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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四二年的冬天，这年的冬天来得早，人们还没准备好过冬的棉衣，暴风雪就堵住了村里人的柴门。家里的人蜷缩在土炕上，等着爷爷从北平城里回来。爷爷是手艺人，在前门外的翠香楼做厨师。我们这个村子当时还属于通州，归河北管辖。事实上，当时的通州也不归河北管了，它归大汉奸殷汝耕的伪冀东自治政府管。 爷爷一年也回不了村子几次，尽管他成家还不到三年。奶奶也是通州人，她家很穷，十四五岁就嫁到我们陈家，我猜测她家是看中我爷爷是在城里做事，有饭吃，有钱花。可他们不知道，我曾祖父那一辈家里已经开始败兴了，听我父亲说，在民国初年，我们家在前门一带还开过钟表店的。后来随着战事不断，再加上村里人经常到店里白吃白住，这钟表店也就屁股冒烟倒闭了。多亏我曾祖父留了后手，让我爷爷十三四岁就到饭馆里学徒。爷爷手艺自然不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亲眼看他炖红烧肉，蒸白面馒头，那形状，那味道真叫一个绝。只可惜，我父亲没有跟我爷爷学得一招半式，否则我就不会一辈子只吃我妈做的家常菜了。 城里人不同农村人，有文人形容说，山里的星星多，城里的厕所多。而在我看来，城里和乡下的差别还有很多呢。譬如，农村晚上夜生活少，冬天一摸黑，人们就开始钻被窝了。在贫穷的年代，家家孩子多，其主要原因就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为制造孩子提供了温床。爷爷是在城里做事，他过去家境好，经常随我曾祖父到广和楼去听戏，也喜欢约几个票友去下场子凑热闹。这点我父亲倒是耳濡目染，学了几段黑头花脸，闲暇没事，找几个戏迷时常在自家的庭院唱上两三个小时。 爷爷从城里回来，总是能带着雪白的馒头，炖熟的猪头下货，钱多心情好时还有点心、茶叶、白糖，这让村里人很是羡煞。六十年代初，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时，爷爷还保持着过去的习惯。村里的街坊，本姓族人，不管岁数大小，男女老少，都盼着爷爷从城里回来的日子。这些人会在爷爷回来的这一两天，一起吃肥肠，喝花茶，还能听爷爷讲城里有意思的故事。爷爷高兴了，顺便免不了还要唱几段京剧。待爷爷回城了，家里又恢复了往日的冷清。我奶奶把剩下的熟肉、点心偷偷地藏起来，留着给她和我姑姑吃。我母亲则一边到田地里干活儿，一边还要每周用篮子到五里路远的煤站去担煤。煤担回来了，母亲负责生火，这火除了自家做饭烧水，其他的邻居家也提着水壶到我们家里烧水。一天两天可以，时间长了，母亲就忍不住了，对奶奶埋怨道：您不能这样过日子，火老这么烧，得花多少钱啊！奶奶说，她也没办法，都是老街旧坊的，赚便宜习惯了，想说也捱不下这个脸来。母亲说，得罪人的事您不愿干，我干，反正受累的人是我，再挨点骂也算不得什么。 母亲的怨气并没有制止那些到我家赚便宜的人，他们反而联合起来给我母亲开了一个批斗会。我母亲不服，他们就孤立我母亲，让村里人跟我母亲不说话。 话有点扯远了。再说一九四二年冬天，我爷爷是在阳历年前夕那天从城里赶到村上的。以前他回村里都要从双桥火车站下车，然后步行七八里地才能到家。这次他是搭一辆进城送棉花的马车回来的。车把式是爷爷的一个熟人，家住在咸宁侯村。咸宁侯村在我们于家围村东北五六里地，再往东是郭家场村，往南是双树村、石槽村。这几个村之间是一马平川，约有三千亩庄稼地。每年的春种秋收，少不得农人们聚在一起劳动的热闹场面。兴许这地方离北平较近，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虽说农家的日子不富裕，可温饱还是能解决的。等进入到一九四O年，随着伪冀东反动政府的建立，驻扎在通州县城里的汉奸、特务、伪军以及地痞流氓，便经常到这一带祸害。听我母亲说，她小时候就知道于家围这边闹土匪。人们到这里的村上串亲戚，一般都上午早来，下午早回，生怕撞上土匪恶霸。这些人，是不会跟你讲理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