗雷德、俄国的‘当代英雄’毕巧林、‘床上的废物’奥勃洛摩夫、日本的‘逃遁者’内海文三、中国现代的‘零余者’、美国的‘遁世少年’霍尔顿及其他‘落难英雄’等，他们都在何开来的家族谱系中。因此，‘多余人’或‘零余者’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当然，我们也都相信，“陌生人”是不同于“多余人”、“局外人”的。吴玄自己也在努力阐释“陌生人”的独特之处。“多余人是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人物，局外人是二十世纪存在主义的人物，陌生人是后现代人物，是对自我也感到陌生的那种人。何开来比多余人更多余，比局外人更局外，他对于他自己也是多余的，他是一座废墟，一座移动的废墟。”无论如何，吴玄通过这一形象探索的是人与自我分离、隔绝的问题。这是我们自身的问题，也是时代加诸在我们身上的病症。完整的世界性图景已经破碎，完整的人也不复存在。这疏离带来的是孤独、是无法抵达的虚无，最终，吴玄只能让何开来厌倦了一切，踏上了对他而言依然是陌生的旅程。正如评论家谢有顺所说，“吴玄的《陌生人》，有内心的根据地和精神的着迷点，并带着现代人的浓重口音，正如他的叙事语言，有力、准确而充满速度感。他善于把小事写大，把个人的感受写得壮阔，把经验的碎片写得富有存在的意味。他是少数几个对当下生活怀着热情和警觉，同时又能通过游戏和反讽使这种生活获得庄重的形式感的作家之一。”
    严格说来，路内的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追随她的旅程》发表于07年的《收获》。08年小说出版，开始获得较大反响，因此将之列为本年度长篇小说的收获来谈。两部小说都以路小路为主人公，很容易被归入到成长小说序列。在《少年巴比伦》里，路小路讲述的是九一、九二年前后，在他二十多岁时候发生在戴城的事情。那时候他在化工厂做学徒工，全部热情寄托在一个叫白蓝的女厂医身上。在他的讲述里，无可告别的青春是灰蒙蒙的天空，生活不是追疯狗，就是被疯狗追，在看不到尽头的单调荒谬中，路小路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生活想象成为一段奇幻的旅程。这奇幻中的最大奇迹就是白蓝，她站在时间之河的中央，朝他微笑，提示一种有情有义的生活，然乎消失。当然，这中间寄托着青春的希望与绝望，单纯与复杂，直接与微妙。后一部依然发生在戴城，工厂还是一如既往地无聊、鄙俗和单调。妞儿们填充了他河流般混浊的青春，让他温暖，也让他追寻。值得指出的是，路内接续了王小波的传统，在貌似调侃的叙述语调里，青春和忧伤散发出纯正的文学气味，因此，有评论者认为，“小说里诗意充盈，又每每用狂欢的方式将叙述带离感伤的边缘。这种引而不发的饱满状态，是这种‘独特的感受世界的方式’的最大价值。” 同为70后作家的金仁顺在今年的《收获》上发表了第一个“小长篇”——《春香》。小说改写了《春香传》的思想内涵，对爱情的不信任与否定消解了传统故事中的肯定性力量，有其可观之处。
    在青春书写的这一谱系中，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写作者也在不断提供新的想象资源和个体经验。具有媒体影响力的80后作家郭敬明、韩寒在本年度分别推出了自己的新作。其中，郭敬明的《小时代》尤具新闻效应。 《小时代》描述了四个女生从校园到社会所经历的生活转折，充满了电影和时尚的元素。评论界对这部小说选择了缄默，民间书评大多给出了反对意见，有人认为，“故事情节老套，语言浮华，粗暴地向年轻读者灌输金钱至上的糟糕生活理念。” 郭敬明团队成员之一七堇年在这一年也推出了新作《澜本嫁衣》，同样是讲述性格各异的两姐妹的人生经历。装帧漂亮，文字华丽，但作者明显缺乏生活经验和叙事技巧，导致内容和人物苍白乏力。在畅销的坦途上，80后的时尚文学之旅还能走多久，这是一个让人深思的问题。相比之下，颜歌要沉着一些。《五月女王》讲述了一个身体控制不住总在长高的女孩子袁青山的人生遭际，弥漫着八十年代小镇的气味，隐隐透露着与《异兽志》一脉相承的美学趣味。
    
    大众文学出奇推新
    今年被指认为网络文学发展的第十年 。经过十年的迅速发展，网络文学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占据了相当的图书市场份额，吸引了大众阅读的目光。正如陈建功所说，“网络文学不管对它已有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评价如何，它都已经不是一个幽灵，而是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又蕴藏着缺陷和矛盾的现实。” 事实上，网络文学早已进入了文学研究者的视野。今年，中国社科院举办了2008年度网络文学发展高峰论坛。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和中文在线主办的“网络文学十年盘点”活动。痞子蔡、李寻欢、安妮宝贝、宁财神、慕容雪村、天下霸唱……等网络作家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以《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一举成名 的网络作家慕容雪村今年推出了新作《原谅我红尘颠倒》，获得较高的关注度。《原谅我红尘颠倒》被认为是一部“恶之书”。小说通过律师魏达的经历，揭露司法领域种种黑暗与弊端，无可抵挡的虚无感在看似繁花似锦的生活中漫漫而生。对于这部小说也有种种迥异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关于堕落与救赎的书，主题是罪与罚——法律的和灵魂的。厌倦了堕落，但甚至这厌倦感也如滚滚红尘一般旺盛。慕容雪村有‘白茫茫’之心，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之时。” 有人认为，“他的语言如剃刀般锋利，如庖丁解牛，痛快淋漓。他的叙事直入人性深处，在金钱与爱情的炼狱中，窥见坚实的真情实感。” 也有人认为，“《原谅我红尘颠倒》是一部无情的小说，炫技的小说，黑暗的小说，它不能感动人。”
    本土化的悬疑推理小说似乎是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鲜事物，然来势之猛，不容小觑。本年度，《藏地密码》、《天机》等类型小说依然高居畅销书的榜单。蔡骏的《天机》系列是一部极具症候意义的中国式悬疑小说。《天机》叙述了一个来自中国的旅行团，在前往泰国北方兰那王陵的途中，误打误撞，闯进了一座空城的“奇遇”。死亡像一头不见形状的怪兽，时刻在他们身边虎视眈眈，一个接一个的死亡使人人自危，逃离此处的强大冲动构成了故事向前推进的内驱力；同时，城市的秘密使他们身陷其中，他们不断发现新的景观、新的人物，秘密就像一口深井，越是向里探望，越是深不见底，直到这秘密将所有人物都折磨得疲惫不堪，也让读者的好奇心在一波三折，欲说还休中消失殆尽。最后，“天机”的世界随着“真人秀”的揭秘而水落石出。故事在类型化小说里绝对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作者希望表现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每一个人的生活、性格渐渐敞开，并由此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命运。只是，这需要极高的技巧，人的线索和事的线索如何齐头并进，这是要好好琢磨的。
    《藏地密码》也是一个探险故事。小说以西藏和藏文化为背景，讲述了卓木强巴和他的伙伴们全球探险队故事，据说“涉及到西藏千年秘史、藏传佛教历史遗案，以及世界上众多著名文化遗迹”。作家阿来肯定了小说所依赖的知识系统，认为（作者）“依托于至今仍有神秘感的西藏文化与西藏的地理，找到了在真实与虚拟间往返穿越的自由，使这个故事有了心理基础，使这个故事的铺排具备了成功的可能。” 也有人对小说的语言、情节、结构提出质疑，认为“《藏地密码》的成功不是作品的成功，而是商业营销的成功。”
    由此看来，本土的悬疑推理小说似乎更热衷于“怪力乱神”。中国是一个鬼故事发达的国家，从《搜神记》、唐人传奇起，各种各样的妖仙鬼怪轮番上场，到《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不断有新的元素被添加到 “鬼神”系列里。通俗的大众读物自然不能忽视这一集体心理沉淀，各种各样闻所未闻的诡异巫蛊之事大量充斥在小说中。此外，就目前的创作实际来看，悬疑推理小说缺乏相应的文化依托，显出“无根”状态。本年度职场类型小说风行一时，《杜拉拉升职记》、《浮沉》等。这类小说集合了外企结构、职场策略、励志精神、情感故事等诸多元素，受到大众的追捧。如何在保有阅读趣味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类型小说的文学品质，是类型小说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问题。
    
    茅盾文学奖影响深远
    本年度长篇小说受到文学界乃至公众的高度瞩目，不得不归功于茅盾文学奖的影响。2008年11月2日，第七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典礼在浙江乌镇举行。本届茅盾文学奖评选范围是2003年至2006年间发表或出版的长篇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周大新的《湖光山色》、麦家的《暗算》四部长篇小说获奖。
    对此结果，评委们大多表示满意，认为“本届茅盾文学奖反映了当代文学的水平。”评委陈晓明认为，“《秦腔》代表了中国现当代汉语文学写作的水平，无论是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还是从乡土中国叙事的历史及其未来的面向来看，这部作品的力量都是独到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抗争和抵抗的现实。这与当今世界文学的主题也是非常吻合的。麦家是把大众化阅读趣味与形而上的写作方式结合得最好的一位作家。”评委谢有顺认为，“获奖的四部作品，是公正的、有代表性的。它们的胜出，维护了茅奖的尊严和纯粹，从而让那些专心写作、才华横溢的作家得到了表彰，并充分体现出了茅奖的包容性和富有活力的精神面貌。”
    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结果也基本上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在“谁最可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读者调查中，前三位分别是《秦腔》、《四拾壹炮》、《平原》，而此前部分文学评论家看好的《藏獒》，《我的丁一之旅》、《水乳大地》也名列前茅。同时，这次调查结果中读者的选择比较分散，没有绝对优势的作品，也表明了作品是否成为流传的经典还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
    在本届评奖过程中，麦家的获奖成为颇受关注的一个现象。对此，评论家李敬泽认为，“麦家获奖有两层突破性意义：第一是作家的层次与过去有所不同，以往获奖的都是些80年代成名的作家，而麦家是90年代出道新生代作家的一个杰出代表，从麦家开始，文学创作力量将会有越来越多新的血液加入，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第二是在审美视域上的拓展。过去小说的审美品质都集中于现实主义或者写实主义，而麦家的小说则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风貌。这也会促进未来文坛的创作面貌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同的声音。有人就认为，“在茅奖的评选中，一直存在着‘国家意志’与‘文学价值’的龃龉，现在，又加入了对‘市场评价’的考量。因此，这四部作品的获奖，既不能证明它们在中国文学中成就至高，也不能证明它们的文学成就至低，而只是表明，它们恰恰位于文学价值、国家意志和市场评价的微妙而辛苦的平衡点上。”
    由此看来，本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并非仅仅为四部作品赋予了某种价值，更重要的是，它所彰显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趣味，都将影响此后的长篇小说创作，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气。
    盘点08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在为个别精品力作感到欣喜的同时，也让人不禁担忧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如何坚守文学的理想与精神，沉潜到生活的内部，有效地把握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如何进一步丰富长篇小说的意义空间，参与当代人文精神的建构？如何在开掘中国经验的同时，提升长篇小说的艺术水准？这恐怕是每个文学从业者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