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翻译家，他的作品，由于知识的专业性，鲜为人知；他在翻译中，由于查阅资料，遍览群书，自己因而也成为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者。他就是何高济先生。何高济1933年出生于四川，父亲何北衡是四川现代著名政治人物。而对于何高济来说，“政治”也从未远离过他的生活。
    西语毕业，却与历史结缘
    何高济于20世纪50年代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专业之外，他还旁听了希腊史的课程。何高济回忆：“因为我们是搞马列主义，中国社会分几个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谁知道有希腊？讲起来生分，但我有点兴趣。”“生分”的希腊史不仅为何高济带来了新鲜的知识，还培养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凭借自身熟悉英文的优越条件，何高济还接触了跟希腊相关的许多外文书籍。此时恰逢国内正在热烈探讨“古史分期”问题，何高济将希腊的史实和“古史分期”问题结合起来，写成《我对古代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于1956发表在《文史哲》杂志上。时至今日，提起自己发表的第一篇历史论文，83岁的何高济依然津津乐道。
    刚成立没多久的新中国并不太需要西语人才，大学毕业之后，何高济便被分配到长春的一所中学教语文。一年之后，中央又要求学非所用的人“归队”。此时恰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成立，与何父熟识的蒙元史专家、国内元史研究领域三位开山鼻祖之一的翁独健先生又急需西语人才，何高济便借此机会进入历史所，开始跟随翁独健从事蒙元史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一机缘，何高济遇到了他的著名译作的原著——《世界征服者史》。
    对于蒙元史研究领域的人来说，《世界征服者史》是这个专业的必读书。这部著作详尽记录了早期蒙古在中亚和西亚的活动，由伊朗史学家志费尼用波斯文写作而成，之后由英国波斯语、蒙古史学家波伊勒花费近20年的时间译成英文。此书英译本在1958年面世不久，翁独健便得知了消息，并一直寻觅合适的译者。何高济便是他一直寻找的合适人选。
    何高济并非本专业出身，对于元史中的人名、地名颇感艰涩陌生，若想将英文书稿中的人名、地名准确译成国内认可、统一的名称，必须对《元史》内容熟练掌握，通读《元史》也成为了无形之中的要求。据何高济讲，直到现在，他依然保留着当年的这部《元史》。而且，由于英译本已经不是第一手资料，波伊勒在翻译的过程中，也注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就难免英译的错误。不仅如此，何高济还抱着“尽管他翻译出来了，但是还得要看原书，所以要知道一点波斯语”的想法，顺理成章的，何高济又开始自学波斯文。解决书稿翻译中的各种困难无疑是翻译家的工作，然而应付书稿之外的各种政治运动却又是落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头上的“无妄之灾”。随着各种运动的展开，有着海外背景的“资产阶级学者”何高济被第一批下放到农村，辗转于河北、河南、北京等地，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在各种运动的间隙，何高济依然心系着他的翻译工作。尽管下放农村之后每日都要承担繁重的农活，但他依然抽时间偷偷地学习波斯语，翻译书稿。在那个做学问堪比犯罪的年代，尽管不知道难过的日子会持续多久，也无法预料翻译完工之后的书稿命运如何，何高济从未放弃过。“我就是这样搞学问。人家看不起，我还是坚持干，因为这个东西还有点用。搞中国历史过去比较忽视外国资料。虽然这方面过去也有人搞过一些，但都是介绍性的，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我觉得这书很有价值，不管领导支不支持，还是继续翻译。这个过程中，翁独健对我影响很大。”
    进入70年代，社科院历史所由郭沫若挂名，编纂《中国史纲》，何高济因此也从农村调回所里，并负责中外关系史、蒙古史和宋史部分的编写。“这部书左倾思想太厉害了，整个一部历史，除了阶级斗争，什么都不能谈。”虽然这部《中国史纲》最终并未流行开来，但借此机会回城的何高济却得以专心地继续进行自己的翻译工作。
    随着政治环境逐渐回暖，何高济的《世界征服者史》翻译工作也接近尾声。令他无奈的是，他的境遇并未因政治环境的松动有所改变，没有出版社接受这部书稿。几经周折之后，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书稿。1980年5月，《世界征服者史》第一版终得以面世。
    半百之年远赴巴西
    应该说，对于学术界而言，《世界征服者史》的出版是件大事，且对历史所也是一种光彩，但由于出身不好，何高济还是不被重视，依然处于“有限制地使用”状态。无奈之下，半百之年的何高济被迫选择远赴巴西，去投靠早已在那里定居的哥哥姐姐。但何高济当时的月工资仅69元，根本付不起昂贵的机票钱，正在万般无奈之际，何高济收到了《世界征服者史》的稿费，这才得以凑够一张机票钱。1983年，何高济孤身一人离开了中国。之后几年，爱人才跟去巴西，而女儿却一直留在国内由岳母照看。
    何高济到了巴西之后，跟随哥哥以教中文为生。为了谋生，他又不得不学起葡语。也正是掌握了葡语，专业的敏锐度让何高济在巴西又发现了“新大陆”。“我开始搞中外关系史，葡萄牙跟中国有往来，但这块是冷门，很少人知道，但是却很有意思。”在巴西的图书馆里，何高济发现很多葡萄牙和中国早期往来的资料，于是，他便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中外关系史，翻译了大量的著作。《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大帝国史》《十六世纪葡萄牙文学中的中国·中华帝国概述》《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鞑靼征服中国史·鞑靼中国史·鞑靼战纪》《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等许多有影响的译作，均在这个时期完成。通过曾经的同事，何高济同国内出版社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此时也有更多的出版社愿意接受何高济的书稿。这些译作，除《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外，其余大多收进了中华书局的“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
    何高济的翻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他用详细的注释将自己的研究注入到书稿里，考证辨讹，持之有据。这种翻译风格也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此时，何高济翻译的第一部书稿《世界征服者史》已变得炙手可热。继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之后，江苏教育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均出版过此书，商务印书馆还将此书收入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中，对于这本书忽然畅销到几家出版社争相出版的地步，何高济也感到匪夷所思。“这么专业的书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出了那么多，一般看的人也不会太多。”
    归 来
    直到两三年前，何高济结束了几十年的海外漂泊。“女儿在国内，我也就回来了，现在国内情况变化很大，我年纪也大了，就不再回巴西了。”回国之后的何高济，依然笔耕不辍。“目前手头有三部书在翻译，一部就是《鞑靼征服中国史》，这本书要再版。除了商务印书馆那本《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的图画书，三联还有一部《中国纪事》。”
    从翻译第一部书稿开始，到目前为止，何高济已经出版了将近20部译著。其中，更有不少书一版再版，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回顾这些译著，何高济最看重的还是《世界征服者史》。“第一本，花的功夫不一样，因为那些东西不是一般的人能翻译得了的。人名地名不好定夺，有的还是波斯原文，必须要功夫通。另外，还要看很多中国史方面的材料。”为此，何高济在蒙古史方面曾写过不少文章，并出版了《域外集》一书。
    尽管译作等身，回忆起自己一生的经历，何高济仍无不遗憾地说道：“时间都浪费了，要是一直留在历史所可能会做更多的事情。”不过，凡事皆有两面性，令他感到宽慰的是，“出去把葡语学好了，直接从葡语翻译，还算是一个收获。”
    从接受翁独健的建议接手翻译《世界征服者史》开始，何高济与翻译便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何高济说翻译并不是他的兴趣，只是觉得有点用才去做。怀着对别人“有点用”的朴素想法，他一做就是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