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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曾红极一时，独领风骚，用小说启蒙过一代人的作家张贤亮离世，使人们追忆起那个理想奔涌与思想启蒙的1980年代，而张贤亮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也再次成为谈论的话题。人们发现，在他之后，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书写变得零零落落，几成断裂之势。可喜的是，一部知识分子题材的新长篇《荒原问道》来了。 它的作者也恰好是西部作家。很多评论家都谈到这部小说与张贤亮小说的关联。在我看来，《荒原问道》不仅续接了张贤亮等作家一直书写的知识分子主题的传统，而且比那一代作家有了更为广阔的开掘。它是近期出现的一部在主题上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且意蕴独特、容量甚大的精神成长性长篇小说。 小说一开始写道：“在远赴希腊之前，我又一次漫游于无穷无尽的荒原之上。我先是去了一趟曾经支教的甘南州迭部县的藏区。那是尚未被开发的地方。一路上，又一次看见亘古的河流，又一次目睹迭山的万壑，而巨大的鹰在头顶盘旋。”这样的景物描摹，何尝不是我所熟悉的西部：甘南、迭部、阿拉善、河西走廊、青海高原、戈壁、沙漠……多么熟悉的山河！反右、双子沟、“文革”、红卫兵、毛泽东逝世、高考、80年代、思想解决运动……这又是多么熟悉的人生经历。 阅读这部小说，我仿佛在阅读我自己，置身于我们那一代人的精神旷野。它不仅使我想起自己在甘肃生活、学习和游历的诸多情景，想起我在“四清运动”时到河西走廊下乡时的种种记忆，而且使我情不自禁地想起1980年代至今的一些著名文本。如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杨显惠的《告别夹边沟》，高尔泰的《寻找家园》等等。我猛然发现，这些作家和文本，几乎都诞生在西北。反过来说，这些主题一直就在西北那片辽阔而悲壮的大地上繁衍生息。可能正是这个原因，作为后辈学者的徐兆寿就天然地继承了这些精神，受到他们的熏染和启发。当我们摸准小说的内部肌理之后，就会发现有大量作者独立的、新鲜的、深刻的生活体验，而且还是站在今天，重新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信仰、价值和精神追求，它的意义是面对全民族的，是对整个社会精神归属和灵魂安顿的思索。 现在来看，张贤亮那一代作家因为其自身的人生经历、历史思考以及其接受的俄苏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使他们的文学书写主要表现在对政治文化的深刻思考与批判上，以此来反抗那个时代政治统摄一切，极左政治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境。后来的杨显惠也受其经历、文学观念的影响，对身处夹边沟右派的书写仍然集中表现在对政治文化的强烈批判上，他笔下的人物也因身负历史重压而步履沉重。他们的书写可以归于政治叙事方面。但是，作为1960年代末出生，1980年代成长，1990年代后逐渐成熟的徐兆寿来说，他的人生经历中就缺少了政治的强大干预，形成他思想主脉的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世界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以及后期逐渐兴起的中国传统文化，而他的文学观则由1980年代此消彼长的先锋文学观念、文学史上的各种观念以及“五四”以来始终占主流的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等构成，极为复杂。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徐兆寿的《荒原问道》在风格上既有浪漫主义的倾向，又有现实主义的理性；既有现代主义的荒诞，又有先锋叙事的种种尝试；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叩问，又有对西方文化的思索批判；既有对集体主义理想的书写，又有对个体理想信仰的探索。所以，虽然主人公之一的夏好问也经历了如同章永麟一样的政治迫害和人性扭曲，但是，夏好问的思考就比章永麟要广阔、复杂了许多。章永麟思考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夏好问思考的是中国文化的命运、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同时，徐兆寿还塑造了一个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形象陈子兴，又名陈十三。在这个人物身上，又表现出比章永麟走得更远的思考，文化、心灵，也更为广阔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空间。在陈十三的身上，我们看到类似于米兰·昆德拉式的现代思考与追问。这使得这部小说超出了之前知识分子的书写，而直接融入世界文学对知识分子书写的洪流之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