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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说的生灵 帕蒂古丽的作品，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一切自然而然又显设计精心。 鹦鹉，因会学说人话而被作者选做人物命运的象征。小说的开篇，王宫里洋溢着欢庆与甜蜜，恩爱的麦尔丹王与王后养了两只鹦鹉，公的擅说“我是王爷”，母的擅说“我是王后”；古丽波斯坦王后难产离世，麦王在迎娶新王后前夕，将“王后”鹦鹉送走，“王爷”鹦鹉形单影只，连叫声都日渐沉闷，如同麦王无法走出丧妻之痛；随着外敌入侵，军方混战，民不聊生，麦王形如笼中的鹦鹉，只能在皇宫里怒斥强盗；逃到沙城避难的麦王，在艾则孜劝说下回到库恰时，说：“我也盼望回到库恰，哪怕像鹦鹉一样囚禁在王宫，也比这样在外面四处逃命要好。”之后，麦王回到王宫被“保护”，陈队长带人入王宫搜索，开枪射杀公鹦鹉，临死之前，鹦鹉抽搐着怒喊强盗，也预示着麦王的命运——被带走暗杀。 在《简·爱》中，鸽子这一意象作为勇敢追求幸福的女主人公简的象征，反复出现。《巴郎子王》以放飞鸽子为引开篇，渲染出自由祥和的氛围。麦王放飞鸽子，检阅鸽群，是王的权威的象征，鸽子也是纯洁自由、勇敢坚定的灵魂的象征。混战开始后，麦王将喂养的200多只鸽子的鲜血救活了受伤的人和服毒自杀的汉族人。自此，王宫的上方不再有鸽子飞过，也暗示着暗无天日的战争的到来和主人公们即将陷入流离失所的境遇。 帕蒂古丽的小说中，自然生灵俯拾即是，既有飞禽走兽往来，又有草木气息萦绕，生命平等，可怜可爱。这些自然意象，对情节推进、意境渲染及人物命运的彰显等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同时，使小说因为这些鲜活的生命而增添了灵性。 3、小说的群像 《巴郎子王》中，作家并不致力于书写家族史、王族史或者英雄史，而是巧妙选取了几个角度，将视野投向生命个体。不管是饱蘸笔墨塑造的，如威严、深情而又仁慈的麦王，博学、谦和又不失风度的艾则孜，幽默机智、生活经验老到的满脸大胡子的古尔班大叔，还是速写一般寥寥几笔，像旋舞如飞的散发着少女迷人魅力的龟兹舞女，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让人过目难忘。 小说中，年轻的王后阿米娜是作者着力最多的一个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十几岁的任性小女孩到失去丈夫，营救家人，全靠她一人撑起的坚强女性，作者将其个体内心的矛盾、曲折、委屈，尤其是个中小心思，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十分合情合理。 优渥的家庭条件和高贵的出身，无忧无虑的长大，不谙世事的嫁入皇宫。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让她陷入疯狂。入王宫4年，麦王对已故妻子的深情丝毫未减，而对她的不正眼相看，让出嫁之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她倍感侮辱，在王宫的每一刻都让她如坐针毡。 “白天阿米娜是光彩夺目的王后，夜里，她是一个用身体侍奉不爱她的男人的怨妇。她每天在这样两个角色里生活。” 她终于容忍不了，变得嫉妒、偏执、多思。惟一让她感到轻松的时刻，就是继子艾则孜给自己画像，然而这萌发的情愫，也被继子凛然拒绝了。于是，远走、肆意妄为、疯狂成为发泄渠道，这时候的阿米娜初涉世事，持有一种叛逆负气，不惜一切寻求存在感的小女孩的性格。“在所有人眼里，阿米娜只是个半路上插进王宫来的女人，难道她就要一辈子生活在那个死去的女人的阴影里？阿米娜的无力感在于，没法跟一个不存在的影子较量，任凭她怎么挣扎，都必定是失败的。”然而高傲的阿米娜并未就此罢休，被冷眼的日子，在她靠美色诱引得到麦王的关注和疼爱中一去不复返。然而，也正是与麦王的日渐亲近，她逐渐成熟起来，开始“慢慢理解了麦王对妻子的深情，那里面有爱，有亲情，有对库恰未来继承人的期待，她明白了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死亡”。 当麦王被杀，艾则孜被囚禁，王宫颓荒，臣民四散逃难，居无定所时，她又恍然醒悟，感受到自身的责任所在，勇敢地站出来，为保家人周全四处奔走，试图给孩子们最妥帖的安排——尽管，他们之间毫无血缘关系。 “她内心的儿女私情转化为浓烈的亲情，升华为对这个家族的责任，她更多地考虑库恰王如何能延续他的世袭，因为她是库恰的王后。” 虽然没有做过母亲，此刻的她母性大爱的光辉开始逐渐散发出来，这爱充满慈祥与悲悯。阿米娜完成了从自我迷失到身份确立、自我认同的蜕变，从而获得了新生。 文体建设 帕蒂古丽的作品，源于对生活的敏锐发现、深刻洞察和丰富体悟，这首先得益于她的成长经历和人生阅历。而她的出神入化的驾驭语言的能力和善于从生活所感进而升华的思辨精神更让人敬叹。 1、叙事风格——由浓郁的生活烟火味中弥散开来 帕蒂古丽的文本中处处是生活，又时时见思想。 “刷我家的木门时，剩了不多的蓝色和绿色两种油漆，父亲混合起来刷上去，最初那些搅拌不匀的油漆，蓝不蓝绿不绿的颜色很怪异，热天冒起许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肤，冷天北风一吹就龟裂剥落……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像蹩脚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墁的墙皮，两种不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着，斑斑驳驳地粘贴包裹在我身上。” 有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独有的富有智慧的生活细节： “古尔班大叔在浅滩上的野柳树上拴了马，让马先饮水。苏里坦从车上的馕袋子里拿出一个大馕，馕已经硬得像石块一样。古尔班大叔接过馕，用力地向河水上游抛出去几十米远，然后开始蹲下来洗手洗脸。等馕漂过来时，他已经洗好了，接住河里的馕，掰开一小半递给苏里坦，馕在河水里泡得很软，轻轻一咬就在嘴里化开了。” 对真主祈祷，这深入骨髓的信仰，伴随着每个人的生活日常点滴，即使在赶路逃亡奔波途中，晨礼、宵礼，诵经绝不间断。“古尔班大叔带着祈求的诵经声在旷野里轰鸣，震颤着薄薄的晨暮。仿佛是这宵礼的声音把天幕渐渐拉开，诵经声唤醒的天光泼洒下来，一线深深的暖意从高处降落，照在古尔班大叔的后背上，照临礼拜毯。一阵旋风卷过狂野，苏里坦清清嗓子，迎着风张大嘴巴，他听见自己诵经的声音像窄窄的小河追着一条大河那样，跟古尔班浑厚的声音汇聚在一起，追着一阵旋风苍莽远去……”苏里坦赶往迪化的路上，因为戈壁十分颠簸，不由得感慨屁股要开花了，古尔班大叔说：“木头做的马车还没有散架，难道真主给你的骨头会散架吗？” 诵经时神圣严肃，插科打诨时则诙谐有趣。就是这样的细节，拥有着无声的力量，读来为之动容。 2、语言娴熟，流畅形象 阅读帕蒂古丽的作品，最让我惊讶的，便是她运用汉语的能力，不管是静态描述，还是动态交代，或是内心思悟的托出，语言的运用无不如行云流水，顺畅淋漓。正如作者在自己的散文中提到的“在词语和思维方式中站住脚的世界，才是最牢靠的，在语言和习俗上保持其不变的特性，世界的关键就没有被改变。词语就像马鞍子、驴掌子，稳住它，脚下的世界就不会打滑。” 3、女性的视角，情感敏锐而细腻 评论女性作家时，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到女性身份和女性视角。帕蒂古丽文本的女性特色，在于善于从生活中攫取细节，并自然过渡到对文化、对民族的思索，敏锐的洞察力，细腻的情感和体悟，细微到尘埃，延展成世界。 “我甚至能像在搅拌的油茶里用舌头分辨出炒熟的大米、小米的不同香味一样，区分出凯热依、那伊曼、乌瓦克这些不同哈萨克部落发音细微的差别。” 舌头的争夺，身份的模仿，多生的手指，她从身体、神经最直接的感受，传递出对文化、民族、地域对个体精神和生活的双重侵轧和争夺的思考。 身份认同与文化归属 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的艰难确立，以及个体精神和文化归属问题，是帕蒂古丽散文的重要主题，也是她持续不懈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市格局不断变化，随之而来的，人群流动性越来越强，身份的焦虑与自我认同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一个常见主题。 王安忆在《纪实与虚构》中，有过类似的有关身份焦虑和自我认同的描写：在母亲的干预下，我们在上海这城市里，就像是个外来户。原因主要有三：1.母亲明明会说上海话，且说得比普通话还标准，但她却总是说普通话。2.不许与邻居等其他人家的孩子往来。3.不许全家参与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活动，比如看越剧。 这里提到了关于身份确立的几个因素：语言，人情往来和地域文化。帕蒂古丽的众多散文中也做出了类似的思考。“人的行为不得不落在一个个点上，比如文字、语言、饮食、交流方式……有时，在南方无法定位的尴尬身份，使我成了新疆生活的局外人和江南生活的观望者，矛盾、碰撞和分裂，让我在任何一种文化中，都显得格格不入。我只有不断地在两种文化间平衡自己。” 伴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民族融合与多元文化碰撞跌宕，给生命主体带来了较强的思想动荡和精神磨砺，可以概括为一种焦虑与希冀、痛苦与欣悦并存的体验。在帕蒂古丽的作品中，我们看到，其追寻的并非社会身份认同，而是多种不同语言和文化碰撞时，给个体精神层面带来的冲突、尴尬、焦虑，及其在多种不同文化群体中，艰难挣扎，抉择，最终达成平衡的过程。 帕蒂古丽的作品通过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和视角，对民族(家族)历史，世俗人情、文明礼仪以及宗教信仰等，进行了独具地域特色的描摹与书写，并进一步探究生命个体在现实与精神双重层面的思虑、挣扎及升华。她以礼敬自豪的态度书写民族文化，以开放包容的胸襟，锐意探索既有民族特色又饱含时代气息的表现方式，既呈现出了其民族的精神史、文明史，又努力实现了民族情感的超越和艺术视野的升华。 施战军说，“自然而然的写作是文学的高境界，犹如最好的人生是自然而然的生活。”在帕蒂古丽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自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