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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大道》是浩然平生最看重的作品，也是“文革”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是，它也是文学史通常一笔带过的作品，更是学术界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研究的作品。这部作品，誉之者称之为“代表了当代小说的高度”，毁之者斥之为“没有什么成就”。回顾新时期以来关于浩然的多次论争，它几乎每次都成为论争的焦点。两极评判的唇枪舌战之后往往是不欢而散，伴之而来的是无力的疲软，而这种疲软会在新一轮的论争中再度亢奋。亢奋、疲软、亢奋……周而复始，意气大于学理的论争总以浅尝辄止而终。这对《金光大道》的研究推进不大，以致浩然的尴尬文学史地位至今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重读”风行的当下，我们何不暂时抛开主观争论，好好地对四卷本的《金光大道》动动手术、解剖一番呢？这好过无益的口水战。正是出于这样的背景和心态，我一而再、再而三地细读了四卷本的《金光大道》。通过阅读和研究，我认为《金光大道》呈现出一种“史诗”追求和“史传”笔法交错的态势，也可谓一部“奇妙混合体”。 由于图解“路线斗争”理念和运用“三突出”的创作方法，《金光大道》在反映社会历史发展本质规律、呈现生活情景和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以致它还称不上是一部“史诗”性作品，但是这并不能否定《金光大道》是一部具有强烈“史诗”追求意识的作品，不能抹杀它具有“史诗”作品的某些特质。 《金光大道》的“史诗”追求，首先体现在浩然创作的“史诗”意识上。浩然说《金光大道》：“这部书不但酝酿时间长，而且雄心勃勃：想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农村写一部‘史’；给农民立一部‘传’；想通过它告诉后人，几千年来如同散沙一般的个体单干的中国农民，是怎样在短短的几年间就‘组织起来’，变成集体劳动者的”。浩然创作《金光大道》的“史诗”意识与20世纪中国现当代作家创作的普遍“史诗”情结一脉相承。一般认为，中国有“史传”传统，没有“史诗”传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古典小说缺乏巴尔扎克式的“史诗”小说，《金瓶梅》《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等小说现在看来皆可位列其中。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史诗”倾向是西学东渐的结果，茅盾的《子夜》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史诗”小说的标志性作品。中国现代小说的“史诗”追求，在茅盾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洪子诚指出：“到了五六十年代，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的强烈，反映‘伟大的时代’，写出‘史诗’性质的作品，成为最有抱负的作家的崇高责任。这在表现‘现实生活’的创作中也得到体现，如柳青的《创业史》，但最主要的‘实现’，是在‘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浩然创作《金光大道》的“史诗”意识，显然是步茅盾、杜鹏程和柳青们的后尘的，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要比一代强”。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不是浩然创造了《金光大道》，而是《金光大道》创造了浩然。当然，也不乏浩然扬名文坛的个人志气和欲望在里面。 其次，宏大的结构布局，也彰显出《金光大道》的“史诗”追求。刘景荣指出：“跟此前同类小说相比，《金光大道》的艺术结构也是后来者居上的。《铁木前传》和《创业史》都是没有最后完成的作品，无法窥其全璧。《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是首尾完具的作品，但结尾过于匆忙急促，致使其结构出现前紧后松的通弊。《艳阳天》以其气魄宏大、结构茂密著称，但过多地穿插叙述，却常常使粗心的读者找不到主线。相比之下，《金光大道》的结构就显得颇具匠心。在整体构思上，以党内斗争为关钮，以一系列相对对立而又互有联系的事件为主体，整个情节沿着芳草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进程滚动式地向前发展。全书仅200万字，分4部285章，合之为一有机整体，分开各部、各章节又可自成起讫。如此宏大而又井然有序的艺术结构，不仅标志着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力，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长篇小说的成就在当代所能达到的高度。”对于熟悉当代农业合作化小说和四卷本《金光大道》的研究者来说，刘景荣对《金光大道》艺术结构的分析，可谓中肯。其实，早在1970年代，嘉陵(叶嘉莹)在《我看〈艳阳天〉》的“余论”中就认为以“理性取胜”的《金光大道》要比以“感性取胜”的《艳阳天》“在全书的结构组织方面，都有理性的安排，更有周密完整的计划”，且“两者各有千秋”。陈侗也曾认为：“《金光大道》里，浩然所尝试的已经不是像《艳阳天》那样的结构现实主义创作，他更想写的是一部‘长河小说’。”可见，《金光大道》的结构布局相当宏大和周密，具备“史诗”作品的规模，潜藏着浩然创作的野心和抱负。 (责任编辑：admin) |